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3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三届年会于2013年2月22日-24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以下为围炉漫谈C：“两个条例”的历史价值——探寻“92派”的成因发言实录。

　　内容：

　　袁岳：我们这个围炉本来是夜话，现在应该算白话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一个在座的有些朋友已经在过去的几年中间有所了解，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尤其是年轻一些的朋友，觉得“92派”跟我们90后有关，但是不完全跟大家有关，如果有人已经看过我们这样一本书的话，能对“92派”会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如果你没有看书的话，大家有机会透过大家看到我们前民的宣传片，这是联合设置的文选纪录片“92派”的宣传片，以后有一系列跟“92派”专题的纪录片会问世，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在这个之前，我们前台的嘉宾说我们今天做两个条例不是很准确，因为那个时候事实上我们说由国家发改委，公布两个规范性文件，一个叫做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还有一个叫做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实际上是两个意见，用意见的说法，实际上带有一点政策性的概念，但是这两个文件它非常像我们后来所说到的公司法、合同法它们的雏形，或者说包括它们主要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场合，说到这个话题，它有点意思，为什么“92派”的形成，尤其是在中央国家机关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一定身份的这样的体制内的青年干部群体，在那个时候集中下海，当然有着邓小平讲话的这个强大的背景，但是为什么会跟这两个条例会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昨天晚上张维迎教授给大家讲既得利益群体问题的时候，他讲到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特别相关的内容，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在经济特别是公司大繁荣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公司由特权制转变成为注册制，注册制在英国是1844年，在美国大概是1850年，在法国是1867年，在这个之后公司才大规模数量的形态来呈现，从而使得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成为一个平民普通人进入到创业的形态。

　　所以，我想张维迎教授提供的这个内容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两个规范文件，其实我想有某一种关联的，这些关联是什么，为什么这样一个构架会对于推动改革开放中间，以我们民间个体形态的创业形态，尤其较高层次的，下海创业起到这样的推动作用，我们要想其中的端倪，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场围炉白话的内容，有请两位嘉宾，首先是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理事长张新文先生，还有“92派”最早的提出者，也是“92派”中间领导人物之一，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先生。

　　按照我们通常的做法，我们就先讲为什么出台这个文件，我现在想倒过来说，因为尤其是在座的各位，他们年轻一点的人，不像我们“92派”，我算是“92派”里面的小字辈，我也是国家机关里面下来的，那个时候下来很小，二十五六岁就下来了，那个时候陈总应该是35岁，那个时候在我们眼里就是领导干部，我连处长都没有当上，所以属于“92派”的小字辈，我想把这个话题倒过来说，像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些西方发达国家，这样一种法律文件，经济自由化，起到这样的推动作用，我在想，这个问题首先这样来提出，为什么这样规范性的文件，对于触动体制内那样一批自己觉得有点身份感的人下海做生意，会起那样一个作用，就是没有那个文件不是照干嘛，没有那个文件之前，80年代温州人就已经开始投机倒把了，就已经开干了，90年代初期，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广东人做生意已经很火了。所以人家没有这样的文件也照干，为什么我们这一拨“92派”的人，好像就有护身符似的，就是它说明了一种什么样的创业机制，首先从这个角度说。

　　陈东升：很简单，因为没有钱，你怎么来做生意，有了这个文件之后，就不算非法集资了，可以募股东了，可以做大事儿，两千万资本，那个时候两千万资本，一般下海都是五万到八万。

　　袁岳：那两千万是谁的钱。

　　陈东升：现在这样看，那个时候整个体制来讲，都没钱，所以我讲大家可能不相信，我那个时候跑到嘉德拍卖请大家吃饭，最多流行的就是300块、500块广东人的文件手提箱，送一个手提箱是最高档的礼物了。

　　袁岳：但是你还没有交代两千万是哪儿来的。

　　陈东升：就是股份制，股东。

　　袁岳：是不是政府部分和国有的。

　　陈东升：都有，搞中国企业五百家评奖，像刘海燕，就是国旅的老板，燕山石化的大老板，我去找他们募资。

　　袁岳：讲的这个有限责任很好，因为我在想，如果我去做生意，万一我欠了钱，万一人家追杀老家去，这个万一做失败了就不用还钱了，这个挺好。

　　陈东升：当然还有很多背景，邓小平南巡，还有整个社会价值观觉得下海是好事情，其实我们走过来，过去同学朋友下海的也有，最开始要让人家下海，说你们好好干我们帮你，后来再去就不好意思这样说了，人家请你财大气粗，我觉得你怎么弄的，就开始学习了，最后人家成为大老板了，我们下海之前还没有做成，所以有了价值观的转换，还有邓小平南巡的这样一个触动，这是很重要的，当然讲这个文件就是我们的护身符了，拿着这个东西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我经常讲这句话，当时两个文件，在我的手提包里，就是天天看，基本上都是磨薄了。我当时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像当时我们胡为斌，合同的章程，发起的文件，都是根据这个去抄，特别是章程，我记得很清楚，比如说股东，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这都很清楚，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懂，就合并和分离，还有一个破产，不叫破产，叫合并分离，终结，过去没有做过生意，你也不懂企业。合并还好说，分离等于是说你自己把你的资产进行分离，现在是家喻户晓，我当时写到这儿，一定要在合同里面写到最后要有这个东西，财务制度要有，特别是合并分离。我觉得不太明白。

　　袁岳：我还有一个感觉，上次我们在北大开“92派”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发现“92派”下海的那帮干部，虽然自我感觉挺牛逼的，因为他们的笔杆子特别多，都是笔杆子，搞政策研究，搞改革设计，其实这帮人在机关里面不怎么受待见的，有实权的干部看那帮人就是小傻冒，觉得他们就是改革的对象，上次我没有探讨，当然我这是一个假设，这帮人因为写文字，搞政策研究，很多还在政策法规，这个东西很多，其实这些人头脑中间下意识都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政策法规就不能干，他老看着有一个东西一帮人才会跳下去，没有这个他不敢看，农民本来就没有钱，我们本来是有点身份的人，我们下去的话没有一点保障不能干这个事儿。

　　陈东升：是这样的，因为我是经贸部又调到国务院发展中心做副总编，我就老举我的例子，如果我要在经贸部，如果在许可证司，天天批许可证，可能不会下海，又比较边缘，又思想活跃，社会关系广又会交际，给自己搭一个台子，大部分是这样，下海的比较多，去深圳发展银行当行长的也有，像田源，张文中，体改委的下海多，还有一个秘书下海多，我们这批里面，就是在咨询圈的体改委也有不少，官方智囊，做咨询，做研究的多。

　　袁岳：我的第二个假设，就是站在为政府做政策设计，搞咨询，当智囊的结果，就看了很多东西，但是看了很多东西它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但是看到的东西，你要想把它转变成为政策的东西，其实这是很麻烦的。你们是一帮说了不算的人，比如说你实际做了一个东西出来，在一个部门设计了，部里面要送到中央去，其实这个事儿远着呢，但是正好看到了，如果我下海整一个东西，这是一个把看到的眼见见识转变成为生产力的模式。

　　陈东升：出国考察，我们这一拨里面，1991年，当时外运集团要向国家申报，成立集团公司，组织一批智囊，当时我，还有体改委的，好几个我们去美国加拿大考察，所以亚布力，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亚布力，亚布力就是1991年鲁健我们这批去考察的，那一趟有很大的收获，一个就是看到了价格俱乐部，就是仓储式的这种零售，但是我们物美集团张文中搞了物美，还有一个我跟鲁健一块去温哥华，带我们去滑雪场，第一次见到滑雪场很兴奋，所以鲁健就把这个滑雪埋在自己的心里了，回来之后两年之后这个亚布力诞生了，当时这个亚布力，为什么来自亚布力，亚布力是国家滑雪的训练基地，鲁健不知道怎么找到这儿来，所以最早开这个圈地，开这个叫什么雪道的时候，夏天我来的，这应该是1994年了，我是跟鲁健一块来的，我们两个爬到山顶上，正好推土机在产这个雪道，那个时候是树，把这个树锯掉，把树推起来，做雪道，我说鲁健，你知道我在山底下看到什么了吗？我说看到了黄金一片，所以亚布力是这样来的。所以那一次，就是出国访问，为什么说创新是率先模仿，其实不是随便说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咨询部门比较早，一个宏观经济部门，你的视野开阔了，还有你有机会去国外学习访问，看到最新鲜的东西觉得很刺激，我们能不能搬到中国来再。实际上我们很多就是这样做过来的。

　　袁岳：谢谢！我想把这个问题给到张总，就是当初整这样的两个意见，是已经预料到有像咱们92年那么多的干部，他们会下海先给他们这么一个护身符呢？还是歪打正着，所以这个东西的来源，为什么要整这两个东西呢？还是说这就按照按部就班，按照国家发改委里面什么立法规划什么的推出来的东西。

　　张新文：首先中国的企业改革，它是在摸索中寻找改革图象，因此你说有一个完整的规划，其实没有，对于92年规范意见的颁布，对一些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有研究机构，院校的研究的学者教授也好，他们下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起到了一个加速器的作用，我们没有从这个很窄的角度来考虑，因为企业改革，当时它是寻找一种适合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些模式，这种模式在探索中逐渐的寻找，一开始是想解决国企的问题，国企一开始就是扩大自主权，利改税，后来搞机制等等，那么这些方式都很难解决企业的所有制问题，也就是产权问题，如果产权问题不解决，企业科学的管理决策和效率，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从这个角度考虑。

　　再一个从哪个角度考虑呢？当时国家的企业是国有企业一种形式，还有就是个体工商部，这两种形式就是社会的人员参与设立起企业从事经营活动，还是不够方便，为什么不够方便呢？个体工商户一个是社会地位，再一个它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风险也很大，另外一个个体工商部通常是以一家一户自有的资金来作为投资，资金量也太少，做不了什么太大的事儿，国企改革需要，第二，从社会经济发展增加企业的组织形式，以适应更多投资人的需求，这个角度来考虑。股份有限公司也好，有限责任公司也好，它起码在当时有两个特点是我们需要借用的。一个就是它用股份的方式来进行合资，也就是说你没有钱，可以解决我的注册资金，比较大一点，能够解决产业化项目的出资要求，能够解决社会资金密集型的项目，比如讲房地产项目，投资要求，因此，这种合资性，比较符合当时经济发展阶段的需求。

　　第二，就是责任的有限性，都像个体工商户责任都是无限的，别人有点钱也不敢参与，一块入资，不承担责任，风险不可控，因此它的有限性，由于这两个特性在实践上，对中国很多人企业进行出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袁岳：比如说做了一百万的生意，最后亏了，亏完了本来1800万，把公司的钱还完了就没事儿了，而且不会担心风险有那么大。

　　张新文：创立了新的组织形式，适应新的国企改革的需要，适应中国经济发展一定阶段，怎么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生产经营领域，这么一个好的组织框架，这个框架潜意识的肯定在比较窄的范围内思考，可能会有一批人下海。

　　陈东升：我就想当年这两个文件有没有意见争论，有没有风险和当时的出台。

　　张新文：我讲这个事儿，时间相对长一点，我想今天我来讲，我主要不是来讨论别的问题，作为起草人，这个制度建设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们首先第一个是把这套东西，把这个规范意见出台的始末简要的讲清楚，完了再说它在社会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现在开始介绍，我是这么想的，规范意见它实际上是三步曲，第一步曲在规范意见之前，曾经有一个受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要求起草的，叫股份制暂行条例，这是第一个阶段。

　　袁岳：这是什么时候？80年代吗？

　　张新文：这是1986年、1987年，第二个阶段是两个规范意见出台，第三个阶段，就是规范意见出台以后，没有完善的和规范意见配套的各种文件，财务问题，土地问题，会计问题，劳动工资问题，没有配套的文件，这个公司制还是落不了地，因此第三个阶段我们是做配套文件的完善，分为三个阶段，现在我先讲第一个阶段，就是刚才你说的，叫股份制暂行条例它的背景，大约在1986年年底的时候，当时国务院总理组织有关部委来讨论，叫发展企业的横向联合，发展企业集团，讨论这件事情，当时国家经委有两个同志参加会议，一个叫李东，是国家经委主任，还有一个企业改革局的副总经济师，叫孙楚毅，当国务院总理问，说发展企业集团主要是靠什么手段，他们就讲，不管是联营也好，合营也好，还是其他的方式也好，主要是资产的结合，那么什么方式呢？当时孙楚毅同志讲用股份制的方式，当时国务院总理听了以后，股份制的方式，好，咱们先讨论集团问题，等待会儿我们再讨论股份制的问题，散会以后，国务院总理把股东和孙楚毅留下，说咱们讨论一下关于股份制的问题，讨论了一会儿以后，国务院总理讲，那好吧，那就请国家经委为主，国家体改委为辅，由你们为国务院起草一个代拟稿，咱们暂定名字为股份制暂行条例，这个没有规划，是上下互动，领导也是接受新事物，抓住了探索的需求，抓住了这一点，1987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起草这个暂行条例，因为我原来是搞经济是研究的，调到经委以后，我自己在业余的时候学习一下西方的公司制，搜集各国有关的一些法律制度文件和社会上已经有的，当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尤其当时在国家经委，甚至在全国也好，没有专门的专业人才，光讲一些理论问题的人是有的，比如讲股份制理论问题，这些人是有的，但是做这种法律制度性的人没有，没有就临时组成一个起草小组，这个小组，我就参加这个起草小组了，这个起草小组当时由国家经委的一个副局长任组长，孙楚毅同志任常务副组长，我是成员之一。由于大家都比较生疏，他们说小张，就是我，说你好像学了一段时间，你就先写一个初稿吧，我就赶鸭子上架写了一个初稿。

　　袁岳：这个初稿主要是参照哪个国家的主要的。

　　张新文：我当时个人搜集了有十几个国家的有关公司法的资料，后来起草小组成立以后，在没有动笔之前，我们又收取了十几个国家的子俩，按照孙楚毅同志的想法，搜集了30多个国家的有关公司的文字文件，在分析文件之中，我们还是参考了咱们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以及临近国家，像日本，但是咱们的模式和日本的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选择了现在所知道的就是三会一层的治理模式，治理框架，我是选择了三会一层的治理模式，这个治理框架没有颠覆过，没有人提出过不同的意见。

　　三会就是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会，历史上不断进行完善的就是每一个治理机构的每一个机构，它的职能调整，三会一层，中国一个独立的特色这个是没有变化的，我们这个东西跟日本不一样，日本当时也有，它等于是两会加一个监事个人责任，咱们是三会加一层，这个制度一致没有变。这个稿，弄了大概有二三十稿，仅仅报国家加经委党组的7稿，中间开了十几次座谈会，包括一些学院的，写过一些小册子也好，还是写过一些论文发表也好，反正能够涉足到这个领域的人都叫来开会，那么有国家机关的，有院校的，还有企业的，就是自己进行探索的，因为我们是1987年的事儿，1985年开始干，1984年、1985年就有探索了，同时我们还走访了一些在社会上发表文章，忽悠股份制理论的这些人，包括什么厉以宁，包括法学家江平，还有王珏，蒋义伟，吴树青等等，这些比较有名的专家学者，我可以讲这些专家学者里面多数对我们是持支持态度的，我举的这些人里面也有人持少数不同的意见，但是我是吸取大家的意见，还是帮它推进，这件事儿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呢？大约在1987年11月份，基本上定稿了，定稿以后报了经委的党组，当时李东，张健宁等等这些人都参加了党组会，他们来讨论我们这个暂行条例的暂拟稿，当时做汇报的是孙勇立同志，他们听了以后态度很支持，有些领导同志对一些词汇的用法等等提出了一个技术性的一些意见，说明人做了一些解释以后，大家都比较支持，后来就通过了，在1987年12月初的时候报国务院，但是这个稿后来它没有颁布，为什么没有颁布呢？我分析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实际上我刚才讲了学者们有两条意见，在人民大众也好，领导层也好，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是私有化的，姓社姓资的，争论还是比较大的，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原因，就是1987年10月份，中共十三大召开，一召开班子就调整了，中共中央的领导班子调整以后，四年国务院班子就要调整。这时候就涉及到国务院总理就要调换了，所以我们在1987年底报进去以后，在88年初，起码有三次，通知我们说准备好了，说大概明年后天上午国务院常务会要讨论这个文件，准备去，连着通知三次都没有落实，最后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因为要换届了，顾不上了。

　　袁岳：另外换完届以后也基本上搁在那儿了。

　　张新文：就是国家经委解散了，解散以后，我们这批人就转到体改委了，这时候当时国家体改委对这个事情的重视程度，应该说不是太高，国家形势。

　　袁岳：跟国务院换了领导有关系。

　　张新文：有关系，在1988年10月份的时候，不再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召集国家体改委的有关人推进这个事儿，还做这个安排，当时我们也起草了一些稿件，也开了一些会，但是由于整个形势并不是很乐观，特别是1989年以后，经济形势不好，又搞经济治理整顿，所以从1988年到91年，这段时间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推进，实际上改过两稿，但是没有做过多的推进。好，这个股份制暂行条例的设计就是到这儿。

　　下面我就讲关于两个规范意见的出台，大约在1991年底的时候，有一个人事变化很重要，就是孙楚毅同志调任国家经济管理司当司长，因为他原来是推进股份制事儿的领导同志，像陈锦华同志调任国家体改委的主任，开始起动关于股份制的东西，法制性的建设，这时候他们又重新，李小雪同志，作为处长参与，重新起草了这个文件，当时就叫做股份制企业试点和规范意见，因为了修改，同时又组织各部委来讨论这个稿，大家基本上有一定的意向以后，大约在1988年2月29号，在深圳召开股份制座谈会，大概130余人参加这个会，有中央各部委的13个部委，有20几个地方的体改委的经委的，还有20几个试点企业，一共是130多个人，参加这个会，就讨论这个文件。后来这个文件在讨论期间正好传达小平同志播放的南巡讲话，那么大家就更有了积极性，会议散了以后，向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做了汇报，朱镕基马上指示说你们加紧制度建设，加紧起草这个文件，并且说做一些规范性的文件，这是他说的原话，这样的话他们就把稿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大约在4月初的时候，召开13个部局长的会议，4月18号的时候，陈锦华又召集中央13个部委的处长级干部来讨论，这样大家形成统一意见，最后就是说起草一个，最后定名为股份制试点企业，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这是一个文件，还有一个就是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前面的意见是由体改委、计委、国务院生产办、人民银行四家联合发，两个规范意见由体改委独家发出。这样的话这个规范意见就出台了。

　　陈东升：是哪一天？

　　张新文：5月15号。

　　袁岳：我一直过去对这两个规范意见，也算是假设，也是猜想，就是小平南巡讲话是不是有什么关系，理一下思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会的主题也是跟改革有关，最早等于是要推这个东西，后来小平南巡讲话是临门一脚的关键，朱镕基同志他相对来说对推进这个东西的兴趣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应该说前前后后来看的话，有这么一个脉络在这里。

　　张新文：小平同志讲话非常重要，因为我讲了，在1988年-1991年期间，其实也开过几次会，92年初的会，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可能开完会有就完了，有讲话完了我们就写成了纪要，并且同意由体改委起草有关制度的文件，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只用十几天的时间就批下来了，说可以，责任体改委联合有关部门起草相关性的文件下发等等，没有小平讲话这个速度是没有那么快的。

　　袁岳：邓小平那个话讲的很狠，说你们能搞改革就行，不能搞就滚蛋，就是要搞改革的那种。

　　张新文：我们不是要证明什么，我们主要是长期研究中国企业改革，中国企业改革是进入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企业不搞活，中国经济没有希望，因此我们是长期研究企业改革的，和个人利益没有关系。为什么说个人利益没有什么关系呢？人家早期都说承包制，我们非说公司制，那不是很被动吗？政治上很被动，但是我们就是认准中国企业不是所有制的改革，不推行中国公司制，中国企业就没有希望，中国企业没有希望中国经济就没有希望。

　　袁岳：1992年，借着这个东风就下海了，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起草文件的过程中间，把这个东西整出来了，自己也顺着下海。

　　张新文：我当时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儿，因为人下海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价值取向，像我的价值取向，是多为国家做一点事儿，当时这个情感比较重一点，第二，人是不是顺利，我曾经就想过，如果国家是不用我，或者贬低我，不让我发挥作用，我可能就下海了，但是我能够为国家做点事儿，已经很顺了，你还要怎么着，因此就做下去了。

　　袁岳：所以你总的来说是比较顺的，反过来说明，东升你那个时候是不是有点不太顺的事儿，说说。

　　陈东升：怎么讲顺和不顺，因为那个时候在体改委，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很活跃的中青年，那个时候是很大的一个节点，因为中青年就是四分五裂了，还有邓小平南巡是最重要的，我那个时候倒没有说不顺，那个时候我也赚了很多钱，当然也是为国家赚的，那个时候价值取向，就觉得实业救国。我也看到一篇文章，我记得是北大的商业评论，说当年改造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国这一下海的老板局面都是为了赚钱，有哪几个有这种理想，谁才能做大事情，我们当年就是这样的。而且像我搞500家企业评价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世界经济的强弱和永久跨国公司的数量是完全成正比的，这个对我很震撼，现在一样，美国现在很有意思，去年中国在世界五百强排第二名，你是第二个老大，日本现在第三，这个规律一直在，所以当时我就认为国家要崛起，那个时候致力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个时候我们经常被这句话。

　　袁岳：“92派”下海，不像现在说下海创业要做公司，要把它作大，那个时候就是把伟大意义，把社会意义把它放的挺大，不管干什么事儿，老觉得自己是要对国家这个。

　　陈东升：所以后来也说过，我那个时候也是副总编副局级的，那个时候我们很清楚，你跳到哪个市里面当一个副市长，你想当官是可以转换的。

　　袁岳：在那个时候的“92派”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我记得我下海办营业执照，跟我们现在讲有两个精神，第一，给我一看你的公司没有见过的，我们很容易批你，为什么呢？现在正在搞改革嘛，那个时候刚批了一个侦探公司，说当时又怕出事儿，因为碰上改革了，所以小子算你走运了，要是没有见过的他先给你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自己还有一个咨询中心，他说你让我给你办马上就上，所以我这个公司，叫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政策分析公司，他说零点市场调查很新，说政策分析太多了，说要把政策两个字去掉，所以我现在这个公司还叫做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咨询公私要多少钱，他说900块钱，我说不用了，因为我是学法律出身的，我自己把章程都写好了，不行，他说不规范，我说哪里不规范他说没有，最后他说有错别字，我改，改完了之后，他说你盖一个章上面，他说盖个章不行了，涂改了，整了十几回，最后他就说你就别整了，给900块钱就痛快了，给了900块钱，“92派”创造的行业都比较新，它跟92年以前无论是农村改革中间大家做的生意，或者是城市改革，那个时候城市改革也有一大批下岗工人开始做生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这是“92派”在新产业，包括宅急送[微博]，拍卖，保险，那个时候都算很新。

　　陈东升：滑雪，像超市，那个时候都没有的。

　　袁岳：那个时候广告也算比较新的。那个时候做房地产不算特别新。

　　陈东升：冯仑和潘石屹[微博]他们更早了，万通那个楼，也就是这个时期，当年振动整个北京。当年很轰动，说北京最高档，最贵的楼，我印象很深。我们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你在朝阳区，我们一定要拿在国家工商局注册的，等待一个拍卖行，100万，50万就够了，为什么整两千万呢？说拿中国字头一定要两千万的资本，所以我们就弄了两千万资本，一定要到国家工商局注册，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有一种价值的等换，说正局级，这样的话在社会上信誉很大，过去打广告说国有企业，那个时候国有企业是招牌，做什么事情都说国有企业。

　　袁岳：这个说的挺有意思，我下海的时候当时调查这个行业，一个是杜研，一个是黎东明，他们都七搞八搞就搞中国字头，中国社会调查所，后来偷偷的又把章盖出来，这两个人打仗到现在还没有冤家没解，他们这些人跟我相比较，中国字头情节好强，谁抢到中国字头就觉得自己占山为王了。

　　张新文：这个还是有很强的影响力的，带中的字头，对于提高在社会上的信用度，以及潜在的商誉都有一些。

　　袁岳：那个时候你们起草的条例，起草这个东西，除了你们把这个东西规划出来，你们对多个产业，新产业的发展推动什么的，这个不在你们考虑的范围之内吧。

　　张新文：我们不会考虑这个的，但是这个文件，两个规范意见出台以后，因为新的公司组织形式，在这个招引之下，很多新的人开始进入了企业，进行经营活动，比如知识分子，机关干部下海，他们所带来的资源和农民，和街道城市贫民他们掌握的经营资源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信息，可能会提出现代的服务业，他们有一些技术，可能会是现在的加工业，他们也可能在国外留过学，对国外一些新的，比如说像网上这种新的模式有所掌握，他们就能够带进来，因此在那段时间，技术型的企业，现代服务型的企业，这方面的企业就比较多，这是由于下海人的，投资人也好，管理人他的知识结构和他的历史背景决定的，他已经不是农民，已经不是工人，已经不是城市居民，所以他们产生了一个新兴的行业，我觉得是这么一个历史机遇。

　　袁岳：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在1992年-1994年，这三年中间创业的举手，我看看，1992年-1994年的，我们现在这个大泛“92派”，放三年来看，都属于小平南巡讲话，我们推动一下，有两三位。在互动之前，我问东升一个问题，很多现在在机关里面的年轻人也会这个问题，说你们“92派”体制内，我们那个时候也看到很多的机会建设，去下海做生意了，现在也有一些年轻人说，虽然我当公务员是我妈说的，或者是社会上的流行，我们就进去做了公务员了，但是进去做了公务员以后发现其实我们真的不喜欢干这个活儿，干的这个工作气氛，因为现在的小孩子成长环境，到机关里面，机关的风气还是当领导就是一个领导，所以对于现在在机关里体制内的氛围，站在我们“92派”的创业前辈的角度来说，你觉得对于他们，就是觉得我们的这种经历或者对他们有什么借鉴作用，或者对他们有参考作用吗？

　　陈东升：当然有了，但是情况不一样，那个时候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整个是一块空白，所以机会完全跟现在不一样，但是现在也不是说没有机会，但是现在你要创造一个大公司，成功的概率，那个时候还是少的，我们那个时候，实际上失败的概率不在于大家去创业，很多人失败，就是走偏了，都是出了事儿，或者是不坚持，其实失败不是因为你的商业模式选择失败的，现在来讲，你出来你占山为王的这种大面积的机会缺失，还有一个我坚信大家绝对有资源，而且自己有价值趋向，有这种想法的，我觉得任何时代创业都是人才。

　　袁岳：好，谢谢！

　　我们今天说的“92派”这个话题，讲到体制内和体制外互动的问题，就这个话题我们给台下的各位留一点可以提问，可以评论，可以有疑问，都可以，台下有两位泛“92派”的，中军说两句。

　　王中军：我可能跟“92派”，因为我创业是做企业。

　　袁岳：你原来不是干机关吧。

　　王中军：我是国家公司总局的，但是我辞职比较早，我85年就下来了，那个时候不叫下海，我当自由艺术家，那个时候画画了，当了好多年的自由艺术家，又去美国留学，我是94年从美国回来的，但是我跟体制内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因为我是81年进入公司，干了五年，然后就辞职，我们那个辞职还没有像东升他们去做企业，我那个时候完全是一个艺术家情节，能天天搞创作的，后来做生意。

　　袁岳：你这个下海，后来包括做广告，你当时在物资部的资源也没有什么起到太大的作用。

　　王中军：没有什么资源，就是学艺术的，但是我对东升他们这批人我比较了解，像他说挂中字头这个，我的同事里出来的这个级别太多了，因为我们物资部跟国家工商总局非常熟，那是一个年代的问题，但是我觉得那批创业精神，有一批青年人在一块由于社会变革的时期，每个人的想法非常多，但是成功的人非常少，我们一批出来的人到今天其实能够生存下来的比例非常低，我也只能提出这样的分享，谢谢！

　　袁岳：谢谢你这个跨度比较大，原来是干物流的，后来专门出来当艺术家，专门是搞人流的。

　　王先生：我是来自我们陈总的家乡湖北的一个企业，我当时也1992年、1993年就承包了国有企业的一个分公司，当初我们的企业正在湖北的一个城市，我想陈总他们如果说当时有这种勇气下海，我想还是在北京的顶层设计，掌握到更多的信息和资源，我们在中国的一个城市襄阳，当时我想对国家政策的理解，我掌握的不够，应该说当时在海南，我当时在做营销，到处跑，也到了海南，有一个梦想，刚才你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可能还比较顺利，在那个时候挣了一点钱，日子过的很好，就没有这种对于更高价值的追求，我想现在我当时看到“92派”这本书之后，应该说是，如果说我有那种机会，或者是说在北京有那么高的平台，我想今天我也能坐在上面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尽管我的企业今天不是很成功，规模还不是很大，但是这是一个细分的行业，我做到了，因为我在1996年，我是做电动机控制系统，那么我在98年，带带领我的团队从襄阳这个小地方出发，要打败五百强，我们用五年的时间，在一个细分的行业做了一点事情，今天看了“92派”今天做的这么成功，看了这本书，有了这个交流，依然感觉到热血沸腾，我当时我想我的一个梦想，我见到陈总，就是64的学潮，对于我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当时到襄阳很偏僻的地方工作，如果说不是这个原因，可能今天的命运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袁岳：说不定不是那个原因你也不会下海。

　　王先生：当时的下海是一个价值取向。

　　袁岳：你是属于不太顺利的那个。

　　王先生：不太顺利，后来我们国有企业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在当时1992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承包，在我们内地也是一个先例，在内地一个小事情，收入很高，年收入可以达到20万，对我的诱惑很大，所以毅然决然的下海，但是这种体制之内，一路走过来，走到今天，所以跟我们在座的这些“92派”的前辈们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我们不后悔，依然会坚持走下去。

　　袁岳：谢谢！那个时候的“92派”，就是中央机关的，还有省级机关的比较多，真的要到什么地县的，下海的官员反而不见得那么多的，在海南或者是在深圳，其他地方这种机会也多吗？

　　陈东升：多，他们有统计，应该有10万到30万。

　　嘉宾：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可以说是特殊的一个历史环境下产生了“92派”，但是我们还想继续向前看，在目前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已经开始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个2013派呢？

　　袁岳：我认为不可能，为什么？我提两个理由，刚才东升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说现在这个时候下海做一个大企业，其实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做的每一个不管什么特点，一进去都是鼻祖，我们90后，“92派”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干什么东西都是一个鼻祖，我们哪一个哥们是干停车的，人家干停车行业，人家也是一个鼻祖，你一不小心你就是一个老祖宗，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你说他做老祖宗有没有可能呢？有的，但是这种人有一个前提不能进体制，我现在看，我是北大社会学的博士生，我和咱们李国庆[微博]，还有易车网，我们小李，我们是三个60后，70后，80后，我们捐钱建助学金，80后捐的最多，人家干六年就干成上市公司了，但是你说现在一个80后和90后，他对于网络电子商务、新媒体这些东西的了解，我认为我们60后、50后已经很难赶上了。你还到机关里面倒腾五年，我跟你讲，你绝对不是更先进，你是更落后。弄一个微博都不能在上面发布，只能潜水，还不能说话，时间长了以后写一条就会犯错误，所以你到后来你不是在上升的，你是在下降的，我们以前在机关里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是在你机关里面呆着，你在机关里面掌握的信息机关外是不掌握的。我们天天看的什么内参，给政治局的内参，都是给领导看的，你是垄断信息的，现在说实话群众看到的比领导看到的还多，昨天晚上我就想到说为什么经济学家不靠谱儿，许小年[微博]说了两句话，说不不搞数据的经济学家是不靠谱儿的，搞数据的经济学家是更不靠谱儿的，我就是说同样的道理来说，就是你现在进到机关里面，给你增加的那个正能量有多少，就是你想想，无论从工作风格，工作效率，信息，跟群众的沟通能力，你说哪一样你会有正能量，你什么都没有正能量，做生意不一样，做生意是跟市场接地气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2013派如果大家要干出来的话，你是靠的在新媒体、新技术、新领域、新模式，机关里没有啥新的，这是第一个重要的。

　　第二，就是说创业在本质上是担当风险的，但是你知道我们谁进机关的都是寻求安稳进机关，代表我们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特点，我们以前进机关都是要改变中国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安稳，是进机关找到一个切入点，研究生到机关简单想一想，到北京一定进部委，内心想干的事儿，现在跟安稳，公务员的位置，高福利看病的时候，可以，自己不交钱什么的，这个追求根本是不同的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以这个群体来说的话也不产生2013派。所以我想真正的是在现在的风浪中间，更可能会产生，但是我觉得这个跟现在2013的公务员也有某种关系，就是进机关年轻的2013以前的年轻这些公务员，都有一个特点，都是寻求安稳的，胆子很小，将来胆子小的公务员跟社会上胆大的组合，这是一个美好的组合，从这个角度说2013派而是在体制外的创造派，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嘉宾：其实袁总谈到的也是我刚才想提的，现在年轻人毕业了以后，就是考公务员的大军越来越多，那么对于中国未来十年经济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假如说他们不选择公务员，选择是体制外，那么他们就是按照现在的一个经济环境来说，又不是可以成为一个鼻祖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创业环境，因为有很多的行业大的竞争对手，现在已经出现了，那么他在这个行业再脱颖而出的困难就相对比较大，那么对于80后，90后，在现在的社会形态下，他们想脱颖而出各位的一种想法能不能谈一谈。

　　袁岳：我先请陈东升回答一个问题，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发现陈东升同志他的儿子在哈佛读书的那个，他在哈佛读书前两年搞的中国论坛，也做得很好，居然现在回来跑到贵州去当村官，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说这个陈东升到底想干嘛呢？他到边缘同志，在胡锦涛同志工作过的地方，你的路径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样脱颖而出。

　　陈东升：我觉得他今后不管是，直说吧，从政，或者是接爸爸的班，或者是自己创业，我觉得这一段经历对他都有影响，为什么有影响呢？还是要接地气，他去了以后，我去看过一次，有一件事，他跟他的乡长，他是村里，乡到县城，还有到地区的城市，那个城市叫做凯利，他们12点种开车，拉着一车白菜，两点种到那儿卖到早上五点，你知道卖了多少钱？573块钱，我说小子你有这个经历就够了，其实很简单。

　　袁岳：我为什么特别要让东升大哥讲一讲这个例子，我认为再一个普遍追求安稳的时代，一个年轻人懂得做这样的事情就会脱颖而出。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你不是走这个路，那是干什么东西呢？我认为现在这个时代做鼻祖的机会比我们那个时代多多了，你知道在美国这个股市上面大概一共有将近80个表现还不错的电子商务公司，其中有6到7个是综合电子商务，还有七八十个都是纵向电子商务，美国有一个公司他是干嘛的，就是今天测一下你吃多少牛排，吃多少东西，大概多少热量，然后今天你有多少活动，检测以后出来一个数，要求每天你把检测出来的数弄完了，就是看你的重量，这就是一个上市公司，这个上市公司现在有39亿美元的市值，其实我们现在都希望有这么一个东西，说明有一个警示我们东西的时候就会改变行为模式，这就是一个生意，在这个领域中间你把它看作是一个，这个叫做身体状况检测，这个领域中间你可以做出若干个，体重是一种，每个领域都可以做出若干个好公司出来，在美国的股市上一共有14个检测公司，这个东西第一眼看到这个东西太小，专门把手机上装了两个机制，这个手机同样给你测两样东西，第一，每天测多少热量，然后活动多少热量，减下来的负数是多少，这个公司有可能未来会成为，这就是大学毕业两年同学干的事儿，有可能会成为这个鼻祖。在完全崭新的领域，50后、70后，也赶不上80后，90后他们会创造他们的新领域，这些新领域在我们看来是小的，但是现在人们整个的生活标准和水平不一样，它本身就已经被扩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新领域的总量比以前多的，只是跟我们以前的那种领域一样，跟更多年轻人所擅长的，比如说现在年轻人信息技术比我们擅长，娱乐技术比我们擅长，艺术素养比我们擅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是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中间，大家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嘉宾：你好！我是来自大庆高新区的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参加这个论坛，我想提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在网上经常见到您的言论，今天终于能当面见到你了，非常容幸，“92派”的产生可能有两个条例，这样一个制度催生，您刚才讲到了美国有很多的年轻人创业，但是在美国有他创业的制度基础，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对于我们中国今天的年轻人创业，您认为是不是需要一个类似于当年92这样一个条例的背景，制度或者是文化的这样一个基础呢？

　　袁岳：我首先纠正你两个你以为的，其实不是这样的，第一，中国的每年的创业总量是美国的4倍，创业者总量，是美国的4倍，第二，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大部分不是一般的所谓制度机制，它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政府带来的权力，政府很大，美国的政府很小，美国休斯敦是第四大城市，这个休斯敦将近有五百多万人，除了警察以外五百多万人，我们北京朝阳区就将近一万公务员，除了警察以外，他养了那么多人，警察要没事儿，公务员没有事儿干嘛，上你那儿调研和考察去，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不是再要整一个条例，我是觉得我们的政府太大了，政府太大，必然与民争利的，为什么我们创业者那么多呢？当年允许注册个体户的，目前有多少个体户，4070万个个体户，这是我们注册的量，你知道我们网上有多少个网店吗？网店是5800万个网店，89%是80后和90后，换句话说是现代年轻人干出来的玩意儿，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蓬勃的创业热情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年轻人好想创个业，发个财的，我们中国的创业热情比哪个国家都高，基本框架也有，但是咱们的政府也都是比谁都大的。你个儿很大了以后，人家跑你那儿吃的标准也越来越高，我觉得现在如果站在真正有利于推动进一步的创业，把公共服务转变成为不是行政性的公共服务，而是民间型的公共服务，也就是公益的公共服务，用这种方式去做，大量的裁减行政机构，这时候创业的魅力和能量才会发挥出来，站在现在的阶段，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条件是历史性的，中国的行政权利出现大幅的限权举措，那才是革命性的。谢谢！

　　赵先生：我姓赵，毕竟有体制内的经历，体制内的成功，我觉得和当时的机会也好，包括掌握的资源也好，包括不幸也好，这个东西有它内在的一个特殊的环境，真成功以后，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体制内的大多数的体制内教育多年，应该说它的价值取向，应该说跟纯粹说挣钱，当然我们也有挣钱的目的，就是说可能跟纯粹社会上的又不太一样，我想问的问题，陈总，您从下海以后，从咱们的保险公司从十几亿做到七百多亿，甚至做到世界五百强，从您的经历来讲，我们在体制内的人，他的价值取向，不知道你未来在更大成功的时候，我们别于其他的这些企业家也好，我们应该有没有什么可以总结的东西，就是体制内有没有可以总结的东西，商业模式也好，管理也好，都是因素，但是我们从价值上来讲，价值取向有没有什么比较值得坚持的东西。

　　袁岳：你做到现在，我们鉴定了比较成功，但是说实话社会上也有很多人也做的差不多，跟你差不多大也蛮成功的，但是他不是体制内下来的，就是咱们这种出身的人，“92派”出身的，跟他们非“92派”出身的人，咱到这个地步了，追求，价值，能总结一下，跟他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吗？

　　陈东升：我觉得就是袁岳讲的，每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文化的烙印，我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邓小平的好学生，江泽民的好战士，我们用过去的历史，就是你的价值观是那个时候的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改革开放学了西方现代的公司，下海办公司，所以还是有很强的长久的战略，就是我们这一代，可能就是一个历史的现象了，我也看我们这代“92派”和港台的差别，有时候别人看不懂，或者不太习惯，就是你们动不动就是国家情怀，天生的这样走过来的，所以这是跟他们的不同，就四句话，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这是我坚定的四个原则，你才能够把企业走远。

　　袁岳：我给你总结一下，我就看陈总，他跟一般做这么大的企业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他虽然是一个董事长，他看着就跟部长和总理的感觉差不多，那个气质。另外虽然做的是生意，他思考的问题，他跟部长和总理也有差不多的地方，就是做的是生意，在商言商，但是咱们不是从生意角度去看它的意义。我说了一下我的印象。我记得像钟清厚，他讲生意人就是生意，你讲其他的他不是你的事儿，生意人做好生意就是你的全部，但是最近有点进化，他以前认为公益都不用做，为什么，咱们生意人就是做好生意，就是最大的公益，“92派”是把事情意义的关联，我们做的事情跟其他的关联会连接的比较紧，会比较多。这是泛政治经济学模式吧。

　　嘉宾：我想代表年轻人向陈总提一个问题，来到亚布力年会，我感觉大家都是在创业路上的先行者，或者说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人，但是作为我们年轻人而言，我们想知道如果年轻人脱离了这个体制内的优势，如何让年轻人创业从不敢到敢，因为我们知道“92派”的成因，其实大多数还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它有体制内的优势，而现在大学生之所以成为公务员，也是因为社会环境，因为他在社会当中缺乏安全感，所以他要寻求一些稳定感，所以想向陈总请教一下，如何让年轻人在脱离体制内的优质下，从不敢到敢，谢谢。

　　袁岳：还是授权我来回答，我认为不可能，我告诉你，“92派”实际上是一伙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一伙试图进入机关，驾驭机关去改变社会的人，我们今天进机关的人是什么人，是到机关里面当寄生虫的人，你明白吗？所以一个想驾驭机关和改造社会的人他再去搞一个组织，去改造一个组织的声音，理论上可能性是挺大的，如果你本来想到这样一个机构里面去，本身活力是比较弱的机构里面当寄生虫的，然后你到一个活力比较强的当寄生虫都很难，你何况驾驭那么有风险性的组织呢？我也不反对有些年轻人进机关，因为这个世界的特点就是这样的，什么样的人就是进什么地方，所以我想今天这个时代可能跟以往相比较，跟“92派”最大的不一样，我们希望机关里面出现一些诚实的本份的公务人员。

　　谢谢。我最后提一个问题给张总，因为前面已经解决了一个问题，说你当初因为没有想到那个时候看到其他的同志下海，没下海，因为价值观，你现在已经在上市公司，你也看了很多企业，我觉得你是一个重要的旁观者，那个时候从国有企业没有改造过的，到改造中的，到改造后的，你看了很多的企业，如果把“92派”时代的那种企业，这种生命力跟今天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不同的企业的演进变化来说，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企业更加具有生命力，更加具有整合资源的能力，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或者说有些什么样的新趋势，给我们总结三条，既是给我们作为“92派”的企业继续前行，给我们一点参考，也有其他的创业者，我们其他企业正在往前走，给他们一点参考。

　　张新文：我说不够权威，因为我本身并没有搞经营，虽然我也潜意识的具备一定的资本经营的能力，但毕竟没有搞过经营。如果说现在企业怎么保持持续发展，还是那么几句话，一个就是说要有一个比较睿智的眼光能够发现好的项目，代表经济发展前景，并且有市场机会的项目，这些项目光发现还不行，还要考虑是否具备项目实践落地的这种技术也好，管理也好，人脉关系也好，就是这种可行性，另外就是在法律的风险和可行性，都得考虑到，这样的话才能够创业能够成功，企业才能够不断的往前推进，我观察社会二三十年，我发现每隔几年，其实社会都会产生一个新兴的一个机会，这些机会都会产生一些超额利润，因此锐意的观察力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但是人脉关系和人才也是很重要的。

　　我在实践中发现有很多人找不到机会，那么在相对较少的人中很多人他能够发现机会，但是他只是感觉，他并没有超过这个机会的法律知识，专业知识，只能是迎着风险上，如果大家创业也好，还是持续发展也好，都能够很理性的，很知识的来对待我们的经营活动，从发现机会到法律风险，到经营风险，到市场的可行性，到自己管理上的完善等等，一步一步的都做好，那么这个企业就能是够持续的，如果你能够创业你就是成功的。

　　现在大批的“92派”这种现象已经没有出现历史的土壤了，现在应该是稳定的持续的，你想进入经济界你就去进入，但是你能不能成功，我发现在现在来讲，一个年轻人如果直接去开阔，除非你有很好的信息来源，比如说你从网上学习能够发现一种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模式是能够落地的，而且是能够可实现的，也可能你能够发现，但是对于更多的年轻人来讲，无论到国家机关，还是到民营企业，还是到国有企业，你先到一个经营环境，一个经济环境，一个管理环境先提高你的认识水平，让你站的更高，看的更远，眼睛更睿智，能够发现机会，这样以后你再说自己能够创一个什么样的业，否则你只能玩一个网站。

　　谢谢大家。

　　袁岳：我想总结三句话作为我今天这个主持的结束，第一句话，经济也有周期，“92派”只是在某一个周期中间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英文)，在正常的经济中间五到六年就有一个小周期，大概10到12年是一个大周期，在每一个小周期和大周期的时候，其实为什么美国五年，美国十年，会有企业大批的死亡，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够赶上这个周期，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的周期，不同的周期产生不同的机会，“92派”属于“92派”的机会，“92派”中间持续成功的人不是因为靠了“92派”那个时候的资源，超越了若干个周期的限制，而获得了若干个周期的资源。昨天晚上王石发表的演讲，王石同志60高龄了，还讲企业家的自我学习，就是指超越我们的周期律对我们的限制。

　　第二，我要讲的第二个跟我们相关的话题，尽管我刚才说年轻人在机关里面说他下海什么的没啥机会了，创业有很多种形态，有一种创业是亲自操练，管制这个环境，还有一种创业是什么？是和创业者为舞，今天一个时代，在一个公司里面，你真的是非常专业，非常敬业，在岗位上面做得非常棒，你是有可能被赋予股权的，很多公司把股权激励作为一种常规的形态，所以有一种人他是员工，但是他可以是股东，所以是一种新的创业的形态，所以我觉得今天即使你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一些大公司在国有企业，但是你在一个专业的岗位中间，在这个领域中间做得很棒，使得这个组织，你虽然是一个螺丝钉，但是少不了你这么好的一个螺丝钉，你会成为某种创造型的员工，或者说是可以当一个创业企业中间的股东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换一些不同的思路来找到不同的人，在大创业中间存在机会。

　　第三，跟我们亚布力有关，任何的时代都有江湖，我看过一本书叫做《东北往事》，是讲黑社会的，这本书是从文化大革命讲起，讲到改革开放初期，讲到现在，黑社会经过了五到六代，每一代的江湖都不一样，每一代的老大都不一样，刚才张总跟我们来讲，说这个人脉，社会关系很重要，其实今天的人脉是用江湖和圈子的方式存在的，亚布力是江湖之一。所以我们有这个里面的老江湖，也有一些小江湖，但是我们有自己原来圈子里的江湖，也有一个跳出圈子外的江湖，将来江湖和江湖要相通，所以水可以导流，可以形成水域的体系。

　　更主要的是大家现在都看好中国，现在无论到美国，到欧洲，一说中国来的，人家说有可能来投资吗？大家都很把你当回事儿，也就是说江湖不仅仅是守着那个江湖，还要打通，还要扩大，不是多认识一个人，是多认识一个江湖，所以这种资源扩充的模式，我认为甚至是在“92派”那个时代所没有的，“92派”那个时候想象说能够弄一个这个，只是想，现在不只是有亚布力，还有阿拉善，还有达沃斯，还有多了，现在中国会就是多，会所就是多，所以这个江湖是很多的，我想我们在江湖中间要学会混江湖，学会走江湖，学会江湖人士，在江湖里面才有市场真正发展的养分和真正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发展的很多的资源，我总结这三点，它不只是跟我们“92派”有关，我觉得跟我们每一位都有关系，所以我用这三点作为我今天主持的结束。

　　谢谢大家，谢谢！

　　(讨论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