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第十一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2012年12月7日-9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闭幕论坛“基业长青的安全边界”现场。(图片 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2(第十一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2012年12月7日-9日在北京举行。以下为闭幕论坛“基业长青的安全边界”发言实录：

　　罗振宇：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论坛现场，大家已经看到我们这一场论坛的标题“重塑商业安全边界”，最近我读一本生物学方面的书，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大家知道在人类出现之前，生物界有一种行为模式叫领地模式，也就是每一个同物种的生物体都有自己的领地，这些领地之间的边界非常清楚。有意思的是在人类出现之前，所有的动物物种从来没有发生过领地被侵犯的先例。在所有的动物界，只要占领了领地，外来的入侵者从来都不可能成功，生物学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为什么？

　　但是，很可惜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人类的世界，这个世界领地被侵犯，领地的边界被改变，人作为一个物种，商业、企业作为一个在生态里的物种，我们面对一个不断的生态的变迁，这就是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有请今天的几位来宾，他们是：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微博]先生

　　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先生

　　海南农垦集团董事长王一新先生

　　金蝶[微博]国际软件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少春先生

　　贝恩投资(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竺稼先生，有请。

　　先来破题，这个题目出的既高明，但是有点费解。重塑商业安全边界，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首先是商业的安全，换句话说我们在谈商业的不安全，因为边界部分永远会出现不确定性，威胁和危险。我想这个题目我的解法是从这个题目的反面解，我们现在公司组织面对来自环境给予的不确定性到底是什么？

　　当然，不确定性这件事情之所以是不确定性，就是意味着你没有办法通过过去的经验来推断未来某件事情发生的概率，这就是经济学上对不确定性的解释。但是，每一个企业家眼里的不确定性不一样，请每一位嘉宾从你的眼里告诉我，你看到的，就在今年此时此刻，中国商业面对的最大的不确定性要素是什么？

　　王一新：我觉得如果太看政府的脸色，经济形势比较严重，政府千方百计的抓投资，保稳定，在宏观战略方面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具体到一个企业，如果做项目决策的时候，如果不是把眼睛盯着市场，而是盯着市场，这个时候往往最容易犯错误。我是“十八大”代表，刚刚出席完党的十八大，我是有这么一个认识和体会。我觉得企业要塑造好自己的安全边界，首先在战略层面上那就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但是，在战术层面上来讲，一定是不能看政府的脸色，要跟着市场走。

　　我觉得十八大的报告仅仅是一个政治报告，实际上我觉得十八大的报告给我们的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免费的你的企业发展的一个战略报告，在十八大报告里面，把我们国家未来要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所有战略问题都讲的很清楚，尤其是产业发展的政策，并且这些政策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稳定计划相互衔接，只要我们企业听党的话，战略上不会犯错误。但是，在战术环节上，因为我们的政府现在在调整市场的问题上，我们政府压力比较大，在配置资源的问题上，调控的能力上，很多时候处在一个学习的阶段，并且政府和企业的定位和价值取向不一样。

　　我本人除了是企业董事长，我还有另外一半身份是政府官员。政府这个事儿千万别忽悠，但是从企业自身的角度来讲，这个时候国有企业往往承受不住政治的压力，可能就会有问题。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来讲，你看到了眼前的小利，我说的小利，有的地方会给你做一些承诺，给你一个零地价，给了税收减免政策，或者给你一个人代表，一个政协委员，你一时一冲动，可能钱就投下去了。但是，这个事儿政府高兴了，但是过几天，如果市场不好，你自己就惨了。

　　所以，我说的这个话是辩证的，战略上坚定的跟党走，听党的话，因为党制定了宏观的发展规划，为我们在战略上提供了好的方向。但是，战术上一定要盯着市场，一定不能让政府带你决策。

　　罗振宇：王总身上虽然两中身份，但是好象企业家思维比官员思维更明显一些。辜总也是跨界的，学者和官员，听听您对不确定性的描述。

　　辜胜阻：我觉得当前影响企业安全有三大风险，第一个是企业向上走，转型升级过程中间，特别是转行，有可能是九死一生，所以有些企业讲现在的形势不转型是等死，转的不好，也是找死，所以转型过程中间有风险。第二、企业向外走，海外投资过程中间的风险怎么防范。70%企业海外投资可能是失败的，但是这70%失败的企业里面有70%的原因可能是文化的原因，可能是跨国并购。第三种是企业向下传承的过程中间的风险，现在90%的民营企业面临接班人的问题，我曾经看过一个研究报告，说这个民营企业中间下一代愿意接班的只有5%，所以企业面临接班人的问题，面临传承的问题，还有我们讲民营企业富不过三代，也是表明了一种风险，所以是向上走转型升级中的风险，向外走海外投资的风险，还有一个向下企业的传承也面临风险，三大风险。

　　罗振宇：经济学家汤敏先生。

　　汤敏：我想谈安全就要谈大的问题，我们谈安全是谈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在目前有什么对中国企业有生死存亡这么大的问题呢？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如何才不被甩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现在在国际上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问题，第三次工业革命跟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是由某一些生产工具，新的生产工具的发现，然后造成了一场革命，然后引起了社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现在象征性的生产工具一个是3D打印机，一个是能源、互联网，可能还有一些新能源等等，目前都是刚刚在开始。

　　比如经济学人，英国非常著名的一本杂志叫《经济学人》，它专门有一篇文章叫第三次工业革命，它的结论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受损害最大的就是中国，就是中国的企业。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它在这里头，其中一个叫3D打印机，它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我们的车、床、跑、洗的切割式的方式的加工，现在完全像打印机一样，一层一层的把一个零件打出来，最后炒的非常厉害的是，一个美国人用这一个机器打出一只冲锋枪，而这个冲锋枪可以打子弹，可以真杀人，这个到底合法不合法？3D打印机是完全全新的一种生产工具，它的特点就是跟打印机一样，比如我们打印100页一模一样的一个字都是“1”，打印机一遍一遍的打出来。假如100页完全是不同的文字，完全是一篇文章，也给你打出来，所花的时间和成本是一样的。

　　那么，3D打印机这种加工机器可以使完全不同的产品用同样的成本，同样的时间制造出来。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革命呢？它就打破了过去的我们这种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的这种大生产，流水线，我们现在所有用的东西几乎都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都一模一样的，因为只有一模一样生产，我们才能以很低的成本使大家来用。但是，3D打印机可以完全未来的个性化生产，因为它的生产过程是不同的东西用一样的成本生产出来的。所以，未来的消费是一种个性化的消费，未来的生产是一种个性化的生产。而未来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地点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是个性化的消费，个性化的生产，生产者就要到这些离消费者非常基的地方生产。

　　于是，现在很多的国外企业现在正在策划和准备和正在搬回到发达国家去，而我们中国好不容易得了世界制造中心的这么一个美名，但是如果未来很快的消费回到发达国家，我们为此建立的这些生产线，我们建立的这些钢厂，我们建立的所有的这些制造业，可能一下就变成了用处不大的东西了，就跟我们当时引进了大量的显象管，生产线，一下平板电视出来，很快这些全部变成废品，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威胁。

　　为什么我们可能被甩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呢？回顾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正是康乾盛世，GDP世界第一，人均生产世界第一，当时中国在GDP占全球的比例比现在美国还多。但是，就是一个小小的蒸汽机的发明，一次工业革命几十年过后，中国就出现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打败了。同样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是一次悄悄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老百姓没有关注，没有很快的跟上这场革命，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又被甩出一次工业革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不是说明天，也不是说明年，但是五年，十年，十五年这么一个角度来看，对我们中国企业的最大威胁是一种新的技术，新的革命性的技术，颠覆性的技术出现以后我们没有跟上。第三次工业革命需要的人跟现在我们教育培养出的人完全不一样，如果是个性化的生产，个性化的消费，我们需要的人就是完全个性化的，而我们现在的教育还是属于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样的教育，我们是按照流水线般的大家学一样的教材，听一样老师的课，我们守纪律，我们听话，这样出来，是为流水线制造出人才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套教育体制，不适合未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包括我们的行政体制，包括我们老百姓的理念，包括我们企业。那么，怎么样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跟得上，我们赶得上，甚至不被甩出，甚至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列，我觉得这是一个中长期对我们企业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对我们政府，也是对我们人民的巨大挑战。

　　罗振宇：今年年中的论坛何振红社长的演讲就专门讲了3D打印机，就在上个月，美国人用3D打印机打印出一块真的能吃的肉，靠脂肪、纤维、盐、糖，真的打印出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明年还会给我们什么样的震撼。

　　汤敏：我深知还有那个图片，还有整个3D打印机怎么样打印出长笛，而这样打出来的长笛它的音响效果跟正规的是一样的，生产成本是比做一个长笛还便宜。

　　罗振宇：现在估计九年后人类会打印出第一家飞机。看看企业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徐总，您也是处于商业边界一直在变动的这样一个企业当中。

　　徐少春：我觉得从今年到未来，最大的不确定性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内心和精神的不确定性。十八大以后，我相信可能这种不确定性会少一些。作为企业家来讲，特别是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家，如何在经济下行和不确定的环境里头驾驭你这艘大船，所以，你内心的心理和精神的这种理性，健康这种安全的意识，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但是，往往我们很多的企业家，包括我自身，我们这么多年的创业的历程，我感觉到如果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精神活动更加理性，更加的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每一刻都有这种心态，我个人觉得企业会做的更好。所以，我的观点是现在和未来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我们这些企业家也好，政府官员也好，你内心的不确定性，这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罗振宇：如果您对这个问题感受比较深，您内心的最大不确定性，发生在您个人身上的精神上的问题是什么？或者您观察到的您身边的朋友也可以。

　　徐少春：其实我们公司这么多年，我们一直跟政府保持一个一定的距离，可以这样讲，我一直倡导走正道，行王道，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样的话，我们晚上睡觉就会更加安稳。所以，在这个方面，应该说这种不确定性几乎我不担心，但是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有时候需要扩张，有时候需要更多的稳健，很大程度上还是在企业家一把手的内心。就像打高尔夫球似的，如果你心里不是很平稳，很有可能，你打出去。所以，我的一个体会，如果讲我自己的不确定性，因为我平常还是充满激情，敢作敢为的人，所以，怎么能够更加平稳，这是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

　　罗振宇：竺稼先生您的身份比较特殊，既是来自投资界，又是来自外企，看看您眼里的不确定性。

　　竺稼：我自己觉得安全是没有的，刚才徐总讲到，做企业要如履薄冰，要战战兢兢，我觉得安全不应该有，也不会有。讲到企业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小企业，这个很容易理解，在每一个城市，每一年多少家新的餐馆会开出来，一年以后还有多少家餐馆能力存在，这种小企业的不安全是一定的。大企业呢，大家会觉得大企业怎么会不安全？我觉得大企业能够从小做到大，一定是有原因的，或者都是因为你有能够适合市场的产品、技术和服务方式，能够获取足够的资源，这样把这个企业作大。但是，能做大，也并不等于这个企业就安全了，因为变革总是在，有的时候更快一些，但是任何时候都有变革，都有不安全，所以我觉得不安全是一个必然的东西。

　　由此来想，怎么样让自己安全？我自己觉得，首先让自己安全，第一点要做的事情，就一定不能有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就不安全了。这时候我老在想，我自己想问题的时候经常跟我的同事们，跟我们投资的企业大家谈问题的时候也经常说，我觉得一定不能用后视镜来看未来。因为大的企业，成功的企业都是因为有自己的一套取胜的一些原因，容易让自己认为我自己过去能够致胜，能够取得成功的这些道路，今后也一样走的通。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完全不尽然，用后视镜看未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一个固化的机构，固化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成问题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咱们想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企业安全，我觉得就一定要记住我们寻找安全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永久的安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再大的企业都有可能失败。大家经常讲到比如柯达以前感光的胶片，那时候占据这么强的市场份额，这么领先的时候都会出现因为数码的出现而倒闭。所以，这个一定不能有这样的固化的安全感，一定要想到我们自己的这个企业，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服务是不是还适合未来的世界，是不是能够在未来的世界当中生存，这个是一定随时都要想的问题。

　　罗振宇：竺总，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您说了怎么应对不安全性，我现在想问，此时此刻中国经济带来这种不安全性的因素，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竺稼：我觉得大家刚才谈到了一些，比如政策层面上的因素。我自己觉得，如果我要带着一个果子的帽说话，我自己觉得现在的国际形势也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我觉得一方面可以看到以前对我们来讲是一些有利的东西，是拉动的东西，是推动的东西，现在可能是我们拉后腿的东西。

　　比如国际市场，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我们的产品能够有广阔的国际市场，从现在来看，至少从中期、近期来看，这个国际市场一定不像在过去的二十年，过去的十年，就从中国入世以来的这十年，对我们这么有利。所以，这个我自己觉得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很大的风险。刚才辜胜阻主席也谈到，比如到海外去，怎么去这是一个风险。我自己觉得海外的市场，不管对于我们作为一个商品的市场也好，对于我们想要去做企业并购，做一个投资的市场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罗振宇：谢谢，从刚才几位嘉宾给我们开的这张清单里，我们发现了两类问题。第一类问题叫老问题，我们一直解决不了。第二类问题叫新问题，我们现在还想不出来解决的办法，基本上都属于这两类，好象都像绝症，比如辜胜阻先生说的转型难，走出去难，传承换代难，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论坛上才讲的，一直就存在。所以，可能我们现在确实面临一个徐总刚才讲的，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这种内在的活力还能不能保持的问题。确实很多老问题我们都破解不了，下面分这么两个话题来谈。老问题破解不了，这个威胁我们安全边界的这些因素始终就在地平线上挥之不去。哪位企业家或者学者能告诉我，这些问题会有转机吗？会有真正的破解之法吗？光提问题是没有用的。

　　王一新：我想呼应一下徐总的话题，徐总讲他的企业是走正道，行王道，就是他跟政府之间的保持一个恰当的距离，我听了以后挺有感触。因为我自己的身份一半是官员，一半是企业，也有很多企业找我这个官员打交道，推事我作为企业的董事长，我也经常找另外的官员打交道。从整个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的政府确实面临着很多很多的需要改革的东西，包括对微观经济，对市场的影响方面，如果我们政府不改革，我们企业要获得很多资源，有的时候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起码最简单要做好沟通和交流。但是，我感到比较高兴的是，十八大以后，全国老百姓还是感觉到中央政府在采取大量的反腐的力度，我感觉还是对未来充满信心，如果整个的风格都改了，企业家的风格肯定不一样。

　　另一方面站在政府官员的角度来讲，我也有一些看法，我觉得中国的官员跟发达国家的官员比起来，收入普遍比较低，工作的压力和责任也比较大，我们的市长跟人家美国的市长没法比，同时权利也比较大。某些官员为了改善他的状况，确实在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的一些刚刚开始起步的创新的企业，就是小微企业才刚刚起步的时候，为了能够生存，钻一些政策的空子，或者打一些擦边球，我觉得某种情况下可以理解。

　　但是，对于已经不再为自己个人生机发愁的企业来讲，你的钱甚至几辈子都花不完，我觉得这个时候财富的增长对于你来说只是数字而已，我觉得这样的人肯定应该像刚才徐总讲的一样，走正道，跟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我觉得这个是话里有话。政府都很清廉，也没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跟政府捆在一起多好。我觉得资本完全积累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应该率先走正道，率先遵纪守法，做合法的行为，他们是最有条件的成为我们未来的公民社会的道德的中坚力量，或者道德的脊梁，因为他们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了。

　　所以，我觉得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政府要改，另一方面我们企业也要走正道，这两者之间，如果都是正能量，互相影响，我想这个社会风气应该还是在向好的方面转变。当然，很多朋友不一定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作为一个官员，我觉得我对十八大以后的衡量还是充满信心。

　　罗振宇：我就接你这个轮，你说充满信心，但是刚才第一轮谈下来，我们发现很多问题很难解，包括汤敏先生讲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用那个词就用的很耸人听闻，我们整个民族要被甩掉，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能不能跟上呢？因为1840年那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刚才给我们描述的危险的前景会不会避免发生？

　　汤敏：我到没有这么悲观，1840年毕竟当时我们是闭关自守，毕竟我们当时几乎所有的人并不知道世界上在发生这样的变化，而今天不一样，今天中国已经开放了。所以，英国经济学人登出的第二天，很快我们的媒体就有所报道，很快我们的学者就大声疾呼这个问题，很快说连中央现在都考虑第三次工业革命问题。当然，这个是不是哗众取宠？是不是变化真有那么大？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个敏感性已经有了。

　　现在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刚才所说的那些都不是无解的问题，都是看我们改不改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大刀阔斧改变的问题，现在的困难还有1978年时候，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当时全国人民谁都不敢说什么话，还有哪个更难吗？并不是，我们现在环境好多了，现在问题就是怎么样进一步推动，现在也并不是说改革和不改革的问题，谁也不说他不改革，这些问题怎么改，是快还是慢，是小改还是中改还是大改。

　　只要真正的改，不管刚才说的教育革命，教育为什么不能改，从应试教育到目前非常僵化的学术体制，有什么不能改的？这些都可以改，一个我们认识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感觉没有感觉我们十分的不安全，我们总是为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过沾沾自喜，还是为一些小的鸡毛蒜皮的东西跟人打的一塌糊涂，还是说我们跳出这个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找出一种新的模式，我觉得这是不同思路，但是我是乐观的。

　　我觉得从我们企业家来说，从他自身的利益来说，他一定会对这些问题非常敏感，我们会把那些技术买回来又怎么样，它不买我们自己有些也可以发明，关键就看我们跟得上跟不上。从企业家来说是这样，从政府来说也是这样，政府不是铁板一块，我们能不能跟它一起改。实际上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跟政府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大，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相对自由了，关键是我们企业家有没有这种敏感度，而且有没有这种不断的了解最新的技术，还有一个就不能成为先烈，你怎的把一个技术弄过来，变成你的产品卖不出去，赚不出钱，而不是为了科技而科技，这么多的太阳能企业现在处于激动困难之中，有可能过于冲动。

　　罗振宇：其实对于很多企业来讲，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困难，它不是看不清刚才各位所说的，他什么都看得到。比如媒体界有一个《百科全书》，它早就看到，大家今年3月份还是关门了，这个趋势还是跟不上。

　　刚才讲的柯达，实际上第一台数码相机是柯达发明的，但是他克服不了自己企业的一种惰性，或者过去的存量给它带来的影响，这个方面各位怎么看？就是明知道不安全性在边界的哪个位置，是什么因素，都知道，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去克服？其实徐总你的公司就面临这个问题，从PC软件向移动互联网转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切换，要做到这一点，其实难度很大。

　　徐少春：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叫“重塑商业安全边界”，还不如说“打破商业安全边界”，企业就像一个生物，达尔文的法则仍然适用于我们的商业社会。所以，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现在，唯也逆流而上，唯也不断的打破，特别是一个存在了十年，二十年的一家公司，你积累了很多的这样一个习惯，你的企业的商业习惯，这里头有商业的模式，有你的管理的基础。

　　那么，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了，我们一定要变，比如现在处在一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原来基于PC的企业软件必须要变，要变化，你作为企业的一把手，你首先变的还不是一点点，变得是一种商业模式，你的盈利模式怎么发生改变。这个你必须要这样去思考，必须要打破，假定你没有这种进取和冒险的精神你也很难去改变，很难去转型。

　　但是，在这种转型，在打破边界的过程当中，还要回归你的内心，怎么把握这个平衡？有时候人性的贪婪它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量力而行，就像习总书记讲的，打铁还需自身硬，你自己要掂量一下，你有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做这么大的一个变革，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里头，心理的平衡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怎么心理平衡呢？我觉得越是不确定的环境，企业家还有的时候要跳出你这个行业去看你的行业。另外一个，你还得要积极的运动。我现在是倡导越是不确定，越是紧张，越是有压力，你要去锻炼身体。所以，我现在特别喜欢打篮球，跟公司的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进行抗争，打完成一般场球大汗淋漓，什么问题都没了。我觉得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企业家干脆走到野外，跳出你的边界，也许什么问题都想清楚了。

　　竺稼：我自己觉得其实在变革的时代当中，有一些企业要落伍，要淘汰，要推出市场，这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我自己觉得到不是说有的时候你在新的技术出现了，新的商业模式出现了，就是要取代旧的技术，就是要取代就的商业模式，如果有一些企业没有办法适应新的环境，它就应该退出。我自己觉得，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不必要挽留，要保存每一家企业。

　　比如我刚才讲，光伏企业这么多有困难，是不是应该去救每一家光伏企业？你如果去救，本来这个行业当中有一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商业模式不对的企业，可能在变革当中就退出市场了，这时候整个的行业反而会更加健康。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不用过度的担心，不用过度的想要拯救每一家企业。

　　徐少春：我说刚才竺总讲的是站在投资的角度，在你投资的企业里头，反正商业模式不行就退出了，但是站在每一个企业的角度是不甘心退出的，必须主动求变。

　　罗振宇：这就是达尔文进化论里面的辩证法。

　　辜胜阻：刚才汤敏先生讲中长期的问题，实际上第三次工业革命他讲的一个观点就是创造性毁灭，你新的东西出来，老的东西最后被毁灭。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怎么应对？涉及到中长期发展过程中间的不确定性，或者说风险。我们能否弯超车，还是被甩出，这个要靠教育，还要靠科技，教育是我们的后天，科技是我们的明天。所以，要从教育和科技解决我们这个中长期过程当中的风险，我刚才要讲的是转型过程中间的。

　　近期的风险有两点要强调，一个是我们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间，市场有一种倒逼机制，还有自我修复的机制，比如08、09年金融危机来的时候，全世界都感到很震惊，中国有几千万农民工失业，但是没想到这个市场的倒逼机制迫使我们的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创业，实际上它带来的社会代价非常大，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业。还有一个金融危机期间，劳工成本不断的上升，每年以20%-30%，这是因为我们的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但是没想到倒逼企业大量的使用机器人，富士康现在要使用100万机器人取代劳工，所以会形成一种倒逼的机制。当然，光靠市场的倒逼机制不够，我觉得政府怎么样为企业减少风险很重要。比如当前在金融问题上面，不仅是融资难，对于中小企业来讲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融资贵。

　　最近我到温州调研，民间借贷利息30%，但是中小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只有3%，我们看到融资是如何的贵。在这个问题上面，政府必须改革我们的金融机制，我们的金融体制现在和企业的需求和构成是严重不协调。中小企业像深圳38万中小企业只有一万家能得到银行的贷款，政府必须改变这种金融机制，企业没有办法。还有一个现在成本，我们讲人口因素，我们的人口政策需要反思。还有我们要减税，共同应对这种问题。我觉得一方面靠市场的倒逼机制和自我修复机制，还有政府应该有所作为。

　　罗振宇：最后一点时间请各位嘉宾给我们的企业家提一个醒，因为在重塑商业安全边界的过程当中很多企业会出现误判。比如昨天我在一个场合听两个企业家争论一个问题，说到底要不要走出去？有人说走出去是中国资本积累到现在的一个必然，另外就讲，这一轮走出去，将来一定会捅一个巨大的窟窿，因为大量都是央企，你不负责任的央企的精神，更多的道德风险，进行一些更没有边界的交易，从逻辑上根本推导不出中国资本走出去的边界。

　　中国企业到现在未知已经就没有一些道理一定是对的，一个道理往往都会出现他的反面的道理，比如要不要走出去？还有刚才辜胜阻先生提到的转型升级，有人说就应该转型升级，有人说不转型升级，中国内地的底层的市场开发还早着呢，空间大着呢，也存在这样的争论。

　　最后一轮请各位给我们的企业家都提一个醒，在这么不确定性的一个市场环境下，什么样的判断是最应该提醒的一种错误判断？您眼中看到的朋友也好，还是其他企业家也好，你最想纠正大家的一种误判是什么？这技行王道，帮助一下别人，你走错了，帮助你回来，最后我们谈谈这个，看看在安全边界的判断和处理上，我们可以提出什么样的好的建议？

　　王一新：走出去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的战略，用好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我所在的海南农垦我们也在走出去，到东南亚去，现在也在到非洲去。但是，我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一个最基本的认识，走出去肯定比在国内发展要难，这几年看下来，俄罗斯人用咱们的货，西班牙穿咱们的鞋子，尼日利亚用咱们的工人，利比亚别说了，美国人是我们重组并购的时候总是使绊着，所以我觉得走出去的道路很艰难。

　　我自己有两点认识，第一、作为一个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一定先要看一看自己的翅膀有多硬，你的翅膀硬了，米能飞多远就飞多远，当你的翅膀不够硬的时候，不要勉强往远出飞，也许前面是茫茫大海，中间找不到一个小岛落地，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也特别审慎。最早我们到东南亚想自己种香蕉，后来发现种香蕉很麻烦，后来觉得不能种香蕉，就到哪儿办加工厂，当地人种香蕉，我们办加工厂。但是，后来发现，在那儿办加工厂，本地区的加工企业对恨的咬牙切齿，所以后来我们走了第三条路，我参股进去，大家共同发展，所以东南亚走的还比较稳定。到非洲我们就更加审慎，因为非洲的政治风险更大。所以，我根据自己的翅膀，能飞多远飞多远。

　　第二、我觉得最近这些年有很多的企业家因为国内的一些环境问题，纷纷在向海外移民，把自己的企业搬到外面去，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在寻找安全的环境。但是，我总觉得，过去30年，大家在国内积累了自己的资本，也积累了自己的智慧，我觉得在我们国家处在这么一种环境下，是不是可以把更多的资本和智慧留在中国，为什么说这句话？我还是对十八大充满信心，尤其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30年我觉得是一个粗放型的经济，现在才开始进入一个深耕的时代，全球再没有一个像中国这么蓬勃生机的市场。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如果能留下来，为祖国的这一轮产业的升级多做一些贡献，我觉得一定是很好的。

　　罗振宇：没有人愿意离乡背井。

　　王一新：最后还有一句话，送给政府听的，我觉得我们的党委政府，或者我们的国家确实应该采取切实的措施，在保护企业家的私有财产方面，保证企业家的心理安全方面有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措施，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觉得看着我们的企业家纷纷出去，与国与民都不好。

　　竺稼：我觉得其实走出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我觉得大家在考虑走出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很多跨国公司到中国来的经验。其实跨国公司到中国来，跟中国企业走到别的国家去所碰到的问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觉得大家可以从这里进行一些分析思考，吸取一些教训。

　　从我来看，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其实走出去我们要想我们具备不具备走出去的条件，最重要的条件不是有没有钱，最重要的条件还是有没有人才，能不能够管理这些企业。其实跨国公司在这个问题上走过很多的弯路，有过很多的经验，最终跨国公司要想在中国站得主脚，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一定要有理解中国的经营环境，了解中国市场，能够管理中国企业的这样的人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成功。

　　反之，中国企业要到别的国家去，也一定要有能够在那个国家的环境下面运作的人才和经营，否则也是不能成功的。我投资了一个企业，跑到德国设厂，最初我们觉得有时候可以想象很多事情，比如有一个今天来看，我们自己原来的想象是错的，就是我们认为德国的工人一定能够操作德国的机器，所以我们在制造上面不应该是问题。我们当时想，我们到德国生产一种包装材料，我们觉得最大的风险，最大的问题是能不能打开市场，能不能把我们在中国生产的材料拿到欧洲卖，觉得运输成本太贵，觉得到德国设厂能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回过头来看，不是德国工人能不能操作德国机器，而是怎么样管理德国工人，这个对我们来讲变成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今后我们考虑走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徐少春：我觉得在不确定的充满风险的未来的经济环境当中，我们企业家一定不要轻信别人的话，特别是不要轻信名人的话，或者是成功企业家的话，或者是这些台上嘉宾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在不确定的环境里头，只有自己相信自己，坚持走自己的路，你才有可能成功，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罗振宇：您这个观点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符合进化论和生物学的一个观点。

　　汤敏：特别不要听经济学家的话，因为他们没有实践经验，我们只是谈一些理论而已，所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罗振宇：那您今天准备说一段什么样的话让大家不要听呢？

　　汤敏：就您刚才说的，因为这个世界非常复杂，没有任何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或者一个招，或者一个什么政策，或者一个什么，不管走出去对和错，改革对和错？转型对和错，这个都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企业而异，都没有一个对和错的问题，最终这个注意得你自己拿，因为钱是你自己赚的。

　　辜胜阻：刚刚大家讨论不能多听，但是我觉得听不一定听信，听不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看，企业家不要误判，要多看，要有三只眼睛，一只眼睛盯政府的宏观调控，第二只眼睛盯市场怎么变，还有一只眼睛盯自己的企业。我觉得还是要多听，多看，信不信由自己决定。另外，转型的问题上，你刚才讲一信和误判，不要做自己不熟悉，利索不能及的新领域，否则就会掉下陷井。

　　罗振宇：最近我对生物学有一些阅读，比如所有的动物都有领地行为，而只有人是有另外一种行为，就是在不同的种群当中可以跨边界合作。我们知道生物当中是有合作的种群类的行为，比如蚂蚁、蜜蜂都会合作，但是唯有人类能够跨种群，跨边界进行合作。我们今天谈的更多话题都是围绕边界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克服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就必须得用我们人类自古以来就会的方法，就是跨越边界，寻找融合，寻找跨界的整合。像今天场上很多嘉宾的身份，既是官员，既是企业家，既是篮球爱好者，又是说了话不让别人信的经济学家，只有找到跨越的边界，才能克服边界投射给我们内心的恐惧，谢谢各位企业家和学者的参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