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场接到尤努斯教授的时候，瘦小的他独自坐在塑料椅上，穿着他在任何场合都喜欢穿的孟加拉短褂，让人很难将他与那个满身光环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孟加拉国850万民众提供贷款因而足以影响政局的尤努斯教授联系起来。可是一踏上TALK的讲台，他突然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以极大的热情阐述着他的理念。这便是他自2011年被迫辞去格莱珉银行的管理职位之后，在全球各地演讲的动人形象——社会创新理念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尤努斯教授称自己目前百分之六十的时间在孟加拉之外的全球范围内传播社会企业的理念，而且已经在七个国家开始了社会企业项目，在每个地方都是先筹集资金，再找当地合适的大型企业一起合作建立社会企业。对此他形容为“我们是在播撒种子”，与TALK大会的主题之一“寻找改变世界的种子”不谋而合。他说，所有的小嫩芽中，最茁壮的是他16年前在孟加拉推行的家庭太阳能系统，从一开始一个月都很难卖出一套，因为人们认为它不可信赖且昂贵，到现在每天卖出上千套……去年安装了第一百万户太阳能供电系统，再过三年就可以卖出第2个一百万户了。这种社会企业的社会效应是多重的：火力发电站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点煤油灯带来的健康问题、天黑后影响工作的贫困人口收入问题，通通得到解决。

　　这些社会企业的初始资金来自很多渠道，比如传统的基金会、慈善家，以及来自各种新潮的众筹渠道几百几千的小笔资金，由尤努斯教授亲自操刀筹集的则来自企业CSR(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他评价道，“企业CSR越来越变得像传统慈善，用捐款来做自身形象建设工程，这并不是CSR的本意，但大趋势如此。我们应该鼓励企业将其CSR预算用作投资社会企业，企业有选择资金作何用的自由，但他们应该了解，把钱捐出来做传统慈善所获得的社会影响力远不及投资一家社会企业所获得的社会影响力之大。社会企业由此得到大企业的帮助，技术、管理经验、销售渠道、员工培训等方面都会受益颇丰。”

　　作为“平民的银行家”、小额信贷之父，他也依然在为这种服务金字塔底层的金融模式鼓与呼。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他还是孟加拉吉大港大学一名年轻的经济学教授时，村民们的赤贫令他“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愤怒”，当初掏出27美元借给那47位村民，用他的话来讲，“只是为了应对我自身的这种愤怒，把第一个跳进脑海的主意付诸行动了而已。幸运的是，在那个村庄，我成功了”。他自然想不到，从这个小村庄开始，他引发的小额金融革命席卷全球，乃至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跨国金融机构纷纷研究如何使自己的业务“向下兼容”(Scaling down)。

　　他开始为小额信贷设计整体框架和体系，创建了格莱珉银行(格莱珉在孟加拉语里是乡村的意思)这家乡村银行就自然而然的开始在孟加拉扩张和成长，它的每一步调整都是为了应对人们的质疑而迈出的，比如人们会问这家乡村银行能扩张吗，贷款额度能提高吗？我说为什么不能呢？人们需要钱，我们只是借钱给他们，人们乐意运用自己的创造性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后来他发现小额信贷不仅在孟加拉有其重要性，世界上无论地域和国家都需要它。贫困的全球普遍性赋予了小额信贷的全球普遍性。他开始去纽约建了六个分行、大约两万贷款人，全部是女性，还款率接近百分之百。后来还扩展到美国其他城市，洛杉矶、旧金山、印第安纳波利斯、内布拉斯加州……“连现代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纽约都需要小额信贷，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他笑道。

　　对于小额信贷在扶贫上的意义，一直有各种疑问，甚至有学术研究指出小额信贷并没有真正实现扶贫。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这个，而是如何改进小额信贷本身，使之在扶贫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尤努斯教授并没有对小额信贷的现在感到满意，“当我们谈到小额信贷这个词，它其实已经范围很广了。有的设立了偿还条款，也称自己为小额信贷；发放消费贷款的也称自己为小额信贷；贷款额度100万元以上的也称自己为小额信贷。所以我们首先要界定小额信贷的范围再来谈扶贫。有偿还条款的、额度过高的、为了消费而不是为了提高家庭收入的贷款都不能算小额贷款。小额贷款的本质就是为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提升他们的家庭收入和生活质量”。

　　“如果要问小额贷款今后如何改善，它的演变一直都与新技术的运用分不开。运用互联网可以使小额信贷机构的运营更高效、成本更低，信贷员可以减少下乡的次数，贷款人的还款也可以即时到帐。未来的一切新技术都会被适当地运用到小额信贷的管理中去”。

　　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尤努斯教授如数家珍般的向我列举了他接下来的行程——密集到令人无法想象一位73岁的老人如何能坚持下来。他一边闭目养神，一边平静的述说着令我激动不已的观点：“不管从时间还是地点来看，TALK这个活动都恰逢其时。资本主义体系并没有为人类带来我们所期待的一切，它产生的许多问题，比如贫困、失业、环境问题，不仅是资本主义需要解决的，任何正在探索中的政治经济体系都要解决。这次TALK把人们聚集起来共同探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快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上海则将成为世界金融与经济中心。在上海探讨这些议题，可以看作是在设计一套全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当然这套体系不会立刻建成，但我们这些人的经验指明了方向。今天的会议或许会是未来全球政经体系的第一块拼图”。话语间隙，凌晨5点的朝阳在上海的地平线上挣扎一跃，尔后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