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2014”于5月23日-26日在上海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 —— 亚洲转型：寻找新动力”。图为彼得斯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Adam Posen。（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康亮 摄）

　　新浪财经讯 由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2014”于5月23日-26日在上海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 —— 亚洲转型：寻找新动力”。图为彼得斯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Adam Posen。。他表示并非说我们已经没有创新了，经济历史学家他们认为技术的发展是一波一波出现的，当出现了大的技术进步之后，会有一个大的经济发展。“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很多的这种前沿的国家，也就是富有的国家，他们并不是很清楚下一波的技术浪潮哪里”。

　　以下为发言实录：

　　Adam Posen：非常感谢主持人，Robert Shiller的发言实在太精彩了，所以在他后面一个发言，我的日子非常难过，我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主题。希望我能够为讨论带来一些有价值的想法，特别感谢屠光绍副市长，在他的发言当中我们感到了宾至如归，同时还要感谢复旦大学，不仅要感谢杨校长，同时还要感谢来自复旦金融研究院的各位领导。

　　昨天彼得森国际研究所和复旦的金融研究所签署了合作协议，正如主持人所说的那样，我这里谈的话题可能稍微有点让人觉得沮丧，其实美国人以及其他地方有很多人在那儿讨论，那就是可能我们现在正进入到一个时代，即所谓的技术放缓的时代。这是什么意思？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创新，中国、亚洲，当然包括美国也有很多的创新。我不是说我们已经没有创新了，我们只是说，可能像经济历史学家曾经谈到的那样，还有一些投资者都谈到过创新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技术的发展是一波一波出现的，当出现了大的技术进步之后，会有一个大的经济发展。因为这种新的技术会马上被经济所接受，创造新的经济发展。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个汽车的内燃机，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很多的这种前沿的国家，也就是富有的国家，他们并不是很清楚下一波的技术浪潮哪里？就像Robert Shiller在谈到经济发展时候所谈到的那样，我们必须认识到科技是一个外向型的东西，科学家要么想得出好主意，要么就想不出好主意，不论你喜不喜欢这个结论，事实就是这样。

　　第二个值得我们担心的原因就是要想像一下在北美的金融危机过后，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现在的状况是西欧以及美国的公司手里的现金是巨量的，历史上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之所以持有那么多现金，主要是为了能够预防未来发生的金融危机，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很多企业不愿意再进行投资了，即使美国的经济现在有所回升，即使现在的利率水平保持在非常低的程度。但是现在的新的投资周期并没有出现，当然可以从金融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就像Robert Shiller会对这个问题有所建树一样。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要么就是投资者做，要是说现在没有什么值得投资的好的项目，不像1997年那样所有的人都会说，光纤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的领域，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投入大量的美元，这种好日子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当然世界的技术进步仍然在进行当中，比如说3D的打印，还有一些基因学上的进展等等，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很不错的技术进展。但是我仍然要说，我们现在回到一个技术发展放缓的情况，这对亚洲，对不断新兴的亚洲和中国以及美国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影响？你想像一下这样一个世界，把自己想像成一个经济学家，我们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比如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经济体，一种是前沿的国家，比如说人均GDP可以超过五万美元，这些国家往往也是在创新上不断推动前沿发展的一些国家。然后还有另一类国家我们把他们称之为追赶型的国家，比如说像中国。他们有能力移向第一集团，但是他们现在还在不断的调整、吸纳并应用各种各样的技术，他们还需要在国家的各个地方来进行技术的应用。还有第三类，那就是沮丧的人们或沮丧的国家，那些没有机会追赶上去的一些国家。这就是所谓的机构政治经济学的理念，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源，你就不可能赶上去。想像一下1979年以前的中国，想想现在的北朝鲜，想想现在的津巴布韦。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世界当中，那些前沿国家以某个速度进行发展，而后面的一些国家在追赶，请大想一想如果第一集团的国家的发展速度下降了会怎样，如果第一集团的国家下降了，那么追赶型的国家它的发展速度相对就比较快了。因此最有钱的国家和追赶型的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是在扩大。追赶型的国家可以应用已经存在的技术来进行发展，而这种追赶型的国家和最富有国家之间也会不断的发生，如果最前沿或最富有的国家发展速度放缓的话，那么在那些集团的国家的公司、专家就越来越难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因为富有的国家可能没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而追赶型的国家可能占有相对更多的资源来进行这种追赶式发展。就像哈佛的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当你的知识产权不足的时候，你会更进一步地强化这样的一种动力。你没有足够的动力让第一集团的国家进一步发展，因此第一集团国家的创新和技术发展就会放缓下来，而追赶型的国家的追赶速度则会加快。没有人说是好还是坏的一种现象，我们都知道专利权、知识产权总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我们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另外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创新，保护得太多，就没有创新。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我们需要一种额外的措施来实现这种整合，因为在这样的世界当中知识产权不可能得到非常充分的保护。

　　当然在整合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颠簸，只要美国还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体，从50年代、6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即使在现在仍然是这样。美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整个经济体的一个减振器或者吸震器，比如说美国可以进行量化宽松，减少开支等等。整个世界因为美国经济的变化会产生非常大的溢出效应。美国的消费者也被认为是最终的消费者，我们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认为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在不断的上升。而且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也呈现出一致化的趋势。当然美国现在对于其经济的控制力跟之前也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充满颠簸的年份。这可能对于私营部门的投资来说不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消息。我刚才说过了第一集团最富有的国家发展速度放缓，追赶国的速度在不断的上升，会发生什么呢？在那些富有国家的人，会认识到结构性的改革变得越来越重要。在90年代我们可以通过投资，尤其是对于这种基因领域，对于硅谷的投资来实现经济的发展。美国的健康产业每年可以浪费掉GDP的好几个百分点，当然现在我们看起来美国的健康领域所浪费掉的0.5%的GDP显得尤为珍贵了，如果人们是理性的，那么答案应该是是的。但我们知道人们不可能总是理性的，即使是理性的人在一起，也会出现一个集体性的非理性的行为。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会变得非常的困难，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在中国都有既有的利益集团，要推动他们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在未来会看到更多的结构性改革，尽管结构性改革对于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那么全球的汇率以及资本流动会是什么样呢？我们当然认为资本流动是很重要的，只要中国在不断的发展，追赶国和最富有的国家之间差距不断的缩小。人们当然应该在这种高增长的经济体当中获得更多的资产，但是最近人们似乎不太注意到这一点，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你的投资组合总是要体现这个地方的增长前景到底如何，当然刚才Robert Shiller教授有关股票市场的幻灯片也谈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还有富裕国家他们是有更多的现金会流向那些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这样当然会带来很多的好处，效果会不错，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双赢，但是还有些其他比较混乱的情况。

　　首先如果说我们的世界，比如说像美国在欧洲，公司的创新已经放缓了。这样一来你看那些有名的西方公司，他们的研发，他们的高端生产，搬到国外去，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说，经济学人或者说那些理性的投资方，他们会喜欢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这里面有利益方面的冲突。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现金流出富裕国家，进入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这样一来有个好处，把一些知识、专长、技术的以后方面的技能会带到那个国家去，当然不一定是他们情愿的。我刚才所描述的我们一定会看到有很多个别的交易不一定非是转移知识，技能，可能在外资投资方面不一定像过去那么友好了，很不象话，但是完全可能发生。

　　最后还有一点，如果贸易和全球的经济发展，经济周期，换句话说包括货物的流动，人员的流动，对全球化会有什么影响。我想在座的大家在上海应该都是关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海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在这一点上我倒是乐观了，因为你看过去的40年，不是美国的不平等，不是技术创新，而是什么？其实应该是在巴西、中国、印度、东欧以及其他地方，已经从原来的贫困，不少人已经进入了中产阶层，而没有牺牲其他人的利益。应该说在过去的40年当中，这一方面是做得不错的。从这点来说，这样就有一个中产阶级，比如说在上海一个蓬勃向上的中产阶级，在韩国也看到了，印度也正在出现，波兰也正在出现这样一个中产阶级。他们也是希望全球化能够继续，我刚才提到了跟过去美国主导的不一样，应该说未来会有更多的冲突，因为美国可能不一定再能主导了。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因为美国可能会没有像以前那样，换句话说沉船或者说在东欧、东亚，可能会出现一些与以前不一样的情况，机制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还有全球变暖的问题。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全球变暖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可能会带来一些波动的因素，我觉得所有这一切的底线就是我们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一些政策因素。刚才屠副市长谈到上海的政策会很有效果，我们看到目前存在的这种情况，作为投资者你可能要想一想接下来几年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包括美国的利率方面的变化，可能要比以前低。有些国家的央行[微博]已经开始在这方面要采取行动了。

　　还有一点可能会有在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些方面，会带来一些新的压力。比如说自由贸易如何发展，不会像上个世纪30年代，但是还是有压力，我们大家要携手去工作。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种聚合，其实有一点点不同的意义，在西欧也好，美国也好，新兴市场也好，国内的结构改革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我们社会的转型还不仅仅是技术。我觉得在中国这点是尤其明显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技术方面的改革是需要的。谢谢大家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