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凯威基金会创始人兼董事长施伟恩。（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中国公益论坛2013”于2013年11月18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凯威基金会创始人兼董事长施伟恩。

　　以下是文字实录：

　　杨锐：我想起冯小刚当年某一年贺岁片《天下无贼》，素质太重要了，他这么一说带有戏剧色彩，我们今天要严肃的对待这个话题。施伟恩从您的角度做慈善是把投资和社会福利结合做一起，您回答这个问题先回答一下我的简单的问题，常识的问题。慈善是不是就意味着赚钱？

　　施伟恩：：当然，有些慈善改变基于赚钱，但是有些新的形式，比如风险慈善家你可以使用你投资的钱来进入一些资产的领域，不仅仅他们有慈善的资金，同时也有慈善的资金，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让你们看看我们在哪些方面通过投资继续推广慈善发展。

　　杨锐：你不用为你为慈善事业做的事情道歉，非常感谢你前来参加今天的慈善公益论坛。施伟恩先生，几年前的一个封面故事是有关比尔盖茨、梅林达基金会的建立，盖茨说他的财富不会传给他的子孙后代，也就是说他的每一个子女只能获得差不多1000万美元的继承。您觉得比尔盖茨起了什么样榜样的作用？当然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他的家族基金会，他们都是捐赠的资金做公益事业，却没有留给他们的后代，你觉得比尔盖茨梅林达基金会，他们对于未来家族基金会会产生什么影响？

　　施伟恩：首先谈到比尔盖茨，大家都知道他是技术企业家，他建造了一个非常大的公司，非常成功的人事，他现在又建立了比尔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他也阐述了这个基金会的目标，要实现他的信仰。巴菲特在子女继承自己遗产也是同样的态度，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好的案例，可以让大家效仿。这个人都非常的成功，而且他们成为了榜样，我相信很多人会向他们效仿。

　　我来谈谈我自己，我即使给我女儿几百万美金，几百万遗产她也会捐赠，因为我的子女受到了我的影响，因此这样做会使很多人产生影响，像比尔盖茨、巴菲特、洛克菲勒基金会，他们通过影响力投资支持一些公益事业，给非洲的难民提供支持。他们把公司的资产带来一些社会变化。

　　杨锐：胡润在中国推出了首富榜，几年前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杨锐我要谈的不是财富的问题，而是中国人对财富态度的问题。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富人的子孙，我们称为富二代，下个月香港特区政府将会通过一个新的法律，有关于信托基金，一个资产管理基金。我们知道比尔盖茨梅林达和巴菲特他们对这个事情做了很大的贡献，您如何看这些资产的管理，这些资产管理能够对慈善如何弘扬，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转折点，管理好财富，使得公司能够更好担负起社会的责任。

　　施伟恩：谢谢，这个话题我花三个小时都谈不完，我只是开玩笑。我想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改变两件事情，第一，通过财富怎么带来社会的变化。第二，为社会投资建立起新的模式。我来回答你刚才提的两个问题，第一个，你问为什么这些富人不把很多的遗产留给子孙，还有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他们的影响。这里我们要看整个社会的环境，这个社会的含量有助于未来更好的进行慈善。我们看到政府建立起一个新的工具，主权发展基金，新的主权发展基金有全世界25个国家都建立了，他的目的是要通过财富时时有更好的发展。我谈的主权发展基金，使得国家的财富更加有助于社会的发展，社会建立起这种主权基金，对于社会的某些领域进行投资，带来好的社会结果。你刚才问是不是有新的模式，我觉得这改变新的模式，而且主权发展基金过去每年都产生出10%的投资回报，这是在过去十年。现在在巴基斯坦他们根据社会所需要的，包括保险业和其他基础的产业，都通过主权发展基金建立起来。在南非有这样好的例子，他们十年获得很高的回报，帮助中企业的发展。如果我们采用了这种原则用在慈善事业，我们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机制，使得我们更好的使用资金。有很多人谈比尔盖茨基金会，同时他还有自己其他的项目，通过推广这些技术他可以改变行业，改变我们的世界。我们有一个词叫死亡谷，公司产品很不错，但是他无法吸引到足够的资金。金融市场因为这个产品太新了，无法产生资金流和现金流，所以他经历了死亡谷。如果你进入这个死亡谷，你把这个死亡谷填补你能力创造出很多的机会。现在这个位置上你不仅能改变世界，同时你可以参与新的行业的其对，你在新的行业中是主要的扮演者。我认为这种模型是我们未来的方向，不仅用这个模型能够为未来改革社会，同时产生经济效益。

　　杨锐：施伟恩先生，怎么把投资和社会福利结合在一起，您现在能够举个例子吗？

　　施伟恩：我给您举一个中国的例子，谈一谈我们怎么使用投资创造社会价值。有一个公司六、七年前才开始，他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咨询，六七年前大家没有在这方面有相似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公司有30个人，十年前我们认为在中国环境领域大家应该有兴趣，有些人说我们疯了，当时有6个人在清华的校园建了一个机构，现在非常非常的成功，当时是第一次此类的基金，我们当时因为有这个风险，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因为在环境方面有需求。博明基金会是小额贷款，包括央行为一些公司进行小额贷款等等，这也算是一种投资。我和银监会的人经常交谈，他们觉得美国银行应该把1%到2%的资金重新投资到社区。我感觉中国也有相似的趋势。数年前，很多人认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但是像准备我们凯威基金会项目我们同公众进行筹款，我们投资，我们的投资是透明的，我们投资透明是增加了更多的优势，当你把钱捐出去的时候，有时候大家不关心钱去哪儿了，你投资的话大家会问你的钱投到哪儿，因此你投资是一整条链的责任链。尤其是中国的企业家，他们比如同情这些人，他们希望教人如何钓鱼，而不是只给人鱼，他们有这种需求。因此，在我看来这种投资方面必须是我们慈善事业的一部分，只有通过这样我们能够使用大量的资金，通过投资的渠道造福社会。

　　杨锐：施伟恩先生，在嘉宾一开始讨论的时候，我们在讨论如何恢复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相互信任，以及个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这是在文革之后，文革是中国的一场灾难。我们再谈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信心，人人往往跟跟宗教联系起来。我们谈慈善的时候也要谈信心，还有立法、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宗教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促进人们对慈善的兴趣和信心？

　　施伟恩：这是非常有趣的话题，其实我们进行社会投资，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是管理基金的，后来我参加了一个会议，有关一个佛教的哲学理念，如何帮助众生，众生是佛教的理念，因此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理念，我们后来经营公司不光是经营的问题，还要考虑经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我们从佛教里学大了一点东西，把工作和生活结合起来，不光是一周五天拼命的工作，积累财富，而是把生活和工作进行结合。佛教给我们整个凯威家族产生了影响。

　　关于年轻人的教育我也要说一点，我跟我刚才同事的说法不太一样，我觉得年轻一代他们会反过来给我们老一代一些教育，两周以前在北京有另外一个会议，关于二代财富的关系，帮助富二代如何更好了解财富，使用财富。我们在哈佛大学有财富俱乐部，财富俱乐部是很受富二代欢迎的，但是现在是社会企业俱乐部很受富二代的欢迎，更多富二代愿意把慈善成为他们的事业。我们看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不光跟年轻人表达我们的价值观，但这个价值观不是在星期天才说，而每天都要说。我从佛教里获得了一些新的价值观，现在的年轻一代他们以他们的文化开始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我们不需要教年轻人很多的责任，年轻人的文化会继续发展，同时反过来会教我们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