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新浪财经悦读会“重启改革与中国下一个十年——暨《下一个十年：一个青年经济学者的改革梦》新书悦读会”于2014年1月4日举行。本期嘉宾有：本书作者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微博]先生，海通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微博]先生。

　　以下为悦读会嘉宾发言实录：

　　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读书会，我们这个是新浪财经悦读会，我们这个题目是《下一个十年》，主讲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刘胜军，主办单位是新浪财经和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大家今天过来很多人冲着我们这位主讲嘉宾来的，我们主讲嘉宾刘胜军先生是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FT中文网、财新网专栏作家，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委员。《彭博商业周刊》2012年度人物、《新京报》2013中国青年经济学人。中国股市的批判性建设者，推动废除IPO审批制的旗手。长期致力于呼吁体制性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不知道今天来的各位当中有没有人曾经读过他的这本书，他的主要著作当中有两本是英文书，就三本是中文的，不包括我们这本，这个当中有《谁伤了你的幸福：变革时代的纠结、迷惘与不公》，还有《管理的力量：中国经济挑战的制度求解》，还有《鲜花与荆棘：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之路》。我们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大家对于改革提到了近十年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现在来看看今天的主讲嘉宾是怎么来谈这个问题，重启改革与中国的下一个十年，有请。

　　刘胜军：谢谢各位朋友今天下午参加这个活动，刚才主持人告诉我说很多人是从外地赶过来，从杭州还有张家港赶过来，非常感谢大家。大家比较关心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我就围绕这个决定可能对中国带来的一些影响给大家做一些交流和分析。

　　首先我们要在探讨决定的内容之前，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次中央下这么大的决心提出这样一个全面的改革方案。它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要理解一下，我们之所以要改革，或者重启改革，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我们过去30年带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这样的模式当然有很多的争议，核心的特征就是对投资者高度依赖，我们现在投资率是50%左右，这样的比重基本上来讲在中国历史上是最高的，而且在世界历史经济史上也是空前的高，像美国，可能只有10%的投资率。一些发展中国家比较高的就是30%的投资率，中国能够这么多年保持50%的高投资率，当然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对资源的一种投资，对环境带来的压力，也包括我们看到像地方政府的债务等等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是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个投资下去可能形成产能，这么大的产能怎么办，如果产能过剩就是会像马克斯所说的经济危机，我们之前的产能过剩没有很突出，美国的消费者和欧洲的消费者消化了很大的产能。

　　现在面临全球经济经济再平衡的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开始凸显了，我们可以说这样的高投资产生的产能过剩会长期存在，像河北的钢铁厂关了，这个关也是必然的，短期之内产能过剩不会消除，我们这么高的投资率怎么形成的呢？不是说中国企业家喜欢投资，根本上还是制度性因素造成的，主要的就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就是经济上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特别是保留了一个很强势的政府，我们的政府不光控制了很多审批权，而且光从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讲，现在达到了30%左右的水平，这是非常高的水平。

　　另外我们知道中国有110家央企，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这些央企也有数十万亿的国有资产，控制了我们很多的经营命脉，也是推动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我们知道生产要素价格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还有环境的资源，这些价格在中国的扭曲非常严重，比如说环境污染，大家为什么感到雾霾各个方面对我们带来的痛苦，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可以污染环境，但不需要承担代价，通过污染就是把成本转嫁给社会，我们劳动力成本还只有德国的十分之一，而且没有很充分的社会保障，我们长期形成金融的压制，带来了一个实际利率的低估，特别是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上市公司它们能够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成本与融资，这些因素加剧了企业投资的倾向，导致投资率过高的问题。

　　我想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制度性的因素，最根本就是和我们的政治体制有关系，我们这个政治体制概括起来就是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就是说我们的各地政府都把发展经济当成中心任务，把GDP当成最重要的目标，甚至出现了一些我们讲的地方政府公式化的现象，很多地方政府就像董事长一样，他们每天关心的就是招商引资，现在到落后的地方就是越突出这种现象。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政府把GDP当成核心的目标，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为了获得GDP可以不管环境的问题，在这样一种经济至上的发展模式驱动之下，出现了很多类似于法制的倒退，环境的破坏，等等一系列的触摸惊心的现象，这些现象也是带来的恶果。

　　环境污染也是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即使中南海的领导也不可以让自己不受环境污染的影响，我们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大威胁到了社会稳定的程度，我们当年教授说我们经常批判美国的资本主义不好，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现在即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的贫富差距比美国还要高。

　　这样的一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必然会带来严重的仇富情绪，这样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企业家精神也是非常有影响。

　　我们过去依赖的人口红利也出现了一个拐点，我们的政府与国际的投资，大家都知道最近刚刚公布地方债，中央是35万亿，地方差不多18万亿的债务，另外就是房地产，泡沫化相当的严重，对于中国的消费产生了很大的抑制作用，很多年轻人为了买房不得不去储蓄，其实中国遇到的问题不是独有的，世界上可以说大多数的国家都会遇到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微博]进行过一个研究，1960年101个经济体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到了2008年只有13个国家摆脱了中等收入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发展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而且要摆脱这种陷阱，并不是那么容易，是一个很小的概率事件。

　　面对这样一种经济社会的困局，我们要做的就是对我们的体制进行一个重新的构建，世界上的体制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包容性的体制，一种就是攫取性的体制，包容性的体制就是在这个国家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在经济发展当中受益，攫取性就是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谋取利益，比如腐败和环境污染都是属于这样的现象，一个社会如果是攫取性的体制，虽然这个国家在发展，从中获益的人就是少数人，大部分人不能获益，中国已经感受到了，虽然我们的经济增速依然是世界上最快的，但是中国老百姓，大多数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不能得到很好的提高，甚至有的人觉得越来越痛苦。我觉得这个就是和我们体制和因素分不开的，我们现在要改革就是要从攫取型的体制转型到一个包容性的体制。

　　从经济的层面来讲，我们要面对市场经济，目前的市场经济要升级，1993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说它是一个比较粗放的，1.0版本的市场经济，这个体制有很多缺点，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权利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很大重要的作用，带来了生产价格的扭曲，国企和民企的严重不平衡，一系列的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个模式，它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增长的粗放化，腐败，污染和两极分化，这个问题我们一定明显的感受到了。

　　我们怎么样转变，市场经济怎么升级，2.0版本的市场经济应该什么特征呢？最重要的就是实现法制，因为没有法制就不能保证公平竞争，没有法制就不能约束政府的权利，不能保证真正的反垄断的一系列问题得到落实，只有法制的社会才能使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当然除了市场机制本身演进，我们未来2.0版本也会带来增长方式和动力方面的演变，比如未来的创新和城镇化的消费会带来很大的作用。

　　刚才讲的一个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的大的背景，接下来看看这次的三中全会怎么样推动改革，我们称之为“问题改革”，中央制定改革的方案时候首先制定问题，给出了问题之后，才能提出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习近平这段话概括的非常全面，我觉得中央的领导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这些问题当然只是结果，这样的一种结果是什么样的体制性因素导致的呢？我想这么几个因素是最关键的。

　　第一个就是国企改革还不到位。过去十年可以说国企改革是倒退的，没有进步。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生产要素价格，资本性价格和土地的价格还是存在很多管制。

　　第三个就是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

　　第四个就是GDP主义与地方政府的公司化。

　　第五个就是司法体系缺乏独立性。

　　第六个就是城乡二元结构。

　　第七个就是新的三座大山和房地产，新的三座大山就是教育，医疗和养老。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影响了对未来的安全感，中国的储蓄率大家都知道非常的高，为什么这么高，都是因为要存钱给子女教育，看病，要存钱买房子，养老。我们现在的养老金已经出现了漏洞，这些因素导致了居民不敢消费。

　　最后就是政府的公信力在过去十年严重的透支，现在老百姓不相信政府和法院，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想这次就是三中全会要面对的一些挑战。

　　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转型，我想从经济层面来讲，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过去的人口红利，出口的红利，资源的红利都已经走到瓶颈了，接下来怎么办？我想有三个新的增长点。

　　第一个就是创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一个研究，长期来看美国80%的进步都是靠创新和技术进步，20%来源于它的资源，剩下80%的都是来自于创新，对于中国来讲，我们要可持续发展，创新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消费，我们刚才说了产能过剩的压力，要解决产能过剩的压力，唯一的希望在于稳定的消费，这个消费怎么启动呢？要改变我们收入分配结构。第三个就是城镇化。

　　这次的决定内容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我就比较快速的过一下，一些要点简单的提一下，第一个方面的改革就是国企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混合所有制，国有资本，国有资本的概念和国有资产不一样，国有资产是强调控制和所有，国有资本是强调效率和回报率。国资委领导已经说了，国有股份的比例可以降到20%，因为国有企业的体制搞不好。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上海的家化也卖了，这个也是三中全会之前的事情了，最近上海的绿地也在搞改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方向，我们说的露骨一点就是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才能实现公平竞争。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政府有形之手要退出，要制定负面清单，确认企业的投资主题地位，理论上企业投资是不需要政府来审批的，一个企业的投资权就像一个人的权一样，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权利，企业投资权利都要政府来审批，这个怎么改革，在中国有一个很强大的发改委，未来是否确立企业的投资改革，就要看发改委的想法。

　　第三个领域就是金融改革，核心就是三个方面，一个是银行业要打破所有制的歧视，美国有7000多家银行，中国只有200多家银行，我们看到地方政府融资贷款很容易，为什么民营企业和小企业融不到资呢，和银行的结构有关系，比如说去浙江太湖调研，他们告诉我们这家银行90%的客户都是小微企业，因为它们的银行就是这样的定位。第二个就是IPO的注册制，现在中央终于下决心明确要搞IPO的注册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称之为革命，如果中国的IPO注册制可以落实，我相信这里会带来很多的机会，对我们投资者也好，对我们整个的市场经济，对我们的创业和创新也好，都会带来革命性的机遇，当然实施的过程还是有一些障碍。第三个就是利率的市场化，利率没有市场化，我们不能说我们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的利率市场化已经提上日程。

　　第四个改革就是财税改革，财税改革核心就是提高透明度，引入问责制，原来政府花了多少钱，借了多少债，都说不清楚，带来了严重的腐败和浪费行为，这次提出来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审核，李迅雷先生是上海人大代表，他是很有经验，人大对政府的财政预算的审核，过去我们主要是赤字审核，未来要想支出预算拓展，你不要看一个大数，要看小数的内容，比如4万亿这样的计划，高铁这样的计划，都需要人大来审批。第二个就是要透明度，编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第三个该是加强中央的事权，地方确实现在承担了太多的支出责任。

　　第五个领域就是城镇化的改革，主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户籍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第三个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这三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城镇化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知道以上海为例，上海有2300万常住人口，在这些人口当中，有900万人是没有户籍的，我们知道没有户籍意味着你的教育和医疗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如果说我们未来可以把户籍的问题解决了，缩小户籍带来的歧视，这无疑对城镇化带来很大的推动。

　　地方政府之所以这么多年可以搞那么多投资，花那么多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征地制度，有的学者估计了，农业用地就是以农业用地的价值来补偿，这个价值非常低，政府征地之后就是变成商业和房地产，这个获得非常大的利润，未来要改变这样收入分配的机制，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让农民可以把农村的东西卖了，变成城市人口。这个过程当中社会保障体系一定要配套。

　　第六个领域就是我们的司法制度改革，我们的司法可以说是倒退的，过去十年出现了很多司法领域的乱象，怎么解决司法的问题呢？从长远来看，当然是司法独立，只有独立的司法才能够摆脱各种利益的影响，才能够有公信力，这一次提出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真正落实宪法，我觉得这次用了一个词就是建立宪法的监督机制和程序，是否可以成立一个法院，类似违宪的审查机制，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宪法只有永远是挂在那里的宪法，在座的人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宪法上面写的是什么，在中国没有用，中国现在的宪法有效利益是最低的，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实现法制的国家，最有效率的就是领导的批示。比如在重庆，谁也不敢不听薄熙来的批示，这个就是中国社会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政府首先要懂法，守法，政府出的很多政策可能和法律冲突，政府不知道法律上写了什么。

　　还有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知道我们的政府有一个特点就是该干的不干，不该干的瞎干，有一个微观的干预，中国90%的宏观调控都是属于微观干预，比如江苏天门属于一个民营企业，通过政府一层层下压，最后关了这个企业，这在历史上来讲都是很可笑的事情，我相信历史会有一天出来纠正它的。我觉得未来的宏观调控应该回到宏观调控的本质，不是国务天一天到晚发文。

　　第三个就是改变GDP，地方政府不能一直考核GDP，要考核更加全面的内容，比如环境的问题等等。政府要重新的定位，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做顶层设计，为什么地方政府会出现一个地方政府公式化的现象呢，因为没有顶层设计，政府就是会为所欲为，一个好的顶层设计我们明确了地方政府的核心就是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还有就是环境保护，环保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能，中国的问题太突出了，所以特别的强调了环保的重要性。

　　第四个方面就是大学和医院要去行政化，改变它们目前的这种过于行政化的现象，这种改革对于恢复这些单位的活力，让我们的教育重新变得有希望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个就是要省管县，我们知道中国不管是政府的权利太大，而且政府的人太多，我们的人多到是中国2000年以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规律就是三级政府，美国就是联邦政府，洲，县，中国历史上也是三级政府，至于今天的中国是五级政府，我们从中央到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每一级政府里面还有无数的搞不清楚的机构，比如人大，政协，政府等等各种各样的机构，每个机构的人员也是非常的多。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地级市本来就是一个不合法的现象，地级市本来压省政府的派属行政人员，后来没有经过人大的立法，变成了独立的政府，这个理论上就应该撤销的。但是改革总是需要循序渐进，这次提出是探索省直管县的职能。

　　还有一个就是落实人大的权利必需制，人大没有实质性的权利，人大代表坐在那里听报告，不仅听报告，政府给你提供的财务报告根本看不懂，因为政府不想让你看懂，所以说我们能否恢复人大的权利，这是考验我们改革诚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人大的权利是很大的，任免权，对于政府重大决策的审议权，还有预算和决算的审议权，还有税收的法定问题。中国有一个特色的现象，我们90%的税收都没有经过立法程序，这也是一个《人民日报》用了一个词，安倍是一朵奇葩，我们中国的税法也是一个奇葩，大部分人辛苦赚的钱，随便就被收走了。

　　全国人大80年代把这个权利下放给了国务院，应该把税收的立法权收回，当然还有对外开放，这个不说了，主要是服务业的开放和自由贸易区。

　　这样的一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内容，大家感觉到是非常的全面，从企业，政府，市场到司法，很多领域的内容都有涉及，这些内容如果我们先假设它能够得到落实，它会带来什么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国有企业会得到抑制，过去十年叫国进民退，这个局面不能再下去。所以我想国有企业会得到抑制，如果说像私有电讯，金融这些领域的垄断可以打破的话，我想民营企业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第二个，民营企业会享有更多的自由，一方面来讲，政府减少审批，让企业享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另外一方面它们更加公平的一个环境，金融也会进一步的自由化，这个对于民营企业也是很好的消息。

　　同时市场的效率得到很大的提高，比如说中国的股市，中国股市的效率简直就是一个笑话，我们股市是最没有效率的一个市场，就是因为一种被严格的IPO审批制扭曲的关系，不是真正的市场供需关系形成的市场价值，如果政府可以更少的干预我们的经济，整个市场体制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高。

　　还有未来政府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将来当官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当官不光要有专业的履历，还要承担责任，还要有理想主义，责任越来越大，好处越来越少，第一个该是下放审批权，第二个就是提高透明度，人大加大审核，受到的监督会越来越多，第三个该是王岐山当中纪委书记，官员的日子不会好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司法独立，地方官员一下少了一个谋利的工具。

　　另外一个就是城镇化会得到更进一步的推动，李总是城镇化进行了很多的研究，我想户籍，土地，社保这些方面的改革，都会带来城镇化的深入推动。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会变得更加合理。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在中国的改革当中是有标志性的意义，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产能过剩，要解决产能过剩，就是要提高消费的能力。要提高消费能力，就是改变收入分配的结构，我们过去十年，中国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如果说未来的十年，我们能够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我想对我们消费水平会带来很大的拉动。

　　很多方面的改革都会带来这方面的影响，比如金融的自由化，如果我们的实际利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中国的居民存款每年可以增加4000亿左右，我们的征地制度可以把更多的利益让给农民，让给土地的所有者，我们的国企更多的红利要上缴，我们的政府要少花钱，这个都会影响收入分配的格局。

　　消费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法制会有所改良，我真的说要有所改善，我们要真正建立一个法制，宪政，这个是绕不过去的，宪政在中国居然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敏感词，所以大家可以想像，我们建立真正的，完善的法制社会，还有非常漫长的道路。但是至少希望未来的十年法制不再像过去十年一样倒退。

　　这张图给大家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些全方面的改革，它可能帮助中国跳出中国收入陷阱，我刚才讲了跳出收入陷阱只有10%的概率，是否可以实现，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的市场会更加的完善，城镇化的水平，消费的提升，政府权利得到制约，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法制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公平，这样的一些机会会带来更好的经济社会的转型。

　　刚才是做了一个假定，假定这个《决定》得到落实，现实告诉我们是不可能的，《决定》打折是没有悬念的，关键就是打几折，这是我们正在关注的一个问题。吴晓灵说了《决定》非常振奋，但是每次都会打折。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决定》还是存在一些遗憾。

　　这个里面对于破除行政垄断是非常轻描淡写的，我们知道过去十年中国的政府出了很多的文件破除垄断，最后都没有成功，未来十年会否成功，遗产税没有提，官员财产公开制没有提，领导干部子女经商没有提，权利资本也是全面的崛起，这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社会问题。也没有大幅度的减税，历次改革和政策改革没有什么进展。

　　最后我们意识形态的主题还是特别突出在公有制的方面，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和控制力，这个与让不同时期的经济公平竞争是矛盾的。

　　我们这个改革会打几折，首先回顾一下历史，比如说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央明确提出对企业不再确定行政级别，这是99年提出的，过了十几年到了2012年中组部宣布将这几家单位升级为副部级单位，我相信中组部的领导肯定不知道99年还有这样一个政策。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同样如此，十六届三中全会应该是上一届政府提出的全面改革，这个改革的内容也是很好，包括反垄断，政绩分开，政府的审批权改革等等，这个说的很好，实践当中都没有做，我们称之为叫失去的十年。

　　我们这里罗列了一下，过去十年把它称之为失去的十年是非常公平的，97年就提出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结果我们看到所有的国企都在做房地产。05年36条干什么呢？打破行政垄断，结果呢，没有取得任何的效果。到了五年之后，2010年，国家领导人觉得不好意思，出了一个新36条，效果和老36条是一模一样，还有很多的改革，比如国资委要求央企退出房地产，不好意思的说没有一家央企这样做，还有三公经费公开，公开的还是大的金额，没有详细的内容。2012年温州金融改革，还有郭树清新政的时代。

　　改革为什么这么难，改革就是政治家官僚集团和民众的博弈关系，这样一个博弈过程当中，民众当然希望改革，政治家也是希望改革，政治家希望改革就是意识到击鼓传花的游戏玩不下去了，可能会发生政治经济的危机。但是对不起，官僚是不愿意改革的，如果我在政府当公务员，我好不容易熬到了处级公务员，这个需要说很多的假话，做很多的虚伪的事情，这个不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吗？如果现在改革了，官僚是不愿意看到这一点的。

　　未来的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正能量和负能量的博弈，我们的正能量当然要靠领导力，还有价值观。另外我们的负能量主要就是意识形态，既得利益和官僚主义。

　　我们先说官僚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中国有最大的政府，也是最官僚的一个政府，开无数的会议，解决很小的一个事情，大家知道收入分配改革，我们在十年之前就推动收入分配改革，这个方案讨论了十年还没有讨论出来，我们知道上海自贸区从去年的三月份提出来，直到今天还没有详细的说法，虽然央行出台了金融30条，但是还没有可操作性，如果是自贸区的企业，依然不知道怎么操作，这个就是改革的官僚主义。

　　第二个方面就是体现在意识形态的阻力，坚持公有制主体，这个所有制的歧视就不会消除，国企的垄断很难打破。所以，需要更大的思想解放，才能够在国企的领域取得进步。

　　第三个方面最大的障碍就是既得利益，如果大家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60条仔细看一看，触动了谁的利益，非常清楚，第一个就是动了政府部门的奶酪，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府的很多权利都不能够再保留了，比如今年不能搞审批了，要搞注册制了，发改委审批要减少，要让企业发挥投资的主体作用。对于官员来讲，意味着就是要“割肉”，把自己的权力下放。

　　第二个动的就是国有企业的利益，一视同仁，意味着说不能够国企继续垄断，国企的利润要上调，这样的话，对国企来讲带来很大的冲击，过去十年国企的日子太舒服了，通过垄断的优势，通过各种土地贷款的优势，可以享受非常高的利润。这样的好日子可能也不能够继续下去了。

　　第三个就是权贵资本改革，这个更加的隐蔽，证监会搞审批制，这个仅仅为了上市的时候去给他们送礼吗，这个是很小的一笔钱，真正大的钱就是很多的权贵资本以PE腐败的方式去谋利，他们可以一个项目当中赚几十个亿，还有很多房地产等等。对这些官员来讲，因为手上这么多的权利，如果他的亲属和子女经商，以权贵资本的模式谋利，是非常具有隐蔽性的。如果我们的改革可以得到推动，官员的手尚没有这么多的权利了，权贵制也会得到压缩。

　　面对既得利益的途径，有四种解决办法，第一种解决办法就是靠官员的觉悟。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我们中国能够跳出收入陷阱，决定放弃这个既得利益。我觉得个别官员是有可能的，这个是小概率的事件，作为一个整体，官员也有子女，也要给自己的子女存钱，也要自己买房，也要自己过体面的生活，即使不是一个大官员，一个正常的官员也不能够指望他为了国家放弃自己的利益。

　　第二种现实的出入就是赎买官员的权力，90年代朱镕基的时候推动国企改革，一个前提条件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国企员工下岗，为什么要下岗？一个企业只要1000个人就够了，结果养了1万个人，人太多了，十个人干一个人的事情不可能有效率，朱镕基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裁员，我们要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如果100个处长下岗把他的权力取消了，这个没有很大的可操作性。我们如果想让官员放开权利，就是把官员要赎买，就是说这个处长给你个200万，你就离开政府了。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当时在4万亿的时候说了一个很好的数据，我们不需要搞4万亿，需要40亿就够了，40亿把发改委解散掉，40亿买断发改委所有的官员，400亿也可以，把中国的发改委解散掉，中国的经济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这个同样在今天我们改革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赎买官员的权利，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第三个就扩大参与，这一次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边谈到人大的方便，要提到扩大人大的社会公众参与，它也要有公众的压低，也要接地气。很多将来的问题要搞专家听证会，应该像越南一样，电视直播这些讨论问题，让老百姓知道你们在讨论什么，这个是未来改革一个重要的方向。

　　还有一个就是领导力的瓶颈，中央有没有权威对我们政策的改革落实非常重要。我们看看怎么样建立中央权威，我觉得对建立中央新权威是有争议的，反对的声音是说如果搞了一个很强大的中央，将来会不会我们的民主化的过程就会倒退。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那么简单的把中央的权威和政治的倒退划一个等号。吴敬琏最近也在提这个问题，打破利益格局，没有权威是不行的，比如我们要解散发改委，没有一个强势的中央领导，肯定推动不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亨廷顿说一个社会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来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进而会引发社会失序。很多发达国家都是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的国家制度改革都不容易改善，就会出现社会失序，会出现军民政变，如果没有权威，军事力量就会干预。我们中国我觉得能否避免这样一个局面，就需要我们看能否建立一个中央的权威。

　　这个在于一个好的领导力，核心的就是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领导者做正确的事情，经理人是把事情做正确，领导者必须抓大放小，大家知道邓小平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领导人，他不关心很多小事情，因为邓小平考虑的都是中国的国家大事，中国军队搞百万大裁军，中国怎么把老干部慢慢的废掉，邓小平到92年还去南巡，这个才是他考虑的真正问题，如果没有他的南巡，中国不知道要有多少年的弯路。

　　另外一个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要做恶人，敢对你的下属动刀，如果说这些部长不搞改革，就让这些部长下岗，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改革才有希望。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环境污染搞的那么脏，这个不全是环境部长一个人的责任，但是环境部长确实没有干什么事情，如果问责就是环境部长下台，他不仅没有下台，还连任了，这个就是我们政治的悲哀，如果领导者不愿意得罪人，这个改革很难落实。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中国出现了一个新权威主义的趋向，主要的方法就是这么几个，一个就是铁腕反腐，通过这样的反腐就是树立中央的权威，我们知道国资委的主任被抓起来了，他在被抓之前，他是反对国企改革的，他被抓了之后，新来的国资委主任就听话了很多，国企的改革推动的非常顺利。

　　第二个就是习近平搞的整风运动，去年的时候，我跟很多人聊天，我认为这个整风运动最多搞三个月，最后看到搞了一年还没有见停顿的迹象。

　　第三个就是反贪促改革，国安会，深改领导小组。

　　最后一个就是对网络舆论的整顿，我们的网络舆论如果没有整顿的话，会不断提高公民的期望值，这个之后就会影响到中央的权威，从改革的角度来讲不应该打压舆论，短期之内为了社会的秩序，为了确立中央的权威，适度的舆论管制可能还是必要的。

　　更加重要的就是领导的价值观，一个好领导没有价值观也是没有用的，薄熙来没有很好的价值观，而习近平总书记我觉得他的价值观非常好，也是受他的家庭影响。他的父亲了解中国在广东改革开放第一线，并且在文革当中做了16年的牢，比文革的时间还要长，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家庭也是非常重要的，习近平在父亲88岁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教会我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坚持真理不说假话，是一个真英雄。这样对于习近平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是一个非常好的激励。

　　这个是我们所期待的，另外的就是很多人担心的，会不会出现政左经右，这个是趋势，更多的就是改革的战略和策略，李慎之是周恩来的外交秘书，他说过一句话，在中国左可以安身立命，右可以转危为安，如果政治家不知道适当的左，可能很难很好的保护自己。一味的右可能把自己葬送掉了。邓小平就是在左和右的瓶罄把握的很好，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理，还有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在1989年之前，中共十三大的报告主要关于政治改革，即使在89年运动之后，邓小平说不是89年之后否定十三大的决议，一个制度不能动，一个政策不能改，不管怎么讲，邓小平知道改革才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对于中国政治家这是需要平衡的问题，在中国需要适当的左，保证自己适当的安全，像习近平搞反腐，打击权贵，这样自身的安全更加重要，首先保证自己是安全的，改革也是必要的，我们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很多的改革。

　　对于中国的改革能不能落实，除了习近平之外，李克强同样的重要，虽然他不是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在中国的庞大官僚体系里面，任何的改革都是通过部委落实，这些部委都是在国务院掌控之下，国务院它的价值观对于我们未来的改革非常重要。对于李克强总理大家都是知道他是非常好的经济学家，学者，对城镇化的问题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另外我个人觉得这次的决定虽然起草小组的组长不是他，但是很多的东西跟李克强的东西是很一致的，改革就是最大的红利，中国只有靠改革。

　　第二个改革核心就是要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句话也是李克强在新闻发布会上反复讲的一句话，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

　　还有一个就是自贸区，李克强到上海考察提出来。

　　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自由贸易区当作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一个抓手，另外我们看到土地改革，户籍改革这些改革，都是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这样一个议题，也是李克强作为总理他所关注的问题。

　　对于李克强的价值观我觉得用克强经济学概括比较好，有的人说是媒体的炒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从李克强的言行上面来讲，可以有所期待。比如说他非常强调怎么样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他强调实行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就是要告别货币超发，我们今年已经看到了两次的钱荒，当然这个我觉得还是刚刚的开始，未来金融方面不会像过去这么宽松。

　　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就是不能搞4万亿的财政政策，里根经济学最大的就是减税管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如果我们能够学习里根，会给中国带来很好的变化。

　　制度变革，城镇化，我们要允许经济减速，李克强描述的非常准确，过去30年9.8%的增长降到7%左右，我个人认为能够保持在7%也是非常难的，未来的十年可以保持在5%也是非常不错了。

　　另外我们也看到这次的决定虽然说中央的时间表是到2020年，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进展，比如说央行关于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证监会已经明确要搞IPO的注册制，发改委已经研究明确的方案等等，利率市场化也是开始试水，这些也是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

　　我刚才讲了方案很好，改革的难度很大，意识形态的障碍，既得利益的障碍，官僚体系的障碍，我们有一个期望，就是期望有一个很强大的中央领导，这个既有比较好的价值观，又有比较强的领导力。这个可能是避免过去十年的改革失败的一个观念所在，或者说希望所在。

　　未来我个人觉得中国未来十年有可能稳步实现经济的平稳下台阶，从9.8%—7%，到6.5%，哪怕是4%，5%的水平对中国也是很好，但是不能说发生局部危机的可能，政府把麻烦制造的太多，把改革拖的太久了，现在已经有20%的地方债是靠借新还旧，有的地方利息都还不起，房地产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的货币超发将来会不会再度引发通货膨胀，这些问题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不排除发生局部性危机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也有可能会社会失序，就是中国环境污染的问题，中国的腐败问题太严重了，政府的公信力太差了，比如现在广东省每年发生4000起群体性事件，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社会出现失序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是稳定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城管打死一个小贩这个国家就崩盘了。我们不能够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最后，我想提醒一下，我们虽然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决定，有了真正有诚意推动改革的中央领导，但是我们必须也要注意未来出现的风险。

　　第一个经济减速在所难免，经济减速这个大家都知道，经济减速意味着就像巴菲特说的一样，当海水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这些问题可以不断的掩盖，可以借新债还旧债，经济减速很多问题暴露出来了。

　　货币超发是第二个考验，我们经常提到美国，我们中国是地球上货币超发最严重的国家，全球新增的M2有一半是中国增发的，好在中国的货币是在国内，不会有其他的危害。

　　地方债和房地产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现在大家知道北京和上海的房地产与收入已经相差到了30、40倍，怎么解决，如果房地产的价格破裂，政府比谁都着急，因为地方政府的一半收入就是靠土地出让，因为房地产对我们GDP的拉动达到了20%，因为房地产占了我们整个银行体系信贷超过20%。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房地产出了大问题，中国经济业玩完了，这个也是两难的，中国既要控制房价，也要控制房地产崩盘。

　　产能过剩的问题，不是短期能够消除的，只有靠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改革，提高消费的比例来消化这个，另外经济和社会矛盾积累的爆发。

　　最后就是改革本身的不确定性，王岐山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王岐山是中国改革当中重要的人物，他在80年代就参与改革试金石，王岐山我相信他是一个改革者，这本书著名的话就是改革开始的时候就是有影响，改革一开始民众的期望值会被迅速的提高，原来老百姓觉得可以忍受的东西，后来发现不能忍受，老百姓可能过几年觉得政府太可笑了，过去政府做的一些事情可能都是不合法的，社会演译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可以维持社会的秩序，是一个非常大的改革。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个人可能和其他人的观点不一样，我比较支持亲权威主义，有必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领导，甚至说牺牲一部分的言论自由，因为过度的言论自由化，一定会抬高公众的期望，这对社会的管理会带来挑战，当然，我个人也不担心中国会倒退，因为毕竟中国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也是充分的开放和透明，中央做了任何的事情，全国人民现在都知道了，中央虽然没有宣布，信息的透明度比大家想象的高很多。

　　我觉得这个社会再回到过去是不太可能，一个强势的中央领导至少在短期内对推动我们的经济转型和经济改革可能是有益的，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说这些，待会儿我们可以听听李迅雷先生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主持人：谢谢刘胜军先生的演讲，吴敬琏先生说如何研究中国的经济，对于文件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中国写文件的人有一些特殊的本事，会把相互可能看上去有点矛盾的东西会保留在这个当中，有些东西原来的文件当中会有，会留在那里，更加注意的就是新加入的一些东西，这些我们解读文件的话，很多专家也有不同的说法，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李迅雷先生，他是海通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他也是上海人大代表，可能刘胜军讲的时候在学界也是存在争议，包括他说和很多人的观点不一样，这个里面包括投资率过高，中国的上市消费率被低估了，包括像利率市场化，也有人提过是否现在要马上展开，可能也不一定，可能也要有一些先决的条件，才能推进这些事情，包括还有像土地的问题，包括像官员行政化的管理，这次我们也是听到过。我不知道李迅雷先生对于这个决定有没有他自己的解读，我们现在欢迎他来给大家做一个演讲。

　　李迅雷：我谈一下自己的体会，前面刘胜军对于改革的各个层面都是分析的非常透实，有些东西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刘胜军也是非常执着于改革，对我们国家的改革推动我想也是起到了，至少从社会舆论和媒体层面，我觉得也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方面的话，我也是对他的这种执着和勇气感到非常敬佩。

　　我因为是作为一个商业机构的研究人员，我没有他那么大胆，因为商业机构能在商言商，我们从改革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商业机会，当然也是有从经济学的角度，经济改革的角度来提一些问题，也是供决策部门来参考的，我本身来讲，也是当了两届的人大代表，两届的人大常委，两届的上海市人大财经委委员，也是有一些感触。

　　首先我觉得像刘胜军这个分析还是非常有意思，改革要打几折，他也没有最终给出这个答案，但是确实来讲，我们应该去分析一下，这个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事实作为我们商业性的机构，一看到什么改革，就觉得机会大好，问题这个机会到底有多大呢？必须有一个理性的分析。前面有一个改革的三角，也是画的挺有意思，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官僚体制，既得利益者，还有就是人民群众，这是一个三角关系，我也是一直在分析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可以隐晦的东西，无论哪一个层面，都应该好好去研究的，尤其作为决策者，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是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做的起草组的组长，上两届的话，十六届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起草组组长都是温家宝，他还没有做总理的时候，已经在十四届也是他作为起草组组长进行起草，当时他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由我们总书记亲自操刀，这个执行力跟过去两届来相比，国家的执行力会大大加强，打折的话，也会少打一些。但是对于改革的推动力到底有多大，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改革是由中共来起草的，由总书记来作为起草组组长的，所以说改革的领导者应该是中共，那么改革的主体是谁呢？按照决定力来说，提及的就是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还缺一个角色就是被改革者是谁？刚才刘胜军也是提到了，地方政府，各级政府，各个部委，国有企业，还有一些既得利益者，我们要改革就要打破既得利益，这个和被改革者之间有比较紧密的关系，否则的话，就不应该成为一个利益群体。这个东西也是可以把它细化到哪一个领导级别比较高，虽然退休了，可以在医院里面占了高干的病房，一直住下去，它的得益者，保姆也是得益者。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不一定是红顶商人，也可能是普通的保姆，他的亲戚，这个都是既得利益者。你要打破这个既得利益者确实还是有难度。

　　由于我们的改革主体，改革的领导者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但是我们的被改革者这个里面，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是谁，我们的政府部门的负责人是谁，在政府部门也好，国有企业也好，一把手还是党委书记，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改革者和被改革者，之间好象都是一体的，这个难度比较高了。当然这个里面政治家他是具有改革的历史责任，社会责任的。所以他也是推动者，但是具体细化到某一个地方政府，某一个部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具体，但是动力到底有多大，这个我们在制度设计的时候。

　　前面刘胜军也是提到了，要发挥人大的左右，民主党派，政治的作用，还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这个理论上的也是可以做的，但是在制度安排的时候，你要想到我们人大的代表的构成是谁？我这个也是做了很多年了，上海市人大常委又是五个人，从上海2400万常住人口选出了800个人大代表，其中800个人大代表选出了65位人大常委，这个里面的构成是谁？如果人大代表的构成又是跟被改革者又是非常紧密的，实际上还是很难推动，这里还是需要有一个制度安排。

　　我是觉得如果说这个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所以说这次我也非常赞同全面深化改革，而不是以前我只是搞经济改革或者行政体制改革，我这个改革的领域是非常广的，而且这次改革的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它的总目标是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这个以前一直讲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讲到了。

　　第二个要讲的就是一个新的提法，完善国家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这个也是第一次提到的，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公司治理，为什么中国的股市差？很多人讲到行业，讲到发行价太高，本质的问题还是公司治理问题，公司治理就是董事会，高管，股东大会之间的关系理顺。如果没有理顺，公司治理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同样来讲，我们中国的经济要健康发展也是一个国家治理的问题，这个提法也是非常好。

　　当然问题发现了，但是怎么去落实，怎么着手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高层的，最顶层的在这方面的治理方面有什么样的举措。这是一个对总体大的看法。

　　具体从小的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要看到我们的这些解决问题的难度，我们具体的比如说这次提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也是第一次提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具体怎么落实，因为资源配置我们首先要分析是哪些资源，比如说人类资源是一个大的资源。人类资源是否由市场来决定，农民工他的流动，以前叫“盲流”，现在的话，对农民工的流动基本上也是比较放松了。还是有户籍制度的限制，所以，我们在决定当中还是提到要严格控制超档城市的人口，就是严格控制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人口的流入。这个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这个里面是否一致？我觉得应该要探讨一下的。

　　因为我们的国家提城镇化提了这么多年，实际上人口流向是流到大城市去的，总体来讲，是一个大城市的过程，城镇化是我们制度设计的方向，就是我们人口应该均匀分布。但是市场的决定是往大城市，超大城市流动，过去十年当中，上海人口增长了42%，北京人口增长了50%，这个可以部分解释京沪房价上涨的原因，也可以部分解释这两个超大城市经济发展比较快的，这个是代表市场的，所以说人口的流动是一个很大的资源。

　　那么第二大资源就是资金，资金也是作为一个很大的社会资源，资金现在主要还是控制在我们银行的手里，所以讲到利率市场化，我觉得有些人说利率市场化只要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实际上就是利率市场化，如果实际上资金还是银行垄断，这个利率市场化什么时候实现呢？我觉得银行业打破垄断也是刚才刘胜军讲到，美国有几千多家银行，我们来讲的话，银行的ROE都是很高，我们银行的ROE都是在20%几，这个就是由于垄断形成的不超额利润，垄断利润。

　　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另外一方面由于资金渠道主要是银行，银行还是可以操纵你的利率，这个不可能市场化，怎么打破银行业的垄断，是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前提。

　　第三个就是土地，资源里面最大一块就是土地，土地都在政府手里，怎么可能让土地市场化定价，土地自由流动呢？还是政府来决定的，三大资源里面，人类资源相对来讲有一定的自由度之外，其他两大资源还是由政府决定的，银行，四大行都是副部级的。

　　第四个资源就是大众商品，大众商品来讲，包括一些大的服务，比如说像电信，交通运输等等，又是国有企业垄断的，超级垄断的，我们的铁路，石油，石化，煤炭，交通运输，有色金属，钢铁，大量的都是掌握在国有企业里面，你的资源配置里面这四大资源的话，基本上还是不能由市场决定的，真正做到由市场决定的话，需要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通过打破垄断来进行一个推进。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对于下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总体我还是比较乐观的，还是得思考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中国会不会步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有利的方面中国有过这么多的经济发展的案例，从60年代到现在为止，只有13个国家成功的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步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它们的成功经验，还有大部分国家都是步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它们失败的案例，这个对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借鉴作用。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要看到人类历史上还是没有过让40%左右的人口步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步入到高收入的行列，步入到高收入的领域。那些13个国家上升到高收入行列里面，它们的人口数量是多少，大家有没有算过？人口也就是不到10%，再加上原先的10%，充其量也就是20%，符合二八定律，中国的人口要占到全球的五分之一，如果让中国也步入到高收入行列，就意味着高收入行列的人口要占到全球人口的40%。这个在真正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中国是否可以做到，我是比较怀疑的。

　　第二个方面来讲，对于有些经济学家非常乐观的，我也是提出质疑，有些认为今后可以每年保持8%的增长，或者我们的政府也是提出目标，到2020年中国收入翻番，GDP翻番。这种预测我觉得它的可操作性在哪里，有些主张我们中国还是可以保持比较高的增长，它的理由就是中国投资需求还是非常大。中国现在要对环保，空气污染，环境污染方面的治理又要有大的投入。所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很好，我觉得这个话有一点矛盾和悖论，如果这种做法可以做，那么美国和日本都可以做，日本这个国家都治理好了，但是现在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可以挖坑，把坑挖了之后再填，填了之后再挖，这个就是要挖土机，发展重工业，为什么日本不这么做？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来讲，毕竟有你的资产负债表，你的资产负债表上面怎么来平衡？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靠牺牲环境和农民，牺牲我们的银行储户，牺牲股民来实现的。所以说就像前面刘胜军讲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讲到一个是包容型的经济，还有一个是攫取型的经济，中国过去就是攫取型的经济，国家的资产负债表非常好，土地都是国家的，卖了之后大部分土地还是国家的，矿产，水都是国家的，我们再看一下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就比较糟糕了，企业的负债占GDP大概是120%几，在过去五年当中，上升了50%几。美国的话，企业的负债占GDP比重大概只有40%几，所以美国的股市为什么好，它的企业负债率比较低，美国政府的负债水平也不算太高，也就是80%左右。

　　但是我们的居民负债率快速的上升，在过去的五年当中翻了一倍，这一点来讲，我们以前一直讲中国人是不愿意负债，是省吃俭用的，从目前来讲，中国人也未必如此，因为旁边有一个案例，韩国人的居民负债率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00%，中国的金融资产负债占GDP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所以我觉得地方债问题倒不是太担心，因为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还可以加大负债，但是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上升太快，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升还要快，意味着将来你通过环保等投资，各个方面的投资怎么样把你的帐做平。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源怎么是稀缺的，怎么样用经济的方式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现在来讲，过去我们经济增长是攫取型的增长，也是一个欠帐式的增长，欠了我们环保的帐，欠了我们老百姓的帐，欠了我们健康，医疗，养老的帐，这些债今后都在还。今后负债型的增长怎么能够做平衡，我觉得是有很大的难度，这样也是决定了我们今后的经济增速不会太快，现在是7%左右的增长。我觉得要到2020年恐怕比较难维持这个速度了，就意味着我们的收入到2020年你的收入翻番目标很难实现了，这是我觉得应该要提醒的，今后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太快，但是，经济4增长放慢反而是好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来讲，我需要提醒的就是中国还是可能出现局部性的或者出现阶段性的金融危机，它主要还是由于我们的有些资源错配，货币的过度的扩张，不管房地产也好，或者我们目前的金融资源的错配也好，都会把这个阶段性的金融危机导致，这个不是坏事情，美国也发生过，日本也发生过，韩国都发生过。这个我是觉得以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讲，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应该要谨慎的。

　　所以说2014年、2015年，今后的三年或者五年之内，应该要防止的就是你的财富，你个人的财富被掠夺这么一种可能性。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整个社会的财富都在增长，你的资产配置管理，收益都是非常高，但是未来的话，你的财富是否会被瓦解，被消失，被分解掉，所以在你的资产配置方面，我觉得还是要重视，流动性管理是2014年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不是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居民配置上面，房地产配置占了整个居民的资产配置上面的60%几，其他欧洲国家也只有低于30%的水平，这个方面还是要引起重视。

　　所以总体来讲，我对改革还是充满信心，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决定》是我所看到过的中国历史上所有各类改革文件里面最完整，最全面，最有水平的一个文件，也是令人振奋的。改革的执行力也将是最强的，当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依然还是比较严峻，如何来打破，如何来触动既得利益，这个是难度非常大的一个动作，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问题，也会不断的出现。这个既是一种风险，又是一种智慧，作为投资这个角度来讲，还是应该全面的看待，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