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3央视财经论坛”于12月11日在北京举行。在现代农业的破局与升级分会场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三位企业家都再说自己的构想,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很多企业,也有意进军农业,您怎么看这么多资本,这么多企业家要跨界来到农业这个领域?
韩俊:刚才他们三位讨论得很热烈,刘永好先生是搞农业的老兵,柳总是新兵,我们董先生是支持农业的。
我们现代农业要破局,目标就是既要保证老百姓吃饱,更要保证老百姓吃好。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在农业当中通过更多的现代生产要素,我们需要把新的现代的经营模式引入农业。
显然像联想这样的巨头到农业中来,是非常有意的一件事。现在很多企业确实是想到农业当中来大显身手。现代农业就是用新的更优的生产要素,更先进的经营模式改造农业,企业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主题。大家注意一下,今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的话,用了两个鼓励,鼓励农村的承包土地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合作社和农业的扭转,发展规模经营。
另外一个鼓励是讲鼓励和引导城市的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农业。
刘永好先生不是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他就是农业企业。联想是典型的工商资本到农村中来,不但到中国的农村,还到智利的农村发展现在的种养业。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中央文件里面用了一个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这个分量就很重了。现有的农村承包关系保持稳定长久不变。从全世界来看,家庭经营是农业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最有效的经营方式。工商资本到农村中来,发展现代种养业,不是要替代农民,哪一些环节适合工商资本进来,我们投资农业的企业一定要心中有数。
像刘永好先生不会所有的猪都自己养,他主要是公司加盟。但是他现在也开始搞一些高端的养殖。比如说联想管猕猴桃,前期投入这么大资本,甚至到国外去投资,我想没有几个农民可以有这个能力。
再比如远洋捕捞,董文标他的鱼没有让中国人吃,70%的鱼都卖到国外去了。所以这些行业,这些环节,他们进来了,我想唱起来讲一定是有很好的回报。如果企业根本不分青红皂白,我要跟风,我要到农业中投资,有的企业,我过去20年见的企业多了,有的企业3、5年就不见了,有的企业10年,8年,那个老总再也找不到那个老总了,他不知道这个农业的水有多深。
你种粮食,能和农民竞争吗?你现在租农民的土地种粮食,一亩地东北租金800块钱,中部地区1000块钱,沿海1500块钱,他们再有本事,来租农民的土地种粮食赚不到钱。
我们国内的对策,对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和农村,我们是鼓励的,但是加了一个引导,不适合企业做的你不要去。
另外我们国内的工商资本到农村去租了农民的地都不种粮食,对国家的粮食安全来讲也不一是件好事。我们最近刚刚从江苏调查回来,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以后,种稻米的只占1%,这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他的租金是1500块钱。所以我觉得现代农业要破局,要升级,我们企业,我们农民要在一起,一定要定好位。
主持人:设计出新的产业链和服务模式。韩先生怎么看在全产业链的源头进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时可能遇到的这些问题?
韩俊:我国现在有2亿3000万农户,我们种地的农民大概有1.6亿,我们搞规模经营,北方是一个农户种120亩地,南方一个农户主50-60亩地,现在技术是没有问题的,粮食要达到这个规模要5000万地,还有一个是提供农产品,第二个是就业,我们在一两年期间把1亿农民从土地上赶走,我觉得对中国社会来讲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中国农业发展,农民一家一户的格局难以改变,但是一家一户的小农户,面对了三个市场。
第一是传统的市场,田头市场、马路市场,没有分级没有标准,也没有质量安全的概念。这一点越来越不适应。现在一家一户面临的另外两个市场是什么呢?一个是城市收入提高了,大家都到超市买东西了,农产品就应该讲究质量、分级包装和品牌,它是不适应的。
第二,面对国际市场的要求就更高了。一家一户的农民怎么适应新的要求,这就要解决企业和农民两张皮的问题,农民和企业要有信任、要有合约意识和质量安全意识。这个问题刘永好先生是很有体会的,它已经做了很多很好的探索。我想讲一个更大的问题。刚才三位在讨论的问题,食品安全怎么保证,我们组织了50多位教授和专家来研究这个问题,在座的人民大学的郑风田教授也在,也参与了这个问题的研究。这是一个的问题,我们简单把它归纳为六个机制,一个是源头治理机制,现在大量使用化肥,尤其是高残留的农药和产地都污染了,怎么保证食品的安全。源头要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讲,对污染严重的耕地,要让它休养生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农田中的重金属含量高了,就要让它保育。土壤都污染了生产不出安全的农产品来。第二个机制是企业和农民的自律机制。刘永好先生多次给我讲,食品安全是对他们企业最重大的事情,企业要自律。第三,企业要有内控机制,行业要有自律机制。我国的行业协会发育还是很不健全的,我去欧盟去考察,行业协会制定的标准比国家还要高,行业协会要倡导标准的落实,再就是社会的监督机制,包括媒体。
中国的食品安全谁说了算?央视说了算,央视说哪个不安全就不安全了,一报道大家都不敢吃了,这种监督是非常有效的。没有社会的监督,很多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得不到遏制。另外是信息公开机制,要让消费者有知情权,越盖着这个问题就会越大,老百姓越有知情权这个问题就会越重视。政府的监督机制非常重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在食品安全领域,我们政府的监管在很多方面还是有漏洞的,还是不到位的。实际上你可以发现越往下,这个监管越薄弱。这一方面已经明确了一些新的政策走向,总之,我认为食品安全的故事可能会继续讲下去,很沉重,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我认为这六种机制我们建立起来了,这个难题有可能早一点破了。
主持人:董先生您也带着一堆企业家到那里考察过一些情况,是否可以找到一些方案?有什么样的发现和困难?
董文标:这个片子的核心是三个问题。
第一,像刚才柳总讲到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核心关键是政府在信息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和重视,政府应该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信息平台来帮助农户解决问题,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出来。
第二,政府在整个产业布局方面没有考虑到区域特色如何就地转化的问题,应该想办法找一些龙头企业来做就地转化,这样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第三,国内近几年高速发展,但中央政府做的有一点是不太适应整个发展需要的,就是物流链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相应的政策和投资。
比如说冷链建立起来,香蕉就可以保鲜,保鲜一年没有问题的,这在国际上解决的很好。由于这三个问题的存在,所以,中国农副产品的损失率30%,发达国家只有5%,每年农民损失的这些数据大体是1000多亿人民币,所以,解决的办法非常简单,一个是中央政府通过一些政策支持物流链加速建立。另一个是像我们银行,我们有整合功能,我们通过这些整合让一些大企业到当地去就地转换。再一个是政府把它的强大的信息平台建立起来,及时的、实时的指导和引导这些农户去按市场的需求进行生产,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韩先生。
韩俊:我再给董先生补充一下,这种情况不但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会经常发生的,就是卖起来难。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从全世界来讲,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讲到要鼓励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比如柳传志先生搞猕猴桃,我到美国的华盛顿州看过一些村庄和小镇,他们生产苹果、猕猴桃和樱桃,美国农民也不是自己面对市场,我看到一个合作社50年了,这个镇上所有的农民祖孙三代生产的水果全交给这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在全美国甚至世界很多国家建立了它的营销网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我国今后也要大力发展合作社,政府要支持合作社提高营销能力。
比如我去日本,日本农民种的柑橘经常价格暴跌,卖不出去,日本政府建立了一些价格支持政策,比如类似最低收购价的政策,政府一斤柑橘都不要,当它定的最低收购价只有柑橘生产成本的60%,当柑橘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的时候,日本直接给农民发补贴,柑橘它一斤也不要,不去干预市场。所以,农村企业的作用要发挥,农村合作社的作用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也要发挥,只有这几篇文章都做了,卖难的事才会发生的越来越少。
主持人:说到国家政策层面的问题,前不久在三中全会上我们注意到国家在现代农业方面还是非常的关注,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关键词,接下来我们请几位选择一个关键词,你们觉得什么对于发展现代农业是最为重要的?可以给我们带来突破和升级的机会?
第一个是生态环境保护,第二个是民营资本下乡,第三个是农业对外开放,第四个是农地流转抵押贷款入股。
这些关键词当中,我们用简单的语言说一下,选择哪个,为什么?
韩俊:我要选就是选贷款。我们的政策的发展软肋就是农村金融改革滞后。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但这个事要落实起来,首先要看像董文标先生这样的银行家愿意不愿意接受农民拿着一亩三分地来抵押贷款,这个政策肯定有积极作用,但纵观世界各国,尤其周边这些国家,很多土地都是私有的,真正拿土地抵押贷款解决融资难也不太容易。
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解决农民贷款难有两大政策导向:一是普惠,我们要建立普惠的金融体系,对农民要普惠。第二,鼓励农民合作社发展信用合作。农村最缺的是什么?最缺普惠金融和合作金融,我们一定要建立符合农业特点和农民需求的金融体系,而不像城里一样都搞大银行。这样的话,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的存款只用于农村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