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胡温政府弥补很多发展中的不足

2013年12月30日 16:19  新浪财经 微博
“第十四届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于2013年12月30日-2014年1月3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第十四届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于2013年12月30日-2014年1月3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第十四届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于2013年12月30日-2014年1月3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以下为演讲实录:

  姚洋:刚才听了几位企业家的演讲,深受鼓舞。实际上我们这个社会要进步,国家、民族要富强,靠的就是我们企业家。我们这些学者们实际上是做一些敲边鼓的事情。受大会的委托,让我讲一下三中全会经济改革方面的情况。刚才姚景源先生已经讲了一些东西,我会讲的更具体一些。我想讲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怎么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第二方面我简单说一下三中全会经济改革的一些内容。第三个内容是讲未来经济改革可能遇到的一些障碍。

  如何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如何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过去30年的地位?我想应该从我们国家的政治周期来理解,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不一样,但是我们基本上能保证每十年能顺利的交接班。这样也就形成了我们国家每十年一次的这样的政治周期。大体上我们可以把过去这30多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91年,特别是80年代,这个阶段是我们改革的准备阶段,整个80年代是一个新启蒙的时代,也就是它主要是以介绍新思想,新想法为主,也是在酝酿改革。在那个时候唯一做成的改革是农村改革,整个城市改革没有开始。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我们才开始了真正的城市改革,在江泽民,还有朱镕基时代,我们完成了非常艰巨的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改革,还有加入世贸组织。我们在21世纪头十年的经济增长会如此之快,实际上是90年代打下来的基础,改革的基础。2003年到2012年胡锦涛、温家宝这届政府,有人认为他们的改革停滞了,我想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任务,这个时代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在弥补过去20年所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村,一个是我们的社保。如果大家看一下数据,我们现在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医保的全覆盖,城市的社保也重建的,这届政府也是功德无量。那么,到今年开始,我把它叫做改革再出发的一个阶段,那么未来十年,由十八届三中全会来定调将是一个改革的十年。

  所以,我们回顾过去35年的时间,可能历史上有三次三中全会将会被大家所记住,第一次当然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二次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总体的框架。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是完成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议。说到这个内容,经济改革改什么呢?姚景源先生也讲了,核心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核心的东西。但是要把核心的内容落实到实处,怎么落实呢?就想,下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的改革。第一方面是负面清单,第二方面是户籍和人口政策改革,第三方面是农地制度改革,第四方面是金融体制改革,第五方面是调整中央地方关系。

  首先,看一下负面清单,什么叫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就是非禁止记录,大家是做企业的,知道我们国家的管理是允许的才能做,没有说允许的都是不能做的,或者说你做了是可能会给你定罪,是违法的。我们采纳这个负面清单之后,今后就有一个所谓的列出一个单子,这些领域是不能进入的,或者说进入要受到很多管制。没有在这个清单里头的这些行业,这些企业大家都可以进入。那么,推出负面清单的背景是什么?当然这是搞市场经济一个准则性的东西,说近一点,实际上是今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确立的一个指标。这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汪洋副总理在会上向美方承诺,一个是负面清单,一个是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准入前的国民待遇的意思是对外企说的,以前在外企进来的时候我们先把它分成外企、国企,国内企业,外企有不同的管制方式,今后他们进来都是一样的管制方式,这两点我们已经承诺,这两点的承诺,为下一步中美投资保护协议铺清了道路。上海自贸区已经尝试做负面清单,我们知道我们对企业的管制非常多,如果真正能实现负面清单这样一个新的规制,这个主导思想我们国家迈向市场经济的步伐会变得更大。

  第二方面是户籍制度改革,还有我们人口政策的调整。人口政策的调整,大家都知道这个内容,就是允许所谓的单独夫妻生二胞,这里面有国家发展研究院老师的贡献。我们今天坐地铁,在街上看到的都是年轻人,再过20年,我们国家将会迎来一场“银发潮”,届时我们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总数大概会相当于美国现在的全部人口,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么,今天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对我们迎接老龄化的挑战是至关重要的。户籍制度改革内容事实上是去年2月份国务院已经公布了一个政策,但是,没有执行。三中全会这个政策实际上是比去年的政策稍微往后退了一步。第一点是县级,县以下,就是所谓的小城市户籍是基本放开,只要你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所,你就可以申请本地户口。中等城市,按照去年的说法,只要你居住满三年,就可以申请本地户口,这次是模糊了一下,中等城市酌情处理。大城市这次提出来是要严格管制。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能实现户籍制度改革所提出来的这个内容,就能把人的城市化大大推进。

  第三方面的改革是农地制度改革。农地制度改革的内容大体上有三项,第一项就是确权,我们知道农民和集体的关系是一个承包者和发包方的关系,在过去20多年间,我们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步一步推进,十年前开始说30年不变,然后这次讲要确权,确权的意思就是你要丈量土地,定每家每户土地的方位,给他发土地证,发了土地证之后干什么呢?三中全会提出来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方向,第一个是生产用地可以用来做抵押,比如我有七亩地,以前这七亩地只能种粮食,种蔬菜,现在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财产,到银行申请贷款,这样是实现了农民的财产权。另外一个内容就是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可以直接入市,以前要通过政府征,征完之后,给农民补偿款,现在把这块资源跳过去,农民可以直接拿着自己的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到市场上出卖,原则上应该说直接和开发商见面。如果真正的实现这两点,基本上农民第一次拥有了财产的权利。比如我们住在城里头,我们拥有一栋房子,实际上我们有财产,因为我们可以买卖。那么,在农村虽然农民作为一个集体拥有土地,但是他不能把土地变现,这两条实现了,他有了变现的能力。

  第三方面是金融改革,金融改革改什么呢?在国际方面我们主要是改两方面,一个是实现我们在资本账下的可兑换,今天我们一般普通老百姓,你有很多的人民币,你说要到美国投资股市这是不行的,当然你如果去美国购买商品,购买你的服务是可以的,这就是所谓的资本管制。那么,我们在未来这一段时间,可能资本管制要放松。另一方面随之而来就是我们人民币浮动范围会扩大,人民币的币值会更多由供需决定。在国内要改什么呢?一方面是利率要市场化,这个我想会很快推进,另一方面要对国内的民营资本要开放金融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现在互联网金融很盛行,阿里巴巴[微博]有支付宝[微博],支付宝上面有几百亿,上千亿的钱,他要把这个钱用起来,发明了互联网金融。下一步我们要看是不是允许大家普遍的去做互联网金融,这是金融体制改革。

  最后一部分改革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核心是财权和事权的匹配,现在中央和地方预算内的收入是中央和地方单位各拿50%,但是地方政府的支出占到85%,中央政府支出只有15%。中间这么巨大的差是由谁来弥补呢?一方面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弥补一些,大概地方政府支出的40%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但是另外一部分靠地方政府自筹,目前重要的是他卖地的收入。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来调配财权和事权呢?人们一种想法就是上收支出权,还有一种想法是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收入的权利,比如发债的空间,甚至允许他们直接在证券市场上发债,这基本上是几个改革的内容。

  那么,困难在哪里呢?我觉得挑战是巨大的,我们的改革,改革到今天,已经不能像80年代,还有90年代的改革,因为改革的成果是非常明显的。现在改革的成果不能一下子看清楚,我大致上说一下我们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第一个就是负面清单,负面清单怎么确定?比方说我们在金融领域,负面清单定在什么地方?互联网金融算不算负面清单,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做,做这个互联网金融,今后这个是不是能让大家到阳光上来运作。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另外,即使在负面清单之外的产业我们还是需要审批,这个审批的门槛有多高,审批有多复杂,这也是我们要确定的。

  在户籍制度改革上面的挑战呢,我们人口制度的调整看来是各省单独做,现在是让各个省自己去调整它的人口制度,但是户籍制度没办法让各个地方去做,没有一个地方愿意率先做这件事情,郑州曾经开放过户口,最后发现受不了了。所以,户籍制度的改革一定是全国一盘旗。我在这里提出来,能不能恢复1954年《宪法》里头第90条,就是公民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我们第一部《宪法》有这一条,到82《宪法》我们把这一条去掉了,既然户籍制度要推进,能不能在国家的层面对这个制度做一个全面的调整。

  农地制度的改革,这个争论非常大,当三中全会公报发布之后,很多人就开始跃跃欲试,特别是一些搞资本运作的人就要成立一些公司,特别是信托公司要投资农业。那么,这次农村工作会议,我的感觉是往回拉了一把,因为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三点,土地的基地所有权不能变,土地管理不能变,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大家印象深刻,就是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强调粮食安全。刚才说到的几点改革就是集体土地所有制,我有七亩地抵押给银行,如果我还不出钱,实际上对银行来说很难变现,因为最终还是在集体的手里头,这就发生一种矛盾。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这里头也有很多法律上的帐目,而且也可能和我们很多城市规划发生冲突。比方说我是一个城里人,我厌倦了城里的生活,我想到农村去盖一栋房子,很多人有这个想法,又便宜。当我找到一个农户,我说我把你这个房子拆了,我出钱我帮你盖一栋房子,你住一层,我住二层,三层,很多农民会愿意。但是,这是没有保障的,没有产权保障的。所以,农村这块,很多做企业的可能也想投资农业,这个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个法律是非常不健全。我的感觉要推进农地制度的改革是相当的艰难。

  金融改革这方面,国际部分应该问题不大,因为这是倒逼出来的,倒逼机制就是我们人民币的国际化,因为这是中央政府已经下决心要推人民币的国际化。但是,人民币想要成为一个国际货币,那一定是可兑换,全部可兑换。然后它应该有浮动,这部分应该会很快做成。国内方面,我想尚待观察,我们知道有好几个大企业提出来要建银行,阿里巴巴提出要建阿里巴巴银行,本来市场上的预期很乐观,说今年年底之前能批,但是现在已经剩下只有一天半的时间,看来是有困难。说明像内资开放这一块,我们的步伐要迈开是很困难的。我的感觉是这样,监管者他怕担责任,你现在去做互联网金融,不出问题没有一点问题,但是,出了问题,它可以推卸责任,这不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允许你干,出问题了,他就可以利用法律手段来惩治这些违规者。

  那么,央币关系说起来很多,我举一个困难点,我们国家是单一制的国家,地方政府的权威来自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要为地方政府负担重要的责任,在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中央政府来自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负责财务的义务,在中国一个地方政府不能宣布破产,因为当一个地方政府不能支付它的债务的时候,中央政府有责任,必须把这个债务全部拿下,所以这是我们核心的矛盾。就是在一个单一制的国家,我们如何实现财政上的分权,这个问题是不好解决的。目前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央掌握权利,另一方面就是它要掌握财权,用转移支付调动地方。我想这个是不会改变的,如果中央政府放弃了收入,那么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调控能力就会大大下降。 说到发市政债这个问题,我个人还是持一种比较谨慎的观点,因为最终中央政府要托底,然后它给市场释放一个错误的信号,这些市政债的利息都非常高,我们的企业发展就变得非常困难。

  总结起来,改革方案振奋人心,而且这次可能习近平总书记要亲自担纲,要担任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而且也定了一个时间表,2020年我们必须完成所有的改革,这是振奋人心的方面。但是,如何实现,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阻力需要克服。当然,还有一点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们三中全会讲了很多如何改市场,让市场更加市场化,自由化,但是,如何约束政府讲的是不足的,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还有很大的权利,它不仅在管理,而且地方政府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大公司,跟我们这些企业家在市场里头一起玩,在这个市场里头,我们要建设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挑战。所以,下一步不仅是改经济,让它变的市场化,还有一个更重要要改市场,我希望通过经济改革,最后能够改政府,让政府改革更深化一步,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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