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博物馆读书会(第40期)”于11月18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杨澜李小加做客读书会。(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金融博物馆读书会(第40期)”于11月18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杨澜李小加做客读书会。

　　以下为对话实录：

　　主持人：今天我们非常幸运，邀请两位非常著名的人士，大家对他们非常熟悉，首先我们邀请著名的真正的主持人，也是中国知识界大概最有智慧的美女主持人杨澜女士，有请。我们再次邀请另外一位同样是最著名的投资银行家李小加先生，他是港交所的总裁。

　　这两位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不多介绍，他们都是读书人，而且杨澜女士又做了很多读书方面的节目，李小加原来我们认为他是一个门口的野蛮人，做投资银行的野蛮人，形象也不是特别的白净。他最近让我们这些老朋友大吃一惊，在阿里巴巴[微博]上市问题上，他通过一种文学的方式写了一篇文字，非常巧妙，友善，而且有非常强的逻辑，同时解决了五、六方面的一些问题，这篇文章我认为应当是投资银行界一个历史的里程碑，非常值得学习。今天我们不是讨论这篇文章，我们想通过书院这个读书活动，来了解什么样的书造就了他们的今天，读什么样的书能够使我们这个社会获得更加阳光，更加有希望的未来，这就是我们读书会两年以来始终不渝坚持的一个宗旨。

　　我想作为非常业余的主持人，在杨澜面前诚惶诚恐，首先杨澜在吃饭的时候说的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她说一个幸福的女人未必能造就一个幸福的男人和家庭，但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足以毁掉一个男人。我想请问杨澜你为什么这样说？

　　杨澜：谢谢大家，今天晚上在特别的场合感受到特别的能量，这种能量是过去一直继续下来的，也是今天我们在现场能够感受到的，非常高兴能够成为这个能量场中的一部分。刚开始王理事长介绍了，我刚才说的这句话，其实和我这两年做的一件事情相关，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幸福力。过去大家谈论幸福很多，通常都是会用一个假设句，假如怎样怎样，我就会觉得很幸福。这些年我也对一些积极心理学的书，一些哈佛的幸福课特别有兴趣。就去看了一些书，所以也是今天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其中我就讲到，应该特别针对女性来提供这方面的内容，王巍和任志强先生包括小加先生就有点不理解，为什么你要首先针对女性呢？我说女性相对来说比较可救药，女性是比较接近生命智慧的，如果问男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十有八九会把成功写在第一位。对于男人，数千年的文明积淀，他们认为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对于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女性或许因为我们养育生命的缘故，或者我们是一个家庭中包括老人、孩子、先生伴侣照顾者的角色，我们更接近一点生命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情感的幸福程度或者说对痛苦感受的程度都会来的更敏感一些。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科学家们从我们的脑科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发展，一再证实了一个女性不仅她的智商会影响这家族的三代人甚至七代人，更重要是她的一种情绪管理的方法和情感反应的模式会影响家族超过三代人以上。这也就是说一个女人她的幸福商会影响到周围的人，于是我有了那句话，一个幸福的女人未必造就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一个痛苦的女人一定会让她周围的人都很痛苦。

　　主持人：一个男人成功，很大一个成功的结果是得到一个女人，这是李小加讲的。

　　李小加：这不是我说的。

　　杨澜：你说这句话是完全成立的，就像任志强先生虽写了这么厚的一本书，最后一个章节放在最后，他被评为美女们最愿意嫁的女人，这是他终身最高的评价。

　　主持人：知音杂志的奖是梦寐以求的。

　　李小加：有人说是中年妇女最想嫁的。

　　主持人：小加你把你的成功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说一下。

　　李小加：没有，杨澜讲完这个人生道理，讲完男人、女人以后，我们男人就哑口无言了，三代、七代都是你们决定的，假如成功，那是上面的奶奶的妈造成的，如果下面有成功，是我太太的功劳，所以自己没什么功劳。

　　杨澜：你今天有这么高的情商肯定跟你母亲有关系。

　　李小加：我和我母亲的确很相像。

　　主持人：影响你最主要的几位女性，你谈一下。

　　李小加：影响我的女性，我妈，我太太，我俩女儿，这四个女人。

　　杨澜：他完全生活在大观园那种感觉。

　　主持人：一定要回到这个主题，非常有意思的一条线，小加，今天大陆所有主要的红筹股几乎都是涨停板，香港也大涨几百点，你作为港交所的总裁，你怎么看这几天，主要是今天香港股市和大陆股市的背景？

　　李小加：这个主要就是上个星期大家一直很高的预期，三中全会公告，公告本身比较短，五千多字，可能在公告之前，大家的预期非常高，公告五千多字不能完全说清楚，所以市场比较低迷，周末决议出来之后，发现这次改革整个的范围和力度，有可能未来深远的影响是巨大无比的，所以今天香港和内地股市在决议之后的第一天，所以说全面的大涨，香港涨了六百多点，而且关键是整个交易量有1120亿港币，五六年来第一次这么高，反映了大家对未来非常大的预期和展望。

　　杨澜：决议里面很多经济金融方面的。

　　李小加：中国的经济都是和政治有关系的。感觉到将来你要看发展的趋势，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到今天，这已经走完了这一步，但是这条路到底怎么走，怎么选择，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容易做的事、简单的事都做完了的阶段，下面做的，以前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底下石头水已经到脖子了，该游的就游了，该有勇气就得往下走，给大家一个很清晰的路线图，在最主要的方面都已经很清晰的让大家知道下面怎么做了，从决定到最后执行以及执行之后的效果来看，这是我们这代人未来十年努力的最主要方向，尤其做金融的。

　　杨澜：我特别感兴趣的一部分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展望，像过去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也就是市场的机制逐渐把过去政府管的事情，用一个市场机制来管起来，但是你今天来看，中国社会发展还是非常滞后，处于一个婴儿时期，无论是从社会组织的规模，他们的能力，他们可以动员的资源，还有包括他们能够支持的人群来说，都是非常初级的，我在决议中看到关于社会组织这样一个发展方向，包括像医院、学校以后取消行政级别，更多把他们当做是一个社会组织来看待，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让我们整个中国社会机制也能够承担起他应负的责任，而不是让政府来包打天下。

　　主持人：决议中有一条是关于独生子女政策调整，你怎么看？

　　杨澜：现在很多家庭都会觉得有机会能够有两个孩子的话，他们是愿意去考虑的。但是问题是现在养一个孩子，特别是教育各方面的成本，也让一些家庭觉得不堪重负，所以其实它带来的真正在人口数量上的冲击，我觉得可能不像人们预期的那么大。早几年大家觉得一旦放开，人口一下激增，但现在看经济教育成本这么高，很多家庭还是会三思而后行。从家庭的角度来说，比如简单的从孩子更加健康的成长环境来说，我有两个孩子，我自己又是独生子女，所以我是觉得两个孩子之间他们学会交往，他们情感的这种亲密无间，从小一起玩着长大，同时他们两个之间学会一些游戏规则，比如怎么讨价还价，其实这是最初的社交方面的训练，而独生子女常常都缺少这样一个最直接的社交训练。使得他们未来在面对一个大社会的时候，常常在社交方面出现某种障碍，其实这也是有关系的。如果谈到养老的话，让两个独生子女去养四个老人，在社会保障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更加健康和幸福的家庭来说，如果“单独”的家庭可以有两个孩子，我觉得是挺好的事。

　　主持人：我们读书会大家会分享影响自己人生的几本书，我首先想请小加挑出你的三本书，哪三本书对你最有影响？

　　李小加：来之前，我想了很久这个题目，这是一个读书会，我特别诚惶诚恐，觉得有点滥竽充数的感觉，第一是我不读书，不像很多人都在读书，可是仔细一想，说自己不读书，对自己又不太公平，好像每天都在读。而且我读书的习惯不好，基本上什么都读，但是好像从来没读完一本书，一会儿回头再来回读，可能跟人的思维有关系，我注意力特别短，不可能在一个地方深入下去，这本书要从头读到尾，而且我读一个东西很希望观点是什么，别人的观点之间的对比是什么，反差是什么，我有时候看就像一棵树，有人在跟前看树干甚至看树叶，很清晰知道这棵树是干什么的，我基本没有这个耐心把书看全，我更希望退后二三十米，这棵树这个角度这样看是什么样，和天和地什么关系，从上面看树是什么样，我对相对的东西更感兴趣。平常我不是特别喜欢，很多人读完书以后，介绍给别人，另外读一些励志的书，我从来没有座右铭，或者谁对你影响很大，懵懵懂懂过到今天。最近看了几本比较喜欢的书。对我们这代人，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三个文件或者两本小书，一本大书影响很大。第一，《共产党宣言》，我们从小就是从它开始的，中国今天一切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人。第二，到美国读书，读了法律，《独立宣言》和美国的宪法，第三，《圣经》，我本身不是基督徒，但是对有关宗教这一类比较感兴趣，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就是这三件事，或者三个基点，是我们主要的基点，《共产党宣言》基本代表了一种理想，代表了我们从小生活时的一种生命价值和重要的价值观，但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它是一群人和另外一群人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从小就有一群人，我们，他们，我们是人民，他们是敌人，这样一种非常清晰的观点，从小变成了我们对人的一种看法；到了美国读了法律，特别是对于美国的宪法有非常深厚的兴趣，又感觉到这个时候读的这些书基本都定义的是个人和政府，特别是怎么让政府不来侵犯个人，这是一种主要的标准。回过头来，《圣经》或者是佛经，基本解决的是自己和上帝的关系，或者是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在这三个层面上面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把这三件事情在生命中间清晰的理顺，最后走的时候，知道这辈子来了，是《共产党宣言》来的，看着《独立宣言》长大的，最后以自己的《圣经》和自己的上帝达到了自己的和平，这辈子可能也就轮回到头了。

　　主持人：你说的很有公告的意味，杨澜你怎么看你的读书方法和影响你的三本书。

　　杨澜：说三本有点残酷，的确找不出这样三本来。我们这一代人成长，我是68年出生的，等到我们高中大、学的时候就赶上文革以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浪潮，那时候影响我们的书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激荡我们年轻的心灵，到现在我仍然能背的一句话，“世界上什么是快乐，每个人都在寻找快乐，他回答只有创造才是快乐，其他都是毫无意义的漂浮在地上的影子。”那时候我把它抄在了日记本上，作为激励自己的一句话，看叔本华，看萨特，其实不懂，就是时髦，你要没看过，显得你这人很无知，所以就开始学。我大学学的是英美文学，从经典的著作一直看到当代的文学，这些书就给我留下了一个文学和社会方面的底子，对后来出国留学包括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一些交流等等，都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底子。

　　我和小加有一个共同点，虽然我们先后差了几年，但是我们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是在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他是在法学院，我们是共用一个食堂的邻居，那时候没有碰上。

　　李小加：那会儿杨澜还太年轻。

　　杨澜：哥大学术非常自由，而且学生有很多的社团组织，这样一个非常活跃的校区，那时候读了很多书。刚刚到美国的时候，读书读的很不习惯，因为在国内都是要精读，所谓读一本书就得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到美国常常一门课一个星期给你四本书，一开始觉得完全应付不来。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至今记得当时我们讲战略研究的一门课，有一本书我至今记得，书中说当我们分析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的时候，通常是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它列举了美国很多安全事务的政策，其实要分三个层次，一个地缘政治，一个部门利益，比如国防部要都为自己增加点预算，他可能就会推动某一个法案或者某一个战事；还有就是决策者个人的经历。我觉得今天你拿来分析包括三中全会在内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决策的时候，它给你提供一个思维的框架。国家层面的，部门层面的和个人层面，是怎么样促使一些政策出台，而且它的时机有不同的意义。这个阶段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到后来开办杨澜工作室，主要就是做一对一的访谈节目，这就特别杂了，因为从政治、经济、艺术、体育、社会活动各个方面的人都有。所以后来读书就变成是我一个不断自我学习和更新的过程，有的时候也挺分裂的，比如你这个星期读的是索罗斯的资本主义的危机，然后你就使劲去琢磨他所谓的反射理论，自我强化是怎么回事，然后下个星期你可能要去读一个政治方面，比如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写的《邓小平时代》，你马上又进入一个邓小平时代，既是分裂的过程，也是特别有趣的过程，让你在不同领域当中来回切换，我觉得这正是媒体给我带来的一种快乐。

　　主持人：不断创造，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参照系，不断跳跃，在过程当中也在创造自己一种新的背景。

　　杨澜：而且读书的好处在于，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不同领域的书，最后你还是在找自己，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历程都是在找自己。比如我最近给雷军[微博]做了一个访问，看他不断创新，为什么他不愿意被称为“雷布斯”。上个星期我看濮存昕写的那本书，光从哪里来，有一个非常好的意境，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实现人生或者艺术方面的理想，但是我知道光从哪里来，人性的光芒从哪里来，人生就变成了一种修行。

　　主持人：你采访过任志强吗？

　　杨澜：采访过。

　　主持人：你最不喜欢他什么？

　　杨澜：我特别喜欢他。

　　主持人：你喜欢他什么？

　　杨澜：孩子气，对一个男人很高的评价是怀有赤子之心，而不是老于世故。我们这个社会塑造男性，就有很多的约束规则和压抑他们本性的地方，相对来说女性本性有释放的空间，任总经过这么多年的挤压，还保持赤子之心，让人由衷佩服。

　　主持人：我认识他二十多年，现在是城府很深，怒目相向，特成熟，特狡诈，他在女孩面前都是阳光心态，愉快。

　　杨澜：我读过他写的那些书，基本都读了，因为要做采访，最近这本书我也推荐了。

　　主持人：这本书卖得很好，《野心优雅》，买了几十万，他最近在准备下一本书，估计能卖几百万。

　　杨澜：写什么呢？

　　主持人：这本不方便写的，那本书写。

　　李小加：对我和杨澜，至少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是哥伦比亚大学这几年，在我们关键时刻影响是非常大的。之所以想提出这个问题，我当时在美国读书，当时读新闻学的硕士，工作都找不着，也装过一段，找不着工作，也不太想回来，大伙儿说你考法学院吧，考了半天，最后哥大录取了，别的学校也录取了，后来我打电话告诉哥大说不去了，哥大打电话说你去哪，去哈佛吗？不去，去耶鲁吗？不去，说去哪儿？去印第安那。那为什么不来哥大？我说哥大上不起，太贵了，他说能不能飞过来，我说没钱飞，坐火车行不行？我一路坐到纽约，到了那儿以后，教授说你跟我们聊聊吧，说你有地方待吧，我说晚上再回去。我在校园转，转到五点，他说你不用去印第安那了，奖学金全给你了。

　　杨澜：所以装穷是最好的。

　　李小加：装穷一定要装的有气概，我们去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大学，反正没钱，家里也没亲戚，申请费15美金也没有，我写一堆信，第一如果你要我15块钱的申请费，请不需要回答这个信了，后来很多主动回信了。要把穷变成你的财产。

　　主持人：你谈恋爱是这样谈的吗？

　　李小加：谈恋爱没有。我们那代谈恋爱男人是比较赚的了，谈恋爱基本没有什么成本就谈成了，太太是同班同学，基本上就不需要花太大的功夫就谈成了。要在哥大的话就麻烦了，在哥大就没法做了。

　　杨澜：他意思是他当时很烫手，他很热门，还有其他女同学对他有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

　　李小加：年轻的事就不提了。

　　主持人：我们暂告一段落，在屏幕上会放出李小加愿意推荐给大家分享的书，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怎么看这些书？

　　李小加：《白宫岁月》，我对基辛格这个人很感兴趣，他是在历史关键时刻参与了很多重大问题，而且这个人是非常自负的一个人，他写东西的时候有一种信心，他真正代表了美国利益，读了基辛格你才知道什么是爱国者[微博]，我对他特别感兴趣。

　　《林登·约翰逊的岁月》，这一系列有四本，林登这个总统很有趣，他能在最保守的州德州能够以一个这么左的总统进了白宫，同时他能以如此之保守的心态，同时进行了一场美国最大最进步的革命，美国福利社会都是他造成的，他是非常左的人，在越战中间坚决把越战打到了最高峰，他是极大的矛盾体，而且到底肯尼迪的遇刺和他有没有关系，这一直是一个谜。

　　《异类》这本书很有意思，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类的成功，比如美国冰球还有类似的这种运动，突然发现最成功的运动员你要看他的生日，都是一二三月份的生日，非常奇怪，90%都是这样，后来他发现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五、六岁小孩开始培养的时候，生在一二三月份的就比生在十一二月份的大一块，他每次在校队里面，每次和最强的打，等到了中学的时候，你已经打不过他了，他从小和最强的打。第二为什么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的数学永远比欧美人好？大家研究很多，结果他说很简单，咱们中国人说数字，279，7896，这么长的数，你要念两秒钟、三秒钟就出来了，你要用英文说，说很长，所以老美等他把数念完以后都晕了，中国人对数字上来就很清楚，而且数字几加几，你说的过程中间，基本在你脑子里面就出来了。从独特的角度看成功，特别有意思。

　　《摩根全传》要搞金融的话必须得读他的书。

　　《门口的野蛮人》大家都知道，就是现代的兼并收购，现代的PE，特别是用债务的杠杆收购，最经典的是从这仗打起来的，现在的华尔街是从当时的烟草公司开始起来的。

　　《说谎者的扑克牌》这是讲华尔街的贪婪和内幕交易，写的非常有意思。这是一部小说，但实际上建立在对几个主要的华尔街的律师、分析员、交易员，投资银行的描写的基础上，他们经过各种各样的互通消息，进行内幕交易，这是很早的事情，大家觉得华尔街是非常浪漫的华尔街，突然通过这本书，把人性贪婪看的明白了，在美国这么发达的社会，监管如此先进的社会里面，跟我们做老鼠仓没什么区别。

　　《极权的诱惑》这本书是争议性比较大的，这本书我觉得写的不错，把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政治上、经济上改革的困难，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很清楚。今天讲到三中全会今后的困难，为什么？中国历史和其他世界国家的历史在经济发展中间一个很大的不同，咱们从49年以后基本上是以一腔热情，从顶层设计开始，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当做一个工程来做，计划经济，像计划生育一样的。他初衷是非常好的计划，经过三十年这样的理论做好，结果没有成功，后三十年的改革又是从顶层设计开始，而到了今天积重难返，这么大的利益已经形成时，你要再完全靠市场力量把它推翻，又需要从顶层上来做。所以这本书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永远有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就是顶层设计，咱们中国特殊的一种东西。因为就觉得必须顶层设计才能做出来。实际上中国今天改革你要没有继续的话，可能大家都很平均，很公平，慢慢像印度那样运行起来。但是突然咱们相当于把三十年以后的东西全部提前，今天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分配并不公平，但是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和生活在后面年代的人一定是占了大便宜的，但是这样的不公平造成了今天社会不稳定。如果回过头来如果完全公平，农民全部都公平了，什么都公平了，可能我们后代更不公平了。我们今天提前享受了，把我们的水、森林、河流已经毁了，实现了今天的繁荣，怎么把未来设计好，极权的诱惑是很大的，我们需要从顶层设计，但是到底什么时候能还给市场，这是属于我们最大的课题。

　　《国运1909》，1909，1949，大家看一看，就知道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

　　《易中天品三国》这是好玩的，小时候读《三国》，先读小儿书，读完了以后，今天又以政治心态来读，挺好玩，基本是满足好玩的心理。

　　主持人：他解释的角度有什么不同，跟别人解释《三国》？

　　李小加：因为我本身《三国》看完以后没记住什么东西，记就住打仗了。听他讲完了以后，我们今天干的事，几百年前都干过了，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下面那本书挺喜欢，《漫漫自由路》，这本书和所有林肯的书合在一块看很有意思。他几乎把自己从开始作为一个律师从政，最后为了种族隔离，然后进了监狱，二十几年，一辈子中最青壮年的时光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最后回过头来成为南非总统，真正实现南非黑人白人之间的和谐，没有完全和谐，但是基本从种族隔离到了和谐，伟人。如果把他和林肯的书看完以后，对我们这代人感觉影响很深，他们在处理巨大的争执和冲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林肯内战结束的时候，南方和北方打了这么场恶战，几十万人死亡，一场非常血腥的内战。这场内战打完以后，北方彻底战胜南方，林肯完全可以一扫残敌，把南方彻底压制下去了，那美国就不是今天的美国。这时候林肯以一个完全是赢者的心态，邀请南方所有的邦联州回来，一起坐下来继续在美国宪法框架底下谈判，完全没有把南方当做战败者，我们本来中国是叫做成王败寇，完全不是这样，他是极强的胜利者，给了失败者尊严，让失败者跟他一起做了美国的重建，造就了美国今天，否则美国今天支离破碎，成为仇恨的国家。而曼德拉是一个被放在监狱里监禁三十年，出来以后对白人没有任何报仇、复仇，完全是道德的力量，最后把赢者统一了，以道德的力量，以一个受害者的力量，彻底的征服了加害者，这两个人，赢者和败者之间，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我觉得看看曼德拉，看看林肯，对我们有启示。

　　杨澜：我能稍微补充一小句，《漫漫自由路》这本书我也看过，非常同意小加说的，只是补充一个观点，曼德拉作出民族和解的姿态，化解了很多仇恨，使得国家能够走上一个更加民主而且是和平的道路。他有一句名言，好像是在一个很重要的庆典上，他把当年看守他的那两个狱卒请出来，人们问他，你怎么这个时候不去复仇，不去报复？他说我如果生活在仇恨当中，就意味着还生活在监牢中，当他选择和解的时候，他也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我觉得他这句话是人类伟大精神的一种象征。

　　李小加：《Inside Out, India and China》，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书，因为我很希望了解一下印度，印度有12亿人口，咱们14亿人口，他很可能超过我们，印度和我们有多大的相似性，有多大的不同，之间有什么关联？这本书就是在各个方面研究我们两个国家的一些主要的内容，主要发展的轨道。大家知道你到印度去，和今天中国反差巨大无比。从这里面得出几个清晰的概念，第一，中国是一个思想舆论或者意识形态高度中央集权，但行政管理和整体的经济事务高度地方自主，中央的思想集权和地方的行政分权形成鲜明对比的发展模式，所以我们地方的财政，地方的发展，地方政府的责任巨大，而中央在政治上高度统一。而印度刚好反着，政治上是高度的分权，每个州有每个州的政治，这个州根据人的宗教的族群、信仰，比如他有两个州是共产党执政的，有一些州是和穆斯林有关执政的，他的政治是当地的，而行政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地方政府很大的政治权力，没有太大的财权，也没有太大的行政，中央政府一切靠审批制，许可证制，造成巨大的官僚损失。但同时又有很大的腐败，但是这个腐败又没有造成他很大的动乱，因为腐败都是政治，政治都是民主化的，都是选举，虽然很乱，但是选完了以后，大家没有太大的意见，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关心的第二个区别，这些不是这本书里写的，我是在另外一本书看的，和他这个观点非常呼应。你要到印度去，简直就像人间地狱一样，路差的一塌糊涂，机场和我们五十年前的机场一样，水都不敢喝，洗澡的水滴到嘴里都有可能闹肚子。到了印度就是混乱中的秩序，而到了中国是一个秩序下面的混乱，讲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地方，一进来以后高楼大厦，机场，一切都非常有秩序。但是由于我们其他各方面的问题，我们水下有很大的紧张和矛盾。他是表面上一团糟，一团乱，但是他有各种各样的选举，各种各样的东西，哪怕有腐败，也不会集中到中央政府身上，腐败的话明天又把你们选下去，选了一批又腐败再选，永远选不出好人，反正下礼拜再选吧，没人去上街，也没人把问题反映上去。将来世界上就是这么两个大的国家，而这里面还有一个宗教的问题，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宗教的，咱们基本上是GDP宗教，他基本上是三大宗教都有。

　　杨澜：他还有种姓制度。

　　李小加：我有时候觉得，像我们以前在北京住大别墅区里头，有很多农民工在这边工作，我就想我要是这个农民工(我以前也是农民工)，看着这些大的房子里面这些人的孩子，家庭，我这辈子都有可能到不了这样的时候，这时候他心里会怎么想？而在印度，我衬衫拿到欧洲去干洗，就住在旁边的贫民窟里面的人扛着砖头去工地，一天赚一美金，但这个人他也不会去反对，不会想打土豪，分田地，他也没什么其他想法。他就觉得我下辈子就可能好了，轮回嘛，这辈子就干这个的，下辈子就到那儿去了，他没什么想法。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看杨澜给我们推荐什么书。

　　杨澜：反差太大了，我看到小加推荐的都是制度、权力、决策，首先我得先声明一下，我对今天这个要求有一点误解，我以为是让我推荐几本最近在看的书，我最近在看的书真都跟心理学和幸福有点关系，所以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等会儿还可以推荐几本我认为也是非常值得看的书。

　　我推荐的这几本书都有中文版，方便大家来看，《思考，快与慢》，丹尼尔·卡尼曼是一位心理学家，但是他获得的是诺贝尔经济奖，他用心理学的方式，通过研究人类思考的快与慢，换句话说，我们的理性思维和我们的直觉所带来的各种偏差，使我们对于风险，对于决策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性。他是从这样一个心理学决策的角度，来看股票市场，来看金融市场，来看世界经济走向，他获得的是经济学奖。我也采访过他，今年在一月份达沃斯会议的时候，我也主持了一个论坛，专门就是讲经济商业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有他，有美国纽约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还有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他们都从经济学的角度反过来看心理学，比如哈佛大学商学院这位教授他就说，我们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学生很有意思。校友回到校园来，你看回来最多的是毕业八年到十年左右的，这时候你看他衣着光鲜，身边还带一美女，功成名就，毕业二十年回来的时候，回来的不太全，还有点愁眉苦脸的，说干吗呢？正闹离婚呢，说房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正闹离婚了，等到毕业三十年，基本不回来了，那时候过的不太得意。他们从这些角度，我们常常认为商业或者是世俗层面的这种成功，就是我们认为的幸福的某种保障和原因，但是实际上一个人也好，一个社会也好，他在满足了基本的温饱之后，他的这种情感的满足感，人生的满足感并不只是有金钱来保障的。丹尼尔·卡尼曼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到了思考的快与慢，人类对幸福更敏感还是对痛苦更敏感？人类因为我们生存的基因，我们几百万年的进化，使得我们对痛苦比对幸福要敏感得多。

　　李小加：幸福少。

　　杨澜：痛苦虱子来了赶紧跑，它是我们的一种直觉。在金融市场上，一个人宁可为了免于投资的失败，而不去尝试收益这样一种风险，比如一个人他要是买了一张戏票，20美金，他如果丢了这20美金的戏票，要他花20美金再买一张戏票，他不愿意了，他比较敏感了。在社会层面上怎么来理解幸福，是不是认为多数人的幸福比少数人的痛苦重要？比如民主就是多数人的决策，是不是多数人的幸福在这个社会就比少数人的痛苦重要？其实结果不是，因为整个人类也是对痛苦更敏感。比如一个公交车在往前行驶，一车人都有事忙，突然一个人心脏病发了，是把他送医院还是继续往前开，所以少数人的痛苦对于我们非常重要。他对幸福的理解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社会当中政府应该干什么，个人应该做什么，是有区别的。一个政府永远不可能向他的民众承诺幸福，因为这件事个人有个人的理解，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政府没有办法满足每个人对幸福的追求。而政府最主要的工作是减少痛苦，让残疾的孩子能有学上，让孤寡老人能安然养老，让急救的人进了医院不交押金也能做手术，消除痛苦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而追求个人的幸福是你个人需要做的事情。

　　主持人：下一本书之前，你怎么理解今天大规模的主张——中国梦？

　　杨澜：我认为这应该有两个层次，比如中国最基本的医疗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养老体制、教育体制，就是要从照顾到少数人的痛苦，给社会架起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安全网的角度，这是政府要做的事。而中国梦里面很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动性，不是你被动地等待，有一个叫国家的东西来满足你个人的梦想。一个国家的梦真正能够实现，要提供更多的机会让每个人实现个人的梦想，这是我的理解。

　　这本书相对更加通俗和实用，叫《持续的幸福》，马丁·塞利格曼是美国积极心理学之父，曾经担任过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他在三十年前提出了积极心理学，相比过去弗洛依德提出的心理学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弗洛依德那时候的心理学，怎么治愈精神上出现疾患的人，积极心理学，你并没有生病，你可以从积极建设的角度去赢得人生更大的满足感和成功。他在研究当中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习得性无助，有点像条件反射的理论，把一只狗关在一个笼子里，每次这只狗想逃离的时候，拿电棒一击这只狗就缩回来了，最后把笼子拿走了，狗也不跑了，因为它觉得还有电棒。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习得性无助，通过你自己行为不断重复而养成了习惯，不是你天生的，不是你爸爸、妈妈给的。比如说你认为自己我不行，我很自卑，即使那个地方有很漂亮的女孩子喜欢我，我也觉得我不配得到她，我也不去追求她。或者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或者我们曾经被人挫败过，我们曾经被人拒绝过，我下次不愿意尝试，因为我不愿意再接受一次挫败的感受。这个例子如果反过来，就是一个很给力的结论，什么呢？你可以做习得性的有助，也就是说你通往幸福的道路是可以学习，可以练习的，并且通过练习，甚至会影响到你脑部结构和一些回路的改变，所以他是持续的幸福。

　　李小加：终于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更幸福一点了。

　　杨澜：《The  EmotionalLife of  Your  Brain 》， 这当中谈到一些东西也是非常实用的。这本书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他就是给我们讲了最近一二十年以来，人类对于大脑研究取得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比如我们哥伦比亚大学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脑神经研究所，其中的主任也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人类在过去二十年在科技方面的成就有很大部分是生物科技，生物科技方面最重要的是对脑的一种分析和研究。比如我们过去认为这个人悲观，这个人乐观，我们在机场会看到当飞机延误的时候，有的人对着空服人员大喊大叫，有的人玩ipad，有些人喝咖啡，为什么都有不同的反应，在过去二十年脑的显象学，关于人们情绪的研究，从过去模糊的感性的抽象的一些理论，现在能够用一种科学的方式、显象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时带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息，就是我们人的情绪模式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基因是一个部分，环境是一个部分，就是你从小成长的方式，你妈妈情绪反应的模式对你很重要，第三就是你行为的改变。而且行为改变的这个角度，东方和西方的哲学，包括很多实践居然在现代脑科学的前提下不谋而合地相互印证了。比如东方过去有修禅的，有悟道的，中间很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打坐，西方是冥想，打坐和冥想对一个人脑部结构会产生影响吗？后来证明是可以的，甚至改变了脑部的大小，甚至电波回路，而且会极大的改变你对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的感受，这本书实际是从一个科学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过去那些神秘不可知的情绪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像在座的诸位非常有成就的人士，我们对脑功能的开发不足10%，其中我们恰恰又常常是在情绪的左右之下，我们并不是一个理性的动物。科学家有一个比喻，理性和感性他们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比例关系？我们通常会认为受过高等教育，天天在读上市报表的人一定是理性大于感性的，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因为我们理性开发方面只不过10%左右，所以我们的理性和感性的比例相当于一个人在骑一个大象，那个大象就是我们的感性，在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是它带着我们在左冲右撞。

　　丹尼尔·吉尔伯特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的教授，我也有幸跟他做了一个采访，他写的《哈佛幸福课》，我觉得更应该翻译成《撞上幸福》。他主要通过常年的研究，发现我们对幸福有无数的误解。比如说我们常常把自己认为的幸福加在别人身上，比如这个人得了彩票，哎呦，太有福气了，这家伙得多幸福，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或者你看到一个人出了车祸，双腿被截肢了，太惨了，通常我们用自己的感受去揣度别人的幸福。科学家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去跟踪这些生活中有急剧变化的人，比如得了一千万彩票的人，和真的在车祸中被截肢的人，他们发现边际效应递减，在这件事情出现的第一个月，那个得彩票的人生活焕然一新，出了车祸的人生活一塌糊涂，六个月，仅仅是六个月之后，该高兴的还高兴，该悲惨的还悲惨。也就是说外界对于你内心所产生的冲击一般在六个月左右，边际效应已经递减了。在美国来说，家庭收入在七万五美金算是一个门槛，过了这个门槛就开始边际效应递减了。在中国由于我们缺乏足够的社会数据，这个效应还没看出来，但是总之，他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人内心对于环境的应对方式比纯粹外界的这种改变要重要的多。

　　《牛津幸福手册》很有意思，把东方和西方一些关于幸福的理解都合在了一起，你就会发现这个中间有一些惊人的相似。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两个月前刚刚在英国碰上，与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他们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幸福研究中心，一个经济学院成立了幸福研究中心。他们在英国做了五千多人的跟踪调查，他们就发现当你把人生满意度作为人生目标来衡量的时候，到底哪一个单一的因素贡献最大，比如智力因素，在他们五千人样本当中，智力因素的贡献是百分之多少，大家可以猜一下，你的智商，你的智慧，你的智力因素对你人生的幸福感，对你人生满意度贡献百分之多少？5%；意志力，比如你的勤奋，你的坚韧，你的勇敢，占百分之多少？10%；你的情商，你的社交能力占百分之多少？20%，首先这20%已经远远大于那5%了，其次是另外那65%是什么？另外65%是没法测的，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环境。它不可测，是说它特别分散，你出生的环境，你家庭的条件，你遇到了战争，你不可控制的因素。情商和社交能力成为影响你人生满意度的单一最大因素。这是我们在学校里，我们的教育制度当中一直都没有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英国一些高级的公学还有像美国的一些私立高校，给孩子们加入了积极教育，让孩子们能够有更好的情商，有更好的情绪弹性，怎么样去面对并不友好的环境，怎么样去面对挫折，怎么样认识自己的优势，怎么样合理的预计未来，这对孩子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感谢杨澜介绍了这些书，我先说明一下，我们给他们的短信是一样的，但是两个人反应完全不一样。李小加迅速地拿出了14本书，而且跨度极其大，主要是暴力、伟人、金钱、历史大背景，而且有的他已经忘了什么内容了，他也推荐，他充满了一种男性的快感，愉快，跟你分享，不加思索地迅速抛出来了。杨澜作为女性，拿出六本书，这六本书特别专注，专注在幸福观，这是她一开始谈到的智慧，而且所有书的表达，她是很有逻辑的，有分析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两个人的区别，同样是哥大毕业的。一个就是追求快感，大跨度快感，男性。杨澜很细腻，集中在一个点上，大家都会有收益。

　　主持人：金融博物馆在读书圈影响比较大，特别在微博上，按照新浪的统计，每次书院微博的阅读量超过上亿次，每次我们的活动的视频下载点击四百万到五百万次，感谢所有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今天我们谈的很多涉及到幸福，我们知道人的幸福不是孤立的，人类的幸福也不是孤立的。我们的幸福要建立在和整个环境的和谐，而不是建立在对其他群落、种族生物的残酷上。今天在读书会之前，杨澜女士讲了一个故事，我们很感动。我想利用今天这样上亿次的微博传播平台，请杨澜女士把这个故事给我们讲一下。有请！

　　杨澜：谢谢王巍。今年夏天我又去了一次非洲，在博茨瓦纳遇到了一对夫妻，这对夫妻是野生动物纪录片的拍摄者，他们在那个地方已经待了三十年的时间，拍了很多获奖的纪录片。他们就告诉我一个事情，给我很大的震动，他说我们的总统问我们，我们要欢迎中国人来吗？他们对总统回答道，再等等看吧，他们如果来的话，有可能我们的动物会遭殃。这句话当然让我听了就觉得非常的复杂，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是这样，比如说非洲野生犀牛的数量已经是非常有限，现在由于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对于犀牛角的需求和非法的偷猎、贸易，每年被猎杀的犀牛数字在直线上升。比如说前年是一年四百头，去年一年六百头，今年刚过了一半，就已经四百多头了，同时仅仅是今年在非洲被猎杀的大象就超过八百头了，象牙主要输出的地区也是亚洲，亚洲当中最主要的市场我也不用再说了，是在中国的大陆。

　　其实从中国的法律来说，犀牛角的贸易绝对是非法的，象牙的贸易有一部分合法的配额，但是在这个合法配额之下，比如有一根象牙是合法贸易的，后面十根象牙贸易就是非法的，由于这样的市场需求，使得非洲犀牛和大象的数目急剧下降。当地人为了得到一些现金的好处，就会去偷猎这些大象和犀牛。而现在猎杀的方式也非常残酷，有时候他们甚至不愿意把大象和犀牛先杀死再开始切割它们的象牙和犀牛角，而是直接把它们打在地上不能动了以后，把象牙和犀牛角割下来，让那头动物在地上挣扎数个小时甚至数日才死去。在非洲一次就有近百头大象被猎杀，我特别想利用这个场合，也呼吁中国所有的民众，我们大家都能够认识到，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我觉得中国人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是由我们做的事情来体现的。当非洲的人们对中国人是否要来他们那儿抱有一种迟疑和困惑，一种纠结，一些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就意味着一些物种要灭绝，那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人和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国家和国家、地区和地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呼吁所有人抵制象牙和犀牛角的消费。谢谢！

　　主持人：持续的掌声表达了我们大家对杨澜女士的认同，我们希望一起努力，关注环境，关注生态，把我们人类的幸福建立在整个生态圈，整个环境保护长期可持续增长这样一个环境下。我想邀请博物馆书院的理事长任志强优雅的走上台。请任志强给我们做总结。

　　任志强：你们幸福吗？你们是非常幸福的人，因为四五千人，最高的时候我们九千人报名，但很可惜，我们只能让四五百人到现场，凡是能到现场的人，你们确实比报名而不能来的人幸福多了，不管你们是坐在座位上还是坐在地上。今天的读书会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体会，我觉得他们第一个在读人，他们拼命地把我读成这样读成那样，有的微博刚才说任志强躺着也中枪，但是我觉得很幸福，因为你被别人读或者骂，或者你躺着也能中枪的时候，一定是大家心里记着你了。每次他们骂我的时候，你们大家都哄堂大笑，说明我给你们创造了幸福。第二个读是他们读了书里的那些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但他们两位都在拼命介绍这本书说了这个人如何如何，比如说曼德拉、林肯或者张三李四，也就是说通过读书可以读到人。第三个部分，他们是用读的书去读人，通过书里的内容告诉你怎么去看别人，看这个社会，看我们在场的每个人。比如说杨澜女士特别说大脑是怎么回事，特别说通过书上的分析，如何去看整个社会。我想我们建立这个书院的作用就在于他们说的这几样东西，你能去读别人，能去读书里的人，也能通过书里的人说的东西去读这个社会和分析每一个人。

　　每次这个读书会的时候我都会最后总结，可能很多人到过现场，听说过，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绝不是台上的人给你们一个标准的答案，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件事呢？就是所有的提问中都希望台上的人给你一个标准答案。而我们的目的恰恰是他给你一个回答，让你们自己去思考，如何通过你们的行动，找到一个标准的答案，这就是独立思考。当每次来的时候，可能你们突然发现在台上坐的都是不同的人，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官员，也有的是历史学家或者作家，但为什么我们能统一在一个读书会的旗帜之下呢？都是在教给你一种认识社会的方法。

　　小加说不怎么读书，压力很大，但是他介绍十几本书，可以滔滔不绝告诉你每本书里面的内容，名义上说我自己是没有读书的人，觉得我可能比别人读的书少了，他们希望能读到更多的书，这也是我们读书会的意义。

　　杨澜很惭愧地说，我只介绍了我当前读的几本书，她读的都是幸福，因为她在做有关幸福的栏目。以前她读的那些书，可能对她的人生有更深刻的影响，没来得及在今天的舞台上给大家介绍，但我相信通过他们的对话，每个成功者一定读了一大堆书，尽管没读书的人也有成功者，用百分比的说法，你们可以知道读书对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刚才也有人在问，说80后的人很惨，最惨的是我们，你们说住在香河挺远的，我们那时候住在延安，住在莫力达瓦，我们那时候住的更远。你们说你们没有机会，我们确实在30岁的时候遇到了改革开放，今天你们30岁遇到了第二次的改革开放。三中全会给的机会，也许比我们那时候更多，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去进行改革和突破，你们是在半市场化的经济下向更市场化的经济往前跨一步，我们是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去寻找怎么生长出新的苗，你们在有小树的情况下考虑怎么开花结果，刚才问到中小企业怎么样，肯定更好，那时候雇七个人是合法的，雇八个人是非法的，所以决定是很有希望的一个决定，我们希望让所有人能正确理解我们未来的改革，并希望你们通过读书找到自己生活美好的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