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3年11月16日，由《中国经营报》社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在北京举行，圆桌论坛“企业家的责任与共识”圆满结束。

　　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瀞漪：在企业经营环境不断变化的今天，企业家的责任边界在哪里？企业家如何在改革的浪潮中发出具有影响力的声音？道德与责任如何考量企业家的未来选择？接下来我们邀请几位嘉宾上台一同谈谈社会企业家的责任与共识，有请：

　　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九霖[微博]

　　壹基金秘书长 杨鹏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 王璞

　　科锐国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郭鑫

　　(圆桌论坛)社会企业家的责任与共识

　　曾瀞漪：在这场主题当中探讨的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除了经营好自己的企业不过想把企业经营好，把员工照顾好，在中国有更多复杂的因素在里面，我们还是这个话题回到三中全会新的改革阶段开始了，在新的改革阶段当中政府他的干预要少一点，要减政要放权，审批更少一点，在这个当中新的政商关系就出现了，我们首先请陈九霖告诉我们您如何了解新形势下政商关系在中国是什么样情况？

　　陈九霖：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很多新的亮点，其中有很多涉及到咱们企业人或者企业家，据说中间谈到了市场经济起决定性的作用，政府要做好它自己的事情，这个实际上对于新形势下的政商关系的定位，这个定位一个方面讲到了就说企业要作为主体，跟以前所做的工作可能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所以我期待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这么一个决定，新的政商关系就以市场为主体，这个新的政商关系能够确立起来。

　　曾瀞漪：您期待新形势下政商关系有新的不一样，请壹基金杨鹏秘书长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组织，好多社会天灾事件发生你们都站在第一线帮助人NGO组织，这次在文件当中也提到对于社会事业的更加松绑，谈谈这方面？

　　杨鹏：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壹基金主要是企业组成的，现在壹基金的理事长是王石，壹基金11个理事当中有9位都是企业家，从这儿我想到一点，我们一直在关心企业家的行为模式，那么在三中全会这个背景中，想到了一点就是说其实企业家同时要面对很多关系，面对企业经营关系，大部分企业家首先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这才叫企业家，这是经济方面的成绩。同时企业家还有一个社会关系问题，企业家在社会中，可能大家都知道经济上很有成绩的企业家，大部分都会去做公益这个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他们这些人应该从来都有公益的心，有了经济条件就去做了，企业家竞争不仅仅是经济竞争，它还有一个社会竞争问题，也就企业家当他面对社会建设和社会问题的时候，这个企业家他躲开了，他如果躲开了，他在社会上是失败的，这个好多企业家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相反经济很有成绩的企业家对这个问题应对了，这是一点。还有一个企业家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政治关系，凡是今天中国很成熟的企业家他都非常很在意，当然很敏感，只不过如果把企业家放在世界上看，主要是参与到政策和法律的推进层面，因为这个政策在发达国家实际上法律和政策是大疏解的过程，在我们中国企业家对这个领域回避的比较厉害一点。所以我觉得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以及单纯的经济竞争和经济关怀他已经开始向社会竞争和社会关怀也开始增加这个层面，如果你要说从新的政商关系来说从未来来说，那个企业已经很大了，法律和政策稍微的变动对企业是有巨大的影响，企业不可能不去关心政策和法律，他不可能把这个领域完全交给官员去打点还是有准确的方式去经营好的法律政策环境，所以我觉得企业家日趋和政策和法律发生关联，这是未来政商关系里面企业家必须看到的方式，企业家也要知道你进入这个领域他怎么更谨慎去把技术挖出，我关注是哪个条款哪个政策导向，最后说一句确实企业家有三大竞争，经济竞争、社会竞争和政治竞争。

　　曾瀞漪：关心竞争对中国企业家是很重要的事情，关系是千丝万缕的，也是千变万化的，您认为政商关系会存在，会更加走向法律方面？

　　杨鹏：我觉得企业家早期不管法律怎么来的，我不管政策怎么来的，你出来那是一个黑洞，政策和法律产生是黑洞我企业家不了解，也不敢去了解，你出来我再去适应你就行了，那么这个是早期阶段，大了就不行了，如果这个政策不对可能对行业是灭顶之灾，所以不得不把法律和政策当做经营的部分来考虑，这个趋势在西方各个领域活动多得越死。

　　曾瀞漪：因此接下来在未来政商关系我们都谈到政府要管得少一点，从杨鹏先生谈话看起来到底未来政商关系当中有没有哪个部分我们既认为它是正常的，但是在未来发展当中对企业来说又是存在的，我们怎么解决政府跟企业手伸太长干预问题你怎么看这些？

　　王璞：政府跟企业之间不是对立的，就像我们今天所讲圈子一样，一个一个圈子，其实这个圈子里是跨界的，这里头一个圈子有企业家有政府官员甚至还有您这样新闻工作者也有演绎界明星也有大牌教授，无论在中国在美国都是这样的，圈子是分层的，比如刚才曹总跟谁交往，一圈一圈，我们老百姓一个月挣一千多块钱老百姓跟谁交往，这种情况无论中国美国通通是一样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区别是在中国我们共产党执政，是党领导这个政府，各级政府官员都是党为主导任命的，而在美国各级政府官员包括总统都是人民选的，人民选的就是金钱，企业家有了钱当然他就可以相对来说能够，在选举中一定话语权，因此可以说是企业家选出来的，这两类政府官员产生来源不同，因此决定这个政府官员到底为谁服务，因此美国是企业家选出来的，咱们这么通俗理解，在中国是党选出来的，因此谁听谁的我想中美是有一定区别的，因此在这样现实的情况下我们不去改变现实的话，确实不要过多批评中国企业家听政府的话，因为不是他选出来的。

　　第二点有没有可能在现有格局下政府官员就是党人民一级一级任命的，有没有可能去改进，怎么能改好一点点，那么比如说政府现在提出来市场经济这个决定因素，比如说提出政治的透明化，随着透明化、法制化、市场化的进程，那么这个其中起的作用直接跟企业家发展作用会减少，当它减少的时候我想这个关系是新型的更高层面的一种关系了，就像今天我们前总统讲的一样我们今天不仅追求物质，物质很重要，但是他希望有更多精神层面的追求，控制欲望，控制怨恨来使得自己获得幸福，包括他们的幸福来实现自己的幸福这是更高层的追求，我个人感觉现在这个尤其三中全会昨天刚刚开过，我个人感觉通过市场化、通过透明化等等这些改进，我们的企业家可能对政府官员那种卑躬屈膝，这样比较极端的手法会越来越少。

　　曾瀞漪：未来中国企业家会更有自我一点，那个自我他对于未来的追求到底追求到什么地步，跟这个官员交道会打到什么地步，自己会留多少时间给自己和家庭，郭鑫先生您怎么看政商关系，比如说我不要求官员那么多，因为我现在不需要你那么的权利了，那么该有的权利会下放？

　　郭鑫：我自己关注重要的，未来让市场作为流通的决定因素，这会从基本面改变我们国家的政商关系，刚才曹总也提到美国的政商关系，为什么美国的市场或者是官员，不那么重要，我在美国也注册过公司，我从注册的时候都没见过所有的官员就把表寄过去了，他把表寄过来了，所有事情就用寄的，因为这是他的权利你是注册不是审批，他没有权利不批你给你，如果我一定要请他喝酒他能够给我就变成另外一种关系了，我们过去工作关系里面更多是权利太多，在加上有国有企业在里面，当前规模做大了以后这个游戏就不一样了，我们小时候都打过篮球，没有裁判怎么办，我们大家打着打着你犯规了，他说没有，在那推推接着打，当企业做大了以后，可以想想NBA，我同时在打球又在想你是不是犯规了，中国经济就是制定规则的应该别参与。

　　曾瀞漪：对很多中国企业家来说，反正我就要开一家公司，开一家公司手续太复杂了，我就找这个官员办这个事情？

　　郭鑫：国外不是审批是注册，我这公司你没有权利不批我，我的理解未来不是这样，未来逐渐走向注册制，没有权利不批你就变成给你服务的，作为合法企业文件准备好寄给你这是他的责任而且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些动作，你和他的关系就变成服务和被服务而不是申请与被批准。

　　曾瀞漪：请王先生讲一下，减少管你们的关系，可是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我们在讲政府要抛出惯性，企业家能不能消除惯性？

　　王璞：我们必须承认有一个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尤其中国最近几十年搞计划经济我们也习惯被安排别服从，而现在走市场经济还有根本性，更深层的，人的整个思想意识还是服从，所以我们不谈这点但是这个谁都明白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没有根本性改革的时候，所以这个文化的传统企业家去找官员们的习惯，我同意像你所说是这样，而且也不容易改变，但是一旦改了我想这种习惯也会很快过去，只是现在我们没有改，因此我们必须适应这样的习惯我真的想认识总理，想认识书记，这个有没有价值，当然有价值，实际上我坦率说做企业十八年我没有找任何一个官员帮我介绍项目，就像我一个项目没有找过的，我从未行贿，但是我今天还要说要有认识的机会我们也很愿意认识。

　　曾瀞漪：谢谢您的大实话，各位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虽然我们都希望自己做一个是很超脱的人，但是不可否认如果我今天拿一个照片，我跟某一个领导人牌照，您是不是觉得仿佛您旁边的天使就出现了，只是如何把这种关系建立在正常互动关系当中，这样关系可能是领导们在咨询企业究竟政府可以帮你们做得更好，而不是你需要我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接下来请教杨鹏，使得壹基金站在就是巨大招牌，但是你们在当中一个讨论，其实你还是要透过很多关系才能解决你们本身NGO组织也好，或企业本身也好面对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在未来当中会更少一点？

　　杨鹏：刚才我讲到规模的问题，企业小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些不规范的动作，企业太大了不规范的动作我做不了，一个小企业老板要会计你给我提500块钱我要送人他就提了，万科董事长没有办法设，所以随着企业做大和政府关系就从过去个人关系，它会变成机构和机构比较法制化的关系，它必须要这么走不然没办法管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其实我觉得以前吴私(音译)先生写潜规则的，在政商关系他叫做一个人的革命，什么叫一个人的革命我知道哪个政策环境不好，官员怕报告我把我自己的事搞定我把那个官员搞定，一定搞定官员政策和法律在你面前全变了，你可以违法，你可以得到好处，这叫一个人的革命，这种一个人革命最终把个人命运和帮他官员的命运捆在一起了，一个人的革命成功就是在自己脖子上套上了枷锁，凡是个人成功的例子都跟牢狱有关系，他必须超越个人关系变成规范的法制关系，所以这个我觉得在今后的经济关系中他肯定要走向这样。

　　曾瀞漪：您刚才一直在讲规范法制关系，什么样的叫规制和法制化关系，是有一个监管机构吗，是什么意思？

　　杨鹏：我要拍卖一块地，在这个之前我不需要去找是哪个领导决定私下请他喝茶塞红包这就叫不规范的关系，规范就是我按照你规范的去做，之前我不认识你。第二点其实社会层面也一样，刚才讲官文化也好，讲到我们见书记你也觉得很愿意也好，我们回想到背后是因为人和人的不平等，本来是职业上的分别但是在我们社会上会变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你之所以要求他，可能你要通过权利关系好能够得到租金，租金使你很便宜没有科技创新没有市场服务就会获得收益的，但是这个时代在过去，包括刚才您说的企业家拿出跟领导照的照片，这可能是香港人对大陆人的看法停留在八九十年代。现在很少一个大企业家进他的办公室后面还有他和领导人拍照，但是在八九十年代这是非常普遍的，这是企业家有政治背景的表达，现在其实优秀的企业家早过这个阶段了。

　　曾瀞漪：优秀企业家要跟优秀企业家拍照，这才是告诉别人说我是一个负责人的人。

　　杨鹏：比如壹基金在发展中是否碰到我要去找关系，其实一个公益组织比企业碰到的问题还复杂，那么他肯定也会碰到很多问题关键是你的态度，就比如说我们当时注册的时候老注册不了，那什么叫搞定呢？他会有人建议搞定他，但是我们是做公益的本来就是为了推进社会进步如果你用非规范的方式去搞定他，等于你是促进社会不规范的力量，后来我们说我们本来就是做公益我宁肯批不下来我不去搞定他，只不过费神一点，跟他讲法律，去辩论，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抬在法制里面处理，中间当然也会有很多很多关系，我觉得王石有一句话说的对的，假定善意，假定批的人跟我一样内心也有社会梦想，我可以跟他这份东西合作，事实上我们发现做好事情在今天中国有弹性没有那么多黑暗，我讲没那么黑暗什么意思你自己坚决要实现目标但是你就是以法制的关系规范的关系很平等的关系去努力，也是有空间的，不是没有。

　　曾瀞漪：谢谢，我们现在在跟每个人打交道，请假装每个人心中有一棵闪亮的种子，接下来问一下陈九霖先生，您觉得怎么样处理跟政府之间打交道？

　　陈九霖：我觉得是这样，中国几千年文化，这个东西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文化是一种积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慢慢解决，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间我觉得有三个内容，新形势下政商关系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是我刚才提到市场决定性地位，在新形势下如果这个得到落实的话，那当然约瑟投资公司也好，你这个产品也好，你这个服务也好，你首先不是看到说某个首长，某个官长的脸他的颜色指挥，而是看市场需要。第二个要点这次大家还没有特别关注，但是我作为学法律的人士我看到中间有一个提法是非常新颖的，叫做法治中国。这个法治中国中的以前的依法治国实际上是有着很大的进步，所以依法治国主体是人，人按照法律去治理这个国家，那么还是人治，那么法治中国，在法律框架下去运行，所以新的形势下我们要判断就是首先需要一些法制完善的国家，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看到政府是怎么样，而是要看到法律上鼓励还是限制的，首先要看到有法没法。第三个内容就是既让我们感到振奋，同时也让我们有所失望的一个地方，提到了共有经济是主导地位，实际上是低于当时预期，这个实际上是对当时人们提出的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一个意见，或谁都进，谁都不退，一定要不迟在共有经济为主体，但是中间令人兴奋的地方在于其他经济就是非共有经济或者是其他经济也是国家的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你比方说叫做混合所有制经济，那么民营经济也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也好，研究生博士生也好你要追求国考，接着是央企，接着是地方央企，或者是创业，民营经济也是有重要地位，总结说可能有三个内容，一个就是市场决定地位，第二个是法治治国，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发展，预期会比较快可能比较稳健，当然了还有最后一句话，中国的事情不是一错而就的，说的是一回事情，做的时候需要很大决心很大勇气还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曾瀞漪：要有耐心和信心，因为中国改革是系统性的工程今天我们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主题，这个标题这么写的政商关系下的企业家精神，于是我们探讨政商关系的时候接下来要探讨企业家精神，这个像一座山压在企业家头上，我们刚才探讨了新的政商关系，在新的政商关系下的企业家精神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发挥，企业家是新的定义，因为你企业做成功才被称为企业家，做成功你要回馈社会，希望别人生活的更好，我们在接下来如何发挥新形势下政商关系下的企业家精神？

　　杨鹏：我自己不是企业家。

　　曾瀞漪：您跟大企业接触很多。

　　杨鹏：是一个规范的法制关系，法制关系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平等的，是平等的职业分工没有人格上的高低更没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企业家是社会的生产者和组织者，因为有了生产才有税收，才有这些慈善的资金，从本质上这个社会按照生产者的想法来运行，也就是财富的创造者应该这个社会最主导的力量也就是生产者应该做到了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政府就是社会的物业公司，然后我们老百姓包括企业家都是业主是这么一个关系，包括宪法也是这么规定的，人民是国家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的是要严格的把这个主次关系要搞清楚，其实就是我作为企业家我贡献了税收养了政府官员，当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得到了税收分享税收同时他提供公共服务，这个是对等的大框架下的买卖关系，大框架下的商业服务关系，就是我现在到淘宝买一个东西，只要东西不好提两句意见，他会说亲你千万别给差评，当然这是一种希望我们是平等的一种关系，然后大家有不同的职业但是既然是法制社会在法律面前我们是平等的，这样就不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更不存在谁怕谁的关系，大家都不要违法法制，企业家是法律的制定者，公众也是法律的制定者，整个法律是原则，大家共同遵守，建设性的把中国社会变得更富强，更美好，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说迟早必须要走到这一步，尤其大家说1985年以前这代人这个是把互联网当成工具在使用，1985年以后的这些人互联网就是他们的生活，我们压力非常大，我们理事会讨论的时候，大企业家压力也非常大，因为这代人他对世界要求和诉求真的变化了，他们现在三十岁我觉得阿里巴巴[微博]说，2012年1985后人三十而立了，会变生革命性的变化。

　　曾瀞漪：所以接下来想问一下王璞先生，我们现在在这里谈现在政商关系下的企业家精神，所以您接下来谈的接下来这代年轻人，我不管你们的关系了？

　　王璞：技术手段的变化带来的一种影响趋势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也想不管走到什么形势下，圈子、跨界这几个关健词应该存在，跨界一定是一线明星和一流企业家和高层次政治官员，他们肯定是搅在一起的，这是跨界未来更是这样，因此我想我们也不要过于在乎这个关系会怎样，如果是相互欣赏的关系，而过去不是，过去是主子和奴仆的关系，未来是朋友的，平等的，这个比如说前面曹总也讲到什么是企业家，其实我自己当他讲的时候我想自己是不是企业家，我觉得符合，如果想到十年前，一个是北京市优秀青年企业家，一个是北京市优秀创意企业家这名字非常相似，一个是青年一个创业，我就想起了十年前我正好获得这么两个荣誉，当然一直办到今天很多届一直在办，那我想那我要是企业家我自己发生变化了吗，坦率说十八年创业以来没有跟任何一个政府官员搞关系给我一个项目，但是从心里来说确实得痒痒的，习总书记也不来，克强总理也不来，国家储备石油储备粮食我都同意，但是储备咨询了吗，美国储备了多少秘密呀，但是在重大决策中哪一个国家企业不服从于中情局，一定要让北大纵横去做。

　　曾瀞漪：还没见到习总书记，但相信会在这个论坛中会给传出去的，郭鑫先生还有陈九霖先生两位我想请教的是你们创业时间一二十年，你们到了交班的问题了吗，或者要交给第二代吗？

　　郭鑫：我还没有。

　　陈九霖：我还是说一下新形势下的政商关系，从这个来讲刚才杨秘书长讲的是香港想见领导人，或者把领导人照片放到办公室是香港人对大陆八十年代的看法有这个说法，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所以我还是对中国的事情要有激情要往前看，哪怕有一点进步我们都应该鼓励，但是不是说一错而就的，在回答你这个问题。

　　曾瀞漪：我想请教的就是说，因为在你们这代企业家和下一代企业家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对于年轻企业家在处理现在政商关系的时候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陈九霖：我觉得年轻的创业人或者是年轻企业家要从我们自身做起要去关注官本位看首长的脸色或者通过不正当手段向有权者行贿，应该是发挥新形势下真正的情况，什么叫企业家，谈很多我们这个核心名词要搞清楚，核心名词企业家是来源于法国的，那个企业家本意就是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者是组织者，它就是这两类，一类企业的所有者，一类是企业的经营者，重要的是冒险的精神，一个是要做一个事业，把这个内容搞清楚了，你才能够真正成为企业家，那就说你是真正企业家了，我们年轻创业者一个你要有创新的精神，用人的话来说叫冒险，第二个要有远大的理想你要干一番事业，再一个要有社会的担当，我觉得这样去做工作，比看别人脸色干事可能创业的机会更大。

　　曾瀞漪：您说的很对，对于很多包括像您这样的企业家来说，现在富豪的子女都是出国留学，回来要接班了，他成长的环境不是中国环境，但是回来要接下父亲这么庞大的事业，还有这样的政商关系，他不想处理，应该怎么做？

　　郭鑫：我也记得西方有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他说什么是困难当你把眼光离开你目标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困难，实际上我们更多还是要靠自己努力，但是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不可避免的要去做一些管理或者打点，千万不要把精神把自己的主要能力都建立在制度关系基础上，因为不健康的关系吃这个恶果还是自己，企业家另外一份社会责任就是做榜样的力量，因为做企业家你有能支配社会资源，那这个时候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是校访的楷模，如果企业家失去这点还没有完成社会任务。

　　曾瀞漪：那些即将要退的又面临接班的问题但不管哪代企业家都面临着政商关系下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改革越来越好的，还是非常有希望的，现在时间我们开放给现场朋友提问？

　　提问2：主持人还有台上各位大家好，我从海外回来的，来听这次的演讲，那么我也很有兴趣，现在改革创新这个关键的环节是人才那么年轻一倍在中国是什么状态，无论在中国国内或者国际，现在我们现在很多耳熟能详的企业家这些典范有财富有名声，他们可能认为他们性格架式里头，这就是未来他们要成为的企业家，我想了解在座各位你们可以不可以指出在在接下来创新里头，新形态中国的企业家可能有些什么特质，或者我相信各位都是月阅人无数的人，接下来哪些人能够成为企业家？

　　曾瀞漪：在座我想请问三十岁以下请举手还是占了不少比例的，所以你们是不是未来企业家特质之一，我们台上四位嘉宾都谈一下，请陈先生谈一下？

　　陈九霖：我觉得首先要有一种远大理想，你想做什么事情你才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你不想到纽约你可能去不了。第二个一定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不不去努力你总得不到。第三个要有持续学习的能力。世界上是在不断变化的，你必须根据变化情况你作出调整不是让社会适应你，而你要适应社会或者引领社会。

　　杨鹏：我觉得就是年轻一代，首先他们崇拜谁，如果讲到企业这块他们崇拜的东西肯定是全球性选择的，比如说乔布斯大家很崇拜他，关于他的介绍，关于他的生活态度这个对年轻人影响很大，比如说谷歌[微博]的创始人，或者说在中国有马云[微博]，有王石，其实我觉得这些人的特色肯定会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那么你要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一点这些人都特别执着于创新，还有这些人都不太像官，都是很率性很随意的，这些人我觉得年轻人我们谁也改变不了他们，而是他们自己价值观的趋向，某种程度上中国年轻人是被美国洗脑的，看的是美国的电影最崇拜是美国的企业家，我觉得跟日本、包括台湾年轻人比起来中国年轻人美国化重一点，所以我们没文化所以就被美国潮流席卷得很厉害，只要看平常年轻人的趋向你就能看出来他关心的是什么。

　　曾瀞漪：王璞先生你看接下来，未来什么样人能成才在中国？

　　王璞：我觉得现在趋势看已经多元了，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在海外留学，因为中国人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世界，未来趋势是多元，多元意味着有人欣赏谷歌的创始人，也有很多人会羡慕奥巴马，奥巴马粉丝也非常多，所以我讲一定会多元，而过去我们比较单一。当然要从分析上因为官员的数量总比企业家创业者数量少很多，美国就有一个总统奥巴马，让年轻人羡慕学习，美国有很多比尔盖茨、乔布斯供大家去学习，不同行当都有精英，从比例来看今后趋势往企业家这个流派去树立这样的性格特征，人们习惯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但是今天现状下是不乐观的，大概世界来看一个总统有十个人学，十个企业家有一百个人这个同比也是这样一个趋势，不管在哪儿有年轻一代的孩子们，还是相当多的比例去想做公务员，如果今天优秀精英不想走公务员系列而想走基层工作人员的岗位，可能我们对这个期盼就更大一点，或者换句话说没有重视更加多元的结果，我是1993年到北京光华管理学院读书，前段带了几十号人学习，我问他们，你们毕业去哪里，他们无一例外说去金融机构，我觉得是不正常的，我觉得更加多元，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大量大学生去考公务员，大部分人都想，所以目前来看比例不对称，我希望能够通过媒体也好，企业家也好能做改变。

　　曾瀞漪：就像刚刚杨先生提到的，中国人因为潮流，一方面年轻人往科技去了，一方面年轻人往金融去了，在我们接触到的有很多精英，最后是到了大的金融机构去，当然是很挣钱，但是也确实很辛苦有别人见不到的，总而言之在中国中个性发展，多元化发展，郭先生怎么谈？

　　郭鑫：我们前一代人，刚才曹总对企业家的定义我相信再过几年定义肯定不一样，那么现在新一代的人他们生活毕竟不一样，他们社会传承不一样，但是有一条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说尤其我自己有一种感觉，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契机中国社会会走向另一个阶段，在竞争环境下，成功要素会发生基本面的变化，那么过去能让人成功的一些因素可能都陆续的不那么重要了，那么剩下的什么都重要了，就是竞争社会人的执着，人们的这种刚才像这边陈总说的要持续的学习能力，执着，要精益求精，因为未来的竞争更多是专业化的竞争，更多是谁在自己的事业范围做得更精，更专，更好。

　　曾瀞漪：谢谢，郭鑫先生，由于时间关系，最后一个现场一个提问时间，最后那位女士？

　　提问：我在业余时间管理着一家公益组织，今天本来我很关注论坛主题是社会企业家的共识，其实我非常想知道现在中国成功的企业家们，大家对于社会问题或者是对社会的关注度有多少，在这儿我想请问一下杨鹏先生，我想问问在当前社会企业的环境您觉得怎么样，除了像您刚才提到有很多成功商人投身公益领域，您觉得现在年轻人做公益事情需要我们做哪些努力？

　　杨鹏：其实我觉得她刚才提到一个观念叫社会企业，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就是说在学术界讨论比较多，然后它的内涵就是说我投资人，我不分红，但是这个企业是按照商业的模式去运行但是是服务社会目标的，在中国现在还没有社会企业相关法律和政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没有社会企业，因为没有这个法律的政策，这个概念背后没有法律支撑。第二，社会企业在国际上实践，它在运营过程中也发生很多问题，涉及到监管问题。所以我讲现在社会企业应该还只是一个概念，然后他缺少法律支撑，但是这个探索在国际上有很多探索，我觉得现在企业家开始做社会企业刚刚开始做的，今后做得不错的，是一个做自闭症的公司，一起推着它发展，所有赚了的钱又投回到服务当中去，所有投资人一律不分红的，他们也在做探索。所以我觉得社会企业，不一定成功，只要人愿意做，你可以做基金会，你可以去成立一个公司，成立以后我们不分红，我们挣的钱财全部服务社会，所以好多人要提醒他是基于社会目标，社会企业是个公司是门生意，生意的逻辑和公益的逻辑搅在一个组织里面，我自己觉得操作起来挺困难的，所以我说建议谨慎，但是这个事探索的路是开放的，但是一定谨慎，我觉得公益逻辑和生意逻辑差别蛮大的。

　　曾瀞漪：现在中国年轻人不想考公务员，他想进入社会企业里面去，贡献一份力量年轻人现在怎么去参与这件事情？

　　杨鹏：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到公益机构去工作的，第一碰到薪酬太低，所以他到公益机构去工作不完全带着薪酬目的，他就会觉得有意义他会去，很多人把他作为人生经历有一段公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要一招聘那都是当天有几十个应聘的，甚至这些人有些特点，来的不问你薪酬，来了只要能干活就行，随着物质恐惧的消失，像我们这代人都是饿过来的，对物质这个东西我们是敏感的现在这代孩子没有物质恐惧所以他的生活会越来越精神化，后来我们说富二代对很多问题的价值的判断跟我们不一样，比如说有个人侮辱他一下我们觉得忍口气就过去了，他觉得不一样，所以他会出现社会化过程，然后还会出现政治化过程，就年轻人他对问题的看法，他宁肯饿着肚子也上街去闹，大家有生存底线以后，这个从这儿回应刚才你说的我们再过现在党中央还是把民生为中心，1985年以后的孩子不以这个为中心吗？再过五到十年麻烦特别大，所谓麻烦特别大你现在跟他关心的差别特别大，他发一篇文章被你删除了，他愤怒的要死，像我们那么多志愿者，一个活动会有多少人参加，有五百多万人参加进来，平均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而且是在一个月之内，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竞争从经济进入到社会关怀，社会关怀然后今后过度到政治关怀，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因为大家都有饭吃了。

　　曾瀞漪：谢谢杨鹏先生，这位女士也谢谢您，新形势下政商关系面对的问题还挺多的，还不能忽略新一代老一代究竟如何去面对，接下来请四位嘉宾为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写下美好的寄语，请赐墨宝！有请礼仪小姐上台！陈九霖先生写的前途无量。杨鹏写的是自由协作。我们在上午的论坛和下午的论坛各准备了几幅骏马图请嘉宾们留言，对未来以及对今天在这里把他们的智慧贡献给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录，大会据说准备了一百幅，王璞先生写的是奔腾与善。郭鑫先生写的是别停下，继续向前，都有奔腾的意思在，谢谢台上四位嘉宾，我们请台上四位嘉宾台下就坐，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