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

　　新浪财经讯 第十五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于2013年12月21日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参与了圆桌讨论。陈玉宇认为中国未来城镇化的一个基本结构是10%的人口应该住在超大城市，中国应该有八个1500万人口的城市，差不多1.4亿人口居住在北上广深。

　　以下为陈玉宇发言实录：

　　张文豪：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在我们对话嘉宾刚才没有演讲过的嘉宾还有一个单独的表述，大的题目就是城镇化再破题，在这个大题目之下，就自己最有感触的一些话题简单的再讲一讲。第一个请陈玉宇老师。

　　陈玉宇：我感觉刚才听了张勇的发言之后，其他的人，像我这样的人就应该闭嘴了。我感觉中国的城市化有这样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城镇化的理解，我看完之后，感觉基本上都跟我从学理上对城镇化的认识都相吻合，昨晚发了一条微信，说基本上都对。但是，我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感觉出，我们的城市化不够接地气，不够生动，不如张勇讲的，张勇做的很多事情其实回答了很多人的疑问。比如有人说我们城镇化之后，地也卖了之后，这些员工老的时候怎么办？这其实是用一种计划经济的，一种被培养起来的依赖于政府的一种惯性思维在思考一个庞大的、复杂的、演进中的社会体系，这无论是官方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有一种错误的理念。

　　其实你自己问一下，当你只带着五美元在80年代，90年代到了美国时，没有人会担心你30岁之后怎么办，你50岁之后怎么办，你在餐馆打完工怎么办等等。如果你把这些问题向政府提出来，他的确就想，我需要为多少人盖房子，需要为多少人提供医疗保险，我需要为多少人提供退休保险。这样坐下来，静态的算帐，我们的城市化永远都搞不下去。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城市化是滞后的，这种滞后的最主要原因是政府部门没有为已经展开了20年和未来将要展开的这样一张巨大的城市化蓝图做好心理准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举个例子来讲，在我们今天从上到下都这么关心城市化的情况下，在西方已经有了200年长足发展的城市化的情况下，中国都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测量城市化的指标。我们是按照行政区划完了，叫城区。但是，这项工作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已经非常成熟，比方说我得定义连续一片面积里边居住了多少人，居住的人口密度是多少，居住区里边的建筑物的密度是多少。中国还没有一个部门试图准备建立起这样的指标，那你能说我们的决策部门真的做好了城市化吗？

　　我接下来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事实上比你想想的要深入的多了。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表面看起来好像我们在破题，刚刚开始，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完成2/3了。什么意思？就是从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完成了100个劳动力当中的65，65%的城市化率，从产业的角度来讲，非农产业化率65%。可是我们这65%当中的这二点几亿农民工只是他单身一人作为劳动力实现了工厂化，他没有实现城市化，他的家庭，他自己的生活安排，这是我们政府的责任。我们政府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意识到要对待这个问题，也许东莞地区的地方政府还希望说有一天这500万的劳动大军还回到他们的家乡去，实际上不会回去的。张勇刚才讲的说法，他帮他的员工做的工作，包括买50平米的房子，他的员工买得起。这就是我们中国在过去的十年片面地实现了工厂化，没有实现市民化。现在的破题我觉得关键是政府职能要跟上，政府要根据市场驱动下的人口的重新分布和集聚为他们提供所有的一切的便利，我不是要你们给我钱来养活我们，政府一向都是被人民养活的。只是说你需要提供便利，提供支持，在你的制度上去除僵化去除障碍，这是我们的城市化。可能现在城市化只是一个补课，我们的工厂化已经完成了。

　　未来的城市化是什么样子？我现在又要讲农村的老头、老太太怎么城市化，那就是乡城中的一部分，日本人曾经也面对这个问题。不管市场做什么，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千百万人为了追求自己幸福，会发生的事情就是90年出生的2400万人，95%都是选择他们喜欢的城市。所以，今天开始的城市化就是你能够完成从90年开始到现在，以及在未来出生的人，未来二三十年里出生的人在大城市里面找到工作，不断提高生产率，安居在城市里面，这就是未来不可避免的城市化，政府只不过在这样汹涌的力量之前做一些配合性的决策。

　　前30年中国实现简单的工业化过程中的时候，地方政府发挥了非常了不起的角色，无论怎么赞美他们都是不过分的。但是，这种在前30年的成功不能保证我们后面的城市化的成功。我们后面的城市化不是你规划一个工业园，招来一个工厂就能够完成，而未来的城市化是依赖于一个有活力的、人口集聚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你得依赖千百万像张勇这样的企业家分散化的努力，大家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大家在这个城市里成长，在这个城市里安居。这样的一种城市化是一定要发生的。

　　张文豪：谢谢陈玉宇老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很多的农民工在暂时没有工作的情况下，从城市里面安静地回到了农村。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么大的失业率。

　　张文豪：实际上刚刚陈玉宇老师也在讲，构造城镇化实际上我们应该有一些更新的角度，陈玉宇老师我想再问一个问题，以往城镇化里面有哪些做法是积极的、不错的，需要保留？有哪些可能是一些不好的做法需要改善？

　　陈玉宇：我们中国到现在为止我感觉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在前30年我们走过的路差不多是美国人100多年走过的路，30年时间完成了这样的我称之为叫工厂化，或者工业化。城市化文明没有那么好，但是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只不过我们的成就30年来一个接一个，我们自己有一点点太着急了。我最近在看美国的历史，188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纽约地区的生活水平估计跟中国今天差不多，纽约城市里边有三万多家小制造业，就是缝纫、做衣服这种小制造业，有点像东莞。其中有一家发生一件大事，一个七层楼高的缝纫厂发生大火，烧死大约500人。最后发现人没法逃生，跟咱们前些年发生的事一样，美国的农民工不守纪律，管理者就把逃生的门锁着。其实中国做的比欧美走过的路要好，这一点必须要肯定。

　　但是，我认为未来对中国城市来说有三个不可克服的困难，这些困难一旦能克服，那就很了不起，我确实认为克服起来会很难。第一个难以克服的就是大城市没有积极性发展，有优势的城市没有积极性发展，小城市拼命地想得到扩张，这是错误的。我经常说的话就是中国30多个省会城市，300多个县级市，19000个建制镇都在那儿同比例的扩大，那几个高端的有前景的城市还不愿意扩大，因为扩大就带来很大的负担。

　　我认为中国未来城镇化的一个基本结构是10%的人口应该住在超大城市，中国应该有八个1500万人口的城市，差不多1.4亿人口居住在北上广深，这是按照美国和欧洲的结构。中国应该让30%的人口，四亿人居住在150个非常有活力的、我们应该称之为大城市或者中等城市，大城市平均人口500万到1000万，中等城市，一百万到三百万之间。平均来看，150个城市，大约200多万人口，平均大一点的五六百万，七八百万，小一点的一两百万，40%的人口居住在这样的城市，这是前200年发达国家已经经历的。18000个镇没有什么可扩展的，它有必要实现现代化，一个镇一万人，两亿人口到头了，2800个县城，一个县城也就现在的规模也不可能再扩展，也就是平均八万人口一个县城，一亿六千万人。剩下来的中国人口10亿人的城市化，我所说的核心的城市化，就是40%的人口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居住，剩下来大约2亿人在小一点的城市，就是600个县级市，地级市的小城市。县城和镇是没有前途的，它只是伴随着中国的富裕和发展，它的设施现代化，它不可能创造出工作岗位，没有人群的集聚，不可能有分工的需要，没有分工的需要，就不可能有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在前面可以在政府主导下划分工业园区，政府，黄区长累得半死，招商引资，梦工厂，很有效，的确你得承认，非常有效。但是到这个阶段就没有效果了，接下来的发展，制造业需要发展，但是更需要是城市集聚基础上形成的行业分工，我们需要新的企业家，新的政府的商业环境和新的法制、财政方面的规则，现在还看不出来有能够短时间内重大改变的迹象。

　　第二、中国下一阶段发展的难点就是你得创造服务业的工作岗位，创造越来越多服务业的工作岗位，中国现在创造的很少。中国服务业不发展两个原因，制度不健全，城市化不够。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而服务业的问题，90后2000万的人，怎么利用好这2000万人的人力资源，我们未来能在100万人口以上规模城市居住的人，新增人口规模基本上就完全来自于90后的这每年2000万人，这90后的2000万人拿辫子赶他也不会回小县城，他会选择在他认为不错的重大城市里待着发挥好他们的能力。现在我们的习惯前30年的制造业发展体制的政府还需要学习。

　　最后一个就是我完全自己臆想的，我为什么要看历史，我想看看西方在发生巨大的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重新配置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美国在长达50年的过程当中，每年发生的事跟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有类似之处，我们是缺人民的土地，有暴力等等。美国发生的事中国现在还没有发生，也快发生了，张勇提到一点，就是未来的劳资关系，未来的中低收入的城市化人的工人跟他们的雇主在劳资关系上的冲突和矛盾，新城市化的市民跟老城市化的市民跟贵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一定会演化成星火燎原的暴力。你说北京长大的一个小孩，90年就来了，把他生到北京，长到20岁，把人的车烧了，提出政治上的主张，或者说他们不会提出政治上的主张，他们只会发泄一下，中国也没有对此做好准备，中国的体制上的弹性，他意识到有这样的威胁，但是他们还不能够创造出一种行政体制上的弹性来容纳。所以，我们最后会采取的很多政策就是往前探索探索，因为体制的僵化往回收一收。城市化有巨大的收益，还伴随巨大的风险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