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于2013年12月13日-15日在海南三亚召开。上图为全会二·国际视野与国际经验。(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于2013年12月13日-15日在海南三亚召开。上图为全会二·国际视野与国际经验。

　　以下为论坛实录：

　　主持人：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发言嘉宾：

　　Grzegorz KOLODKO，教授、波兰前副总理、财政部长

　　张国宝，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何东，香港金融管理局助理总裁、香港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David SIMON，前英国财政部国务大臣，前英国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

　　Jonathan ANDERSON，新兴顾问集团主席

　　正文：

　　主持人：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场全体会议，题目是国际视野与国际经验，就是要用全球的观点来考察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为什么呢？第一，中国现在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问题，并非独一无二，在此之前，以及当下世界很多的国家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历程上都遇见过类似的问题，因此，借鉴他们的经验以及教训对思考中国的问题极具价值；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全球经济，而且中国在当中所占份量越来越大，现在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全球第一。所以，中国经济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同时也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五位杰出的演讲嘉宾，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中国、也有中国香港、也有欧洲、也有美国，他们都在观察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这个问题上具有非常广阔的视野。

　　下面我们首先有请Grzegorz KOLODKO先生，Grzegorz KOLODKO先生来自于波兰，是经济学教授，在此之前担任波兰政府的财政部长和副总理，在波兰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也写过重要的著作。下面我们首先听一听Grzegorz KOLODKO教授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用全球的视野和经验做演讲。

　　Grzegorz KOLODKO：你好！我来自波兰，波兰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经济体，在欧洲我们是唯一没有落入经济萧条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政府把波兰称之为绿岛，其他欧洲国家都是红色的，因为出现经济萧条，而波兰的经济是绿色的。波兰在最近几年经济得到跳跃性发展，目前我们GDP是美国的40%，是欧洲平均水平的60%，尽管增长不如中国如此快速。

　　我认为我们应该对GDP非常小心，我们已经进入到“后GDP经济”，这个理论认为拟定GDP政策时，中国、欧盟和美国等都要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因为GDP并没有包括收入应该怎样分配，当然世界上的包括不平等现象太普遍；GDP也没有包括大家工作多少时间，波兰劳动力工作的时间比美国人长得多；GDP还没有包含生态情况，这在今后是很严重的挑战，另外社会凝聚力、政治体制和制度也没有包括进GDP。

　　所以谈到了经济增长，所以我们要注重新的价值，我们需要重新设计有关的机构，改变行为和游戏的规则，如何协调各国政策是说最重要的挑战，因为当今世界是相互依存的，这种治理问题应格外注重，交给世界银行[微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联合国[微博]来做就可以吗？我不是很确定。

　　我们需要制度化机构化，中美之间的对话非常重要，另外20国集团也是一种。20国集团经济上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5%，人口占全球的2/3，如何协调各国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环境政策，文化政策和安全政策，这对全球是一个挑战。中国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美国的也不仅是美国自己的，现在各国的问题都反应在国际舞台上。尽管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些系统性问题，全球化造成了这一点，但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我们需要确保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保障，需要开放市场，需要社会的凝聚力。我们有兴趣注视着中国走向更美好的未来，走向全面的市场经济，我相信中国在这方面的实践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支持，其他新兴国家可以仿效。

　　主持人：下面第二位演讲嘉宾张国宝。他是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在此之前还是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

　　张国宝：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说中国经济融入到国际经济当中，例如2008年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我们东莞的农民工马上出现了回乡问题，国际经济的变化可以在中国经济中反映出来，反过来中国经济的变化也深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他们关心中国GDP增长到底是8%还是7%。他们认为作为世界经济的两个火车头之一，如果中国经济变化就势必会影响到国际经济，也会影响到国际大宗产品的一些走势。

　　我现在还在担任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的会长，我们刚刚在北京开了一次对外投资洽谈会。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来中国经济在35年来巨大的变化。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超过1.2万亿美金，连续20年都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近十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平均40%的速度高速增长，去年达到878亿美金，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12年中国企业在投资地缴纳税金超过220亿，雇佣外国员工超过70万人。在2013年1到7月份，中国对外投资超过69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9.6%。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来看，今后五年中国对海外投资有可能达到5000亿美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到2012年底，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超过5230亿美金，已经遍及179个国家和地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现在世界经济体的复苏还是非常缓慢的，去年全球跨国投资下降了17%，可是中国仍然逆势上涨，反增加了17.6%，从这种数字可以看出来中国经济在世界当中的份量。

　　但是总体来讲，尽管经过35年的发展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到2012年中国的海外投资仅占全球当年海外投资流量的6.3%，存量只占全球跨国投资存量的2.3%，这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据。可以说三中全会再一次明确了中国开放的重要性，提出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开放模式。

　　另外我希望谈一下个人体会。我们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经验距离适应“走出去”还有很大差距，我参加过很多次美国跨国公司的董事会，他们董事会的开法和中国的董事会还是有很大不同，他们的董事会一开始都要分析一下国际能源市场的走势情况，头头是道。我们在这个方面与他们相比还差一点。

　　我在1981年时负责专家的引进，之后又负责负责技术引进，到后来我在当能源局局长期间参与了和俄罗斯、委内瑞拉、缅甸和美国等的核能源谈判。我的体会是有时我们很自卑，总是要拿外国做例子，美国怎么样走，日本怎么样，欧洲怎么样，好像他们的这些东西都是真理，都得照搬拿过来。另外有时又很自负，认为中国什么都好，很了不起。这两种情绪都要克服。在和俄罗斯的原油谈判当中，中国有些质疑对俄罗斯贷款，认为俄罗斯不守信誉很难谈，但实际上很多问题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我们在2005年给了俄罗斯第一笔60亿美金的贷款，但实践证明俄罗斯还款很好，还包括10亿美金利息如期偿还，即使双方对油价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俄罗斯也没有中断对中国原油的供应。所以很多问题我们还应从自身考虑如何去适应。

　　主持人：感谢张国宝先生的精彩发言，下面我们请何东先生，他现在是香港金融管理局助理总裁，香港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何东：谢谢院长，谢谢邀请，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我的主要观点是，现在中国成为了一个主要的贸易大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现在中国还是个金融小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还是非常小，这个表现在对资本项目的管制方面没有结束。

　　但是在未来15年，我们可以期待中国也会成为金融大国，一个主要的发展就是中国企业和居民的对外投资呈现非常高速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怎样融入世界的金融体系？我个人认为，就如同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贸易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一样，我们也要通过遵守国际规则，通过加入服务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贸易，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遵守国际规则，让国际社会可以接受中国对外的投资，消除他们的疑虑；同时中国也应该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对于刚才张主任所说的一组数据，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即现在中国的国际资产负债表结构非常有特色，一个角度来看这是非常小的一个资产负债表。除了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占我们GDP的20%，(这跟美国的水平差不多)，就是外国投资者来中国进行证券投资规模是非常小的，只占中国GDP的5%；另外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这几年增长很快，但是占GDP的比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中国居民对外的证券投资更小。这种结构和美国国际资产负债表相差很大。

　　在加大资本项目开放规模的大环境下，人民币国际化、走出去，这个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会更像一个正常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我们居民要和企业要有更大的自由度走出去对外投资，所以非常容易想象，在今后十五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可以分别增长10倍这样的概念是可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知道中国大宗对外投资在政治上受到不少阻力，要想让中国的对外投资可以被对方接受，应增加我们的透明度，让企业遵守国际规则，这一系列的工作需要展开。所以我觉得通过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在WTO框架下加入服务贸易协定，对改善国内的金融体系可以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

　　反过来，如果其他国家接受中国的投资，中国也必须接受其他国家的投资，这是一个对等原则，这也会给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带来一股新的动力，这方面我觉得非常值得期待的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比如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来说，如果人民币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货币，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就是固定收益的债券市场要大大发展，只有向美元的国债市场，这么一个固定收益的债券市场靠近的水平，国际化才有希望。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会大幅对外开放，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会对国内的金融改革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

　　主持人：非常感谢何东先生，下面我们请DavidSIMON先生，他在90年代曾任英国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后来担任过英国财政部国务大臣，所以请他为我们带来来自英国不同的解读。

　　David SIMON：谢谢！我先谈谈历史，我是布莱尔政府的一位官员，我积极的参与了结构改革的工作。我先谈谈欧洲的问题，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有帮助，我们在2000年到2010年出台一个十年计划，设想是要改革欧洲的市场，以便更好的利用欧洲的单一货币。简单解释就是在供应方面，要改变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市场，同时要降低社会成本，包括养老金和工业发展等等；我们要确保提高教育水平，包括职业培训；要确保经济的数字化，还要提高研发水平确保企业的增值，这些是我们在供应方需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之所以介绍历史，因为我想如果没有历史的话就很难去有一个愿景，而愿景往往是有风险的。

　　结构调整的经验当中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成功，主要因为出现了经济的危机，以及在政治和企业界都缺乏约束。

　　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我们会看到工业化的国家即中国和美国还有欧洲所引导的工业化的国家，必须要去开展更多的结构调整确保可持续的增长。我也不喜欢GDP的目标，因为我们希望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增长，因为这会带来价值的增长，有中产阶级，即金砖国家新富阶级，他们会驱动着市场价格的改变。

　　这会带来生活方式而不是涉及到产品的变化，教育、卫生医疗等等都需要我们做出更多的选择，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一定总会给大家提供一个具体的GDP的目标，你必须了解人民最关注的事情。

　　另外一点，不断提供廉价的贷款并不一定能够担保拥有一个很好的未来，这个对于整个的行业工业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过去知道这个贷款融资是比较廉价的，但是这个不会永久的持续下去。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消费者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们的表达和组织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们也会更多的影响到企业，企业在去利用资本资源的时候必须更加的灵活，因为改变的市场意味着风险更多，而且也必须要进行很好的管理，这个是有相关的需求。我觉得国企的反应并没有私企那么快，而接下来快速反应是非常重要的。随着政府的一些改革，国有的企业还有私人部门的投资都将是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国有企业必须改变思维的方式。

　　我觉得在能源市场上面有一个重大的政治挑战，就是必须要为战略目标有足够的确定性，企业和政治家都必须要达成共识，必须去确定怎么样充分利用能源。实际上接下来的十年当中，能源市场上的资本和资源非常多的，市场的优先当然需要获得清洁的能源，但是这个必须也要进行政治的教育，因为清洁的能源不是廉价的能源。两个战略性的概念我们需要澄清，一方面希望获得更多的能源，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希望获得廉价的能源，这是老百姓想要的，而且政治希望获得清洁的能源。我们必须在这几者之中达成共识。

　　主持人：下面一位的演讲嘉宾是JonathanANDERSON先生，他曾经在高盛、瑞银工作多年，也在俄罗斯中国研究这两个国家的问题，现在研究新兴市场的问题，那么他自己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新兴顾问集团并担任主席，他在过去的多年在投资银行的评比当中都多年被评为最优秀的经济分析专家。

　　Jonathan ANDERSON：今天的话题是从国际历史的经验看中国现在的形势和问题，因为时间的限制我想提三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然后得到三个非常简单的结论。第一个问题，大家去看看现在的世界，那么有170个左右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他们有不同的收入水平，我们可以看看过去60年，即二战之后的时期，这170个发展中的国家有多少能够实现了高增长呢？高增长的意思是说20年保持8%或者更高的增长，这是第一个问题。回答是，只有很少的几个，你可以看看170个发展中国家可能12、13、14个实际上能够实现了20年的高增长。第一个结论是要进入到一个高增长的轨道是比较难的。

　　第二个问题，在12、13或14个高增长国家中，在30年后出现放缓之后，多少个国家能够超过平均的水平？回答是所有这些国家都会超过平均的水平，没有任何的一个国家在实现20年的8%增长后，又退后了，又退后到缓慢的经济增长的一个趋势当中。结论二是，一旦进入了高增长轨道就很容易保持这样的高增长。

　　第三，是什么使这12，13、14个国家聚集在一起？这些国家有些较大，有些较小，有非洲、中东、亚洲国家。他们有哪些共同点，他们为什么能够有高增长呢，有些国家进行了大幅结构调整，进行了大幅度的国内改革，有一些没有进行改革，但是他们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出口记录，所有这些国家充分的利用了全球化的这个趋势，不管是制造业、贸易、旅游还是钻石，他们找到了一些商品可以卖到世界，他们出口非常的强势，促进了他们的高增长。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和其他高增长国家的共同点是完全一样的，即中国在全球化的世界当中依赖着出口实现高增长，但是中国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革和结构性的调整。

　　第三个结论就是，这些国家高增长不一定真的是依靠进行快速的国内结构调整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全球化促进了这些国家的高增长。

　　为什么强调这些呢？昨天晚上很多经济学家坐在一起，讨论了中国的发展路径也讨论了未来的问题，不可避免的是在中国，当你去讨论中国的经济的时候，自称转型中国家或者过渡国家，或改革中国家，这是中国对自己经济的一种判断，一种评论。客观来说从数据上来讲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转型中的国家或者改革性的国家，他是发展中的国家。

　　促使中国取得成功的这些元素和其他的高增长新兴经济体的成功的因素一样的，我强调这一点原因非常简单的，就是我要把麦克风交给其他人要讲的最后一点，我们可以看看中国，你可以看到法律问题，还有社会的问题，还有结构性政治体制的问题，你很容易看到这些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归结为阻碍将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障碍，如果没有很好的，强大的国内改革就无法继续增长。但是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中国实现了30年持续9%到10%的增长，从统计学来讲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放缓到7.5%的增长，但是还是超过了全球平均增长5个点或六个点。中国高增长的路径很可能持续下去，随着社会结构的持续调整，还有法律上的改变，政治上的改革都会自然而然出现。这个是新兴的经济告诉我们的，这个就是最后的总结。谢谢！

　　主持人：刚才台上的五位演讲嘉宾从不同的角度来解析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与理解经济的关系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过去经验为我们带来的启示，最后JonathanANDERSON先生特别提出了三个观察和三个结论，最后我想他想说的是尽管我们的中国碰到了很多的问题，改革的问题、法律的问题、结构的问题，但是有两件事情让他觉得中国的问题其实并不那么特殊，与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相似，第一是中国首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第二，全球化，全球化会带来最重要的影响，如果解读你刚才说的对的话。刚才各位的观点讲的非常清晰，下面有一些时间我们做一些简短的讨论，我们也想跟上面的一个讨论做一个连接，就是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国政府有两个重要会议，有重要的文件发布。一个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文件里面没有讲转型也没有讲发展这些问题，主要讲的是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当然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或者说篇幅最多的部分应该是经济改革。

　　第二，会议第一次提出合理增长，对于增长的事情当然是这个中国的地方政府非常关心，还有就是中国以外的外国政府非常关心，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增长直接影响全球，中国经济直接影响到大宗商品价格，直接影响到其他的国家就业，我想下面就这两个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对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你们的简短的评估，我想请你们每一位做一个简短的讨论。

　　Grzegorz KOLODKO：我想对于中国的领导者我非常信任他们会指出正确的方向，当然确实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进行，需要去进行自由化的发展，去监管等等，你们把他称之为改革，有的时候可以称之为一种过渡，一种转变。我们看看中国的将来的发展，我觉得我们确实是需要一种综合的发展而不是一种快速的让人感觉到窒息的增长，我们需要一种温和的增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中国还有对世界我们实现的经济不应该尽可能快的增长应该温和的增长，因为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经济体有80万亿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那么中国是占15%，你知道我们有70亿人口在地球上而不只是有二三十亿，你知道这里有很多的拥堵，现在北京的交通状况和25年前不一样的，整个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要进行监管。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中国不一样，但是也有一些共同点，我们怎么样继续的监管经济来实现一种均衡的增长，我觉得世界最近的这场经济危机主要就是贸易经济的生态方面出现了不均衡，因此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温和的增长。我们不应该希求中国接下来20年继续8%的高增长，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可能出现硬着陆。

　　因此我觉得对于三中全会的一个解释就是，他们确实知道需要一种新的务实主义，中国的领导者知道不仅仅要追求速度而且要追求质量--这种新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质量那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每个人都会看中国，也会去看欧洲美国的发展，也会去看其他国家的一些发展，那么中国相对应的一个立场是中国的增长会更快，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当中，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会超过15%甚至20%，我觉得现在我们有技术文化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那么这个里面不仅仅涉及到钱的问题，我们也要看一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充满拥堵的世界当中实现一种平衡。我觉得现在我们进入到实现温和经济增长的时代，我们要去看新的实事求是主义和务实主义，带有中国特色的务实主义。

　　张国宝：说到三中全会一个主题就是改革，就是通过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这一点非常清楚的，国际上不仅关心三中全会，也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有些解读认为改革不怎么过瘾，因为他们希望看到中国的改革都是照着西方的模式走，这个是不现实的，中国必须按照自己的国情和自己的发展阶段。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改革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生产力，所以可以期待今后中国的经济还会有很大的发展。

　　在刚才已经讲到了的中国对外国际交往，我们国际视野当中有的时候自卑有的时候自负这两个都不对，特别讲到自卑的时候一谈到制度、发展就老拿西方做标准，美国怎么样、欧洲怎么样，这个都不是我们的标准，所以这些当中我们应该更多的增加我们的自信，我觉得我们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没有问题，但从发展的轨迹来看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一点应该有自信，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谈论着经济学家自卑的太多，但是连续30年来以9%的速度增长这个不是很大的成就，我们应该看到自己发展当中取得的巨大成绩。

　　在对外交往很多刚才举了对俄罗斯提供贷款的例子。对美国贷款时没有人说拿到国务院讨论批准，每天买多少债券，就是外管局自己定了，但是给别的国家贷款，给俄罗斯50亿贷款就需要国务院层面讨论，在这些问题上银行也要解放一点思想。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怎么样用这个大家议论最多的，这个应该是多多的考虑。

　　还有一个就是人才，朱民先生也是我的老朋友，我觉得中国缺乏像他这样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人，不仅外表好而且国际视野看待问题，我们的观念当中很多做不到这一点。

　　何东：今年夏天5月22号美联储可能减少购债规模后，新兴市场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很多国家面临资金外流的压力，8月底9月初形势有一点回转，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传出来的数据比较向好。这个是一个例子，说明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就是贸易大国带来的影响，这个不光对短期的经济复苏信心的问题，还有可持续的问题。经济增长可持续就是刚才朱民先生说的劳动生产力的持续增长，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劳动生产力持续增长解决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资本深化，还有一个就是全要素生产力的持续增长，资本深化在中国一直投资非常高的，但是现在面临很多瓶颈，比如环境的恶化，而且投资的瓶颈可能越来越大，就说明全要素生产力的持续增长是我们未来增长非常重要的源泉。这个就是我理解三中全会的改革最终的目的，就是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是要靠全要素生产力的持续增长，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这个改革的议程可以落实，对全世界的经济稳定发展都会带来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David SIMON：我作为一个实业家，我觉得三中全会的一个主要的信息就是中国经济会继续改革开放，会继续获得成功，因为我们都已经听到了中国在世界上会引导着全球经济的增长，我对于数字不是那么担心。另外，就是要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这个就意味着社会的要素和更广泛的要素需要更多的给予考虑，要确保经济增长的平衡，刚才GrzegorzKOLODKO先生也谈到这一点，我们说市场的取舍和选择今后的十年里会变得更加重要，市场会做出更困难的选择，如果中国要更好的遵循市场的信号的话，那么对于实业家来说是很重要的情况，我要在这里再一次强调，我觉得要对于市场的信息做出回应也需要私营的资金，私营公司要快速做出决定，但很多国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会那么快做出反应。如果三中全会的这种希望，这些信息可以大家真正的落实，就需要进行结构重组。

　　Jonathan ANDERSON：我认为国企改革不是最重要，财税改革不是最重要的，金融改革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中国降低发展的速度。一个新兴国家的放慢的原因就在于全球的需求不足，出口全球的需求降低了。2007年的危机之前新兴经济国家的增长差不多7%，现在的增长率只有3%了，比以前要降了4%，这个是因为全球消费的要求降低了。2000年的时候中国增长11%，今天以同样的逻辑由于全球增长放缓，中国应该以7%和6.5%的速度增长。但在危机之后，中国对6.5%到7%的增长不满意，所以危机以后中国提出很多刺激的措施，我们看到了地方政府贷款，我强调一下这个债务的问题不是因为财税的体制不平衡或者不完全造成的，而是因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刺激措施造成的，都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刺激所致，都是中央政府对7%以下的增长的不满意。如果他们对7%以下的结果满意，就可以结束贷款，可以稳定整个银行系统和借贷系统。那么我觉得三中全会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适应这个低的增长率。

　　主持人：Jonathan ANDERSON先生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看法，确实是国际视野，因为你感觉看了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十几个高速增长国家的共同的轨迹。我要是理解对的话，你说改革的这些措施每一项你看来都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是认可了增长速度要放缓这件事情，但是三中全会公报里面没有说这句话，这个是昨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说合理增长，没有说高速增长，你觉得这个是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还要再问你一下，那中国就没有特殊的地方吗？中国比所有考察的那些国家任何的一个国家都大很多，而且可以借助更多的在过去20年的新的技术，新的全球化，那为什么不能比你考察的那些国家可以维持较高的速度更长一段时间。

　　Jonathan ANDERSON：增长来自于两个来源，如果我们看一下全球经济的发展，一个方面全球化让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贸易，另外一个来源是国内自己能够增长，国内自己消费。如果我们看一下170个多个新兴经济国家，国内消费很少，国家能够用国内的信贷和国内投资作为发展的火车头。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几个国家，我们不仅在国内实现了信贷的繁荣，我们同时也实现了贸易的繁荣，而且进行了改革结构重组等等。找到了新的增长的这个引擎，另外这个房地产的这种繁荣极大促进了GDP的增长。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90年代是扩大信贷，进行市场投资，房地产的投资发生在过去十年，那么中国在今后20年中怎样增长11%、12%的速度呢？是不可能的。

　　张国宝：今天的讨论和在此前的媒体都对中国政府采取刺激经济政策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包括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提出的刺激经济政策，但是我要说采取宏观调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才使得中国避免了在两次金融危机时经济下滑，应该看到积极的因素。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两次中国政府采取刺激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发展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吗，大家的居民收入水平可以能够达到今天这个程度吗。我们不要老是觉得一个劲采取政策都是错误的。有一次大家在国务院讨论，趁着领导不在我们质疑搞那么多的坏账，最后有人他讲出来一句话，没有那么多坏账，中国有那么多富人吗。

　　Grzegorz KOLODKO：这就是富人的概念，中国已经崛起了，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实际上解放了很多的人的思想，我们现在应该注重的不是这个数量是质量，增长太快的话可能不会注重质量。发展速度太快可能就是造成了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所以，中国要解决一些不平衡的地方，包括金融行业，包括社会的领域和实体经济。所以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挑战就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说怎么样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不平等的经济增长没有办法持续，全球经济也不会有持续性。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的挑战就是怎么样能够使那些低收入的人可以得到照顾，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分享这种增长的红利，我的一本书当中谈了这个问题，这本书是已经翻译成了中文，我很愿意回答大家就这本书的问题。

　　主持人：最后请每一位用一分钟的时间请你用国际视野，国际经验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再接下来这一年当中提一个建议，一分钟你提一个最相关最有实际意义的建议。

　　Jonathan ANDERSON：我说的同样的话，增长速度放缓的话也要保持平常心，可以满足于增长速度放缓稍有放缓。

　　David SIMON：我不想讨论中国增长速度多少才合适，但是我同意朱民的意见，生产力的问题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重要的挑战。我想说的是，虽然从政治角度来说非常困难，但应该相信市场，让市场来决定。

　　何东：一个建议就是积极总结中国在参加WTO后带来的一系列通过贸易得到的红利，以及与国际经济的接轨，在下一步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对外投资增加时按照国际规则行事，同时也要帮助国际社会建立新的规则，增加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话语权。谢谢！

　　张国宝：我认为改革要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决定自己改革，不要说美国欧洲怎么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坚定不移的相信中国还会保持着适当的，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因为你到各地走一走看看，像今天会场地方还是少，中国有广大的贫困的地方。我曾经管铁路，当时中国铁路有6万公里，这几年发展到9万公里；反观美国的铁路是所谓的夕阳产业，美国铁路最多时达到40多万公里，现在还有20多万公里运行。应该看到中国的广大市场。

　　Grzegorz KOLODKO：我不是要给大家提供什么忠告或者意见，我是要从这里学到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今后成功的关键并不要完全相信市场，也不能太相信政府，要注意到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实际，中国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个是因为市场这个无形的手以及这个政府有形的手两者保持平衡才实现了这个奇迹。中国的增长速度很快，而欧洲现在陷入了衰退，在日本经历“失落”的时候中国却呈上升势头，所以你们知道怎么做。应该把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结合一起，不能过多的向任何一边偏向，应该很好的利用中国现状的这个务实的态度，再加上智慧的政府力量，加上市场的力量。

　　主持人：这一阶段讨论非常广泛的视角大家也听到了，来自非常不同的这个角度的不同的观点，而且我们这讨论的非常热烈时间我们正好到达了我们的主办方要求我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感谢所有嘉宾演讲。谢谢大家参加！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