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13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12月7日-8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13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12月7日-8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微博]。

　　以下为演讲实录：

　　辜胜阻：女士们，先生们，我演讲的题目是“新型城镇化需要新的路径选择”。

　　当前关于城镇化发展有六个有争议的问题，一是城镇化在主导力量上是市长还是市场，政府该做什么？二是方向上是地和物的城镇化还是人的城镇化？三是市民化是盲目激进的户改、土改还是稳定就业加公共服务？四是扩大内需是大搞公共投资还是扩消费扩民间投资？五是城市体系是大城市偏向还是均衡发展？六是有没有新型城镇化？城镇化要不要转型？在昨天的会上，任志强任总他提出来，历史上从来没有新型城镇化和旧型城镇化的划分，新型城镇化就是蒙人。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是难以为继的，必须转型。城镇化发展要转型，必然就有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新”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首先是要有新的发展方向，我们要从偏重土地的城镇化向重视人的城镇化转变。过去30年来，城市的面积扩大了三十倍，但是常住人口增长不到三倍，户籍人口增长不到二倍，所以是地的城镇化大大高于人的城镇化。在人的城镇化问题上面，目前，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仅限于户籍人口独享。如何能从这种户籍人口独享的局面，向基本公共服务面向常住人口全覆盖，这是一个新。第二个新是我们要有新的发展模式和新的治理模式。过去，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是政府主导的。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要由市场来决定。第三个新是新的发展方式。我们过去的城镇化模式是粗放式高物耗的发展方式，新型城镇化必然走向“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发展。第四个新是新的发展路径。我们过去的城镇化发展路径是大规模的人口异地转移，有2.6亿农民工。新型城镇化发展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通过依托大都市发展城市群，实现城市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做大县城，使农村之首的县城建成有吸引力的中小城市，走农村城镇化之路，实现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第五个新是新的动力机制，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重申城镇化要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我们要防止“拉美化陷阱”，实现产城融合。

　　第一，城镇化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在城镇化的资源配置方面要起决定性作用，城镇化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城镇化现在有不同的声音，社会上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政府不应该主动而为之。城镇化问题究竟需不需要政府？我认为还是要回到经济学的“两只手”理论上来——政府是“有形之手”，市场是“无形之手”。新型城镇化需要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两手配合。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防政府成“闲不住的手”而过度干预把好经念歪。城镇化仅靠市场“无形之手”可能产生市场失灵，即具有外部性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会达不到社会总体需求的水平。政府应该做什么，三中全会讲得很明确，政府应在规划制定、制度设计、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六个方面有所作为。北京的雾霾等空气和水污染的问题，仅靠市场很难解决；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问题，市场也是不会主动去管。这些问题必须还要靠政府。政府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不仅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有利于反腐败。我们过去30年的辉煌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企业家精神的崛起，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现在有一批一批的“问题官员”倒下了，牵出一批又一批的“问题富豪”。是问题富豪产生了问题官员，还是问题官员产生了问题富豪？我的答案是“问题制度”：政府或市长主导的城镇化资源配置制度。三中全会提出“由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这种制度创新有利于反腐败。所以，城镇化的模式应该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城镇化有一个健康发展的问题，这次三中全会还提出，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我认为城镇化是把“双刃剑”，我们要利用城镇化的黄金机遇，也要避免路径选择不当引发城镇化的灾难后果。世界银行[微博]预测中国未来20年的城镇化率会从50%提升到70%，也就是每年提升一个百分点。城镇化会带来人流、物流、钱流、信息流的流动，城镇化涉及到人、业、钱、地、房五大要素，城镇化会从吃、穿、住、用、行五个方面来提升我们的市场需求。

　　第二，人如何市民化？人往哪儿去？户籍如何改革？户籍改革能不能废除户籍，能不能简单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待遇？特大城市能不能完全放开户籍？农民能不能在改变户籍的同时马上放弃土地？户籍改革是存量改革还是增量改革？

　　我认为，“人”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人”的城镇化要解决转移人口“如何市民化”和“人往哪儿去”两个问题。市民化是稳定就业加公共服务加安居及观念的城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服务，只有户籍没有公共服务就不是市民化。昨天任志强任总认为户籍制度完全没有必要，直接提高生活成本和高房价作为门槛，他认为控制城市人口要靠高房价而不是靠户籍。有调查显示，现在74%的农民工愿意在城市长期居住，但是不愿意放弃农村的户籍，农村的户籍含金量越来越高，有宅基地、承包地等各种补贴。所以我主张实行增量改革，在全国实行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依据居住证向常住人口全覆盖。高房价是很难作为门槛控制大城市人口的。国外贫民窟的现象可以给我们城镇化一些启示。现在每四个城市人口中间就有一个生活在贫民窟，这是巴西的贫民窟，这是印度的贫民窟。如果我们放开特大城市，就很可能陷入贫民窟式“拉美化陷阱”和“孟买病”。十八届三中全会回应了这种争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我们就是要避免贫民窟，要治理“大城市病”。这些照片都体现了大城市病。

　　第三，新型城镇化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但是要防止政府之手“闲不住，手太长，管的太宽”。

　　城镇化要做什么？新型城镇化要围绕“人、业、钱、地、房”五大要素深化改革。防范五大误区：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农村被城镇化，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而轻人的城镇化，陷入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陷阱。所以，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正确选择改革路径。农民工的市民化不能靠简单的“一纸户籍”，最关键是公共服务，有了公共服务，农民就变成事实上的市民。如果没有相应的公共服务，有了户籍，没有就业，没有公共服务，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总之，城镇化要有正确的路径选择，打破现在的路径锁定，实现健康的城镇化。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