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将东方文化精髓引入现代经济学

2013年11月28日 17:34  新浪财经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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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颁奖典礼”于11月28日在武汉举行。上图为著名经济学家黄达。(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颁奖典礼”于11月28日在武汉举行。上图为著名经济学家黄达。(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颁奖典礼”于11月28日在武汉举行。上图为著名经济学家黄达。

  以下为演讲实录:

  黄达:感谢大家参加这个会议!刚才说给我15分钟,可能要超过。

  在这之前请允许我讲一个故事,这一次我获奖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最早可以肯定并加以推介的是武汉大学[微博]经管学院已故的知名教授曾启贤学长,他和经济学院的老院长谭崇台教授,在《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1984年出书不久就约我到武大讲综合平衡。1986年我以这本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年度著作奖,应与武大经济学院同仁的鼓吹不无关系,今天又荣幸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好象是天意,怎么这么凑巧在武大颁奖。我想曾启贤教授在天之灵应该会非常高兴的。

  联系前五届的创新奖使我一再回忆起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岁月,那时大目标已定,要富裕的社会主义,而要到达彼岸,没有现成的道路,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经济学界在选择过河路线,比如引入市场机制,在选择起步,应该登上哪几块石头,如联产承包、价格改革等等方面,不顾社会上政治生活中依然充斥着许多的禁忌,激情满怀的议论、讨论、争论、辩论,应该说为改革开放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无愧于祖国对我们经济学人的期待。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刚刚落幕的、再次部署全面改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走过三十五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世界共睹,而且发展势头仍在持续,人民生活经其对比改善众多,而且依然在改善,可是在前进中经济的问题更多了,社会的不协调、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是日益减弱,而是日益多化,改革开放不久即八十年代中期就出现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骂娘的歇后语,而现在更增强了对抗的色彩,人们通常的想法经济发展矛盾会越来越少,其实矛盾越来越多,这毋宁说现实的规律。同时在闭关锁国的初期,主要关注的是国内问题,现在国门打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球化大循环当中,中国制造好象神话似在国际市场上打出一片不小的天地,可是现在却面临必须及时调整战略,以站稳阵地的严肃挑战。我们抗拒了97年东南亚危机,以及08年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大振荡,我们在建立国际经济联系中应该选择怎样富有弹性的机制,应该建立怎样的应急对策以应对冲击成为重要的课题。国际上一方面承认乃至欢迎中国经济的崛起,但同时则时时唱衰中国经济,并处处设防围,实际上我们经济处于突围的紧迫态势,这必然要求我们关注国际经济合理秩序的重构和争取必要的话语权。如此等等,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说明中国经济学员要为继续深化改革、要为振兴中华承担起更为艰巨的任务。

  经济学员的武器是经济学,是经济理论,在这里想讲一点对经济学建设的话题,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经济准备大体是四个方面,第一个中国几千年来本民族积淀的经济理论,这在当时已经是许许多多年不被看重的理论,但不被看重却实际上不可能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全部清除;第二个方面是在第二次大战以前从西方引进的一些经济学,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迅速掌握了年轻的一代;第三方面是建国后,统治并实施了多年的计划经济理论;第四个方面是改革开放开始,再一次确定引进的在二次战后迅速发展的西方现代经济学,那时的中国经济学人就好象着装备从大刀、长矛到汉阳造到卡宾枪这样一些杂牌武器的新兵,但凭借着振兴中华的热情,凭借着贴近熟悉自己生存的土壤,凭借着从实际出发、科学求实的指导思想,奉献了一系列有关改革的路径和对策的建议。今天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可以全面吸收全世界经济学成就的环境中,我们经济学的建设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就,我们对经济过程的分析细化了,实证研究使我们对数量的把握准确了,然而面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困惑,无论是国内还是世界的,却往往使人感到深入本质、高屋建瓴的理论剖析不怎么多见,似乎精良的经济学武器还不够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于还没有把外国的东西学全学透,学全学透是一个过程,何时学全学透恐怕难以说清楚,不过学全学透的顶点可以理解为达到与外国经济学人一样的水平。可是,现实的是许许多多世界的问题,许许多多中国的问题,好象治学严肃的外国经济学人也常常处于云笼雾罩之中,不在于是在分析、见解,而在于认识、论证、对策经济之焦等,显得把握不住要点,是不是可以这样判断,不在于中国经济学人掌握不了经济学武器,而是面对当前新发展、新课题,世界经济学显得有点迟钝、有点保守,有定缺乏锐气,需要进一步去开拓。比如说如何指导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深化改革的重点和核心,大家都知道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中国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走出来,原来市场管辖下的政府保留着相当的天地,于是有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国家,他们觉得政府应该屏蔽于经济之外,可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不仅没有把政府在原来经济里的阵地扫除干净,而且没有阻挡住政府强势进入,也就是说市场与政府扭结在一起的这种经济态势覆盖了全球。对于这样的经济形态到底应该如何看,是一时的扭曲并终将回归以是市场为主导,还是不可逆转的扭结,是一个短暂的过度形态还是将会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阶段,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只可能有唯一的点,还是说面对不同的条件可能有并行的点,客观世界只允许唯一的发展道路还是不仅允许而且需要不同发展的道路并存?应该说通过实践和研究,人们对认识在不断深化,总感到很难提纲纲领地把握经济形态的本质。我们对市场经济有一个最简明的理解,凡是上过学的学生都会背一套,对于计划经济为什么要取代市场经济也都有一个最简明本质的理解,同样对计划经济为什么又败在市场经济的面前也有一个最本质、最简要的理解,可是对政府与市场总是扭结在一起的经济形态,在经济学里却很罕见,沿着经济学经典的思路做出的论证不够满足现实要求。好象在经济学的圈子里,对当前的具体矛盾常常投入巨大的精力,发表议论,制定对策,而同时却缺陷探索建立经济理论模型,当然面对现实矛盾投入大量经济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但基本理论的研究对于增强前瞻能力和全局观点更具有基础意义,是否可以说,重视对对策性研究却漠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是世界性的问题。也正是这种背景下,我们都知道,对于有没有北京模型之争等等,虽然花费了大量的笔墨,但偏执的观点既为强劲,反映后面的学理剖析和策划思路的变更,这样的问题显然不是制定几个计量模型就可以解决,同时也不是简单重复经济学本身那些论证了几千年、几百年的规律,这里不需要细枝末节,而在于指导经济学的基本思路,在于寻求哲理、在方法论层面要有新的突破。

  当今统治现在的经济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锐意进取精神给我们深刻印象,但长期处于这种思维和认识惯性之中,也会滋生其他概念,如果我们中国学人把东方文化的精髓作为哲理性的指导思想,引进现代经济学,是不是有助于经济学跨入一个新的高度,进入新的境界。近几世界,西方文化传统席卷全世界,而中国东方文化传统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败下阵来,但中华文化并不意味着本身的彻底破裂,几千年的积淀怎可能没有真理性的内涵,而且在中世纪正是这样的文化指导的经济理论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问题是停滞使之落后,可能也是经常处于传统思维和认知的惯性之中而停滞、落后。但痛定思痛,在虚心学习文化优势的同时,认真再认识自己传统文化精髓。这几年重视了对自己民族的研究,重视了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并且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比如说中华文化的思维方法,注重全面与综合;比如中国文化面对多元文化,强调融合,强调有容乃大等等。我自己缺乏探讨这样高层次文化的必要素养,自己读古书也需要领会,面对司马迁、面对诸子百家,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他们开阔的视野、广阔的胸襟是不是代表了文化传统的典范,无论如何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特点与长处,因此毋庸置疑。撇开偏见与科学求实的要求,至少应该看到东西文化存在着互补的关系。如果存在互补关系的认识可以成立,中国经济学者努力把东方文化的精髓作为指导性理念引进经济学研究、探索,一定可以推动世界经济学跨上一个新的更有活力的、更能指导实践、更能领导实践的高度。我认为这是应该开创的路。

  说了一些自己思考了许久,但至今总觉得尚未理清的想法,讲出来请大家评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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