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奈斯比特及夫人桃瑞斯-奈斯比特

　　世界新兴产业领域最高规格的权威会议——第二届(2013)世界新兴产业大会，于2013年11月21日至23日在中国中部中心城市——湖北省武汉市隆重举行。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500强、福布斯2000强、新兴产业领军企业高层、国际著名专家学者等1000多人出席大会。本次大会主题为“创新引领发展，合作开创未来”，大会设置了五个分论坛：世界节能环保产业高层论坛、世界生物技术与产业发展论坛、世界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论坛、世界数字服务产业论坛、高端合作论坛。

　　新兴产业是世界产业发展的排头兵和生力军。近年来，以节能环保、智能制造、数字服务、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科技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不断取得惊人成就。世界新兴产业大会(WEIS)，由亚太总裁协会(APCEO)发起并作为国际主办方，首届大会中国主办方为中国吉林省人民政府，第二届大会中国主办方为中国武汉市人民政府。自首届大会开始，已经受到了包括中国中央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阁下就第二届世界新兴产业大会，致函著名国际经济学家、亚太总裁协会全球执行主席郑雄伟先生，高度肯定本届世界新兴产业大会的主题“创新引领发展，合作开创未来”，表示“创新”与“合作”是能为中国、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开拓更加美好未来的最好途径。同时指出，美中关系，不仅对中美两国十分重要，而且对整个世界具有重要影响。

　　11月21日下午，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专门会见了出席第二届世界产业领袖大会的法国前总理、亚太总裁协会全球主席德维尔潘阁下，著名国际经济学家、亚太总裁协会全球执行主席郑雄伟先生，亚太总裁协会全球副主席、澳大利亚前部长尼克-博尔库斯，亚太总裁协会全球副主席、法国前总统参谋长克里斯汀-加诺上将及夫人，世界著名未来学家、《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及夫人，澳大利亚科学院、皇家化学学院两院院士罗伯特-吉尔伯特，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彼得-罗比，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新闻集团全球副总裁高群耀，联合技术公司副总裁严学中，沃尔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陈然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赵刚，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马天宁，MedTAG生物医疗公司亚洲执行总裁潘雅德(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之子)等人。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高度赞扬了亚太总裁协会为第二届新兴产业大会做出的努力。

　　在11月22日上午的大会开幕式中，亚太总裁协会全球主席、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及夫人，著名国际经济学家、亚太总裁协会全球执行主席郑雄伟发表了重要演讲。

　　上午的大会开幕式及主题演讲由武汉市副市长邵为民主持，下午的高端合作论坛由郑雄伟先生主持。

　　以下为约翰·奈斯比特夫妇演讲实录：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终于来到了武汉，我和我的夫人在中国待过很长时间，但是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武汉，我们一直期待着到武汉来，所以我们要感谢APCEO，感谢你们邀请我们来到这里，参加这个会议。市长先生，会议主席，各位尊敬的与会代表，我们非常高兴今天上午和大家在一起，并在未来几天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些讨论。在我们看来APCEO是一个重要的领导者，它对于新兴产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富有成果的可以给各方带来好处的合作关系，所以能够作为努力的一部分，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桃瑞斯·奈斯比特：刚才回顾了历史，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回顾一下200多年以前出现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了制造业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出现了机械化，而机械化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了机器人，而今天科学家正在进行第四次工业革命，被称为工业化4.0，在这个过程中产品和机器可以进行直接交流沟通，因为通过互联网就可以实现这一点，而这一变革的基础在500年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了，由于当时科学创新的快速发展，为当今时代打下了基础，而今后的500年之中一直是一个西方统治的世界，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世界更加平等，我们将会见证西方霸权的消失，现在全球的政治及经济图景正在发生变化，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开放，现在新兴国家发展的非常快，而且在许多领域他们甚至比西方国家发展还要快的多。

　　约翰·奈斯比特：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也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新的角色，有些人也许会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过去世界各国是有等级之分的，但是现在各国之间更加平等共处，全球商业的重心正在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现在我们发现全球的权利以及影响力都在发生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是全球性的，是大规模的，而且已经在发生。但是发生变革的程度会有多大呢？发生变革的速度有多快呢？现在还不清楚，这需要各个国家乃至全球的参与者共同来决定变革的速度以及程度。我们现在发现有6个方面的变革，第一，是经济重心的变化以及转移，从西方转向东方，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第二，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在全球事务中的发言权也在不断提升；第三，全球经济的联盟也在发生一些变革，现在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各个省份，各个企业之间都在结成一些伙伴关系，来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第四，盲目追求GDP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第五，不是一个经济体主导全球；第六，不会有世界政府，而全球组织力量的基石将会是经济力量，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发展。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是六个正在变革的方面，而且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事务、全球机构中将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由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新兴经济体不会再接受美国扮演的角色，过去美国一直是全球交响乐团的指挥，而其他西方国家都是首席小提琴手，但是现在新兴经济体也希望可以演奏自己的音乐，演奏自己的旋律，并在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世行，联合国[微博]各个国际机构中都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桃瑞斯·奈斯比特：现在的世界各国经济更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各国都想有自己的特色，中国也是有自己的特色的。比如中国在外交中，在贸易中都是搞软实力建设，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800多家孔子学院，而且中国也做一些全球性的教育交流活动，中国通过这些活动都展现了自己国家文化以及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以及成就。中国也支持全球合作，而这种所谓的贸易公示也改变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关系。在这种历史的框架之中，中国仍然是处在自己新兴道路的一个起点上，但是中国已经为自己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环境。中国现在正在追求最高的目标，也是我认为最难的目标，那就是中国梦。中国梦不是被世界所塑造的，而是被中国人民自己所塑造的，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机遇，中国梦将会有自己的规则，而且需要两个基石，那就是政府相信人民，人民信任政府。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国内更有权威，而且在全球社会更有尊严，如果真实现了，那么中国中央政府的名号将会再次被树立起来。

　　约翰·奈斯比特：现在西方国家的统治逐渐结束了，但是这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西方的影响力仍然是很大的。现在全球有很多人在听西方的音乐，读西方的商业教材，吃美国的快餐，喝法国的红酒，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会议室里大家其实都穿着西服，有时候大家都会听美国的音乐，不管是建筑、艺术、技术甚至意识形态，文化，等等，都表示西方的影响在现在仍然是非常大的。西方现在有这种全面的影响力，也就使得一些国家有了惰性，不想进行新的变革。我们可以回溯一下，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当时西方引导世界进入了现代，而且西方创造了那么多的发明，包括蒸汽机、互联网这些都是举足轻重的。现在面临着这种全球性变革，西方应该重新思考自己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桃瑞斯·奈斯比特：我们谈到西方，而且西方取得那么大的进步，西方是如何取得这么大的进步呢？那就是西方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文化，通过解放人们的思想创造了现代社会，发展中国家也应当思考一下如何创造良好的社会，这样就可以鼓励人们去思考，推动真正的可持续崛起。在中国邓小平当时提出了解放思想，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起点，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而能不能真正实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不能真正地让人们解放思想。与此同时西方也让中国更容易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包括在印尼举行APEC会议，当时奥巴马没有参加，于是中国就占据了APEC的中心位置，在中东普京知道奥巴马有国内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叙利亚问题，但是不管是苏联还是俄罗斯，才是真正的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是从长期来说的话，中国也许是可以的。

　　约翰·奈斯比特：不管怎么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实力，这是一个事实。美国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现在美国普通人的收入实际上是在减少的，而且现在美国的中产阶级也是在减少的，这其实是一个定时炸弹。美国的前总统曾经说过如果美国社会及政治的图景发生了变化，对于我们未来的信心也会减少，这种趋势能不能被遏制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需要美国进行非常痛苦的改革，过去西方国家在GDP方面都是领先世界的，但是GDP这个统计口径实际上并不是完美的，过去70年之中GDP一直是最重要的统计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是有一些问题的，GDP实际上就是统计国家所有的产品以及服务的产量，来进行GDP的计算，但是现在德国的GDP增长率是比较低的，但在德国这个国家有许多非常出色的经济，虽然他们的GDP增长率并不是很高，但是瑕不掩瑜，德国的公司发展非常快。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非常高，GDP增长率也很高，但是印度仅仅是依赖于自己的信息产业，这一个产业造成的GDP比较高，但是它的整个经济并不是特别平衡，而且在印度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各国都想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要加强国际合作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国家之间的彼此了解，而不仅仅是看冷冰冰的GDP数据。

　　桃瑞斯·奈斯比特：我们的未来将会面临一种转移和一种变革，是新老时代之间的变革，也许APCEO这个组织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新的统计方法，真正的统计经济稳定、经济增长等各个方面的数据，以一种更加全面的统计方法来帮助我们统计各国的经济情况。现在各国经济都发生了一些变革，现在西方统治地位的结束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机遇，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权力的分享，在新的世界之中我们必须要熟悉新的环境，全球经济以及政治结构都在发生变化，新兴国家尤其是在亚非拉国家更容易适应这种变革。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会有更多机会，尤其是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地方政府将会拥有更大的机会来实现变革，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有利的角色。各国各个企业更应当推动投资、创新，加强国际合作。两个星期以前我们去了巴西，告诉我们的听众，中国正在加强国际交流，我们告诉他们现在你们就应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全球秩序的变革也会对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当然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各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认为在2020年以前又有十多亿人将会成为中产阶级。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举一个例子，波士顿咨询公司估计世界五大国家之一的巴西在2020年以前有500万个家庭将会成为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发展得这么快将会造成消费的迅速增长，就会有新的顾客，这些新的客户与发达国家的消费偏好、消费习惯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而各个国家各个区域之间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也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既要有全球视野也要有地方视野，我们要了解新兴经济体和新兴产业的特点，包括机器人、生物产业、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服务业、旅游业、信息产业等，还包括3D打印机，我们两天之前发现3D打印机可以打印出与全球知名画作几乎一模一样的作品。

　　桃瑞斯·奈斯比特：有一些行业有非常大的潜力，但是我们面临更加复杂的问题，那就是信息产业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会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自动化生产的时代，进入了工业化4.0的时代，我们现在要有未来的工厂模型，那就是通过互联网生产产品并提供服务，我们也会有更加智慧的生产过程。现在我们并不知道工业化4.0将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现在正要进行研究，正要进行实验。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以及工会他们都在这个过程之中，生产的过程将会更加智慧，更加智慧意味着什么呢？它将会如何影响生产的过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标准呢？这个机器是如何进行沟通的呢？谁来制定标准呢？

　　约翰·奈斯比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有人说你的车可以变得五颜六色，不仅是黑色的，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但是下一次工业革命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变化，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想要的产品，所以在德国的研发中心就在抓住这样的机会，在不断的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在未来20年以及未来10年当中都会出现大的变化，将会有新的技术，这些新的技术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遇，让中小企业实现长足的发展。决策的程序和过程会越来越快，而且灵活性也越来越高，当然这之中还需要回答很多问题，包括盈利的模式应该是怎么样的，这种自由自动化的工厂如何实现产品和机器之间的交互，机器的设计者也必须要了解这些最新的技术。今天的问题并不是说最有前途的新兴产业是什么，而是要找到最有前途的新兴技术，传统的产业也需要解决类似的技术问题。同时，产品以及制造的流程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桃瑞斯·奈斯比特：这意味着各个公司也必须准备一个更加多元化，多样性的为客户群体提供服务的平台，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度同化的社会，这有一些优势，但是同时也有劣势，也就是说中国人并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面对这些来自不同文化的群体。中国的移民只是国内的移民，但是在西方这种移民是全球性的，很多西方企业的CEO或者是董事长都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也就是这些公司从一个地方性的公司变成全球的公司，并且进行全球化的思考，所以大家想一想有哪些中国的公司或者是武汉公司的总裁不是中国人呢？在未来几十年当中我们会看到公司出现一个大的发展，这些公司应该有足够的灵活性来为不同文化人群和客户提供服务，几千个公司都会在很多不同的城市建立网点，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企业在200多个甚至300多个地方建立了分公司，这种流动性就变得非常重要，这指的不仅仅是交通和物流网络，更大层面上是指的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式来满足不同国家公司和文化的需求。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全球化并不止是指国家之间的，它是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省与省之间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全球化，所以一个真正的大开放的起点应该是人们思维的大开放。

　　约翰·奈斯比特：为了实现全球层面上的互联互通，我们的管理者和企业的管理者都需要面对这些文化上的冲突甚至是误解。我们在写一本书的时候进行了一些考察工作，我们在成都考察了英特尔[微博]公司，当时这个公司的人就告诉我们，说中国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要弥合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还是很难的。这个管理者说得并不是那种比较高级别的工作管理人员，他讲的中国的年轻人和邓小平之前那一代的人的思想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就是你说得越少你就会越少犯错误，所以有些时候想和他们进行沟通来进行一些分析和总结还是比较困难的。

　　桃瑞斯·奈斯比特：我们还没有机会去一些武汉的大学或者是中学，但是我们听说武汉有最好的大学，所以我们都非常努力，有很多学生都想到武汉的大学上学。我们一大早看到很多学校的学生都排着队进行早操，做运动，他们都是成群结队一起来运动，我们在天津的时候看到一个天津的财经大学，我们还以为这是军事训练呢，结果都是一些学生们，他们穿着校服像士兵一样在行进晨练，他们告诉我们这是要让大家统一思想，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有很大的益处，大家都要有这种集体意识，大局意识，大家来自不同的家庭，但是他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武汉也许你们更先行了一步，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教育还是有一些固定的缺陷，他们所学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他们一旦出了校门都会努力的找工作，他们发现在现实工作当中遇到的情况跟学习的东西会出现一些冲突，他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其实更重要的是鼓励他们的创新性，在中国这个创新以及孵化器正在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但是这并不一定会造就中国的硅谷，因为哪怕有一个蘑菇长得很好，但是若不能满足当地的条件，它也没有办法被大规模生产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它提供合适的条件，而且这个发明创造都是自下而上的。

　　约翰·奈斯比特：所以我们今天谈论了很多全球发展的动力以及大开放的问题，我们无法预测2030年、2040年或者2050年后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预测这个世界一定会经历变革，经历改革，也会有一些确定的趋势，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要寻找新的治理结构，治理模式，我们会出现大的全球性的城镇化。新兴市场也会出现经济结盟，世界贸易组织也会出现非西方的领导，中产阶级在新兴市场的扩张，阿拉伯，还有古巴，也将开放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区，我们知道上海也开了自由贸易区，还有这个宗教也正在开放天主教教会，软实力的不断扩张，包括体育，还有全球商业和政府的相互沟通，当然这也是全球面临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商业已经变得全球化了，而政府却是没有实现全球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国家主义新形势，以及英特网在高等教育中不断发挥的作用。

　　桃瑞斯·奈斯比特：每个人身上都承载着巨大的机会，个人、公司和国家能够从新的形势当中获益，但是获得多大的利益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适应这些新变化。我们提到了我们面临的挑战，特别是思维方面的挑战，我们必须要破除旧的理念，拥抱新的理念，不断走向未来，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每天都会学新的东西，我们会不断扩展我们的思维，并且改变我们的生活。

　　约翰·奈斯比特：如果我们允许让老旧的东西控制我们的思维，那么我们就无法取得成功，所以我们有一个选择，就是我要给大家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要被过去所束缚还是要选择面向未来？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