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于2013年12月13日-15日在海南三亚召开。上图为全会一：中国的改革与增长。(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财经网讯 由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主办，《财经》杂志承办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于12月13日-15日在三亚海棠湾喜来登度假酒店举行，论坛主题“变革：寻找新动力”。以下为“全会一·中国的改革与增长——三中全会的改革蓝图”实录：

　　全会一·中国的改革与增长——三中全会的改革蓝图

　　主持人：

　　何 迪，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

　　发言嘉宾：

　　秦 晓，原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晓灵，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陈章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原广西省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李 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曹远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主持人：感谢各位发言嘉宾的精彩演讲，让我们有请全会一主持人瑞银集团副主席何迪先生。

　　主持人何迪：有请我们的五位演讲嘉宾上台，秦晓、吴晓灵、陈章良、李扬、曹远征。他们既然坐着我也坐着主持了，谢谢大家！我的主持相对会轻松一点，因为华建敏委员长和朱民已经做了精彩的发言，我的这一部分是对于现在刚刚结束的不到一个月的三中全会决定的一个体现，这一项决定2万多字涵盖了15个领域，60多项任务，305项具体的改革措施，怎么样来解读它，这一个月我想大大小小的会开很多，昨天刚刚结束的中信证券投资大会，参加人数1800人，据说今天来参会的人数将近2000到2100人，所以大家这么踊跃的与会是空前的，为什么空前呢？就在于大家希望能够听到对于三中全会的一个正确的解读。在这么多的项目中间我们应该抓住什么亮点，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五位讲演嘉宾，他们中间有四位都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参与了三中全会起草前的一些政策建议的论证工作，我想由他们做一些这个方面的讲演和解读，会对大家理解三中全会有所帮助。本节由于时间有一点拖了，我们把原来每个人八分钟的时间改为七分钟，讨论过程中间我们可以再缩短一点，原来20分钟现在10到15分钟，如果有时间我们留五到十分钟给台下的嘉宾提问，首先我想有请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现在博源基金会的理事长秦晓发言，他刚刚写了一个很好的对三中全会的解读文章，现在我想他写的是改革纲领鼓舞人心，改革进程极具挑战。他这个文章也得到了很大的反响，我想请他做一个总体的发言谈谈他的体会。谢谢！

　　秦晓：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内容非常丰富非常重要的历史文件，我首先做一个简单的点评。我认为这个是上个世纪三中全会以来又一个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纲领，或者我们叫做“升级版的改革版”。因为现在碰到的问题更多更难，在这个意义上面讲他也是一个更具挑战的一个改革进程，这是我的一个总点评。

　　下面我想讲几个问题，一个就是文件讲到这个政府的目标是要推进国家的政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解读这句话的含义就要从我们最早政府提出的叫做人民民主专政的说法，以后我们的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领域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现在这个基础上又往前推进，叫做国家的治理体系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的能力的提高，人民民主专政是用国家机器对外维护国家的主权，对内维护社会的安全，这个当然都是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建设道路一定程度上它必须和全面的社会治理、政治治理、文化甚至我们讲的生态联系起来，所以最终上升到一个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我觉得这个是我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下面，我觉得我们叫做五位一体的改革了，实际上还是经济改革为重点，很多人很关注政治的改革，很多丰富的内容谈到政治方面的改革，我觉得单纯的经济改革是不可能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是政治改革也不可能操之过急，应该是有序秩序的推进，这个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这个是我们过去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的本质。尽管我们现在认识更深刻了，一些共识多了，但是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推进。第三，市场的逻辑和力量，就是大家经常讲的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市场的逻辑就是市场交易发行价格，价格引导着配置，政府调整公共产品，实施市场的法则秩序。经济初期政府扮演着一个转轨推进增长的角色，当这个市场发育起来之后问题在于这个角色没有及时的淡出反而被固化了，那就成为一种挤压市场、束缚市场的活力，扭曲资源市场的配置，这个前一段关于中欧的模式辩论，这个权利就是辩论的博弈，明确了最近的市场政府关系重新规范了政府的职能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企业注册投资到行政审批到注册制等等，我不一一阐述了。

　　下面的一个问题是法制中国，我觉得法制围绕着两个关健词展开的，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也是现代社会趋同的主要规范与权利两者之间的关系，重点对公权利的约束和私权利的保护，我们长期以来中国存在以行政代替法律，有法不依、司法缺乏公正性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情况打击了市场参与者积极性，另外的一个分析因素是人情关系。现在社会对于公权利约束是通过多元的一个权利制衡来实现的，中国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一元的政治权利机构，但是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这个结构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经济方面不要说了，你想一想比如说人大的立法和监督政府的部门能力在加强，司法的独立性在提高，媒体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的讨论，对于政府官员贪污渎职的揭露这个表明了法制建设、司法独立、公正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但是法治中国建立在这个体制进一步改革，关键还是处置好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下面这个问题，这个改革的要点实际上是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所以我想这个东西讲了很多，要素市场大概可以分为资本市场，资本价格包括汇率、利率，这个主要还体现资源、劳动力等方面。

　　接下来是财政，财政的问题主要是公共资源的获取和应用。我觉得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个自身的可持续性，这个需要有一个跨年度的预算平衡，有一个赤字的控制，有一个预算法。第二处理好地方和中央的财税关系，我们的“营改增”也好，土地进入市场也好，可能会造成这个地方财政比较大的缺口，怎么样重新配置这个支出责任和收入才能理顺这个关系是第二个问题。第三，就是要处理好财政和社会的关系，财政支出是不是受到监督透明，财政的支出是不是更倾向于政府应该做的那些领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财政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是各种税收从税种上面，从结构上面是不是合理，然后这些决定都做了很多的这个阐述内容，下面这个集中改革我说简单一点，我想无非主要三个内容，一个是价格包括利率向资本市场开放和放宽准入，然后是国企改革我觉得这次提出来两个一视同仁都是这个基础，提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比如说上级财政的利润划拨部分，股权充实社保基金，鼓励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些都是非常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但是，这个决定里面也讲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我觉得这个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推进和思考，因为我的看法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国有企业的属性应该是政府财政投资形成的资产，是国家的资本运营的载体，有对企业的分类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但是这个企业是商业性的，还是独立性的，是自由竞争还是市场垄断的，不是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划分，重要的是国家资本如何有效的配置，是通过国企参与市场竞争呢？还是更多的惠及到广大民众的公共产品，环保欠账透支严重，过程需要拿PM2.5进行调整。博源课题的论证按照现在的政策只能实现，从70降到35这个目标只能达到一半，这个还需要产业政策新能源进行调整。主体来讲我觉得改革了创造了红利的空间，红利产生取决于改革的主要的成败，红利的获取要通过竞争和创新才能实现。谢谢！

　　主持人：谢谢秦总，下一位我们有请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女士，他曾任央行的副行长目前还是清华金融管理学院院长，从执行到立法她对中国的财税改革和各项改革深切的体会，特别在讨论这个为三中全会做一些提供我们的智力资源讨论过程当中她参加了关于财税多次讨论形成建设性的意见，现在想有请她从立法者的角度谈谈财税改革。

　　吴晓灵：谢谢主持人，时间的关系我就光说观点不展开了，这个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的公布给了大家的极大鼓舞，描绘了我们国家的改革的蓝图，而且特别好的是这一次提出来了要推进国家智力体系和智力能力的现代化，这个说明我们国家在这个智力建设方面走向了一个新的台阶，刚才朱民的演讲当中谈到了，其实所有的经济发展制度的控给非常重要的，有了良好的制度供给才能可需的决策，我们国家推动的五位一体的改革当中，经济改革是牵动力，而法治是保障。在整个的经济改革当中财税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基础，但是它的推进难度也是很大的，财税改革涉及到经济各个方面的利益，也涉及到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各个方方面面，在三中全会当中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财政在我们国家当中的重要的作用，它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的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证。

　　这么好的决定怎么来落实，我想落实的办法有两种，一种就是沿用我们过去的办法靠文件、靠政策来落实决定，而我认为这么多年的实践已经说很多的政府大家都有了共识了，我们的文件发了很多，但是落实的也是不尽如人意的。国外的经济学家来为我们做了这个十二五的这个计划的建议，他们看到了过去的我们的很多的决定其实很多的事情过去都提到过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得到落实，我想时至今日，光靠文件和政策落实是不行的，我们应该推向法治的轨道只有通过立法让财政公开透明才能问责，才能够更有效的解决财政预算的评估问题，只有将财政预算的重大原则列入法律，加强问责才有利于克服财税改革的障碍。

　　为此，我提三点建议：第一，要认真的修改好预算法，预算法现在已经进入了二审，但是预算法二审稿没有全面的反应三中全会决定的重要原则，而且加强人大预算监督方面也是有所欠缺的，所以我们一定修改好预算法，应该把三中全会当中非常重要的观点遍布到法律当中去，比如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政策拓展，要建立跨年度的平衡机制，这样才能够克服我们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的问题。比如明确专项转移支付的设定的标准和权限，过去大家对于财政支付的一般支付比较少，专项支付比较多有很多的批评，过多的专项支付和过多的代编计算往往就是腐败的温床，只有减少财政的专项转移，减少那些各个部门的代编预算使财政预算精确透明才能减少腐败的温床。又比如明确收入法定的原则，我们应该清理现在的所有的税费，让它可以在法律的授权的情况来运行，当然也有很多的行政事业单位它迫于没有收入的来源，罚款成为了他的重要的收入来源，我想应该改变公路的执法、环境的执法，如果这些被罚对象是执法机关的财政来源，我想法律难以严肃的执行。因而，我们在财政预算上面应该给他们打足预算保证这些执法的机构能够正常的预算过活而不是靠罚款过活又比如建立政府的综合财务报告制度，规范政府的债务管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应该写到新的预算法当中去。

　　第二建议，加大人大对预算的审议制度，除预算结算审批之外加大重点预算的质询，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预算，但是预算执行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能够对每一个重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预算它的效绩成果展开质询，我觉得过去这一点做的不太好我想改变我们的预算必须由人大对重点项目进行质询这是第二条建议。

　　第三，修改常委会议规则增加常委会会议频率，适应修法立法的需求，现在人大常委会按照法定的程序是两个月举行一次，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有很多的这个决定已经突破了现行的法律，我们的法治国家必须进行法律的修改，两个月一次的法律修改使得我们的很多法律一拖要拖，好几年才能修改，因而加大增加常委会议的频率，从两个月一次能不能增加到一个月一次，加快修法的进度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工作进入法治轨道。

　　不同群体利益在法律现实是法律成功的保证也是人民福祉的保证。谢谢！

　　主持人：谢谢，我有一个担忧增加了人大的开会频率。然后下面我们请李扬先生，他是中国著名金融专家，而且也是讨论三中全会的文件过程当中参与了多项议题的讨论，特别是关注与金融改革、资本项下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我想请他讲一下金融改革。

　　李扬：谢谢，我本来在财经年会说过这个改革，但是不能说重复的话，主持人让我再说一次，我想再说一次，三中全会的金融改革摆脱了原先的思路，从价格，机构、市场、工具、监管、国际合作的这样的路子这样展开，说的面面俱到但是确实有重点突出的问题，这次三中全会决定它是一个很务实的决定，直奔主题，所以金融改革我的体会后面的逻辑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中国金融业应该说有相当大的规模下一步想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金融方面我们还有哪些比较严重的缺陷，因此今后的这些年里面要把这些缺陷弥补上来，这个是我体会三中全会的关于金融改革的一些总得逻辑。

　　这样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归纳一下大概六个方面的问题，因此改革就应当沿着这个六个方向展开。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市场缺乏基准，我们的金融活动、金融产品这个是很多的，但是利率没有市场化，就是整个的金融资源配置的最基本的信号它没有市场化，所以很可能是错误的配置，因此下一步的利率市场是一个内容。第二个机制就是汇率，我们要利用国内国外两个资源，利用两个市场，那么怎样去利用是利用国内多一点还是国际多一点，我们需要有判断的基准，这个基准最重要的基准之一就是汇率，而汇率我们现在还控制着不能非常清楚的反应国内外资源的稀缺程度以及导向。第三，我们国内这么多的金融业务的产品，但是整个定价的基准就是国家收益率曲线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上，我们的形成国债的曲线国债市场就是一个中期市场，严重缺乏短期也缺乏长期，所以，整个的曲线两端都缺。所以我们第一步问题下一步推进利率市场的化的改革汇率的弹性化改革，完善国债收益率区县，那么它的目标是让这个市场有一个市场化的准确的信号。

　　第二，中国的经济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我们在有效的动员数据方面是做的非常突出的，以至于1994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资金富裕的国家，刚刚华建敏先生说中国不缺钱，中国不缺钱但是中国缺长期性的钱，中国缺股权，所以这个中国在这个阶段里面，未来的十几年里无论是再工业化，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这个城镇化都需要投资，投资需要长期的资金，但是中国的缺乏长期资金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严峻的缺陷导致了现在的金融结构当中的潜在风险，比如说我们的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占到贷款总额的接近60%，这个任何国家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另外中国的地方债务，地方融资平台愈演愈烈，我想大家看到了刚刚结束的经济工作会议，几个任务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整顿地方债务，但是这个地方债务为什么产生呢，为什么地方冒着被摘掉乌纱帽的风险还要搞长期贷款，因为他在正规体系不提供这个东西，我们下一步金融发展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筹集长期的资金，我们看到三中全会里面关于筹集长期资金的战略以及安排好几个，一个就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这个谈了很多年了，现在我们这么多市场但只是一个层次，真正的草根结合的，和广大的企业相适应的资本市场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要建立。

　　我们的主管市场的发行制度要改革，我们还要有一个发达的面向广大的企业筹集长期资金需求的债券市场，甚至包括了地方债的市场，在三中全会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就是要我们规划，今后建立若干种长期信用金融机构，我们要对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要有融资机制，我们要对这个住房要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城市基础设施要有。

　　第三，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金融大发展，我们的很多企业居民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服务，但是广大的普通民众尤其弱势群体得不到服务，我们知道在文件里面提出了叫做普惠金融的问题，普惠金融首先确认每个公民的天赋人权，天赋人权这么多年我们是被剥夺的，很多机构把腿伸到基层但是只是吸血管把资金拿上来，下一步普惠金融发展将包括民间金融、中小金融、小额贷款、网络金融等等构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四，我们这么多年的金融发展积累了很多的风险，而迄今为止我们的风险的处置机制靠的是政府潜在的或者直接的担保，这个建设市场经济体系，我们需要一个完成市场化的处置和管理风险的机制，这个方面三中全会至少有三个安排，一个就是要成立存款保险制度，二是市场化处置金融机构退出的机制，三要让保险回归它经济补偿功能，而不要进行金融活动和投资，要回归经济补偿的功能这样我们可以弥补这个方面的缺陷。

　　第五，我们建立外向型的经济体系，但是我们无论走出去还是引进来都有诸多的障碍，所以障碍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一些管制应当逐渐的取消，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可兑换等等这个都是其中应有之义。

　　最后是监管，我们监管框架基本上确定了，但是每个领域当中的监管还有待于现代化，更重要的各监管部门之间，监管部门和货币政策当局之间整个金融和财政部门之间的配合协调是很差的，所以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决定当中有一个这些部门是比较配合的要求，我相信如果我们沿着这样的方向解决我们的30几年金融改革存在的严重的缺陷的话可能到2020年我们会有一个健康可以支撑中国成长的金融体系。

　　主持人：谢谢李院长这么短的时间这么精彩，我们谈的是财税制度、金融制度都是一些非常宏观的一些大问题，但是我们的基础还是在农村，现在我们有请陈章良。他现任是科协的副主席，他曾经是北大的副校长后来农大的校长，又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担任副主席六年，分管农业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有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对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发展、农业改革、土地改革以至于城乡一体化的一些体会。

　　陈章良：我关于三中全会的三农问题简单谈一点想法，三中全会很多的改革当中涉及到三农的问题，其中11、20、21条等直接跟农村、农民、农村的三农改革直接相关，三个方面是大家共同重视的，第一方面是怎么样能够让平等的参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这个里面用一个平等的词，这个是改革一个很深的含义，可以有很多的理解。第二，提到了关于农民可以有更多的财产权利，这个是第一次这样提，就是如何让农民有更多的财产权。第三，推动整个城乡一体化的建设，让公共资源能够均匀化，这个里面涉及到土地谈到了关于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同一个市场的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几个方面我不说这是几个重点，几个重点很多人第一次提出来的没有探索经验我们看看各地能不能创造出新的经验。

　　一个时期，大家根据三中全会这几项决定大家各自的理解，理解来理解去。各位对报纸上面很多地方的做法都有各种各样的理解。现在一些理解是不对的。一个是小产权住房，既然城乡建设用地统一市场的话，意味着小产权正式成为产权，导致小产权房一天一平米升两千块钱，后来部委觉得不妙立即决定严禁小产权的建设和销售，可是昨天我看到许多地方还在折腾小产权。这个是多三中全会理解的误区。

　　第二个理解误区，大家都觉得特别激动，包括我北京的朋友认为，可以到怀柔、顺义买农民宅基地，谁都想买农民的地方盖一个小小的别墅，过上一个丰富的假期，这个需求量巨大无比，因为里面谈到了农民的财产权的问题，就是宅基地的处理问题这个是一个误区，事实上宅基地至今并不可以这样买卖的，只是宅基地上面的财产可以抵押担保，并不是宅基地大家非常的激动在这里。

　　第三大家激动的一个也是一个误区。农村的土地可以流转了，农村的土地可以买卖了，大家觉得特别激动，因为有钱就想迅速到郊区买他三百亩地盖一个庄园养40匹马自己种菜吃很开心，这个也是读出问题来了，事实上集体用地不能随便买卖的，这个是有用途规范范围之内才可以动的。

　　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农民的承包权可以流转抵押担保，就是从而得出了可以农民手上买他的承包地这个是一个误区，这个事实上承包权和承包经营权不一样的，指的承包经营权所以三中全会的几个决定读出来问题来了，很多人自己理解因为没有细节，当然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谈到了公共财产均等化，谈到这样农民可以进城，进城变成了城镇居民因此可以自由流动，目前的自由流动的城市并不可以全部，比如说北京上海、上海跟北京怎么样流动，如果北京流动突破五千万人口很快的实现了，北京五千万人口的话，这个水不要说南水北调，连西水北调可能都不够北京人吃了，所以有这样几个误区。

　　最后我说这一次的三中全会其实真的想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因为城市的收入跟农民的收入现在每年有3.2比1的剪刀差，有些地方3.4，有些地方甚至3.5、3.6比1收入，农民的收入剪刀差越来越大，通过这个改革使农民的收入提高。两点我们可以思考，就是农民的财产权提高，希望农民财产性收入当中跟城市的居民一样可以得到自得收益，农民的财产就是宅基地，宅基地上面有房子，还有土地承包权那一块土地，这么多的东西很多眼睛盯着，城市房地产老板盯着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事情怎么样处理的问题，处理好农民收入可以提高，处理不好的话这个可能导致一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民，最后城市里面形成贫民窟。这是很多国家走过的路，这个路走下去比较危险。第二，就是谁都盯着农民的承包地，我们的承包地12.77万亩加上1.5亿亩的建设用地，大概15亿亩，总理一直提出保18亿亩红线，我们去年的粮食进口8025万吨，快接近10%，只不过大家没有注意，中国的耕地目前加在一起18.2亿亩，事实上我们的粮食需要22亿亩以上。如果大家盯着那可怜的一点点的耕地的话我们的粮食会出问题的，因为今年上半年进口的粮食比去年增长了41.2%，如果耕地损失的话这么大的国家13多亿人要出问题的，所以怎么样根据中央三中全会的决定做一系列的改革，走出一条路增加农民的收入保证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很重要的事情。谢谢！

　　主持人：我们谈了国内的改革问题但是我们离不开对外开放。最后请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也是博源基金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同时过去二三十年的职业生涯都是与改革有关，所以请他谈谈三中全会关于对外开放的体会。

　　曹远征：说开放，说到改革，我们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开放不仅仅是一个国门打开，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刚刚主持人说我在体改委的经历，就是在国外经济体制司，专门学习国外经验的，包括亚洲思想、东欧的经验都是那时候开始学起，三中全会中间开放的强调特别高，它提出了从市场经济上讲他讲四个原则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政府、市场关系中间，市场起决定的作用。第二这个市场应该是统一高效而不是低迷市场。第三这个市场是开放的。第四这个市场是法治的，所以司法和审判应该是独立的。

　　所以，如果这个上面来看它是向更高的标准开放靠拢，向更高的标准体制建设靠拢，在这个决定之间特别一条讲到上海自贸区，我认为上海自贸区政治形象更加标准的体制建设。上海自贸区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实践就是疏理行政管理，尽管现在的负面清单，就是厘清政府的市场关系，过去中国政府采取正面清单管理，列明了企业可以做什么领域的投资。负面清单只要法律不禁止的其他都自由投资，现在负面清单比较长190多项。有人说把发改委的正面清单反过来写一遍，就是负面清单。这个是理念的变化，但是至少说政府不限制的可以做，同时它承诺这个清单是可以缩短的，每缩短一项就是一个政策，我们注意到最后缩短的就是企业的注册制度，过去中国企业注册需要项目获得审批才能获得企业的注册，上海自贸区它是降低了这个门槛。不需要审批了，现在全国各地企业注册都是按照这个办法做了，这个大大降低了人民办企业的门槛。

　　第二，我想说的更重要的意义，我们金融方面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开放的问题，因为金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很敏感的，金融的开放始终是讨论很多年的，但是难以落实的。相信刚才提到工作的时候，我们曾经宣布96年实行金融可兑换，然后说2020年人民币实现全面可兑换，后来亚洲金融爆发，又说人民币部分实现全面兑换，但是没有实现时间表，这次看来是由时间表了。所有的时间表是人民币进入国际市场，2009年7月20号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还是零，现在人民币对外贸易占18%，如果人民币这样的指标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贸易货币。

　　现在包括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增加了新加坡，伦敦，伦敦有望超过新加坡成为第二大的人民币市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如何把握这个需要很重的任务这个服务业的开放，服务业很敏感，我们注意到现在人民银行已经在这个方面有很多的安排，大家注意人民银行出台关于上海自贸区30条，其中我的最重要的理解就是把香港经济搬到上海，他有自由贸易账户，这个自由贸易账户表现很复杂，什么境内区外等等的，这个自由贸易账户是可以开放的，是条件成熟可以自由兑换的，这个是中国向世界靠拢的十年。但是更为重要的，表明了中国政府向世界标准靠拢的决心，大家知道现在经济的规则基本上都进入WTO的规则，前两天巴厘岛的会议部长对话，希望有早期收获。令人振奋。但是毕竟多哈回合已经谈十几年现在早期收获能不能关上门依然还是问题，另外我们看到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现在又提出了TPP这种规则，这个比WTO是更高标准的开放，这个TPP涉及到金融等等，上海自贸区更高标准向这个靠拢，李克强总理说这个是第二次入世，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需要更好的制度更高标准的制度多元开放由此变得非常必要，他成为促进制度建设的一种手段，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这一点淋漓尽致，散布在所有的60条都有开放的含义，我想这个需要认真的体会，由于时间关系发言到此。谢谢！

　　主持人：谢谢给我们争取一些时间，下面我想进入台上嘉宾的讨论环节，因为三中全会决议内容很广，而且给的时间表是2020年，还有7年时间，所以大家谈这个大问题，但是所有的这些东西60项涉及到305个具体的政策，我们从哪入手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昨天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的目标，我们怎么样启动落实三中全会的决议，所以我想提给五位嘉宾的一个问题，三中全会改革的方案和决议从哪入手，明年我们做什么？

　　秦晓：这个是全面推开全面深化的，我觉得财政税收价格改革，当然我很赞同晓灵讲的启动法治的制度保障，还需要建立问责制度来试试。

　　吴晓灵：我想没有新的话了，刚才我讲过同意秦晓说的突破口是财税价格，而且要从关注民生开始，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开始来做好加税财的改革，如果我们的财政能够从这个原来的注重经济的增长到更多更好的注重国民收入分配的这个公平和正义，那么就会调动我们的改革积极性更好的推动改革。

　　李扬：我觉得两个方面入手因为涉及的问题太多恐怕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第一我觉得放松管制，现在我们的金融方面现在的最大矛盾解决宏观上面来说钱多的泛滥，微观上面来说大家都得不到钱，肯定那个钱在中间转，这个是因为层层的管制。所以放松管制有可能释放这个信用，放松管制会减少这种钱得不到又贵而且又得不到的这种情况，就是改革其实本身可以释放生产力的。第二，做基础性的东西，就是各种各样的信息咱们给他搞清楚我觉得本届政府已经做这个事情，明年六月全国房地产统一登记谁都可以查，也多少高官还是对此有一点警惕的，我们大家现在调控房价，房地产市场，我们现在一个最基本的数字中国多少房，有谁真正的缺房不知道，不知道调控什么，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基础性信息，我觉得本届政府其实这个方面已经扎扎实实做了，信用的信息，房地产的信息透明度各种各样的，我觉得这么多的措施305条都需要推进，但是最基础的一是放松管制，二是建立统一的透明的信息系统。谢谢！

　　陈章良：我觉得明年的很大的突破，感觉突破在三农这一块一定刚才我说的四五个目前叫做误区的情况下，明年应该率先走出几个比较像样的步伐，比如说土地农村的建设用地可以与城市的土地在同等的市场进行，原来我们的土地是收到当地的市长手里面，市里面统筹完了再给房地产老板，市里面通过把农民很便宜的钱拿到手转给房地产赚一大笔各个市里面财政很大程度通过这个转圈，这次谈到可以直接进入市场，市里面的各个行政部门积极在什么地方，农民的利益怎么样体现出来，这个希望明年在这一块应该有所突破。

　　曹远征：我注意三中全会闭幕之后一个月政府所做的很多的安排，请大家看看中组部关于地方干部考核的，在农业的主要产粮区在环保地区取消GDP考核，增加了地方负债债务的考核这个是重大的变化，这个说明政府正在开始逐步的退出市场。

　　主持人：谈完各自的关于明年启动什么的看法，前两天我们召集各大投行的经济学家组织了座谈会，他们就这一个月跑动跑西，美国欧洲东南亚都跑看投资者，境外的投资者非常简单就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决心来实现三中全会决议的改革，看你怎么样的指标，就是GDP，就是明年的GDP到底他们争论定的7%还是7.5%，如果7.5%糟糕了，外界反应证明是保速度不是调结构为主，他们说如果放七可能调结构为主速度为了调结构服务的，所以我想请问五位的观点。

　　李扬：这么多年来，所谓的发展方式不科学集中的一点就是你东西上去了，这个费用也上去了，所以劳动生产率不高，所以下一步主要提升劳动生产率，我讲两点第一点中国的国情没有一定的收入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第二关注的重点应当关注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面，我们一直做劳动生产率最近几年一直下降的关注。

　　秦晓：我赞同李扬的看法把周期和结构的问题分开来看，政府的职能不要把周期的波段减缓，至于结构性的长期的放缓政府不应该违背这个规律就是应对扭转的趋势，而是需要用一个质量换取速度的放缓，所以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吴晓灵：我想这个GDP是多少本来不应该是一个奋斗目标，应该是一个预测的目标这件事情说了多少年了，你看世界各大金融机构，各大机构包括了世行还有投行都是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情况，而且按照季度不断的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理念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理解GDP的增长速度不是奋斗目标是客观的运行的结果。第二，刚才讲到的是7.5好还是7好，中国的目前情况下确实还是需要说一个数，我认为说七比说7.5好，因为这个给市场一个信号，就是我这个政府的容忍度是可以为了结构的调整适当的放缓经济的增长的，而经济的放缓也是客观的现实，我不太认可说速度一下来之后失业一定要出多大的问题，我认为刚才李扬讲到的放松管制，放活市场的活力自然有很大的就业市场，所以我想发出一个信号来说，我认为七要比7.5好，可以给结构调整留出更大的空间，也可以向市场宣誓政府容忍较缓的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也可以减少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压力，要是定7.5，地方政府定的指标高于地方政府，我想7%可能更好一些，但是我还是说这句话，没有更好，咱们预测更好。

　　主持人：因为吴晓灵一直在人大推进不是以GDP为主的一个指标考核体系而是以民生指数，搞三年了希望她尽快出台，最后请远征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分析这个问题。

　　曹远征：我今年还是宏观经济的预测第一名刚刚获得奖，根据我们的预测明年7.6%，通货膨胀不会超过4%GDP经济增长7.6%，我注意到昨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公布任何的一个经济增长多少，好像没有GDP的指标了，你说某种意义上可能反应了晓灵刚才讲的反应政府努力不以GDP为导向，不以GDP论英雄，但是这个一定的GDP还是比较经济成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明年按照目前的环境经济增长7.6%。

　　主持人：谢谢远征你说做经济学家的本份。

　　陈章良：我知道GDP的压力有多大，非常大的压力，但是看了刚才我们的那个行长谈的一些事情，我一直担心一个事情就是大家都同意在很多的场合一谈起GDP，但大家很反感就觉得老是追GDP搞得环境承受不了，这一点走到哪里去都是意见，可是我说如果没有一定的GDP增长靠吃老本不行的国家还需要发展特别是中西部的一些落后的地方，还真的需要一定的经济的发展，不光光解决就业的问题，一定不能太骄傲，觉得已经是很伟大的一个国家了，可以放松了，一旦放松的话很快就会看到滑下来，滑下来对一个国家没有太多的好处，这个国家还需要发展。

　　主持人：原来我想挤出为几分钟给下面提问，刚刚通知我必须结束，我已经超额完成我们的任务，原来节约5分钟现在已经节约将近15分钟，谢谢五位嘉宾。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