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于5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重庆市巴南区委书记李建春。(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4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于5月25日在北京举行。重庆市巴南区委书记李建春称，不能对资本进入农村进行“有罪推定”。

　　李建春称，“我们先不要界定工商资本进入农村、进入三农就一定是圈地，圈地主要是我们管制不到位，所以要实施那种有罪推测，农业的市场化就走到头了”。

　　李建春分析称，工商资本进入农村，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土地政策导致投资形不成资产，所以就没有办法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我们抓工业、抓城市大家都知道，工业有工业产权，城市有城市的房地产的产权，它可以通过抵押、通过大量的资本运作来解决经营化难题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苛求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呢？所以这是中国现在农业投入不足，但是我们的政策又在阻碍着工商资本下乡，特别是我们在观念上还有一种有罪推测，我觉得这是不妥的”。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建春：刚才上来之前，卢柏强先生问我一个问题，你作为书记是分管农业吗？实际上这个问题问得好。

　　中国的农业问题或者叫中国的三农问题，绝不只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它涉及的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也涉及到政治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作为书记来讲及对于城乡一体发展、作为农业我更多的是战略思考、方向的把握。

　　借这个机会谈三个观点：

　　一，解解题，我们这个主题叫做城镇化与三农，表面上一看城镇化和三农是相悖的，因为城镇化就意味着耕地的减少、农民的减少和农村的减少。但是我看来它并不相悖，我觉得城镇化的思考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应该要根据不同的主体功能区来思考，我们主体功能区大致是三大类。

　　1，城市聚集区。城市聚集区旁边有郊区，比如说我们巴南就是属于城市聚集区的郊区，也有农业。

　　2，农业生产区，城镇化和三农问题的解决路径也是不一样的。

　　3，生态区。

　　在巴南来讲，对解决城镇化和三农问题，总的思想是叫做城乡一体发展，要做到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怎样浮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和农村通盘考虑，社会保障体系要同步建设。所以在我们巴南就提出来三化解决三农的路径，农业产业化解决农业产业的生产方式，农民职业化解决农民的劳作方式，农村社区化解决农村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对城镇化和三农问题的一个基本思考。

　　第二个问题是今天这个大会的主题，叫做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生态，对这个问题我的理解也是，中国幅员很大，不同的气侯土壤条件，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地形、地貌，我们做农业现代化的思考不可能找到一个统一的范式，或者说一个什么统一的政策就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我觉得首先是关于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条件下，它的现代化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我们那个地方，我们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是解决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怎么样互动的问题，主要是解决农业的功能充分发挥的问题，所谓现代农业就是有别于传统农业，不管市场、不管需求，就农业谈农业，这就是现代的农业思想。

　　第二个它可能是实现的形式不一样，比如说巴南属于城郊型农业，我们的实现形式就是都市工厂农业，我们实现的形式就是都市休闲农业，它和东北的大粮仓农业现代化实现模式不一样，我们那个地方是丘陵地带，不可能进行大面积的机械化作业，所以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是不一样的。

　　同时它的路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既然我们巴南选择的是都市休闲农业，我们的路径就是重点把农业的三生功能发挥到极致，我们现在农业只注重农业的生产功能是不行的，农业还有生活功能、还有生态功能，特别是在于都市农业来讲，它仅仅在农业的生产一个环节要取得很好的效益，是难上加难的，就像刚才朱先生讲的三大问题，在我那儿也同样具有。但是我们要是把农业的功能理解透彻，既注重农业的生产功能，又注重农业的生活功能，还注重农业的生态功能，问题就可以解决。

　　为什么呢？农业的生产功能，我们那个地方主要就是花卉苗木、茶叶蛋奶、水果蔬菜，这是我们的都市农业。这些产品都可以在市场上去直接交换它，这是我们的生产功能。

　　什么是生活功能，实际上这些农作物本身还有乡村旅游的有效载体，比如说我们种的水果就可以体验式农业、观光式农村，就把乡村旅游带动起来了，它的收益不仅仅是卖农产品。比如说在我们那儿摘琵琶，外面卖的琵琶也有可能就是20块钱，但是要是在我们地里边去摘琵琶要50块、60块钱，那完全不一样的。

　　农业本身还有生态功能，我到加州去看过，加州的葡萄庄园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农业作物它本来就是一个大生态系统，这个大生态系统在郊区是很好的资源，我们的城市建设形态今后叫做生态的环境加现代的功能，这就是我们今后巴南城郊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为什么不可以建一些休闲渡假的设施呢？我觉得不同的地方应该因地制宜寻找自己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子。

　　第三个观点是说，要是因地制宜也好什么也好，政策创新是现在中国农业的活力所在、动力所在，就是我们发展农业部能够停留在口号、不能停留在观点，也不能够停留在理念上，就是说我们的政策设计都是千篇一律的政策设计，它就可能是解决了一方面的问题，而让另一方面的问题暴露出来，比如说今天这个课题里面讲了两个大的政策问题。

　　1，土地流转问题。土地流转在我看来是解决农业规模经营的主要实现形式。但是在流转过程当中，刚才韩先生讲了一个观点，土地流转一定要进行规模的控制，我上次和他们都讨论过这个问题，这是属于政治考虑还是经济考虑？我看更多的是属于政治考虑，从经济考虑来讲只要老百姓愿意，我们就应该积极鼓励，这是第一个问题。

　　2，政府干什么？政府关键是要把握住、管制住流转土地的用途，刚才张司长讲的一样，我完全赞同。但是用途里面关键是做休闲农业的没有一定的设施用地、管理用地、城市建设用地，他怎么样搞休闲农业？所以主产区的土地流转政策和我们适度农业的区域，应该有所区别。

　　3，我们现在的解决思路是，要解决农民自愿和工商企业参与流转的利益平衡问题，我们推出了土地股份合作制，集体来进行土地的流转，就解决单个农民和集体大片规模经营当中出现的问题。

　　4，价格发现问题。

　　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发挥市场化主体的作用，我们先不要界定工商资本进入农村、进入三农就一定是圈地，圈地主要是我们管制不到位，所以要实施那种有罪推测，农业的市场化就走到头了，现在工商资本进入农村，最大的问题是投资形不成资产，因为是土地政策它形不成资产，就没有办法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我们抓工业、抓城市大家都知道，工业有工业产权，城市有城市的房地产的产权，它可以通过抵押、通过大量的资本运作来解决经营化难题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苛求我们的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呢？所以这是中国现在农业投入不足，但是我们的政策又在阻碍着工商资本下乡，特别是我们在观念上还有一种有罪推测，我觉得这是不妥的。

　　关键问题是我们管理要到位，现在的问题是制度没有给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创造良好的条件，我觉得在三农问题的解决上，口号、观念、理念不重要，现在需要的是我们脚踏实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农村体制改革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中国的农业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