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EMBA中心主任张志学。

　　新浪财经讯 第十五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于2013年12月21日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EMBA中心主任张志学参与了圆桌讨论。

　　以下为张志学发言实录：

　　张文豪：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在我们对话嘉宾刚才没有演讲过的嘉宾还有一个单独的表述，大的题目就是城镇化再破题，在这个大题目之下，就自己最有感触的一些话题简单的再讲一讲。下面我们欢迎张志学老师发言，谢谢！

　　张志学：我在这个厅讲各位非常奇怪，因为我不是研究城镇化的。大家知道EMBA是筹划这个论坛的，筹划的过程中，我们想请地产界的人可能来不了。或者干脆我们彻底一点，难道城镇化仅仅是划地盖房子吗？这就回到了我的专业了。我是搞心理学的，我说人家张勇干的事就是城镇化当中对人的改造，所以今天我听了以后酝酿了一下，包括陈玉宇刚才讲的也是这个事，不是盖房子，不是划地。所以，我谈谈我自己一点体会，谈谈城镇化的人文精神。

　　我先给大家描述我一天的生活，这是2013年4月下旬，我那一天很难得的是下班之后六点钟离开办公室，离开光华学院2号楼，走到往东走的这一条道，像市场一样，有卖盗版书的，有卖肉夹馍的，有卖菠萝的，还有哈根达斯的，然后我就走出去现在法学院最外面这个楼，大家知道出去以后，它是一个公共汽车站，公共汽车站下边基本没有什么人，我看北京是发达城市，人们不坐公共汽车，人们坐地铁。但是，很多时候当你观察，哪怕是上班时间，你看看星期一到星期五北京的很多公交的人员已经很稀少了，跟两年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政府不调控，多么占马路，但是没有变。当然，我今天早上知道到燕郊的公共汽车，挤的人水泄不通，但是从来不增加。公共汽车再满也有人上，然后公交司机写着新手上路，请多关照，新手走的慢，所以导致交通堵塞。

　　然后我走到中关园，我想我还是从地铁口下去到中关园，结果下去以后不通，过不去，没有办法，我再上来，上来以后再过红绿灯过去。我想北京大学东门外当年就交通拥堵，为什么当年不在建地铁的时候让行人在地下走呢？我过了马路之后，六点多一个小孩远远的过来，边走边低头，在地上贴那个小广告，小广告是办证发票，走到我这儿，我说小伙子不要再做了，他说关你什么事。我说我每天地上走看着小广告很不舒服，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北京竟然是这个样子。我又一想，的确不关我的事，北京那么多城管，都没人管？

　　进北京大学门以后，一片祥和，门口小广场有人在运动，老人带着孩子，有人在打乒乓球，还有中年的妇女和老年的女性在那儿跳舞，婀娜多姿，活力四射，让我这个劳累一天的人感到自惭形秽。然后我就再这么沿着小区西边走，人们纷纷回来，马路西边是停车场，没有划道，先来的人往往是一头将他的车扎进两棵树中间，这样他很舒服，但从此，这两棵树本来可以停两三辆车却只能停一辆的。再往楼道里面走，门洞大开。几年以前出现过入室偷盗事件，后来北京大学就配备了对讲机，结果有人嫌不方便，把对讲机拆掉了，后来门也被拆掉了。然后，一层一层上，你看到每家门上都安着精致的、漂亮的防盗门，防盗门旁边都有垃圾袋，然后上班的时候提下来去扔。我一看垃圾桶，这是可回收的，不可回收的，打开看，不可回收的里面有可回收的，可回收的里面有不可回收的。这时候正好一个穿制服的人过来，我说怎么搞的该怎么扔，他说就这样吧。然后我就很无奈，我也把垃圾放在那儿，没有分类。这个时候我们外一栋楼的一个老太太从窗户探出头说王五回来吃饭，我发现这个人是她的亲戚，她是我们小区管委会的。这就是我一个普通人在北京一天的生活。

　　我想今天我们说城镇化的目的也是想让不少的农村人变成城市人，同时我们在座的城市人是不是真的是城市人？如果你要置疑我，请各位到东方广场的东南角去看看，那边是一片汽车站，早上有人会在那边倒车，你看看高峰过后有多少烟头吐痰，我真的倒过，没有多少农民工，都是城市人。所以，今天讲这个命题，如果大家不高兴就听听而已。今天城镇化和城市化的共性是人口居住在一起，第二、由农村的所有熟人关系变成陌生人的关系，城市里互相之间不知道姓名，不像农村一个村上就几十人，哪个人不检点统统都知道，在城市里面，每个人都不认识，因此城市的事就多了，一旦多，新闻记者都在这儿，所以它传染性很高。比如摔一个儿童，中国记者都知道，中国人喜欢摔人。所以，消极行为的传染，这是城镇化、城市化的一个共性。

　　我们不要说西方，人类的基本道理是，当人口集中的时候就导致人们容易做消极行为，消极行为在这个社区当中容易传染，因此我们才需要公共的秩序和公民的行为，这就是全世界人都需要思考的。刚才陈玉宇老师讲话非常专业。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往往很多人都很自由，想干什么干什么，凡是花钱可以买来的都可以干。我就想到，当年我一个朋友，纽约的著名大学的教授，国际大投行的合伙人，两个人在美国想买一栋房子，而且价格都谈好了，这时候还要接受楼里居民的层层面试，就算你是大学教授，进来乱搞一气的话也不要你。另外，我自己去香港学习，一进香港，就让我很敬畏，因为火车上写着不允许在里面吃东西，违者最高罚款5000港币，我觉得很敬畏。今天人们进到中国的城市，任何一个城市，怎么感觉那么如鱼得水，因为在农村还有表叔，二大爷认识他，在城市谁都不认识他，因此就没有约束。因此，这个城镇化就比较麻烦，我们的精英阶层高谈阔论，而另外一批人自认为自己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他们在自己的轨道上自由滑行，从来没有交叉，因此最终不愿意站在对方的轨道上体会，最后失去了换位思考和推己及人的意愿和能力，这样就使得我们城镇化的社区永远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具体表现在我们的社会充满着隔阂，人和人之间有戒备，单位和单位之间拉起了围墙，邻居和邻居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即便在路上和电梯遇到也都低着头。

　　所以，我今天讲的城镇化绝不是划地造城，搬迁安置，我们不需要林立的高楼和繁杂的小区，我们需要充满温暖和舒适的社区，是社区，不是小区，我们不需要堆积的钢筋水泥的城市，我们更需要充满热情和希望的家园。我想这是城镇化需要解决的。因此，要造就高品质的城镇化，需要那些从事城镇化的工作者具有刚才陈玉宇教授讲的那些素质，用那些专业去探讨，像科学家做研究一样，同时也需要这些人具有必要的品位。因此，我问的是，对于那些负责城镇化宏观蓝图设计的人士，您了解国内外城镇化的先进经验吗？如果去国外考察过了，你能够明确中国环境和你考察过的城市环境的差别吗？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衣食住行的方式的不同，如何反映在你在城镇化的宏观设计上呢？如果你觉得相比外国人的衣食住行方面来讲，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一面，中国的衣食住行值得借这个机会改造一下，你有什么样的具体思路吗？如果你提出这个合理的思路，但是习惯传统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又不大容易接受，你又打算怎么影响他们呢？我们在城镇化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建议，你问问这些开发商们，你能够在自己开发的土地上建出一块让人赏心悦目的小区吗？然后，你能够让那些支付了不菲价格的人购完房子之后让大家满意吗？入住之后你打算营造一种良好的社区氛围吗？你通过什么方案让小区形成一种社区的共鸣感呢？对于那些在小区乱停车，妨碍别人交通的居民，对于保安部帮助自己将购物车推到自己家门口就拒缴违章费的人，对于那些在小区边上边吃瓜子边走的人你有什么办法？你采取什么策略？

　　刚刚说政府、地产商，对小区的居民而言，当人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城镇新的小区的时候，你是否有一种我行我素的冲动呢？你是否考虑过自己的行为给小区其他人造成的不便呢？你是否参与小区居委会建章立制的行为等等，我想这都是在今天的城镇化当中需要我们思考的，因此我们需要有志之士，有专业知识的人士。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需要有大量的勤劳朴实的人民群众，我们80年前有像邓稼先这样的人，他们搞出两弹一星，我们也有那些能够保证公平诚信交易的企业家，还有我们的那些企业家将中国大量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形成大产业制造的最大规模的汽车，最大规模的手机，最大规模的电脑。我们有像张勇他们这样的能够提供很好的现代服务业，将农村的孩子变成有规有矩，快快乐乐给别人提供服务的人。所以，我们不要悲观，我们只要发挥老百姓的力量，以及陈玉宇教授讲的市场的力量，我们做市场的调控。我非常看好这些。我们要让城镇化脱离城市造房子，脱离水泥森林，让城镇化当中的人感到舒心自豪，将遵守社会公民规则变成一个新的习惯。

　　为此，再次重申，城镇化不是划地造城，需要高度的专业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要让城镇化成为承载那些即将成为城市居民美好希望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我的观点，谢谢！

　　张文豪：我想请问张志学老师，我们面临这个现实就是这样，很多农民工进城，他在春节可能拿不到他的工资的情况下，还是把它的劳动留在这个城市。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你把这个劳动留在这个城市，然后你把垃圾扔回你的家乡，再一个我们也不说我们把你们集中起来，然后把你们培训的跟我们一样，解决你们在城市居住的问题。所以，可能人的城市化，城市的城市化和土地的城市化可能都是结合在一起推进的。所以，请问张志学教授，在我们几个城镇化一起推进的时候，怎么有一些比较好的办法，或者比较好的一些方向结合起来发展？谢谢！

　　张志学：我一直觉得中国改革的红利其实还很大，比如前几年有一个搞经济学的人算了一笔账，他说现在很多企业从上海转移到西部，或者从中国大陆转移到越南，其实上海整个经营的环境以及劳动力的素质，综合的劳动生产率是西部的2.6倍，这样算一下，到西部虽然人员的工资便宜了，就地器材的原料，运输费也便宜了，但是最终双方持平。我讲这个数据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突出今天我们讲劳动力素质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在各种层级的劳动力的素质上都也很大的改进空间，这个改进空间我觉得无非有两个，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国家大胆一点，让北大这样的毕业生，包括我们光华的毕业生毕业之后能不能不去银行，不去投行，然后到中小学去，我觉得其他什么都不变，20年以后的中国将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也就是让高水平的人，像陈玉宇这样给他派到乡下去教书，我们都可以开假期学校。我自己当年在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辅导了四个孩子，我当时22岁，我辅导了四个孩子，四个孩子在不同区级考试都得第一名，我从此觉得，其实我肯定在北大不能算是很好的老师，那够意味着当将中国名校的高素质人派到中国各个地方去，我觉得20年以后会变化的，当然前提条件是他到中小学教书的工资是和在银行一样的工资。

　　第二点，你将中国的各个城市的医院办好一点，各个城市的好的医院，你想办法提高好的医学院的毕业生的待遇，让他们到医院里面去。这样的话教育资源和医院的资源相对均等的分配一点，这样人们就不会到大城市挤在这儿。我们必须要承认，所有人都喜欢热闹的地方，舒服的地方，勃勃生机的地方。所以，美国的一个泛比尔德大学的教授也希望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因为那边更热闹。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公平的分配让人们不一定都挤在大城市。

　　还有一点刚才张勇所讲的这个事非常重要，人家在新加坡由1700块提到2300，政府知道以后给你补贴，另外你用iPad点菜，那是政府的信息化，我推动中小企业的信息化，那是我政府的责任。

　　张志学：对，这完全不一样，一定要变成企业以创造利润的机构为核心来发展城镇化。这几点加在一起，大学教育，企业代表企业的教育将人变成体制人，大学的教育将人变成专业人，另外法制化将人变得推己及人，遵循社会的法则。因此，社会的教育，大学的教育，以及人口的加在一起，将人口的红利就慢慢的释放了。假如政府按照这个规律解决，我们很多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