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中国随即开始了划时代的改革开放，福建省和广东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此刻，在香港，一个民族崛起的中国梦已经在一位香港富商心中酝酿了许久。这个出身贫苦的“资本家”就是霍英东，一个地道的广州番禺人。

　　霍英东早已切身体会了“租界”和“落后”的含义，这个酒店大亨渴望通过一个他有能力控制的企业，来推动国家的改革。

　　对外开放后，往来广州的客商日益增加，计划经济体制遗传下来的广州酒店业却仍然停留在“招待所中国”的阶段。由于宾馆奇缺，许多来广州投资的外商只能住在酒楼，撤掉桌子，直接铺床过夜。

　　几乎是在提出改革开放的同时，邓小平就说，要在全国几大城市建立几个国际水准的旅游饭店。霍英东是合作的第一个人选。

　　从1978年夏天向霍英东提出意向开始，经历了10个月无数次的会议和文书往来后，国务院终于正式批准立项建造广州白天鹅宾馆。

　　霍英东常说：“人家看你是不是改革开放、有没有与国际接轨，首先看你的宾馆。在过去，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宾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宾馆连味道都不一样。”

　　从诞生之日起，“白天鹅”就注定不是一笔赚钱生意，而是一个爱国商人中国梦的载体。

　　“白天鹅”的选址并非一开始就在沙面。广州市规划局起初给霍英东提供了三个地方：现在广州中国大酒店、广州花园酒店所在的位置和沙面。霍英东清楚地知道沙面的过去——殖民地租界。正是因为英美商人对这块土地十分熟悉，霍英东才更加希望在这里建造一座高级酒店，他相信这样“能长民族志气”。

　　对于一个在屈辱和封闭中沉寂了一百多年的国度来说，在上面凭空建起一座足以令人自豪的现代化酒店谈何容易。“白天鹅”的成长，始终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白天鹅”是霍英东“逼”出来的。在他眼中，困难不在于物资的匮乏，而是施工单位效率的低下。

　　“白天鹅”试营业那天，原本计划招待的只有两桌四菜一汤，结果来参加开业庆典的人临时增加到21桌九菜一汤，霍英东亲自督阵，整个“白天鹅”的工作人员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终于做到了令客人满意。

　　那场晚宴结束后，霍英东对工作人员说：“我不要你们做一个赚钱的酒店，而是要你们做一间好的酒店，做一间能够在改革开放中起到窗口作用的酒店。”

　　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霍英东在白天鹅宾馆提出了“三自方针”：自己设计、自己建造、自己管理。“白天鹅”从成立开始，自始至终都没有请过一个外籍管理人员。每年，他都让自己的儿子和儿媳亲自陪酒店经理到世界各地住最好的酒店、吃最好的美食，并且把“白天鹅”一百多位部门级别以上的主管送到东南亚培训。所有费用，都是霍英东自掏腰包，没动用过“白天鹅”的一分钱。

　　“白天鹅”刚刚开门营业的时候，霍英东主张“四门大开”，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当时，很多管理人员都反对，他们担心会造成“白天鹅”的混乱，影响到外国客人。但在霍英东的坚持下，“白天鹅”对所有公众开放。对于好奇的市民来说，“白天鹅”是一个新鲜的“景点”。果然，开业那天有很多人涌进了宾馆，大堂的鞋子捡了几筐，洗手间每天用卫生纸200卷。不过，他说服员工：“我搞这个宾馆，就是要让中国的老白姓来看看，今后的生活会变好，‘白天鹅’地处沙面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租界、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如果再建个宾馆，不让老百姓进来，说不过去。”

　　今天，“白天鹅”已经真正成了一个著名景点和城市地标。在那个特殊年代，霍英东所改变、所打破的体制和思想枷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已经变得稀松平常。“一个酒店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改变”，霍英东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霍英东先生已经去世了，但他留在“白天鹅”、留在沙面、留在广州、留在中国的观念与精神，已经超越了时代。

　　（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