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第十一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2012年12月7日-9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公益3.0：企业价值新境界”论坛。(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2(第十一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2012年12月7日-9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公益3.0：企业价值新境界”论坛现场。

　　以下为年会尖峰对话“公益3.0：企业价值新境界”的详细内容。

　　张醒生：我们这场论坛的主题是公益3.0，企业价值新境界。今天外面是北京入冬以来最深的一天，零下好几度，但是这里热气腾腾，说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公益和慈善是一个连带关系，但是慈善和公益略有不同，但是慈善更多是给予，我给多少钱，给一个人，这是一个慈善。

　　公益是公众的行动，或者是社会能受益的。尤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社会从创造价格，GDP增长，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要创造社会的价值，企业和企业个人都应该为社会的价值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时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也确实是走过了一个阶段。在80年代的时候，由于当时大家都比较穷，无论是企业和个人，慈善公益事业基本上是很弱小的，最早是希望工程，每个人捐几个学生，一个月几块钱，可能很多人都参与过。

　　90年代我们的企业在成长，98年是中国的一个慈善公益事业的转折点，那时候中国遭受了大洪水，全国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出现了一次全民赈灾的一个活动，实况转播，那时候很多企业站出来，实现了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我们从此听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词语。99年开始中国每年评选最受尊敬的企业，社会责任做得好的。

　　现在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看看我们在台上的这几位嘉宾，首先我从女士开始，王秋扬，她是中国第一个女性征服了7大洲最高的手，再加上南极和北极，同时她也她常服创建了一家企业，也支持了很多公益活动，之后成立了苹果基金会，是苹果基金会的理事长。

　　第二位是英特尔公司中国首席企业社会责任官杨钟仁。大家过去非常熟悉企业的熟悉执行官，熟悉财务官，熟悉市场官，但是现在出现首席社会责任官，说明在跨国企业，也都开始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整个公司的战略。杨总是代表英特尔中国的首席社会责任官。

　　中间这位王兵，长得非常年轻，但实际也很年轻，大家可能对王兵本人的资产和财务的路径不清楚，但是对中国一个非常突出的爱佑慈善基金会应该有所耳闻，他是基金会的理事长。

　　王振耀，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汶川大地震是个灾年，但是是中国DGO和志愿者元年，王振耀先生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公益研究院。

　　这边是中国最有名的钻石王老五，他是I  Do基金的创始人。

　　我是张醒生，现在主要做社会环保的公益事业。

　　中国的公益事业的发展走过第一个阶段，慈善点对点，个人对个人，第二阶段企业的CRD进入世界阶层，现在我们要创造做幸福中国，幸福中国的含义也包括了社会的平和和社会的发展。公益事业是不是也要创新，也要继续发展。

　　所以我第一个发言请王司长给我们讲讲中国的公益事业现在的阶段和未来的方向。

　　王振耀：非常感谢主持人。我最近一直在说，中国整个社会到来的新阶段，我们看市际交社会体制改革阶段，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其实是中国现实中一个客观的，迫切的需求。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相当大一部分是社会问题，就包括大家天天说的儿童问题，老年问题，残疾人问题，包括许许多多的具体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都需要公益慈善来解决，这是一个新阶段。我们中华民族如何步入这个新阶段，其实是需要智慧的。

　　第二，中国面临着慈善的大转型，全世界都在谈(英语)，慈善资本主义。全世界大的企业家都在这里谈，不仅仅谈社会责任，他们谈社会影响力投资，谈社会企业，现在我们到硅谷去看看，多少企业，现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他们都在那里谈社会创新。而我们中国恰恰也需要来一个创新，包括我们现在的慈善。

　　像王总，我只是知道他做的慈善有多专业，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投资家。其实在美国，他们一百多年前，几十年前，都开始有转型，当时他们做慈善，就和投资紧密结合，就和信托紧密结合。福特基金会注册的时候25万美元，现在是110亿美元。

　　所以整个这个慈善和投资，和现代企业是联系得非常紧密，中国其实现在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两个阶段来了，第一，社会体制改革，我们社会大众如何进入。

　　第二，慈善，特别是现代慈善的时代来了，这两得不是非常的慢，而是因为全球化，现在大家看巴菲特来，比尔盖茨来，要请大家吃饭。他们来找中国富豪，找中国的慈善界和结伙伴。中国怎么办？我们的社会怎么办？我们的企业家，富豪怎么办？我们的政策怎么办？确实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张醒生：谢谢王院长。中国的慈善事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怎么办。肯定只要有方向，就会有人去尝试，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创造一片天。

　　刚才王院长说王兵不知道资本也做得那么好，实际上他不是90后，是股市中的大颚，真正让他出名的，不是他操控股市，而是他创造的中国一个最早，也是最成功，最典范的一个基金会，叫爱佑基金会。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怎么一下从财富大颚变成慈善大颚，心路历程，以及你现在的做法。

　　王兵：中国的慈善元年是2004年，98年是启蒙，04年以后，中国颁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在04年应该说已经有基本交通规则，原来慈善全部是政府的，在04年以后，可以个人办基金会，我印象比较深，我们是在04年11月份拿到中国第一个拍照，有交通规则以后办的个人基金会。我们是20万块钱起家，做到现在我们每年捐赠达到一个亿。但是我们一年以前我们开年会，当时我们说要把钱捐好的话，我们当一辈子的理想，我们能不能一年捐出去200万，这都是我们基金会的历史，但是现在已经过亿了。

　　随着今后的发展，中国的民间慈善替代国家的慈善趋势绝对是不可阻挡的。

　　第二，我们有什么创新，为什么我们做到现在，能比较快地发展，我觉得就是做到与众不同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在开始做的时候，是以孤残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开始做起，我们明年做到2万例，我们希望在未来的5到8年，我们要做到10问例，大概三年以后我们要当年做到一万例。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强的项目里支撑这个基金会。后来我们陆续做了孤儿的养护项目，白血病的项目，还有孤残儿童的脑瘫等等。我们从聚焦在儿童的医疗里面的救助，到儿童的养护，到儿童的康复，这个产品线是比较清楚的。

　　第二个创新，我们是中国第一家收购两家民间NGO的。我们今年两例，一个是上海保护之家，我们收了上海的十个爱心妈妈组织的民间组织，又收购了深圳爱佑何康(音)，也是个人民间组织的企业。

　　第三，我们作为一个捐助机构，作为中国第一家发起举办了社会企业，这个又深到一个层次，我们从给鱼变为予渔，我们在考虑如何发展，建立品牌以后如何连锁。我们的思考除了救助以后，我们也要往逐渐的可持续发展上走。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思路。

　　爱佑做到现在，我们有比较好的一些经验，第一，我觉得民间基金会，我们一半以上的民间基金会都在几十万到一百万，为什么爱佑这几年能发展得比较快，核心问题就是首先项目的好坏。

　　第二，公开透明。爱佑到明年，我们已经是双审计，国内审计，四大基金审计，还有明年我们将公布我们的季报和半年报和年报，而且要向社会公开进行汇报，我们要开年会的方式。而且我们今年已经做到每周在微博和网站上公布我们的救助情况。

　　我想如果说所有的中国民间的公益慈善机构都那么公开透明，我相信这个产业会走得很远。

　　第三，你项目的高效运行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我们15000例，我们只有两个工作人员这几年的零差错，我们运用了云技术。

　　还有我们要做的，基金会的筹资要有很大的系统，我们有专项基金的系统，我们三分之一是国外的基金会，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国内的著名企业和基金会，另外三分之一是个人，就是筹资的结构和资金来源的结构也比较合理。

　　还有一个就是人才，如果人才的培养体系建设起来以后，中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我相信未来这几年，中国的慈善公益的制度性会大大进步，我相信中国慈善的春天来了。谢谢大家。

　　张醒生：谢谢王兵。我们一位杰出的女性，她平常行走在我们去不了的地方，她的心也是经常飞向那个高度和远度。

　　王总和她的先生创建的苹果基金会是中国最大的资助藏区儿童的基金会，她经常在阿里地区。所以谈谈你怎么能征服自然的险峰，到攀登公益事业的高峰？

　　王秋杨：现在国内有这么多的公益机构，参差不齐，我发现王兵他们很专业，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我刚开始做公益，我们苹果基金会是03年开始做的，到明年正好是十年，我的公益路程见证了中国公益的十年的经历。我刚开始的时候做公益是很感性的，哪里人家说哪个孩子受灾了，我马上就回家拿上存折就要给人家钱，人家说谁受苦了，看了报纸就明天干什么，是从感性开始的。

　　03年非典的时候，全国都放假了，我当时自己开了车去西藏，我当时给自己印了一张名片，叫西藏教育原生态考察员，我拿了这个名片我就上路了，一路我看了很多学校，我比较关注学校，关注孩子，一路看了非常多的学校，直接走到阿里的时候，觉得自己是阿里人，我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好像有归属感，觉得自己的前世在那里的感觉，我得为家乡做点事。

　　我开始从基础教育开始，我当时做小学，建设四所小学，做的时候一开始也很不容易，以为我钱拿出来就可以做。那个地方的水泥从喀什运到阿里，建一所学校可能要200万，300万，那次我跟张宝泉(音)打了两次电话，哭了两次，我们当时拿了一千万做了四所学校。

　　因为我总是在那一带转游，我又注意到当地缺医少药。我走到宁木县(音)的地方，排着队的藏民给我领药，我把全部的药品都发完了，后来我就觉得，那时候因为我们国家的医疗只普及到乡以下，我就想我来做。在阿里我统计一下，有300多个行政村，我给他们每个村培训一个赤脚医生，我给他们发马匹，摩托车，每年给他们秋季，春季陪送药品，让他们巡回医疗。

　　当时因为毛主席当年提过一个号召，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赤脚医生，西藏人也特别热爱毛主席，他们家家都挂毛主席像，我说这个叫赤脚医生工程，在阿里非常深得人心。我们苹果基金会的车所到之处都会受到好评。

　　我们看到当地婴儿因为高海拔，出生的死亡率很高，但是出生率很低，我又给每个村又培训女接生员，又给她们普及知识。

　　后来我逐渐地发现，其实在西藏，慈善不仅仅是你想做什么，就逼着人家接受什么，应该你要关乎当地人的需要，这是从感性到理性的一个过程。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也在思考，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当地人，改变他们的观念意识，帮助他们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再改变他们自身的生活，给自己的家乡带来幸福，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这其实更应该是我们外面去的人所应该做的，而不仅仅是他需要鸭子，我就给他20只鸭子。后来我逐渐开始做什么，比如说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的基金会是05年开始做的，我当时实际上根本没有研究私募公募。那时候我们基金会的口号是关注普通人的基本幸福，我只做民生类的项目。后来我觉得NGO组织应该做政府的补充，后来政府医疗覆盖到村一级的时候，他们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应该做另外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开始做藏医学院，古经书博物馆，我打造神山圣湖。

　　张醒生：慈善不等于是给予。慈善必须是一种满足，被接受者需求的一种真正内心的行为。

　　我们现在下一位嘉宾杨钟仁，英特尔公司的社会责任官。

　　杨钟仁：我们当时英特尔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芯片卖给谁，我们没有软件行业，电脑都是进口的，怎么用，是英文的。当时我们的总裁叫(英语)，当时他给我们中国全球团队有一个方向，长远来说，我们怎么把中国的产业链打造起来，如果整个生态链成活了，我们就能共享价值。

　　由于当时他的策略的准确，所以在过去很多年里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第一个投资在中国不是销售队伍，而是实验室，专门的任务是怎么样把本地产业做强做大，把我们管理理念，销售理念，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共成长。

　　我们英特尔要做芯片走到做软件企业里面，他们说你英特尔办芯片来我们这里干什么，很多时候要花15分钟解释一下，因为没有他们的应用，客户是不需要用的。我们只有把整个产业链做蓬勃了，才可能把这个市场做大。

　　今年第一季度，对英特尔来说是最大的市场，所以在过去几年，我们机构的设置，包括工厂，包括所有的机构都跟美国是持平的。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怎么样和你的合作伙伴共享价值。

　　同时在08年汶川地震以后，我们看到很多公益机构，很多个人走到台前，当时英特尔第一时间在那里建了200电教室，当时我是负责这个项目的。当时我就反思，这个东西是不可以持续下去的，中国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建设是非常滞后，这是任何经济发展的一个轨迹，长远来说，中国迎头赶上，一定要有一个飞跃，这个飞跃一定需要用创新的手段，就好像改革开放30年这种手段放到社会领域里面，同时我们看到，我做了一些(英语)，看到欧美国家，任何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非常大，当时我发现在美国公益组织占GDP差不多10，在一些欧洲国家更高。20年后，30年后，我们聚在一起，如果还谈同样的问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你会发现大家都在解决这个现象，根本没有解决到关键。

　　当时我们想到，长远来说中国要和谐发展，愿景怎么样？框架怎么样？需要怎么走？这跟英特尔过去27年产业发展是完全一致的，这样才不能走弯路？但是这个路线怎么架构出来？不是我们一个企业做的，需要大家的合作，怎么把各家基金会，NGO的思想实践变成框架，变成理论，更好地共同探索，共同发展的路。

　　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在三年前我们有一个建议，当时给王司长，当时这个项目叫新世纪公益创新奖，当时我们启动了这个奖，当时和王司长一拍即合。当时王司长说不行，我们一起里主办吧。所以从第一届到第三届，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接触了今年有22个合作伙伴，我们跟中国近一千家的组织有不同方面的联系，最关紧就是把他们凝聚在一起，跟基金会，跟企业搭建桥梁，共同来探索未来发展的方向，共同创新，这是关键。

　　张醒生：杨总讲了整个英特尔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与合作伙伴共享家园，公益无国界，在这个社会上做公益组织是大心的，没有狭隘的商业利益的竞争关系，大家都是在为社会创造价值。

　　我们听一下I  Do基金创始人的李厚霖先生说一下。现在他经常出现在公益报道上，也出现在很多社会活动上。李厚霖先生他创建的钻石这个品牌，也正在创建自己的基金和基金会，我们请李厚霖来谈谈做钻石怎么能够和公益事业联系在一起？

　　李厚霖：前几天参加创业帮一个论坛讲创新，在座的都是投资家和互联网行业，所以我很奇怪，很难融入。今天坐在这里，一边是我们的老师，一边是我们的公益的前辈，其实我也在努力聆听和学习。我觉得到最后我来讲，似乎又是一个另类的行业。

　　我自己进西藏阿里6年，带领我们的I  Do基金进阿里5年，在阿里地区处处可见阿里的苹果基金做过的所有事情的痕迹。从前3年开始，整个深山以后垃圾问题，因为他不仅做助学，他们还做一些环境保护，自然保护的项目，所以在深山里可以看到他们拜访的垃圾箱，保护环境的广告牌，我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直接见证者。

　　王秋杨总讲，她做慈善一开始很有感性，我也是这样。我有两个比喻，公益好比是信仰佛教，我们总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我们中国所有的寺院里面，我们会去说，有事你临时抱佛脚，大家会觉得你太世俗了，你叫什么信佛。我觉得他至少还有一颗信仰的心，他还信一件事，总比什么都不信要好。

　　所以我们不要从这个方面去排斥，让一个刚刚开始有一点信仰，哪怕他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这样的人，你和一个比较深的境界的人去比较，任何人在任何一种修行和知识的掌握上，都是要从基础开始。所以公益事业也是这样的。有些人会这样认为，比如我信佛，在公司里因为创业有很多的艰辛，有的时候也发脾气，有的人跟我说，你这么信佛的人你怎么还发脾气。我是信佛，我不是佛。我们做公益的所有的人，往往也会被社会人这样去误解。只要从点滴开始做事，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

　　所有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成功，到了成功以后，他们可以写各种各样的成功学，可以教唆所有的创业者。但是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真正的企业家，是从你第一天开始创业的时候，你就想你走到今天了。按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一路踩着西瓜皮溜到今天，只是你抓住了机遇，或者你的机遇更多一点，才走到今天。你不能说我的成功有什么道理，一定要到这个境界之后，他才会想这个境界的事。

　　我一开始做事很感兴，我们08年成立这个I  Do基金，你以为帮助，人家都需要吗？你以为人家都觉得一定是最有效的吗？也不是。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必须上升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如果你真想把它变成2.0，3.0，一定要从感性到理性过度。我们没有一开始的感性，就不会处理这个基金，就不会有今天成立这个基金会。

　　我觉得我们应该支持，我们应该以包容的形态，来支持这样一个社会。我们I  Do基金不是时间最长的，也不是最专业的，但是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在中国大好形势的前提下，做好我们的I  Do基金，而且把它做得更加长远。

　　张醒生：他们发言的时候，我观察他们的神态，我就发现做公益事业的人，似乎心善面善。

　　王院长，你一直在呼吁中国的公益事业3.0新时代来到了，我挑战问您一下，中国事实上虽然喊着春天来了，实际上真不是春天，还只是冬天末，还是相对比较艰难的，比如说公募基金，民间没有公募基金，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有没有可能真的像春一样允许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来注册民间的公募基金，而不是慈善垄断？

　　王振耀：我是经历过这个阶段，并且每一个阶段我都在民政部，98年我就在救灾救济司，98年抗洪，03年非典，04年海啸，包括08年汶川地震，一直到现在，我专职在做。我的感觉我们的政策空间，民间，我们整个社会，现在用到了10%，其实90%的政策空间我认为还没有用到。

　　你可以想一想，你现在可以看，只要现在研究现行的法律框架，实际改革和发展的空间跟全世界来比还是差很多。有的人说慈善只是政府的补充，慈善是引导社会前进，提升社会前进的力量，千万别说补充。

　　慈善能不能投资？能不能创业赚钱？现行的法律框架，信托是允许的，包括我一直在慈善界呼吁，大家千万别再说我是草根，你能不能说我是专业，因为你一说草根，就好像有点政治性，说我是穷，说专业，大家一听就明白。很多现在社会上我们的理念中，很多需要放开，解放我们现在自身的能量，这是很大的。

　　我前年就和彭丽媛我们一起开世界艾滋病大会的时候，其实你看，彭丽媛到现在没有停下来，她一直在做艾滋病的慈善。现在需要技巧，需要我们更多的创新人士发现慈善政策的空间。

　　昨天牛根生谈了一个重要的理念，他就认为现在的政策完全可以做，关键你怎么定位，他定位了一个儿童博物馆，他来做。

　　所以我觉得慈善的创新，现在刚刚开始，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善于利用政策空间，就像王兵在会议前跟我说的，他原来以为自己做很多可能是政府不允许的，当他和部长深谈的时候，这个部长比他的思想还要解放。

　　所以我就觉得需要社会有更积极的激动，企业界有更积极行动的时候。

　　张醒生：王院长总是能给我们一点方向，觉得未来很有希望。

　　王兵，爱佑基金会发展到今天，整整走了8年的时间，规模和资助的规模也增长了5、600倍。因为他们每年做的慈善募资活动都是很多企业家都积极来参与献爱心的大盛会。当年我和他认识的时候，他已经不再谈资本运作，而是谈慈善运作，他们更多是做先天儿童，现在做得更广泛，他提了一个理念，为了获得的基金会的发展，他们是零成本，募资人所有的钱全是定向捐助给受助儿童，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他们所有的开销，都是由王兵他们几位理事自己掏钱单独放在那，来另外支出，不纳入到基金会接受的款项中来。

　　我一直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做小可以，做大还行不行？今天爱佑基金会已经有很多员工，有巨大的资金规模，下一步我们这种模式还很吗？

　　王兵：我觉得做慈善公益的挑战性和智慧的难度，要比做企业难得多，这是我的真心话。做企业很简单，让我的股东，让老板满意了就可以了，但是做慈善公益，它是一个多重指标，你要让所有人满意，你从第一天开始你就要明白，你的难度要比做企业要难得多。

　　第二，我一直认为在中国，慈善公益不缺钱，富人是总不能容忍不透明，不诚信，没有效率的慈善和捐助，这是最最核心的，而且他们是最不希望有不确定性存在的。

　　比如说一个基金会花了几百万搞一个网站，有的基金会坐飞机，住五星级宾馆，到底是慈善的职业化，还是你正常的成本，这个很难说清。

　　我们从一开始，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宗旨，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是要给我们的监管员不留一分遗憾。我们要让所有的捐款人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在阳光下进行百分之百的捐赠。实际上我们的出发点是以捐款人为第一，我们的指标体系是让这些捐赠人，让他知道他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而且是公开透明的，这和是不是我们慈善有没有费用是两个问题。

　　时间长了，等到大家的理念个观念上都认为慈善是一个职业，是一个专业的话，我相信它会走得很好。

　　另外我要补充一下，我觉得是春天，企业家做慈善跟其他人不一样，企业家是在艰难困苦情况下，是在不是完全具备上马的情况下，他是根据现有情况去创新，去创造，去整合资源，去完成。

　　所以我同意王院长说，现在只有10%的政策项目开放，但是我们04年开始，我个人拿到基金会我掉眼泪，那么多年，一个个人国家批了你能做基金会，你去看看朝鲜，我觉得已经变动是很大了。但是首先做慈善公益，你一定要从小点开始做，持续做，形成一个面，形成一个系统，是一个逐渐突破的过程。

　　现在全国已经有2600家基金会，集中一半以上是非公募基金会的情况下，再发展的话，我觉得政策上一定有所变动。比如说我们爱佑，我们前一年捐款这一年都花出去，已经突破公募基金70%，我们所做的比国家做的还要好。

　　爱佑发展到今天，有没有可能作为个人的国家型的非公募基金变成公募基金。第二，我觉得阻碍慈善大发展的就是税收制度的改革。我要呼吁，像财产和股权的入资，很多要入，但是入不了。我们这个基金会我们是从来不做投资的，我们来多少我们就捐掉，因为我们不想让我们监管人认为我们拿了他们钱以后，我们再去做投资，国家还要把税收走，你是个投资机构还是慈善机构。我们现在不做任何的投资，我们认为像我们这样的机构去投资，得到其他收入免税是应该的。

　　第三，有这么多民间NGO，他想据的一个牌照，想成立一个基金会，现在没有出路。我想这个一定是条主路，一定要开放。

　　另外大家谈到小政府大社会，我强烈呼吁，今年政府拨了两个亿支持，太少。我希望政府购买和中央财政支持一定要扩大。

　　张醒生：我们慈善事业的标志性就是王兵你们的华夏基金[微博]会，能不能变成中国第一块另外一个001号公募基金，那就成了真正的春天了。

　　秋杨你们的基金会和王兵他们的不同，你们完全是自己在干，现在王兵从自己干，已经干成一群人干，未来可能群社会干。我们苹果基金会会不会从一个家庭基金会，变成一个面向社会的更大的一个结构？

　　王秋杨：我们刚开始完全是因为自己想献爱心就做了这些事情。但是做了就发现，你真的要做好一个基金会，你是需要很专业的。你自己做着做着你会发现，你需要专业化的团队，专业化的做法，否则你是做不下去，不可能持续的。

　　后来我们就逐渐的发现，苹果基金会应该不是一个仅限于一个企业的基金会，应该把它做成一个开放的平台，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进来。我们一开始叫关注普通人的基本幸福，后来我们改成分享公益，传递幸福。其实做公益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业，但凡做公益的人，应该都会有类似的体验，做公益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经常有些人对我说，我抑郁，我焦虑，我说我们一起去西藏做公益，后来他再没有这样的事情。做公益真的是有幸福感。

　　可能我更多的是在一线做项目，我们在前端做的我认为不够好。更多的是有人看到我做，就把钱投给我了，比如像王兵的爱佑基金，比如像成龙大哥的成龙基金会，工商银行，这些都不是我找他们的，都是他们找到我们的。他发现你越做越专业，你真的很投入了，做的让他相信你了，这都是自己找来的，这点我真的很感动。我逐渐发现，其实应该是把它做成一个平台，让更多人来参与，大家一起来做。

　　王兵说他们的基金会是把钱全部捐出去了。我后来发现，因为我是致力于做一个项目，我后来因为做到藏医学和古经书博物馆，比如一个学生招进来走出去要6年，你要长期可持续，你就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投入，这时候就需要有造血的能力，我们想帮助学校做一些三产，日月宾馆，那个是在神山里最好的旅店，那是藏医学院的三产，帮他们做藏药车间，让他们生产藏药。

　　张醒生：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展开了。你刚才已经给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过去是自己干，现在也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事业。你欢迎合伙人吗？

　　王秋杨：我欢迎。这要基于彼此的信任。

　　张醒生：基金会在国际上，每个国家，或者比较健全的国家，都有第三方的评级机构，因为你在美国自己可以成立基金会，要看你很多标准，中国能不能有第三方公益基金，慈善机构评级机构？

　　王振耀：我们现在很多评级机构索性就找的(英语)，现在开始在做，并且也邀请了。但是现在我们的指标太简单，我们公益界思维方式是需要调一调，指标太简单了，许多参加评级的人也觉得你就是那几个级。其实要复杂一点，你可以看一看，你今天的3.0，现实就有3.0。

　　你看到政策空间有多大，他们两个可以现场谈合作，没有障碍。我准备鼓励的王兵，是完全可以做更大的联合，他用办企业的理念在推动儿童的救助项目，他调动的资金是国际的，他完全可以做更大的。

　　比如说杨总，完全可以做创新性的，更大的组织实体，包括王总也在做，为什么西藏救助的平台，慈善平台为什么不可以她来做？其实创新的空间非常大。我是想说，包括今年2月份，中央已经开办了宗教进入慈善，过去我们都把宗教当封建迷信，其实台湾他们宗教做慈善，做得是很多的。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都不太会。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换一个想法，你们为什么着急变公募基金会，千万被做公募，注册非公募，因为国家，包括广州已经开始了，公募权归所有人，广州就实行了，你都可以募捐，管你非公募公募，民间组织都可以有这个资格。

　　张醒生：在国外没有公募私募，就是基金会，中国为什么叫这个，是因为我们的现行体制叫这个，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话。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有一天就叫基金会。

　　我自己当年在跨国公司是在中国最早推行CSR的先行者，我们当时碰到的问题比较幸运，因为我当时的位置比较高，我管了所有的(英语)，管了所有的政府关系，管了所有的宣传，所以我们的捐助资金当年是没有单独的预算，我从(英语)的费用里拿，我们爱立信[微博]一年在中国大约销售30亿美金。

　　我是因为没有CSR预算，我们现在有CSR的预算吗？

　　杨钟仁：我们有CSR的预算。在中国中国不缺钱，关键是更好的调配，这才是关键。因为今天主题是公益3.0，公益1.0，就是把鱼给有需要的人吃，公益2.0是授人以渔，公益3.0是大家可以共同成长。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做得很好，包括地震之后。但是有没有解决到关键的问题？如果有3.0的思维，有大家的热情，有大家的智慧，未来的中国的春天就会很快到来。

　　同时我们要思考，中国今天见到的问题，可能在美国50年以前都见过，我们怎么样在政策领域里面通过慈善家的支持来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发展。怎么样把相关资机构整合起来，同时还有一个政策引导，这样才会达到中国的春天。

　　张醒生：中国企业家年会已经11届了，今天专门来谈公益和慈善的论坛还是第一次，说明中国的公益事业确实在发展，在企业领袖的视角中已经出现了一个专门的行业，一个方向。

　　我们现在嘉宾都发言得很热烈，我们现在把剩下的几分钟时间留给我们的来宾，大家可以提问。

　　提问：我问王院长，你研究院的宗旨是什么？你的研究院是怎么集资的？

　　王振耀：我的研究院现在是做咨询、培训、教育来支持慈善行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宗旨，给业界做服务和倡导。

　　我们研究院的资金来自于两块，一块我们有一个理事会，我们有老牛基金会，有万达，范海(音)，有几个企业家来做基金会，来支持慈善事业。

　　另一块大量的资金是来自于服务，做服务，做咨询，包括给地方政府，比如给深圳做福利体系建设的咨询，他们会给一定的费用，主要是这两块。

　　提问：公益3.0是推动社会创新，今天嘉宾讲的都是公益模式本身的创新。我问一下王院长，现在中国的公益企业存在哪个阶段？是进入以基金会为主要力量，还是以单个企业为主。

　　王振耀：其实大部分都是企业家，他们在有意识的做着3.0的创新，他们过去做1.0，2.0。他们做创新了，是不是社会就开始创新了？最具体的，你们去年看公益，包括今年，有一个大众参与的慈善项目，就是邓飞(音)的免费午餐，其实它完全是公益的，它推动了公益政策的创新，最后导致国务院的政策很快发生变化，现在每年投入160亿，覆盖2600多万人。只有大家开始做，一点点做创新的时候，这个社会才会真能创新，政策也才能真正创新。你们千万别等，你们行动了，这个社会才会真有力量，政策才会真有活力，你们要想等着有一天政府会把各种政策都造好了，我再去做，永远没有这一天。

　　因此需要大家一点一点地，从非常小的领域开始，中国政策一定会充满活力。

　　王兵：有一个核心点，我们现在的企业家，我们在谈的东西，我们的角色已经转变为社会企业家，这是核心。你可能主要在捐赠，我们做的第四个项目，是对自闭症和脑瘫的，我们是一个社会企业，我们也收钱的，我们是把国外先进的对自闭症和脑瘫康复引进来，我们招收人才，也收钱，去救那些穷得付不起钱的，是解决社会问题。我们解决这些社会贫富的问题，需要改变贫穷的东西，慢慢就成熟了。   

　　杨钟仁：现在遇到的环境很多社会问题，由于经济的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科技，先进手段，怎么样用技术，产品，服务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救济型的解决问题。

　　张醒生：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继续提问了。今天我们聆听了几位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先行者，以及宏观的展望者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希望大家参与到社会变革和社会公益事业中，像他们一样进入到社会的洪流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