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于5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熙可集团首席执行官朱演铭。(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4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于5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熙可集团首席执行官朱演铭称，农业发展受制于土地，并批评劳动法增加企业成本。

　　朱演铭在演讲时表示，土地资源(农地、宅基地)是中国最后剩下的一块宝，非常重要。从经济、市场化的角度来说，中国农业的发展受制于土地，城市资本(聚集在城市的金融资本、人才资本、知识资本)去农村干的是什么？是投资回报。我们要让农村的土地跟城市的富裕人群需求，通过产品和标准化的服务，得以市场化的方式自由流通起来，“真正能够按照决定中所指出的，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打破垄断，把资源配置的角色留给市场、留给企业家，变一贯的农业输血机制为市场的造血机制”。

　　在谈到“新劳动法”时，朱演铭称其增加企业成本。

　　其举例称，员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辞职，只需要提前一个月，相反企业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轻易地裁减员工，一定要满足一些理由、证据证明员工是犯法或者违规。而对于企业来说，核心岗位培养一位胜任的员工有时候需要一年，甚至超过一年才能够做得到。

　　“也就是说现在新的劳动法是逼迫着企业必须对所有的劳动力资源进行长期投资，而这些投资是得不到保护的，员工可以随意离开，企业法律成本和法律风险上升，企业现在是诚惶诚恐，每一天都要躲避因为裁员，他必须要裁员，这个员工没有很好的业绩他必须要裁员，但是不可以裁员，裁员了就是犯法，你一定要到劳动到期的时候才有资格提出跟他解除和约，这三年当中你不可以让这个人走，但是三年中什么事情都可以发，劳资关系现在变得越来越紧张。企业开始视员工作为一种成本，员工的忠诚度不断地降低，结果出现的是更大规模的离职，造成企业进一步隐性成本不断增加，劳动力成本不断地上升”。

　　以下为演讲实录：

　　朱演铭：韩群力部长和韩俊部长，一个是从国际的角度，一个是从中国的角度，再加上刚才钱克明总经济师又在中国的角度，说了很多有关中国三农的一些问题。

　　BRIANPECK是我们从加州请来的，代表加州州长和加州州政府，支持我们中国三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今天带来了加州的一个商务代表团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论坛，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把这些人、把这些人的关系拉起来，我跟大家讲的意思是说，中国的三农要能够进一步改革的话，我们必须走出去，就像30年以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正是因为我们走出去了才有今天。所以说农业也是一样，三农也是一样，需要我们走出去。

　　今天我想就企业家的角度谈一下我的心得。

　　我今天的题目叫《助推企业家成为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军者》。我今天一大部分是用读的方式，另外一部分可能会深入一下。

　　中国国际农商论坛举办至今已经第三届了，在第一届论坛上，我跟大家分享了熙可集团近年来在农业投资和城乡一体化项目中遇到的五大挑战和体会，并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三农问题的破解之道应该是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和发展，在2013年第二届论坛上，我的观点是三农改革的第二大瓶颈是农业现代化和农商这两个领域当中的人才缺失，农商管理教育是当务之急，这里我要感谢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来自于荷兰的瓦根宁大学对此作出的积极响应，他们是全球农业领域数一数二的大学，熙可集团赞助的农商教育事业，自开班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在培养一批批新一代的农商企业家和农场主，这一点也是适应和刚才韩部长所说的，中国最基本的农业单位应该是农庄、农场和家庭农庄。

　　去年年末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很欣慰地看到，我在这前两届的论坛上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与这个决定不谋而合，从我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角度来看，这个决定切中要害非常务实，如果在未来的十年当中，这个决定能在中国真正落地开花，中国农业和农商的发展，将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中国的经济也将再现出改革开放初期那种万马奔腾的景象，中国的希望在习近平，中国的希望在新一届以习近平领导的中央的新一届领导团队当中。

　　我下面想就决定的落实和企业家的领军作用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农商企业家和农场主，是中国农业现代化改革的领军者，决定的核心内容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企业家和农场主是落在这么一个核心内容的关键主体，未来真正的务农者是农业、农场的企业家、是农场主，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勇气和能力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把土地集约起来、管理起来，是需要勇气的。到现在目前为止很多都是亏本的。把中国的小农经济引向适度的规模经营的改革当中去，把先进的科技引入农业现代化，其中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我们需要用拿来主义，吸引农业现代化走在前沿的先进国家的农业、农场企业家和农场主，鼓励和协助他们把国际先进的农业科技、农业技巧、专业技巧以及最佳实践的经验引入中国，加速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并和中国的农商企业家一起成为中国三农改革的生力军，帮助我们少走弯路。

　　今天在座的有来自于美国加州、荷兰、以色列的许多农商企业家，而且不仅仅是这个屋子，我知道周边还有两三个教室，里面有很多来自于各个国家的农商企业家，由他们一起来促进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改革，同时我也预祝你们在这种战略联盟当中，特别是我们昨天24号早上做了第一次有关加州和荷兰的农商企业家和中国农商企业家的对接，而且显出了非常可喜的成果。很多这里的企业家都找到了自己互相所对应的一些企业，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帮助这些企业家能够联合起来。

　　所以说我预祝大家，中国市场非常巨大，需求非常巨大，我预祝双方的企业家在中国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

　　第二，企业家是解决中国农民就业的领军者，决定中指出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和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等，保障农户的宅基地物权，稳妥地推进农民住房的财产权，抵押担保和转让。读这些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读了这份儿文件，这份儿文件我整整读了一个晚上，之后用一个月的时间慢慢去消化它，刚才说的是怎么？很重要跟农业有关，这些都是跟农村的土地、农地、宅基地解套流通的政策有关。是推进城乡要素交互平等，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决定中还指出，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专业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这又是什么，这是人的城镇化。这是我们当前热议的新型的城镇化。

　　经常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不是简单地把农民赶出农村、赶上房，而是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吸引农民自觉、自愿从农村中走出来，这就需要为农民创造新的更好的就业机会，而这些就业机会需要产业的导入，但是什么产业呢？工业吗？产能已经过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的制造商，农业使我们需要大量的，逐步逐渐地减少用工的领域。而且农业现代化、自动化也是今后市场竞争中必然的趋势。答案在服务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服务业的增长，对GDP占比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达到了46.09%，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工业的近两倍，同时相比这一比例的74%的美国，我们还有很到的农间，这就意味着服务业的发展是农民就业的最大引擎。服务业业是我们农民今后就业的最大引擎。从工业化转向推动服务业的发展，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决定中还指出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着力解决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企业家而不是政府，按照实际的规律去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去创业，成为为农民创造就业的领军者。

　　第三，企业家是解决农村落后面貌的领军者，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部分，空心村的整治、农村的污染、土壤的改良、水的安全、农村教育、卫生和医疗状况的改善，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资本的投入必须首先要让企业家参与进来，并获得市场化的投资回报。

　　三农改革最大的机会来自农村的土地资源和城市资本，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要素，比如说人才、知识这些要素之间的市场化自由流通，土地资源指的是农地、宅基地，大家都知道是中国最后剩下的一块宝，非常重要。中国农业的发展根本基础我认为从经济、市场化的角度来说受制于农村的土地，这个农村土地包括农村的农地以及宅基地，城市资本指的是聚集在城市的金融资本、人才资本、知识资本。大家都知道要去农村干的是什么？是投资回报，投资回报跟企业家的创业有关，企业家的创业，企业跟满足市场未被满足的需求有关。我们要让土地和需求，也就是说农村的土地应该跟城市的富裕人群需求，通过产品和标准化的服务，让它以市场化的方式自由流通起来，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按照决定中所指出的，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打破垄断，把资源配置的角色留给市场、留给企业家，就是刚才韩部长也说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把这个角色要留给市场、留给企业家，变一贯的农业输血机制为市场的造血机制。

　　我给大家一个数字，2013年农民受到的农业部给的一些补贴，总共的数字是1638亿，这个数字是到目前为止最高的一个数字，逐年国家财政都是在全国各地撒胡椒面一样把钱撒到农村去，这个钱是不是有效，是值得大家探讨的。我们就一定能够解决农村落后的面貌

　　这里有大约56万亿的GDP的增长机会，因为农村低效率利用的集体建设用地，刚才说到的宅基地，这些都是集体建设用地，有大约3.5亿多万亩，每一亩的价格按照12万来计算，可以带动大约42万亿的投资机会，把这个数字乘以1.33来测算，对GDP的拉动就是56万亿，如果我们每年拿出这个数字的10%，就相当于我们每年10%的GDP增量，因为2013年中国的GDP约56.9万亿，所以农村的问题根本不需要国家财政买单，只需要真正地落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就可以了。

　　第四是有关食品安全和食品供应的综合性问题，也是只有企业家才能够帮助我们走出这个困境。刚才韩部长所说到的一些增量，我这里就不读了，有关动物蛋白的增加，这都是一些增量，800万吨的猪肉、粮食的增加3000万吨，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巨大的，有关在食品的供应上的增量，这个增量我们能够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要引进科技，必须要从中国走出去，看看加州、看看荷兰，他们怎么解决在他们国家碰到的食品供应的问题。

　　更不用说了食品安全问题，也是跟我们2.2亿的小农，所以慢慢逐渐减少中国农民的数量，彻底消灭农民阶级而不是消灭农民，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出路，我们不能够怪中国的系统当中食品都是不安全的，我们要怪的是我们的农业体制，这个农业体制给我们带来的是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农业现代化、走较大规模的，以科技作为引领的现代农业的这条路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今年的企业家，尤其是农商企业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所以缺乏进一步投资实业的意愿和信心，作为农商协会的会长，最近一年我接触了不少的农商企业家的，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经济增长值，也就是说没有股东回报的效力、能力，企业连年亏损。我现在谈三个问题，

　　问题一存在在中国的劳动法上，2008年1月1号做了一个劳动法的改变，这个劳动法的改变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是现在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包括现在中等收入的陷阱也好，我们中国现在经济停下来也好，大家都看到东莞的问题、看到的是温州现在目前还在煎熬中的问题，可能系统性地对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如果在一年前没有把你曾经投资的中国房产卖掉的话，今年可能是问题，今年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你可以追寻回去跟这个劳动法是有关的。劳动法出台了以后，实际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些矛盾，美国很不一样的地方是美国在雇佣人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意雇佣，美国企业可以按需做劳动力的需求，进行雇佣和裁减员工，中国不可以。

　　举例来说员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辞职，只需要一个月员工就可以离职，对于核心岗位培养一位胜任的员工有时候需要一年，甚至超过一年才能够做得到，相反企业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轻易地裁减员工，一定要满足一些理由、证据证明员工是犯法或者违规。大家知道在商业经营当中，到可以提供充分证据的时候，多半是这个企业申请破产的时候，你到申请破产的时候再说，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新的劳动法显著地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我这里不展开，一展开需要好几个小时。

　　摩擦成本的上升。企业吸收一个新的员工以后，产生的磨合成本，有时候超过一年，我感觉新的员工目前越来越贵，新的员工比老的员工贵得多，你是不是对不起老的员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培育的成本不断地上升，也就是说现在新的劳动法是逼迫着企业必须做的事情是对所有的劳动力资源进行长期投资，而这些投资是得不到保护的，员工可以随意离开，企业法律成本和法律风险上升，企业现在是诚惶诚恐，每一天都要躲避因为裁员，他必须要裁员，这个员工没有很好的业绩他必须要裁员，但是不可以裁员，裁员了就是犯法，你一定要到劳动到期的时候才有资格提出跟他解除和约，这三年当中你不可以让这个人走，但是三年中什么事情都可以发，劳资关系现在变得越来越紧张，企业开始视员工作为一种成本，员工的忠诚度不断地降低，结果出现的是更大规模的离职，造成企业进一步隐性成本不断增加，劳动力成本不断地上升，是GDP增长中基本要素的上升，因为劳动力的成本既体现在变动成本上，也体现在固定成本上，不仅体现在加工成本上，还体现在原材料、辅料、运输、管理，除了汇率以外的每一个成本细分上，它是产品和服务成本的核心基本要素，这里我不展开了。

　　你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当中，一切都跟劳动力成本是有关的，都会归集到最后你的劳动力成本，企业的中级目标是为股东创造效益，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关系是零和游戏，基本要素的不断上升，如果超出了企业所能消化的范围，企业家就不玩儿了，还有谁敢雇工呢？企业家最有可能的就是败下阵来。

　　出口停了下来，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经济转向科技引领的这种新的发展模式，但是我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在创新上的文化没有，人才不具备。我们说我们要往消费方向拉动，是刻意地拉动消费的方式，比如说送钱给农民，让农民买冰箱，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情发生，人为地推动现在工资的上涨，这两年当中我们的平均工资上涨22%，中国的平均工资上涨了22%，也就是说我们在没有做好向消费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转型当中，还没走出来的时候，还没有从出口转向科技引领发展的准备，我们把出口这架马车停了，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新的劳动法它违背了决定中所强调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邓小平当年说的发展是硬道理，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国经济当时一路高歌，到2010年的时候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就开始沾沾自喜，然后我们就跟GDP高于我们4到5倍的发达国家学习修改劳动力，过早地寻求平均主义，导致我们长期依赖的劳动力竞争优势过早消失。

　　在过早消失的时候，目前我们没有做好转型的准备，在没有做好转型准备的时候，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现在碰到了很大的麻烦。

　　所以我觉得应该回到小平同志讲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件事情上来，需要做的事情是必须要把企业家解放出来。我这边不继续再讲了。

　　第二个很大的问题是农商企业在竞争中得不到法制的保护，我们的农业、农村产生的所有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中国的法律是不保护农作物知识产权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去年的4月7号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在山东济南的一片蓝莓基地，一夜之间三万棵蓝莓树顷刻之间全部被盗，因为这些蓝莓树代表了全球20多种一流的品种，一夜之间全部不翼而飞，这个事情到现在目前为止还在告的过程当中，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当地政府无能为力开始躲避，法院也开始互相推诿，企业在这个时候是无助的，目前为止所有的蓝莓树在全国遍地开花，但是跟熙可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单靠这个成本的竞争，企业家是无法和农民竞争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诉诸于那么多家农户。

　　第三很重要的一点是竞争环境当中的不合理，尤其突出的是农商企业家，农场主遇到的很重要的另外问题就是地租的问题，地租是非常重大的问题，不管你是做有关跟农业相关的旅游也好、生产也好，地租是插在农商企业家背上的一把可怕的剑，因为地租是食品全供应链生产当中最基本的要素，它渗透在每一种食品的基本原料当中，今天的地租是向农民致富的，农民实际上变成了地主，地租的可怕是因为它属于固定成本，而农民自1921年打土豪分田地亿从来就没有付过地租，固定成本在规模化的经营后数字变得越来越大，而农业是靠天吃饭的，气侯的不确定，导致了产量、营业收入难以驾驭，也就带来了营运的挫败，系统性的风险，使企业的毛利不足以消化高额的固定成本，最终使投资回报无法预期。而农民因为没有地租，情况就大不相同，加上种植面积本来就小，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相对就较大，在和企业的竞争当中农民具有相对的成本优势，如果农民务农没有地租，企业家、农场主要务农一样是种地，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支付地租。而且支付这种地组现在目前碰到的问题是，支付地租以后拿到的承包经营权还没有拿到银行做抵押，还不能够贷款，这样的话实际上投进去的钱都是企业家自己的资本金。

　　刚才讲了三点：

　　一，劳动力成本跟劳动力有关。

　　二，呼吁地租跟农业体制有关。

　　三，专利的保护跟价格有关。

　　这三者导致了给现在的农业企业家很难做，农业企业家如果很难的话，这是一个零和游戏，农业企业家不愿意从自己口袋里面掏钱的话，我们的政策再设计得好都有问题，如果我们一致赞同企业家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领军者，我们同意这一点的话，如果我们一致希望这场英明的改革能将中国经济重新推回到欣欣向荣、万马奔腾的景象，就必须帮助我们的农商企业家、农场主，我是作为农商协会的会长，今天为大家做一次呼吁，应该从法制上、体制上、政策上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不合理挑战，我们就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个真正符合市场经济法则，在公平竞争中的市场环境，剩下的把一切都留给市场，留给企业家，我相信中国农商农业就此一定会云开日出，共创辉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