2014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于8月22日-24日在河南郑州召开。本届夏峰会的主题为可持续增长的动力。上图为高盛亚洲投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2014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于8月22日-24日在河南郑州召开。本届夏峰会的主题为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分论坛中，高盛亚洲投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表示，我觉得这种增长模式是难以估计的，因为“新常态”不是说政府要不要，也不是说哪个企业家要不要，是必然会到来的，是一个客观规律的结果。

　　以下为高盛亚洲投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分论坛发言实录：

　　哈继铭：我先谈一谈我对“新常态”的理解，所谓“新常态”是相对于旧常态而言的，旧常态是表现以下的一些经济特征：第一是增速很快，过去20年来、三十年没有平均经济增长10%左右。第二是失衡增长，主要是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在早期的时候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但是到最近几年出口也不行了，所以投资增长速度变成了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所以现在为了维持经济增长这几年不断的在推投资，这也是旧常态的一个特征。第三个特征主要是靠银行的贷款，而不是主要靠股权的融资来进行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经济杠杆率在不断的提高，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中国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包括刚才说的三个主体——政府、企业、个人债务占GDP的30%，这是用货币扩张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这也是过去的常态。

　　我觉得这种增长模式是难以估计的，因为“新常态”不是说政府要不要，也不是说哪个企业家要不要，是必然会到来的，是一个客观规律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要理解这种旧常态是在什么样的力量的推动下造成的，第二可能要了解一下它的不可持续性在哪里？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片面的追究GDP的增长，不息以牺牲环境、资源错配来提高经济增长，另外也提供了对单纯GDP增长的支持，比如说过去那么多年来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很容易让经济通过出口来带动、来推动。另外中国的储蓄率，由于劳动人口数量多，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数量多储蓄率就很高，因为我们知道非劳动人口是没有储蓄率能力的，甚至是负储蓄，比如说老人、儿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差不多三十年中国的人口很低，资本的价格、利率也很低用一句俗话来说人不值钱、钱不值钱，所以干什么都挣钱。这是一个旧常态的条件，是一个基础。

　　但是我觉得向前看，不久的将来处于一个快速老龄化的阶段，青壮年，也就是80后、90后在整个社会的占比是下降的，因此整个社会的储蓄率会下降，一个对于劳动力的供应不像过去那么充裕，从而会推高人工的成本。第二储蓄率下降资金的供应、资本的供应也不像过去那么充裕，这也会推高资金的价格。再套用刚才那句话，将来人更之前、钱更值钱，干什么都不容易挣钱。

　　在这样的环境下，以上说了高增的增长、失衡的增长、高杠杆率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刚刚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48%，48%是一个什么概念呢？48%，如果我们做国际比较，当年日本最高的时候是在40%，是1990年的时候，之后经历了20年缓慢的、很痛苦的向下调整。再说中国自己，过期在1958年投资率曾经也一度达到42.8%，但是我们都知道之后经历了三年既有自然灾害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比如说苏联的关系等等，但是客观上看到出现了三年剧烈的向下调整，那种经济的着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去的历史书，1960年中国的GDP增速是多少，负15%。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在其他国家，像印度尼西亚是出现负15.8%，这两种调整一种是缓慢的僵尸型的几十年的调整，另外一种是短期内剧烈的、跳崖式的调整，对经济的损害都很大。现在高达48%的投资率将来是一定要下降的，不可能永远的上升。

　　有人说我们走到48%也不是一天走到，也是经过了很多年，你为什么说过去几年其实47%很好、46%很好，为什么48%一定要往下调呢？其实我刚才说的基础，储蓄率高本身也提供了投资率下调的条件，因为将来储蓄率下降以后政府主动的投资再想推动，给贷款进行展期、新的经营活动进行贷款都不可能那么顺利，资金少了你要想就会利率上升，从这个意义来说将来投资率的下降就是要伴随去库存、去杠杆的过程。

　　第二是债务率很高，刚才我说的简单的数学叠加，把各类债务叠加起来，政府的、企业的、个人的，还有影子银行、信托产品，所有加起来占GDP百分之二三十。我最近做了一个风险权重的度量指标，一般来说中央政府的债务风险是最低，如果我们把中央政府风险系数定为1%，其他的债务显然就高于这个，在风险权重的考虑之后，再来把各类债务用不同的风险权重进行加权，其实中国现在的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270%，是高于美国的，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2008年到现在六年来美国国家债务是大幅上升的，但是高风险、透明度低次贷债务是下降的，但是中国政府这几年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风险比较高、透明度高、影子银行这种债务是上升比较高的，所以我希现在债务上升是伴随一个结构的恶化，在这种程度上将来一定要伴随一个去杠杆的过程，不然将来我们很难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高达48%的投资率做一个解释，比如说本届政府在2020年逐渐降低到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什么是较为合理的水平，其实大家可能都有不同的数字，我这里假定降到40%，即便到2020年降到40%，首先一个预计的数字投资一定要慢于出口，但是另外两架马车短期内不可能大幅提升，投资率一定会下降，这样会带动GDP的下降，从现在到2020年我们的GDP增长速度根据我模拟的速度应该是在5%左右，所以增速从10%的旧常态降到未来5%左右，这就是在增速上我理解的“新常态”。另外投资杠杆率来说，接下来我们一定会要伴随一个去杠杆，如果这个去杠杆不实现将来会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到2020年之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波动，因为每个月往社保里面放钱的人少了，每个月从里面拿钱的人多了，所以这个调整必须在对社保出现压力以前。所以我们将来的信贷增加一定要回到一个可持续的轨道上，不可惜这几年大幅度的增长，尤其是高风险的增长。

　　其实“新常态”里面还有一个内容，我觉得对于房地产也会有一个影响，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每年有收入的人、有工作能力的人数量在上升的时候，买房的人在增多，因为只有这么多有条件、到银行去申请按揭贷款，也就是说过去买房的人是在逐年上升的，将来中国进入老龄化以后，这些退休的人已经没有这种动力去买房，即使他想买房银行也不一定给他贷款，将来这些人买房就不买的，但是其中有一部分人会想到卖房，因为他中年买房是为了老年卖房套现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