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金融论坛”于5月14日－15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李若谷。(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4中国金融论坛”于5月14日－15日在北京召开。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李若谷在演讲中表示，金融改革不能盲从专家意见；炒作M2与GDP比值不着边际，指责中国货币超发没有根据；建立评级机构 发债企业和政府应自己负责；地方债和影子银行要以疏为主，总体收益不错；服务业占比并非越高越好，中国不能放弃制造业；城镇化还需大量投资，要把农村生活城市化。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若谷：首先，感谢组委会邀请我和大家进行交流，我今天讲讲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几个我自己认为重要的问题。实际上金融这个题目，讲金融与实体经济，金融本身也是实体经济。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实体经济讲的一般是企业、制造业这样的一些经济领域，金融实际上也是实体经济，我们说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应该更准确一点。

　　那么，金融改革甚至和经济发展永远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不光现在需要金融改革，将来发展了也还需要金融改革。现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也是需要金融改革的。那么，最主要的问题实际上是要把金融与企业融资、产业转型升级、城乡均衡发展等这样一些问题的关系处理好，促使金融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为这个目的服务。

　　第二个就是金融改革可以研究和借鉴很多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典型的一些理论，都是可以的。但是，金融改革不能盲目照搬他国经验，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宗旨，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改革中国的金融体制，促进中国的金融发展。

　　第一个问题我讲讲融资规模和结构问题。最近几年对中国M2/GDP炒作比较多，认为中国M2/GDP较大，因此说中国是货币超发。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应该有一个正确和理性的认识。中国M2/GDP比较高，主要因为中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这样一个经济体。当前，我国的社会融资大部分都是通过银行来完成的，股市和债市的规模相对比较小，它只是M2的0.5倍，美国这两大市场，比如股市，债市都超过M2的5、6倍。直接融资渠道扩大了以后，沉淀在银行的资金会出来，减少货币乘数，使M2/GDP比较低。那么，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金融市场就会更加的复杂化，M2作为一个货币政策的观测目标和控制目标，越来越淡化。美联储早在1993年就已宣布放弃以货币供应量来调控货币政策和经济运行。如果把银行、股市和债市总资产相加，中国是GDP的约3.6倍，美国是4.53倍，欧元区是4.49倍，日本是5.4倍。那么，如果把银行、债市、股市加上基金、保险，美国就更大了。我们国家不到3.9倍，美国超过5.8倍。

　　因此，现在如果老是用炒作M2/GDP，我认为不大着边际。从横向比较，中国M2/GDP在所有国家处于中等水平。比如说中国现在是187.6，香港是335，日本是241，新加坡是137，韩国是144，欧元区171，中国并不高出人家很多。因此，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看，指责中国货币超发没有多少根据。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中国是第一人口大国，又是第二大经济体，是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初期阶段，必须有足够的货币支撑经济才能发展，关键是融资结构的调整，现在如果增加直接融资的比例，避免过度依赖银行导致风险集中在银行，都是可以的，应该不断去做。但是，它有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主要是你现在要解决什么？企业、政府发债的办法，企业也发不了债，政府也发不了债，只有中央政府能发债，这个问题要解决好，这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评级机构能够尽快建立起来，同时能够在市场上不断成熟起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现在发债都有问题。所以，这个东西要逐步建立起来。没有办法去扩大直接融资，那么M2/GDP可能就会比较大。

　　再有一个就是要强化风险意识，建立健全债券、股票的发行体系等等，使企业和投资人最后自己负责。现在一说股票不行了找政府，债券不行了也找政府，这就有点不大合理，还是要投资人和发债、发股票的企业自己负责。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地方政府债务和影子银行的问题。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和影子银行现在可能还是关注点，我前两天看西方媒体还是炒作中国地方政府债，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认识。首先，在数量上说，中国政府的债务水平显然低于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到2012年年底，我国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与GDP的比例是36.7%，如果考虑或有负债及其历史偿还情况，全国性政府债务大概40%左右，预计2013年底仍然不会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同期，美、英、日三国公共债务与GDP的比例分别是104%、90%和243%。第二，从形式上看，我国地方债务与影子银行是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对银行的监管在不断加强，有一个75%的存贷比，有一个存款准备金要求，大型银行都是20%的存款准备金，还有一个资本充足率要求，这样几个要求，监管都非常严格，银行资金必然要逃出银行体系，必然要搞其他的一些事情。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他的一些建设还需要资金，而且回报率比较好，那么，因此就刺激银行体系把资金搞成理财产品，走出银行体系，就是所谓的影子银行。

　　但是，不论影子银行，还是政府债务，大多数资金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运输、市政建设等领域，应该说收益率还是不错的，支持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为未来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减少了经济发展的成本。应该说总体上风险是可控的。另外一点非常重要，在OECD的贸易发展小组会上我讲过这个事，06年，也就是八年以前。当时他们讲，发展中国家债务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不能继续借钱，我讲了一个观点，叫只有发展可持续，债务才可持续，如果发展不可持续，债务怎么都不可持续。当时我讲完这个观点，OECD委员会的人热烈鼓掌，实际上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你不能本末倒置，关键不是借钱不借钱，关键是借了钱干什么，如果浪费掉了，当然成问题，如果促进了发展，加强了还债的能力，当然是好事。现在我们和埃塞俄比亚的合作，埃塞俄比亚原来世行不让它借钱，我说不要听世行的，你听它的就要失败。所以，我八年前，借了它五亿美元，现在它的偿债能力一再上升，世界银行[微博]说你现在可以借10亿美元的商业银行贷款，它的偿债能力在提高，因为它的经济在发展，因为他把钱借了用在经济发展上，而不是用在福利上。总的来说，现在我们要把发债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合法化，最后还是中央政府替你发债、中央政府偿债这不行，就是谁投资，谁自己负责，把这个体系建立起来，这样才能够减少风险。抑制影子银行的发展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你要让经济发展有资金，你不能逼着他走歪门邪道，要以疏为主，不要以堵为主，增加透明度都是可以的，这样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说炒作这些事情。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产业结构的问题。这次经济金融危机表明是以制造业为主，还是以服务业为主来发展经济，这个问题已经提上日程，主要是过去，包括西方国家鼓吹发展服务业，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应该有一个适当的比例，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不是越高越好，服务业发展的过快，就会产生更多的虚拟经济，虚拟领域，这次美欧触发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和盲目发展服务业有关。德国在所有国家里，制造业保持相当的规模，因此它这次复苏的快，遇到的问题就少。这次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发展要有一个相对的比例，不是越高越好。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46.1%，工业大概是37%，我觉得总体这个比例已经比较恰当了，不要再去扩大服务业了。因为50%以上的服务业是为一、二产业服务的，如果一、二产业都没了，服务业给谁服务，所以服务业的发展也是有一定的比例，不能盲目发展。它的比例是多少，我觉得不应该把它固定了，还是要在发展中不断摸索，有的时候高一点，有的时候低一点，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那么，中国不能放弃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我们在淘汰落后产能，落后的制造业的时候，要特别集中精力发展先进的制造业，避免我国经济在新一轮竞争中处于劣势。

　　最后一个是关于城镇化的问题，三中全会关于城镇化的文件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文件。不是城镇化比例越高越好，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城镇化的水平不一定非得达到发达国家的那种水平，我觉得中国的农村，还有必须有人住，没人住不行，关键问题是把农村的生产生活城市化、便利化，他在农村生产、就医、就学都很困难，是要发展这个，而不是把他们都引到大城市里来，我觉得大城市的发展在国际上的经验是一个失败的经验，中国现在大城市已经了不得了，北京常住人口2000万人、上海2400万人、深圳约1100万人，简直是太大了，巨大的一个城市，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要把农民变得跟市民生活一样，这样就可以了，而不是说一定要让他到大城市去。城镇化的发展还需要大量的投资，前两年北京暴雨导致70多人遇难，然后前两天深圳大雨把城市淹没，就是城市的地下管网基础设施差的太远，需要大量的投资，没有投资，这些问题都办不了，包括转型升级。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应该按照中国的具体情况也学习借鉴人家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但是，一定要从中国自己国情出发，去判断一件事情应不应该做，和应该怎么做。今天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