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城镇化要防范五大误区

2013年11月28日 15:23  新浪财经 微博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颁奖典礼”于11月28日在武汉举行。上图为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颁奖典礼”于11月28日在武汉举行。上图为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颁奖典礼”于11月28日在武汉举行。上图为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微博]

  以下为演讲实录:

  辜胜阻: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健康的城镇化如何趋利避害?”我们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有三个最具有他个人特色的经济学政见,城镇化是内需“最大潜力”;改革是发展“最大红利”;服务业是就业“最大容纳器”。今天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讲到城镇化时提出,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趋利避害,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为什么一年前和一年后,都要在城镇化前面加上“健康”二字?我今天的演讲主要是想回答“为什么要健康、如何趋利避害”的问题。

  当前在推进城镇化的问题上存在很多不同观点,归纳一下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城镇化在推动力上主要是靠市场还是政府,政府应该做什么?二是城镇化作为内需最大的潜力,是应该更加注重扩大消费、扩大民间投资还是像四年前“四万亿”一样大搞公共投资?三是城镇化的方向是人的城镇化还是地的城镇化?过去三十年,城市的面积扩大了30倍,但是常住人口增长不到三倍,户籍人口增长不到二倍,所以是地的城镇化大大高于人的城镇化,地方政府看重的是地的城镇化。四是市民化的问题是靠激进的户籍改革、土地改革还是稳定的就业加公共服务来解决?社会上有一个观点认为城镇化的突破口应该是户籍改革,认为户籍制度改了市民化就实现了。五是城市体系方面是均衡发展还是大城市偏向?有一些学者说,发展中小城市是一厢情愿,我们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间要把大城市做大,把北京从今天的两千万人做到五千万人。

  我们看到在“两会”闭幕之后,记者见面会上,新华社记者问李克强总理,说城镇化现在有不同的声音,社会上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政府不应该主动而为之,有些网民甚至认为城镇化只能“瓜熟蒂落”,政府不能“强行引产”。城镇化问题究竟需不需要政府?我认为还是要回到经济学的“两只手”理论上来——政府是“有形之手”,市场是“无形之手”。新型城镇化需要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两手配合。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防政府成“闲不住的手”而过度干预把好经念歪。城镇化仅靠市场“无形之手”可能产生市场失灵,即具有外部性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会达不到社会总体需求的水平。政府应该做什么,三中全会讲得很明确,政府应在规划制定、制度设计、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六个方面有所作为。北京的雾霾等空气和水污染的问题,仅靠市场很难解决;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问题,市场也是不会主动去管。这些问题必须还要靠政府。政府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我们今年以来,先后赴湖北、河北、山东、广东、浙江等10多个省市进行了调研。在此基础上我们给高层提出建议,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市场主导关键是要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我们从八个方面提出了建议:一要引民间资本参与能源及基础设施建设;二要在服务业方面向民间资本对内大开放;三要推进政府向民企购买公共服务,实现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四要鼓励民间资本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五要在智慧城市与绿色发展中激活民间投资;六要让民营科技企业推进城市产业升级;七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土地规模经营,推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八要引民间资本发展草根金融支持转移人口草根创业。

  城镇化是“双刃剑”,利用得好是黄金机遇,如果利用得不好则会导致灾难后果。世界银行[微博]《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写的是未来20年中国的发展状况,报告在2010年不到50%的城镇化率基础上,预测20年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增加20个百分点。城镇化之所以是黄金机遇,是因为城镇化会带动人流、物流、钱流、信息流、能源流的高速流动,城镇化涉及到人、业、钱、地、房五大要素。人是城镇化的核心,人在城镇化过程中有吃、穿、住、用、行五大需求。这些都是城镇化发展带来的重要机遇。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城镇化时,有关部门说城镇化就是解决“人往哪儿去,钱往哪儿来”的问题。我认为城镇化不仅仅是解决这两个问题,城镇化要围绕“人、业、钱、地、房”五大要素深化改革才是正确的方向。有人但是没有就业、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只能是空城计。除此之外城镇化还要处理好土地问题,解决好转移人口的住房问题,要用城镇化带动转移人口吃、穿、住、用、行的五大需求。城镇化为什么会出现灾难后果?是因为政府的短期行为,政府有透支未来的冲动。政府的这种短期行为和企业的投机行为,两个加在一起就将导致灾难后果。

  一年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一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强调要发展健康的城镇化,那么如何推进健康城镇化发展?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明确,城镇化能做什么和城镇化不能做什么。

  一、城镇化能做什么?城镇化要围绕“人、业、钱、地、房”五大要素深化改革。

  “人”是城镇化的核心。“人”的城镇化要解决“人往哪儿去”和转移人口“如何市民化”两个问题。市民化=稳定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安居及生活方式城镇化。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农民流动呈现三次浪潮:第一次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目的地的就地转移。第二次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以城市为目的地异地暂居性流动。第三次浪潮则是以长期居住为特征,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完全的城镇化要使进城人口实现三维转换: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职业转换、从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移以及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比如说一个湖北的农民工在北京做保姆,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地域转移,实现了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职业转换,但是并没有实现从农民工到市民的身份转变。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实现市民化非常重要的是要推进整家式的迁移,但是市民化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使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有人在讨论的时候说户籍改革很容易,两亿多农民工一夜之间就可以改变,但这不是真正的市民化。市民化是稳定就业加公共服务加安居及观念的城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服务,只有户籍没有公共服务就不是市民化。所以我们要防止盲目的户改和土改。如果通过盲目的户改和土改使两亿多农民一夜成为市民而失去农村土地,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城镇化过程中解决“人往哪儿去”问题,我二十年前就提出来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通过依托大都市发展城市群,实现城市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做大县城,使农村之首的县城建成有吸引力的中小城市,走农村城镇化之路,实现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走向,例如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以及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等。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城市标准,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可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像虎门镇曾经有一百多万人,浙江的龙港有50万人,北京周边的燕郊镇已经有四五十万人。这些地方已经达到中型城市的标准但都还叫镇。按照三中全会精神,应赋予这些镇更高的权限。

  “业”就是城镇化要有产业支撑、市民化要有稳定就业。产业支撑及转移人口稳定就业是城镇化的重要基础。要强化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促进产城融合,通过推动产业发展来提高城镇吸纳就业能力,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的融合。

  “钱”是城镇化的重要保障。“钱从哪儿来”的问题涉及到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解决这一问题要建立多元化的改革成本分担机制和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

  “地”是指土地的集约使用和推进新一轮的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中使农民利益最大化是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要让转移人口能够不放弃承包权,用好抵押权,能够用土地换股权,实现使用权的有序流转。我国土地的城镇化速度大大快于人的城镇化。三中全会提出,要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土地改革最重要的是土地产权设计,要稳定所有权,保留承包权,流转经营权,用好抵押权和担保权。在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有数以千万人的农民工失业,外国人都感到很震惊,以为中国会出现动乱。但是为什么没有出现外国人想象的那种情况呢?因为农民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有一种心理上的保障。他们并没有回到农村,而是返回家乡创业,通过创业带动就业。

  “房”是进城人口住有所居的关键。城镇化不能是“两个老鼠洞”,进城打工之后农民村里的老房子成为了老鼠窝,而进城之后在像老鼠窝似的地下室住着。解决住房问题则要建立覆盖不同收入群体的多元化城镇住房供给体系,使进城人口实现安居梦想。

  二、城镇化不能做什么?要明确和防范城镇化过程中的“六大偏向”。

  第一,城镇化不是越快越好。我们看国外的城镇化实践。2011年,德国的城镇化率只有74%,美国只有80%多一点,城镇化率最高的是阿根廷,达到了92%。阿根廷在100年前人均收入就达到了3000美金,和当时的美国一模一样。但是美国经过一百年的发展成为强国,阿根廷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巴西的城镇化也达到85%,但巴西要申请举办奥运会,头件大事是治理贫民窟。这说明城镇化率不是越高越好,城镇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

  第二,城镇化不等于消灭村庄。过去十年我国自然村的数量从360万减少到270万,就是平均每天有30个自然村落消失,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曾经我们认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城镇化,这是误解。

  第三,城镇化不等于造城运动。我们有一个县财政收入只有4亿,提出要打造东方的迪拜。一味的“造城运动”光有表面上、物质上的高楼林立,不能从根本上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不能解决真正的民生问题,也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第四,城镇化也不等于房地产化。城镇化会为房地产带来商机,但是如果我们的城镇化完全建立在房地产支撑基础上,就可能会导致空城、鬼城。

  第五,城镇化不等于透支未来。现在社会上热议的美国底特律申请破产,就是因为底特律有高负债180亿美元,以及产业空心化问题。在经济辉煌的时候底特律180万人,现在只剩下70万人。

  第六,城镇化不等于摊大饼。城镇化不是越大越好,要避免大城市病,防止人口过度膨胀。现在在北京,深陷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大城市病的困扰。

  城镇化要防范五大误区,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大量农民“被上楼”,陷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特大城市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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