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于2012年12月15日-17日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举行。上图为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于2012年12月15日-17日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举行。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在演讲时指出，发展模式造成财富分配不公。

　　秦晓称，(发展)模式内生有问题，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不公正法制不健全，经济这个“饼”做大了，但是这个“饼”的分配发生了问题，(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了。

　　以下为演讲实录：

　　秦晓：我想讲这样的几个问题来回应我的题目。第一，对于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做一个基本的判断。第二，我们以往走过的这个路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叫“继往开来”这个“继往”有什么问题。第三，我们今后形成什么样的共识。最后达到共识——从哪个方面入手进行改革历程。

　　第一个问题，我们所处的阶段，我的简单看法是危机压力和改革机遇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我们有危机方面的压力，这个危机来自于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性失衡性，也来自因为公平公正的社会压力。另外，我们要看到这些问题是跟体制有关联的，也就是说如果通过体制改革我们是有机遇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第二个问题看一下我们以往30年来的成就和问题，成就大家看得很清楚了，问题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从经济发展的本身模式来讲，它所依存的过去那些主要的重要因素已经发生变化了。第一个变化就是从赶超型到创新型的跨越，无论按照人均GDP还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我们需要进入一个创新型的社会，这个社会的需要体制、人才、市场的力量来支持，在这个方面我们现在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我们面临中等收入的陷阱。第二个变化是，我们长期依赖出口市场，需要一个再平衡。再平衡是一个全球的概念，回到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把每个国家的收支平衡重新建立起来，甚至涉及到银行、家庭的消费会发生变化，我们认为这不是周期性的变化，过几天以后还可以回来，恐怕以后达到两位数的增长出口都有困难。

　　第三个变化是人口的结构问题。我们已经黯然的不知不觉走入了老年社会，未富先老，到了2020年左右我们65岁以上的人口占10%，现在60岁人口将近2亿，所以人口抚养比发生U形变化，会影响储蓄和投资，因为劳动力人口减少了老年人增多了。

　　还有一个问题长期推进我们经济发展的就是城镇化。现在农村依然有相当多的富余劳动力，他们转移到城市依然提高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但是由于残存农村的劳动力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其他的技能结构不能满足工业化的进程，这个进程前一段太快，我们30年从17%到了现在51%左右，到十一五最后的五年和十年，这个1.35、1.45的进度，现在十二五我们定的0.8这个城镇化也会放缓，这个是支持我们这种模式的，除了和西方镜像互补之外，我们本身还有城镇化、赶超的优势等等这些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更好的新的道路。

　　第二个方面我们的这个模式内生有问题，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不公正法制不健全，经济这个“饼”做大了，但是这个“饼”的分配发生了问题，贫富差距拉大了，再加上环境资源的因素这些问题我们疏理一些看看，哪些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哪些是我们的内部因素，内部因素原来可能是正面的因素，现在可能变成负面因素，这些因素疏理清楚再研究我们的未来走向。

　　第三，就是共识，我们是不是进入新阶段，新阶段不光十八大领导换届的标志，也是我们经济的发展的新阶段，因为发生了变化，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我们这个模式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可以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以8%的速度增长，因为我们工业化没有完成，农村现代化没有完成，城镇化没有完成，这个说法我也赞同，我也认同李克强总理所讲的是制度红利，但是最重要的不是8%，重要的是制度好不好，制度好的话可以更低的速度更高的效率，制度好了之后高速度可以带来财富大家都受惠，要是制度不好必须高速度。我觉得争论不是7%还是8%，争论的是制度和速度，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制度可持续均衡的发展，所以我讲质量、效益、绿色、均衡、可持续这个应该是我们未来制度追求的模式。

　　再回到基本的务实上来讲。我们30多年以前启动开放，当时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知道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现代体系制度不行了，未来什么模式呢？邓小平把这个问题交给了社会、市场、群众让大家摸着石头过河，基本的方向应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十七大三中全会定的，这个非常重要也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相关的事情，这个希望是一个起点，我们不能在这个起点退后回去，这个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价格决定资源配置，然后政府做一些工业产品基本上概念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就是使市场经济更公平更公正，这是我的理解，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一个和所谓现代国家的市场经济完全不相同的模式这个我也不认同的。所以小平启动改革开放有一个逻辑和指向，就是中国要向一个现代国家走，现代国家除了市场经济之外，还有政治体制还有社会经济体制都是几个要素必须具备的。所以现在碰到了很多制度性的问题，体制性的问题是和我们政治体制有关系的也是需要改革的，法制建设也是需要建立的，道德的经济支柱也是要支撑起来的，这个共识慢慢形成。

　　我们讨论过大政府、小政府实际上现在更多的是用有限有效政府还是无限无效政府，人家讨论的大政府小政府没有讨论到企业行政管理、价格审批等等这些东西。最后改革要从财税价起步，因为财税价是政府掌握的最重要的公共资源。第二，它是调节收入分配最有力的工具，财税价的改革就是价格主要指资本价格(主要指资本价格，包括汇率利率的要素价格、土地、劳动力、原材料汇率利率，都没有变成市场均衡价格)依然半管制的关系要理顺，财政和地方的关系，也有我们营业税改增值税使得服务业更好的发展，也有结构性的减税，我们宏观税负在同等收入国家是比较高的，当然还有其他的税收也在增加。

　　财政就是支出和收入根据新的情况进行重新的配置，特别是支出，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民生相关的支出按照我自己的统计只占了25%，我把社保、医保、住房、教育假设界定为民生，这个25%大概是很多的因素是因为我们这两年建公租房建起来的，同等国家都是40%以上，我们的民生支出不够，另外三公经费的开支比较大的一块，这些都是需要改革的，我认为要从这里启动，我们的博源基金会最近做了一个题目，围绕着财政改革做了一个方案，而且有测算每个路径的设计，最后告诉我们改革有很大的风险，改革以后有收益而且对于GDP、就业、通货膨胀的影响都是有限的，而且会有正面影响，这个是风险可以承受的，代价也是可以承受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