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于2013年12月13日-15日在海南三亚召开。上图为高峰论坛一:寻求全球增长新动力。
以下为论坛实录: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现在开始分论坛。我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我们的论坛嘉宾是群星灿烂,真正的世界级嘉宾,我作为主持人最重要的是控制时间。我们就抛砖引玉,时间不能超过2:15。我就提几个问题,本次论坛更多的是关注全球性问题。今天上午的论坛,有关全球的问题,国内也谈了很多,真的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2008年以后整个世界进入一个重大的调整,这个调整是一个政治体系。新的契约理论可能开始,我们看到西方政治制度的局限性:第一,国债问题在众多民主国家是难以为继的;第二,尤其是美国,很多优秀的人不愿意从政,信息化的今天愿意从政的人越来越少;第三,奥巴马总统是非常智慧的人,但较我们的胡主席和习主席在最贫穷的地区奋斗了多年来讲,相对匮乏基础工作经验;第四,美国的体制本来充满了一定的希望,钱和权走,其可能是证券不稳定的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好处之一是我们能够对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深刻的反思,在新的视野下,重新考虑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中国和美国收入财富部分均比,中国是0.474,美国是0.475。世界整体对新的自由主义进行重新的反思,我们向谁学?学美国,学创新,还是学欧洲的福利社会?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都值得我们借鉴。国家可能丧失竞争力,面向未来,社会到经济制度的选择,可能中国有个思考。朱民还有在座的专家可以分享一下,我最大的顾虑之一就是经济,视野越来越全球,全球治理是跟不上的。G20作为管理机构是远远跟不上的,企业投资贸易都是全球的,全球的治理结构有没有搭建好,这个希望,也许中国和美国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是我提的几个问题,下面有请我们论坛的专家一个一个来分享他们的想法。第一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朱民,今天早上做了很好的演讲。
朱民:感谢邀请,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试着把它放在更宽广的背景下。关于福利社会和核心竞争公平平衡,其实历来是矛盾的。我觉得这两者在这次伟绩中表现的特别深刻。原因就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1%的富裕者与不富有的人差距越来越大。但在危机之中穷人越来越多,所以使得政府关于福利开支的负担加大,使得社会的矛盾也加大,所以说1%和整个社会的矛盾在扩大,最底层需要救助的人和整个在它之上的社会阶层的差距在扩大,特别是危机以来形成的新的社会政策,由此产生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财政政策、福利政策等等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要保持收入分配的公平,也要保持对最困难的民众的支持和救助。所以这两个矛盾是现在产生的很大的问题,在支撑这两个问题后面的一点,公平机遇、公平竞争、公平回报,以及提高效率这个是根本,没有公平机遇、公平竞争,就没有福利政策等。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方面,从大的增长格局来看,从现在来说世界进入了新的格局,2008年以来整个由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推动的经济周期,到今年基本结束,危机以来各个国家财政维持增长,世界经济增长2010年的时候5.2%,2011年的时候4.4%,2012年就降到3.5%左右。今年就是3%左右。这个周期区域结束其实后面反映了很大的问题,就是总需求的空间越来越小,也就是说财政刺激的空间有点小,由货币政策刺激的空间越来越小,这两个总需求的工具不存在的话,所以全球的经济在下一个周期,其实转向了一个结构调整方面的一个新的周期增长,这是危机最大的一个问题,从增长的角度来说,过分的依赖总需求而没有在总供给方面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次伟绩中,兼并重组最多,投资增长率是最低的,比较多的偏重于总需求的方面,从未来看的话,从总供给方面,从结构调整、从相信市场加强市场的力量来推进经济的增长,从根本上提高劳动生产力,新的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面临的周期变化,外部需求不在的时候,你只能走内部的结构调整,只能通过劳动生产力来继续维持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回到你原先的问题,也还是一样,关于福利政策和公平竞争的问题,从今后来看更多的要对弈的公平机会公平竞争公平收入从这个基础上才能讨论这个福利社会的政策。
主持人:朱民谈到这个事情,在三中全会的文件都有大部分的体现。沈联涛先生在银行监管管制方面有全球视野和丰富的经验。
沈联涛:我们探讨的是寻求全球增长的新动力,我们是中国看世界还是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中国已经崛起了,占了全球10%的GDP,但是在WTO以后,也是一个贸易大赢家所以全球对待中国的看法,就是您说的不同的做法,是不是有点针对中国的竞争的看法,那就出现了,全球有个动力的关键问题,就是矛盾的问题,在应该利益方面,大家是一致的,但是在政治的立场方面,从价值观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开始有紧张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有新的动力源和创新,中国走势是个什么情况,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动力在哪里?美国已经走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它是在高科技、高创新方面推进,中国则面临社会不公,老龄化、生态污染、过剩产能的问题,我们呆账的问题,一系列的挑战问题。所以,从中国去看国际的前景挑战是非常大的,从世界看中国,潜力是非常大的,为什么我说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这个经济利益非常关键的,第一,我认为中国已经有机遇,有条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有2亿人口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万2千美元的收入,有17个城市已经达到这个情况了,第二,中国的财富情况,已经达到全球第三位了,美国占72万亿元日本达到22.6万亿,中国约22万亿元,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力,我认为在五年十年之内,完全可以发挥出来,我个人预计现在中国家庭消费的量数据有水分,占GDP的36%,美国是72%是,中国消费的力量是美国的三分之一,而我的预算是中国家庭的消费动力,已经达到了美国的三分之二,所以从企业的潜力和中国的走势看,我认为是完全有机遇的,中国消费的未来动力,就是全球的经济市场的动力。主持人:谢谢沈先生,中国看世界,除了世界看中国以外,其实刚才谈到的问题是TPP,中国怎么应对,我们要好好思考这一问题,另外刚才朱民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的GDP发展越快的话,收入财富不均是越来越严重,怎么解决这两个矛盾。
毕马威国际主席安茂德:我要从企业的角度来谈一下增长,跨国公司在投资方面目前有所改变,刚才我们听到了各国治理的问题,必须要在全球经济中,表现出他们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在伦敦召开了会议,会议主要强调四点:我们要确保提高发展的技能,年轻人的就业将更加灵活;自由贸易将是一个很好的动力,这对于多边和双边贸易都是如此。对中国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TPP东盟东亚和双边方面的安排,在世界上都有博弈的问题,中国必须要参加这个游戏,要确保能够加入到游戏之中来;另外需要在投资过程中,注重法治环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股权市场能够投资于基础设施,来促进自己的增长,我们需要有长期的投资条约和规划。这样的话,投资者可以往后看20年30年的过程中,可以确保法律,同时要能够有很好的仲裁方法,除了实施保护这些投资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银行业投资资本化的问题,同时我们看到在国内,国外的法律规范,压力太大了,它制约了资金的流动,所以这个问题,从长来说要加以解决。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马上就停止了,跨国公司认为危机已经结束了,而且跨国公司的股东要求进行投资,这就需要他们进入市场要有新的方式。关于服务有两点,谈到了美国、韩国、日本的再工业化,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放宽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另外,不仅是CTB的现象而是商业的现象,会计服务很好的利用软件来改进,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这一点,另外我们要看一下怎么样在提供产品的时候能够有基于资产的技术,采用数字化的方式改变了银行的做法,另外最后的业务模式,另外,要让地方的管理层放权,不是说廉价的劳动力,而是提供技能的劳动力,我们许多的研究都是这方面的,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苏格兰有这方面的合同越来越多的在中国投资,因为我们看到人口方面还有很多的潜力。并做了对中国服务业的调查。
谢谢你跟我们谈了一些看法。
主持人:我一个问题花了时间思考的美国的制造业对中国的挑战,一个是页岩其,美国能够实现能源独立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第二就是摩西的崛起,从2008年起培养了大量的优秀工人对我们的中国的制造业不容低谷墨西哥已经成为全球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对美国的有利的是第三次的工业,对中国的制造业我们要高度重视,谢谢。
瑞银集团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可见半边天的力量还不够大,只有一位代表,我想回答一下项教授所说的经营治理。我当然希望有聪明的领导人,领导人的能力固然很重要,不过制度更重要,所以我们聪明的领导人,要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我想他说的就是要一个制度,另外讲TTP、TTIP,今天上午朱民讲的全球是比较疲弱的,最重要的还是靠我们自己,刺激国内增长的潜力。其实对整个世界经济来说,很多的国家需求制度创新,如果大的经济体想从出口中寻找出路的话最终还是要看自己的,讲到跟别人的竞争或者怎么样,对中国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自己能够激发自己制度创新的活力,将这个制度创新的势头保持。三中全会讲了非常多的具体的东西,今天上午还有刚才讲到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理论很简单只有三条,从长期来说,你的债务增长不能超过你的收入增长,不要超过你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要不然是不可持续的,对于一个经济来说就是这样。对中国来说,怎么去提高劳动生产率,我想制度创新的改革里头,户籍制度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户籍制度不仅仅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是一个平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阻碍了劳动率的自由流动,如果户籍制度的改革和我们所谓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使得社会保障能够更均等化的话,这样可以提高发掘我们国家的生产潜力,也使得就业更加有效、更加全面,这是政府可以做的积极的地方。制度方面的改革,政府可以在劳动力市场做的,第二个是要退,这个尤其是在服务业方面,在互联网这个行业,我们中国人都很聪明,你这个行业就可以发展,不是由政府来规划,来计划我在什么地方发展,政府最重要的是放宽准入,允许民营企业的大发展,民间的自身创造力和活力就能带动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最后讲一点,企业和政府民间和政府应该同时做的就是刚才项院长提到的人力资本的提高,就业方面的培训技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是这个人工作更多的时间,而是这个人可以发挥更大的潜力,它怎么发挥更大的潜力,一定是教育水平的提高,这种交易水平是社会上所需要的,这就需要社会和政府结合起来,什么是最需要的,在职的一些培训等等,就劳动力市场怎么发挥制度创新来提高我们新的增长潜力。
主持人:谢谢精彩的分享,三中全会制度创新的方面做的大量安排,国家治理都提到这么高的层面,其实刚才这个汪涛也谈到放松管制的问题,我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的原因之一就是还有很多企业还面对没有放宽的政策,中国政府有很多的牌可以打,我们老的模式所谓的红利还没有全部释放出来,这是我充满信心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毛泽东主席的贡献,妇女的解放,妇女就业潜力的释放红利。
当当网[微博]联合创始人、CEO李国庆[微博]:前面几位嘉宾讲的好多观点我都赞成,朱民行长还有汪涛女士说经济学家这个判断,对未来的预测和过去的解释,以及对基尼系数等方面,还有很大的争议。刚才沈先生讲的中国的内需是不是足够大,如果接受这一就好办了,嘉宾说是不是内需够呛了,把未来的15年后的甬道的铁路矿山道路都修完了,15年后都不用修了,下一步的内需在哪儿,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收入到了这个水平以后,两亿人口达到这个水平,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需求,政府也不知道,经济学家说,你不就是拿钱创业去了吗?真正有很多看不到的内需出来。娱乐传媒一旦放开这得启动多少需求,这也是全球看好中国的原因,我们现在看不到一定有很大的潜力,第二个问题这个需求谁来满足,政府说了十年了,老产业结构调整,你们怎么知道什么产业好,这就需要创新型的企业家,我们过去30年的增长,没有互联网,我们光做一个实体那就残了。某部委研究,为什么中国图书销售,为什么当当网成为主渠道,为什么新华书店没有成为主渠道,它还拿着中小学教材垄断利润,所以说要靠创新精神企业家。那么,这个企业家从哪儿来呢,回到制度创新的公平保证。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政府少管点,要我们找市场。现实中我们主要靠寻租,现在茅台酒价格下降了回到了历史水平了,中产阶级也能喝得起茅台了,这种创新型企业家,这种公平的保证,是需要的,可是这次会议大家不满意的说,关于企业垄断,垄断行业又加上国企,我们躲都躲不开,我们用的通讯费,比美国的还要贵,因为这是垄断,整个社会价格信号都是扭曲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破阵。解决不好国企改革的题材准入,不打破一个旧的,新的建立不了。你家里一个杯子破了,你肯定会心疼,在国企,它不会心疼。另外,中国的制造业外迁也是很正常的,这是全球化的必须带来的大家分享制,这就是我讲的经济增长动力。
主持人:讲的非常精彩,国企改革的问题我同意,民营企业肯定是创新的中间力量,但是我觉得讨论应该更宽泛一些,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不仅是国企民企的问题,他们出了一些超越家族的企业。这是一个重大的差异。我认为问题的讨论不能是国进民退,中国如何能出一批超越家族的,打造中产阶级,将来讨论可以更宽泛一些。
现在提问:
观众:首先感谢各位的分享,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日本和美国包括中国台湾已经进入了我们的M型社会,那么看到中国现在的现状,也是同样的情况,而且更严重的是,富者越来越贵,贫者越来越贱,在其他国家的构成和产业工人,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却不存在最大的产业工人的集团。我悲观的提一个论调,我们现在是否还应该乐观地讨论中国中产阶级的觉醒,我们是不是更多地去讨论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怎么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去面对我们中国也进入到M型社会这样一个状态,谢谢各位。
朱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全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发展在发达社会,也发生在低收入国家,有很多原因,为什么会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迅速的恶化,全球化是一个原因,全球化带来了很多好处的时候,也带来了差别,人力资本的投资教育跟不上也是很大的原因,商品资本不能在全球流动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把所有的东西归纳起来的话,现在全世界面临包括中国在内,缩小收入差距的巨大挑战。缩小收入差距不是说从富人增税给穷人,不是说政府补贴你让你花钱,经济危机就是,第一,人力资本的教育,让每个人有赚钱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让人们有找到就业的机会。最公平的时候是80年代也就是小型的企业所有的企业开放的时候,阿公阿婆店都开起来了,把空间打开,让老百姓能够进入,增加人力资本让中国的劳动力,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得到更多的回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几乎是全球新型经济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
主持人:我再补充一下,我们国家和美国GDP系数是最高的国家,英国是0.33,英国是欧盟中最高的国家,我们国家一个特色,就是可能是政府权利太大了,一次分配就出了比较大的问题,我是一个创业者创造了100块钱的财富,我自己拿了80块钱我们的收入不均分配就出现了大问题,再上我们的政府整个来讲民生过去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这块我们是滞后的。第二次分配我们是越来越落后于欧洲,我们跟美国相比还有很多的滞后,结构性的问题,一直存在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经济学家,企业家、官员共同的努力。
沈联涛:历史有证明,开始觉得劳动力是很便宜的价格,有一天大幅度地加高的薪水,我给他的高的薪水就是让他买我的车,民不富国不强,老百姓干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到了今后多一点钱,会不会对大家好,如果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消费市场,逐步提高薪水是关键的,市场自己会带动它的改革。
观众:谢谢各位嘉宾,我是经贸研究所的。我这里想问一下各位嘉宾,刚刚MIF的专家说,2008年到现在全球经济增长,基本上都是基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两方面的刺激,全球通胀形势依然非常的低迷,我们知道日本通胀目标定为2%,当然还是很难达到的,欧洲央行也定为2%,但是都没有达到,美联储的通胀是1%,什么原因?未来各位嘉宾觉得通胀风险大,还是通缩危险大,未来我们是应该担忧通胀还是通缩?
朱民:现在确实出现了一个新的迷惑,就是那么多的货币,却没有通胀,这恰恰反映了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脱节,这么多的货币发行去了哪里?相当大部分去了银行,相当大部分去了市场,超额的资金,就是超过我们平时预计的资金,大概多留的4700亿美金左右,银行贷款利率是2.5%,与此同时,投资水平很低,产能过剩还是普遍的存在,失业率还是很高,所以工资上不去,就没有形成通胀的压力,由货币制造的需求,占相当大的部分,流向了金融市场,而没有推动实际的需求和GDP的增长,这是一个危机中特别不理想的现象,当然现在还有很大的分析和研究这个,关键点取决于结构调整,如果你结构调整顺利的话,使得资金顺利的流入经济,使经济的增长和物价的上升同步进行,如果经济结构不能到位的话,持续性的企业不投资,持续性的过渡的充裕的货币流通在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之间结果就是通缩,所以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候。
朱民:中国有它的特殊性中国有持续性的通胀压力,第一,从发展的阶段来说,中国正进入一个通胀阶段,从发展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后,你进入了可能的通胀区,中国的通胀受两个重要因素影响,食品和大宗资源商品的,总需求的市场化和总供给的严重脱节,食品价格的波动占了很大的部分,与此同时,工资收入是属于上升阶段,食品、工资、大宗商品,全要素都在增长,在未来的几年里有持续性的通货膨胀压力,我们对于这一点同意吗?
汪涛:中国将来的通胀的压力大于通缩的压力,通胀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政府产能,我非常同意朱民的分析的观点,就是通胀,它发展的货币只是停留在基础货币里,终究没有到实体。咱们国家的量化宽松,央行可以印钞票,如果银行贷款限制还有发展多层次的影子银行的市场,最后我们的量化宽松的信贷增长的速度,是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国家,现在因为国外的因素没有造成明显的食品价格的通胀,其实已经造成了资产价格的上涨,房价的上涨势必会带来租金的上涨,对服务业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主持人:谢谢两位的精彩发言。第一,今天五位给我们分享了N多精彩的观点,三中全对国内的政策调整,对很多方面做了部署。像朱民各位顶级的专家对全球的了解比较多,国人的全球视野的相对了解少了一些,我想中国出这么多的全球视野的专家,面向未来我是充满信心,N个道理,但挑战是巨大的,第一个就是全球治理,将来有时间可以请朱民分享他的经验,第二,我们中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是以我为主,所以这种哲学理念的对撞融合怎么解决,对过去来讲全球化信息民族化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机会,美国人让我们进入了WTO,确实帮助了我们一个大忙,如果中国不在新一轮的WTO加入,这又是一个风险,谈到美国制造业的崛起,希望国人给予更高的重视,我希望这个论坛能给我们的国人带来更多的全球视野,我希望我们《财经》可以请更多的全球顶级的专家进行分享,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谢谢五位专家给以我们的分享。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