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大金融论坛报道组采访时,国家开发银行副院长黄剑辉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近代中国4.0版,国内研究者的眼光应该放得远一些。他坦言,作为国内新兴智库之一——新供给学派的一员,他们的目标直指2049。
我们将迎来“新的中国”
孔子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意义的考量,也需要放在大的历史格局下来看才能看得更清楚。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算,大约每30年到35年,中国大的格局会发生一次变化。
从1911年到1941年,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时代,这是现代中国的1.0版;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主席在党内的领导位置,也顺利的开启了1946~1976年的2.0版时代,这个时代解决了中国挨打的问题;接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时代来临,时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改革开放30年,基本从1977~2011年,本阶段被看做是中国的3.0版,解决的是挨饿问题;到了本届政府,现代中国进入第4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需要在之前的阶段再进一步,可以形象的比喻成4.0版。
4.0版的中国,需要在上阶段发展“量变”的基础上跨入本阶段的“质变”。无论是世界大国地位、外交还是国内社会经济结构,对于国民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都需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全新面貌,这个阶段我们可以从2013年开始起算,一直到2048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影响未来中国30年左右的历史进程。《环球时报》社评提出“落实《决定》,我们将迎来‘新的中国’”,我非常赞同,这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在比较中前进
战略性的问题想清楚了,下一步就需要运用战术达到战略目标。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与金融可以用“大而不强”来形容,数据表明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独立经济体,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又非常明显。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从之前重视“要素驱动”转为重视“创新驱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开行研究院最近在做一个专题,即将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指标做分项对比。不同于之前的综合排名,分项对比的意义在于确立均值的标准基础上,方便我们找到分项指标与均值的差距与短板。就像我们去医院看病,先照一照X光再作一个B超,用客观标准查验后,看清楚问题在哪里才好对症开药。
目前,政府部门在决定规划与预算上一般采用的是“水平法”,即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加一个人为估算的百分比,作为下一阶段的投入。这个百分比加多加少,并没有一个逻辑上的支撑,如何能做到客观有效呢?
一旦有了经济发展重要指标分项比对的数据,从国家战略层面,也可以很方便的找到与发达国家在哪些项目上存在较大差距,进行专项支持。比如,中国的人口红利的问题。如果简单的认为人多就好,人口减少就是人口红利消失,那么就无法解释非洲人口众多但经济仍旧落后的问题。
最近厉以宁教授提出,人口红利应该是人口数量乘以人口素质,而其中人口素质与其受教育程度又是紧密相连的。而我们通过对比研究发现,我们国家整体受教育年限大约到高一年级,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要超过本科,达到研究生初年阶段。这一比较结果非常清楚的说明我们在教育上的短板,资源的投向也就有了清晰的方向。
事实上,同样的一套比较方法,只要调整了参照系亦可以很好的服务于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甚至县级政府。这样一来,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县各级政府对发展经济都有了参考点。从问题和差距入手,找出自身木桶的短板来补足,从而避免了盲目规划与投入。对于国开行也一样,我们也需要将有限的资金投放到最需要补足的短板上,以增强资金的战略投放有效性。
银行自身也需要“调结构”
回到金融上,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川行长提出了利率、汇率、资本项目等多个问题,在这众多问题当中,我认为当下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是增加银行供给的问题,通俗的说鼓励发展民营银行。
谁都知道,融资难、融资贵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金融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所采取的主要是行政命令,政府出规定让现有银行对中小企业的发放贷款,规定这类贷款额度需要占到总贷款额度的百分之多少。如此一来,每个银行都开始成立中小企业服务部门,绞尽脑汁的想如何在给中小企业贷款时不出问题,有的甚至要想办法如何绕过监管,不惜造假。
这样做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所以,我提出需要增加银行供给,并对银行分层:大银行解决大客户的问题,中银行解决中等客户的问题,小银行解决小企业的问题。不能让新光天地去服务天意的客户,反过来亦然。
为什么这么提呢?因为金融是以控制风险为核心一种服务,金融业务着重解决的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假设让工商银行去给一个社区里的小卖铺放一笔小额短期的贷款,解决这家小店的短期资金周转问题。随之产生的尽职调查及后续的跟踪就需要耗费工行大量的资源,即便业务做的很成功,其中的收益也无法与银行耗费的大量资源对等。对于工行来说,怎么算这都是一笔亏本买卖,对于银行而言,一笔笔亏本的业务如何能持续下去呢?
但如果我们改变一下条件,由一家社区银行来放这笔贷款,情况也许大为不同。经过简单的走访、了解,甚至不用任何担保,社区银行便可给这家小卖铺一笔短期的借款。理由很充分,同在一个小区,小卖铺过往的经营及社区居民的购买情况在社区银行的职员看来会比较清晰,每天的经营状况就在眼前,很难做假。这样的交易过程可能是双方受益。
道理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银行要分层,不同的银行服务不同的业务对象。鼓励民营银行进入,将银行自身的结构调整好,就可以更好的为社会多层次经济服务。
(黄剑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