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5日，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财讯传媒集团、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国城市发展(冬季)论坛”在崇礼举行。图为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参加论坛。(来源：新浪财经 任立殿摄)

　　2012年12月15日，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财讯传媒集团、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国城市发展(冬季)论坛”在崇礼举行。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活动。图为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参加论坛。

　　李铁：大家都在畅想改革的时候就有一个实际的问题，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利益结构的调整，我们现在面临的更难的恐怕是群体利益结构的调整。中国经济几十年的城乡固化，城里人、本地人、外地人的结构非常清楚。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课题，关于北京人口调控，做这个课题之前是计生委委托的，计生委委托北京市，北京市去做这个报告。这个报告的出发点还是领导讲话，是人口控制在多少，第二是人口承载力能容纳多少人。我们换了一个思路，首先我们不应该主观设定，第二就是我们研究北京市人口增长的时候，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11年，北京每年平均增长60万，60万人口都到北京来，你说的六个老板娘我不信，因为我不信她的工资。给的工资肯定没有那么高，到不了那么高。

　　我们做了调查，为什么这16年，北京人口还在暴涨，大概16年北京人口净增了7、800万，北京人口哪来的最多？河南、山东、河北占外来人口的40%，我们让研究人员做了调查，三个省的整个生活成本包括副食品价格，基础设施的消费价格等等，一算过来太让我们吃惊了，我们都知道北京房价高，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北京的物价高得不得了。副食品消费价格，北京市低于河北、山东、河南，水价格虽然高于这三个省，高得很少，水和收入比还低于这三个省，电价低于这三个省，天然气价格低于这三个省，城市地铁、公交价格低于这三个省很多。你说我们整个媒体给予社会形象肯定是北京物价奇高，我们见了任志强的文章，这个那个的文章都说北京的物价高，所有的调查分析，都是低的。收入高出这三个省的一倍以上，我写文章，我提到过世界上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国家，有一个人口迁徙的户籍管理制度没有，人家迁徙就是一个寻求就业机会，还有一个乡土观念，决定我到哪儿生活就到哪儿就业，其他国家宪法迁徙是自由的，人到哪儿去，基本上是这三个观点。这么低的基础消费品的价格，因为北京市的人口在整个人口空间分布是向新区和拓展区发展，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城乡结合部发展。

　　我们再看房租价格，我们都说房价很高，平均房租家3、500块钱，谁提出房价的问题？说北京生活不可，我相信都是有话语权的人，有话语权的人扭曲了我们对北京生活的真实形象。因为有了这么低的消费价格，有了这么低的基础设施价格，这个价格基本都是通过行政措施来保障的。地铁两块钱，全国也没有这个价格，到处可以走遍，公交价格4毛钱，有这个价格吗？是大量的财政补贴，如果北京缺电了，华北地区要保证北京供电，北京没水了，全国最短缺的地方要从南水北调赔钱来搞，保证北京供水。你想想，人们为什么不到这里来？为什么？我们从北京研究城镇规划，从600万人口，到1000万人口，1600万人口，1800万人口，2100万，现在停到2400万，现在2100万我不知道数字是不是真实准确，如果按照现有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就是2600万。我回去跟太太商量，她说你报告出来肯定挨骂，我在微博上试了一下，果然遭到拍砖，说你太黑心了，房价太高了我们都活不下去了，房价的价格是不是我们的必需品？我们中国不知道哪一天领导人要求每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买的住房，我不知道谁提过这种改革和保障方案。

　　我们北京说达到了世界城市上等收入国家水平，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可是它是通过行政手段非市场化的手段来保障的，之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人口。到目前为止，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决策，大城市不能再进行了。你这么多的优惠条件，工作机会，生活的低成本，怎么能够挡住人来呢？挡不住。所以我们这个报告，当然我是把这个事实，我也从资源承载力，从土地、水资源承载力，一个开放式城市的条件做过预测，北京最少能容纳3000万人。从2008年以后，北京招商引资的速度，飞跃式的增长，08年之后到了2011年，平均增加人口最高的时候达到90万，北京吸引投资的机会，由于公共服务水平远远优于其他城市，所以招商引资的条件大大强于其他城市。我们通过旅游，在招商引资的同时，我们可以降低对外来人口的控制，这就是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这个结果就是我们想象的城镇化进程，当我们解决所有农民工公共服务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迈不过去的坎，这个就是北京要考虑到北京市市民的利益，我允不允许大家分享我的蛋糕。这个就是用1300万的户籍人口公共福利水平如果加上800万的外来人口，原来的户籍人口的福利就会下降，必然会导致它的短板，我们不要把改革盯上所有的高阶层，北京上海强力的反弹，舆论反弹，我们就知道这个改革的难度多大。城镇化的改革不是简单的涉及到高层的改革，是涉及到我们每个人切身利益的改革。

　　我在中央党校遇到大学校长论坛的时候，都是我们平常非常尊敬的专家、学者、媒体领袖、企业家和政府的决策官员，为什么他们都是这个利益的受益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中等城市，把城市搞得花园一样，可是你知道到中等城市来居住的人是什么人？不是农民工，是现有的户籍居民和各地县的有钱人和有能力人来买住房的人，他们的乐园，当他把城市修得这么好的时候，能容纳两亿多低素质的农民工进来吗？我想这就是我们城镇化的实质，如果离开这个实质问题谈什么高级权力的改革，谈什么土地问题，都失去了原有的本意，我今天不愿意在讨论中谈土地的问题。中国的低价的土地是解决非农就业非常重要的过程，没有非农就业很难谈城镇化，从土地上获取的利益，不是给了权力阶层，当然被开发商拿走一部分，这点不否认，更多的是满足了城市短期的投资，我们所谓的中国的现代化，北京这么多年，各种一线城市能搞到这么快的发展速度，这么好的城市形象，你们都去过台北，你们说台北的生活比中国差吗？可是台北的城市有中国北京发展好吗？

　　最后我们的城市化决策就变成了一个所谓发展小城镇，发展中小城市，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这么一个政策，政策是改革政策吗？我不知道。我们理解改革，什么是改革？大家所有的老百姓，他认定改革杀富济贫，传统式的，重庆打黑为什么老百姓拥护，他认为你富了，我带有骨子里的仇恨，符合中国传统的老百姓的心理，打官打多少贪官老百姓没有反对过，因为他骨子里就反对，因为你有钱有权，我们面临的改革不是针对某个贪官某个企业家，还要针对利益结构整体化的调整，我们要从全面的角度看待改革的时候，你们知道这种改革很危险，恰恰很多人把这个矛盾的焦点只针对了权力阶层和企业家阶层，如果这种改革进行下去，我们是不是回到1949年？是不是回到历史的农民起义，是不是回到文革时代。所以我说的城镇化的调整利益结构，不是一个简单的，权力的分配问题，是面对大的利益群体分配问题，我们意识到了吗？我们都没有认识到，这是最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