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第十一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2012年12月7日-9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开幕论坛-2012：改革临界点。(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2012(第十一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2012年12月7日-9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开幕论坛-2012：改革临界点。以下为论坛的详细内容。

　　朱丹：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就是主题论坛的环节了，今年论坛的主题是：“2012：改革临界点”，有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先生    

　　国家外汇管理局前副局长魏本华先生

　　青岛啤酒[微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明波先生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CEO陈东升先生   

　　东软集团董事长、CEO刘积仁先生   

　　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综合公司/企业投融资主席龚方雄先生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杰先生

　　朱丹：从1978年我国开启了对于改革的探索开始，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红利给我们国家带来长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高峰期，刚刚闭幕的“十八大”上确立了下一步我们国家以改革统领全局的这样一个发展基调，也就意味着我们重新站到改革的临界点。这种改革不仅仅让我们解决和消化过去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经济和矛盾的困境，更重要我们要通过改革开启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征程。就这些话题，我们今天也特别想跟场上的嘉宾一起探讨，首先请七位嘉宾用3-5分钟的时间来总体阐述一下你们认为改革的必要性，着力点或者下一步改革的趋势在哪里？

　　侯云春：我认为中国应该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不断进行自主创新，进一步释放制度的红利。最近美国人写了一本书，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失败，他们的观点认为影响一个国家成功还是失败，有地理位置的因素，有资源禀赋的因素，但是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我们国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已经进入了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个是和我们这么多年来的改革和制度创新有很大关系的。

　　那么，我们下一步能不能成功的跨越中等收入陷井，翻过高速度的高墙，跨进高速度国家的行列，也取决于我们能不能进行自主创新。很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可以支撑这个国家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不足以支撑它成功的跨越高收入的高墙。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跨过中等收入陷井。         

　　朱丹：改革的方向或者着力点在哪儿呢？         

　　侯云春：这个方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方向，改革的着力点在于给企业创造一个规范的、公平的、可预期的市场环境，最好的宏观政策是让大家感觉不到变化的宏观政策，最好的经济环境也是让企业能够有一个可以预期的经济环境。         

　　魏本华：谢谢主持人，我全部赞同侯云春主任的观点，我和侯云春主任是中央党校同学，好多观点一直是不谋而合。讲主持人提出的题目之前，听了上一场重塑商业安全边界这个题目的讨论，我有一点议论。    

　　第一、所谓商业安全，我认为现在是没有边界的，如果要看2012年不光对我们，对全球来说可以说是相当困难，甚至是最困难的一年。为什么？就是因为欧洲债务危机的因素波及到我们，从欧洲到全球，包括亚洲地区，包括我们。所以，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分两个方面，从我们国家自己内部如何加强政策上的制定，为民营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一轮的风险我认为真的是从外部传染到波及到中国，怎么预防这个外部风险，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当然，限于时间不好展开讲。 

　　主持人刚才提高的问题我也很感兴趣，我认为“十八大”报告我们都在学习之中，我只能从金融角度谈一谈自己的看法。第一，我觉得“十八大”报告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信号，新一代的政府领导人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核心有力的声音，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因为西方国家往往担心当政府换届的时候有没有政策连续，当然政府即将出台的这些改革开放政策，我相信全国经济工作会议肯定很快就要如期召开，大家会马上体会到，毫无疑问的事情，这一点我觉得外界理解中国领导人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谈到金融领域，未来的改革一是党的一个总体报告，用了大概114个字形容改革，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和当前的很多话题很有联系，就是逐步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因为本轮金融危机简单说是一个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危机，波及到我们，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金融未来的改革方向重点就是强调要改革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使他们能够更好的为中国的实体经济服务，怎么为这个实体经济服务，我觉得有几方面的风险。比如汇率是一个风险，怎么回避汇率风险问题，我们当前推进的实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帮助企业回避过去人民币和美元或者其他货币之间的兑换损失以及风险。所以，如果我们逐渐的实行资本项目开放，为我们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企业，甚至包括个人他们如果有能力、有兴趣愿意到境外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外汇管理要积极的动脑筋，想办法，比如目前的QFii都是成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企业要发展，目前刚才听了国家统计局领导的发言非常有感慨。总体上来讲，经过34年的改革开放，我认为我们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很强的基础，不论从企业的管理水平，人员的素质，包括宏观的大的环境，基础设施这些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可能在很多领域里是产能过剩，供给这方面大大的超过需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个方面，我觉得真的是要企业走出去，向外发展，这点如果我们回顾日本企业，它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目前我们成为WTO成员已经10多年了，但是美国还有一些国家仍然对我们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政府之间的谈判，通过WTO渠道解决之外。另外，我觉得要开拓新的市场，特别是比如说我们亚洲地区的周边国家，东盟国家，另外非洲对我们来讲，我们中国的技术非常适合他们，产品也很适合他们，当地也欢迎我们，只要我们政策有力的推行，引导他们，相信中国企业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发展途径。  

　　朱丹：谢谢魏局长带来的建议和分析，今天不仅请到学者和官员更有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也是企业思想家们，接下来听听陈总的观点。         

　　陈东升：就两个词，一个坚持市场化改革，还有坚定的反腐败，这是更大的全民共识。市场化改革是经营家的共识，但是坚定反腐败是全民的共识。其实西方都走这样一个道路，镀金时代、黄金时代带来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金钱控制一切，其实在西方在美国都发生过，呼声很大，叫进步主义时代。中国是不是处于一个黄金时代向进步主义时代过度？当然，中国不喜欢对比，我经常喜欢用历史来比较，民营企业家的历史，美国这150年的繁荣，1861年南北战争真正开始，美国经济层面我们叫工业化、现代化，国家层面叫崛起。所以，美国的崛起过程很有意思，从1861年的南北战争，大约到二次大战，当年美国崛起的时候，欧洲都说美国威胁论，现在中国威胁论我就不展开讲了，其实及其相似。作为农业化国家，大量的引进外资，跟我们30年的过程及其相似，要读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    

　　二战后就进入到一个消费主义时代，真正讲的这段历史，中产阶级崛起，全面理财时代到来，消费主义时代到来，这是二战后叫消费时代。1862年到二战之前是消费主义时代，但是到70、80年代就进入个人计算机、互联网，就刚刚讲的数据时代了。实际上美国基本上这三个时代。这三个时代产生了三批伟大的企业家，工业巨头、钢铁大王、石油大王、汽车大王，消费大家知道迪斯尼、好莱坞、可口可乐、麦当劳[微博]，又产生一批这样的伟大企业。到了互联网时代，大家知道的比尔盖茨、乔布斯，还有今天的这些年轻的创富英雄，谷歌[微博]、Facebook这些，很有意思。三个时代，支撑了美国经济150年的繁荣。    

　　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美国这150年浓缩在中国今天30年。所以，有时候我们对国内企业的认识大家都不明白，工业化时代、城市化时代，中国的工业化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毛泽东时代完成的，所以这个遗产留下来，工业巨头没有民营企业家，金融基本在国家，但是高科技互联网时代，今天的马云[微博]、马化腾、李彦宏三巨头没有一家国有企业。你看联想，你看海尔，包括高端一点的制造业，你看华为，这个领域没有国有企业的影子。    

　　所以历史来看，这一块完全是民营和市场的天下，中国很有意思，中国现在正在进入我们讲的所谓08年是一个中国经济的拐点，拐点的核心就是我们和美国的这个十年这样一种经济契合的模式断了，中国从出口、投资，消费在后面的这种增长模式要倒过来，变过来是消费、投资、出口这样一个模式，这个变向是很艰难的，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中国经济正在转型，转型就是向内需和消费，实际上才有中产阶级的形成，中国正好是从工业主义时代向消费主义时代转型。其实商机未来在消费领域，中国还没有伟大的消费企业，王健林应该是从房地产转向，他也可以做成中国的迪斯尼，看他怎么从硬件到软件转型成功，哇哈哈有没有这种气质做成中国的可口可乐。在消费主义时代大家还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所以我说这么多核心，一句话就是中国是两个，一个是持续的市场化改革，经济要起速成长，第二个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透明，实际上这两个方向。    

　　再说回来，反腐还是社会现象，政治现象，只要坚定的反腐败，就一定能够带来我们的行政体制，我们的政府主导经济体制的改革，要彻底从制度上消除腐败，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所以，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以反腐败为核心，未来这个抓手中国的反腐败时代就会到来，没有从体制上，政企不分开，大政府的手不管住，不建立小政府大社会，整个腐败不能根治。所以，反腐败会带来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带来一系列社会的进步。所以，反腐败的核心的核心就是要透明，还有一个官员的身份要正。现在一抓都是贪官，我认为有些可能不是贪官，薪水太低了，一定会造成这个现象，为什么不面对这个事实进行改革，但是你不走小政府，高薪做不起，养不起一个庞大的官员的群体，所以要真正的从制度上反腐，首先要改革政府。你不走小政府大社会的道路，高薪养廉是做不到的。所以，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以反腐为抓手，带来公众透明时代的到来。

　　朱丹：谢谢陈总，以历史的脉络的严格，又在全球的发展视野背景下探讨他的改革的思考，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以反腐败为核心。我们听听孙总，您怎么看？您的改革观什么？   

　　孙明波：我对未来改革两个期待，虽然都说国企改革不是什么主体，但是我认为国企改革远远没有完成。目前我们青岛啤酒其实国企和国企不一样，国企有央企，也有地方国企，所以竞争还是不断的存在的，但是体制上也是不断的存在的。我们作为青岛啤酒明年就110周年了，而且我们自己确定的使命就是两点，一点就是我们要把青岛啤酒这个中国的民族品牌打造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化的品牌，屹立于国际名牌之中。第二是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

　　我们啤酒行业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国企改革为什么要进一步深化呢？还是感觉到我们现在在国内面临的竞争对手已经是国际上数一数二的。从经济和体制上来看，我们仍然感觉到还是面临一些制度上的约束。    

　　具体来讲，我们感觉到约束就是现在国家国资委制定了一些体制和政策，我们地方国资委原则上是照搬照抄的，刘司长也在，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给予批评指正。我认为还是不一样，中央国企有它的使命，主要是国计民生，以垄断行业为主要的。但是，作为地方国企，基本上都属于竞争领域。我的想法关于国计民生公共物品，或者是办公物品，那么按照公共物品的机制来对待，是完全竞争行业，就得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建立它的机制和体制。也就是刚才我们前面三位领导所说的，市场化方向仍然是改革的一个主流方向。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种竞争性的国企，特别是地方国企它的市场化程度应该高于央企，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够一刀切的来对待不同的企业，或者不同定位的企业。所以，我认为我们国企改革我希望在未来应该有所区别对待，不同定位，然后发挥各类国企的市场方面的优势，为整个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是一个期待。    

　　第二个期待是对我们自己的期待。大家都知道青岛啤酒是一个也可以说国际化比较早的企业，50年代就开始全球化出口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产品已经是畅销与全球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其实国际化的道路上我们感觉到我们面临很大的约束，这个约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不怨政府，也不怨别人，怨我们自己。我的观念就是一个企业是不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不是看你在全球投资有多少，不是看你在全球卖了多少产品，不是看你建了多少营销网站和企业生产基地。我的观点就是其实全球化，包括国际化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都是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始终认为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做的最优就是国际化，而不是说别人的制造已经是淘汰了，那么我们非得到发达国家搞制造，这个我过去说是反全球化。    

　　作为我们青岛啤酒，我们的国际化更重要的层次是要改革我们的文化体制，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发展历程来看，过去我们青岛啤酒是一个青岛本地的企业，我们青岛本地的人才和文化，我们所利用的资源基本上都是我们青岛的，在前十几年的扩张当中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企业，全国性的企业并不是在全国现在60家工厂，我们的网络覆盖到全国各个角落，我们就是全球性的企业了。我比较自豪的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建立了可以容纳全国不同文化这么一个文化体制，这么一个开放的、包容的一个文化，所以我们的高管团队已经实现了全国人才的融合，我们的会议也做到了不同地方方言大家互相的沟通和交流。

　　所以说，我们认为我们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可以容纳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我认为这是地方化到全国性一个质的转变。未来我们实现全球化公司的目标的前提就是我们还得不断变革，所以我们的文化更加开放，达到能够吸引全球最优秀人才，而且在我们公司能够发挥作用，能够留得住，能够不断的创造价值，这是需要我们不断做下去的一种变革。青岛啤酒总结110年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变革和发展的历史。所以，我们青岛啤酒，我认为我们保持基业常青，保持朝气蓬勃，就是我们不断的变革和不断的创新，谢谢！         

　　朱丹：不同的所有制结构的企业和不同领域的企业家都带着自己独特视角的思考站在改革的临界点上谈了他们的观点，接下来听听IT行业的刘总，您怎么看？

　　刘积仁：我们在讨论政府的改革本身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一种企盼，因为我们都希望未来我们的经营的环境，或者这个社会给我们能够提供一个越来越好的环境。所以，我特别赞同陈总的面向市场的制度，还有反腐等等这些方面，我们社会能够做的更好。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方面对我们企业未来的经营能够带来多大的影响，我觉得至少有几个方面的思考，对我们企业的生存很重要。    

　　第一、政府改革的过程一定是需要时间的。我不认为中国的整个社会环境会一下子跳的像我们理想的那么好。事实上当我们对中国目前这个环境不是很满意的时候，你看全世界跨国公司的CEO们都对中国的环境和企业是那么样的羡慕，那么样的赞赏。那么，他们到中国来发展，而且在中国，在他们的业务上往往也是成长的速度最快的一个区域。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我们企业反而应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无论在一种政府是否能够快速变革的环境下，我们的企业的生命力在什么地方，我想这一个方面应该引起我们企业的重视。    

　　第二、事实上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过去我们积累的很多的所谓的竞争能力和我们活到今天的本领大概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间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政府改革会怎么样，还是说我们自己改革会更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我看自己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比政府的变革更为重要。

　　原因至少有几点：1、我们低成本竞争的能力，今后永远不会再回去了，你不要期望今后会便宜，只能会越来越贵。2、我们都希望国内的内需，我们现在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为我们原来羡慕的富人现在越来越变成穷人，原来他们要买我们的东西，现在他们在期待我们买他们的东西，这个格局已经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另外，我们原来这种生产能力，过去30年间我们高速的打造了我们制造的效率，精细的管理。但是，今天我们发现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并不需要那么多我们所生产的产品，这个需求量在不断的萎缩，而我们一直说的中国的内需，我们事实上中国的老百姓改革开放30年，我们平均的消费的能力并没有像我们GDP增长那么快。通货膨胀、房子的压力，物价的上涨，事实上中国的老百姓在提升他内需的能力方面十分的有限。我们如果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当然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我们的企业也会遇到新一轮的成本不断上涨的压力。所以，这样的一些情况在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又看到迎着我们前面来到的是全世界的跨国公司都把中国当成它一个新的生命的再生地，研发中心到中国来发展我们并不熟悉的那些新兴的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等。    

　　事实上我们如果把我们面前可能遇到的众多的因素仔细考虑一下，可能你的竞争对手就来自于你的行业，未来遇到的很大的对手来自于你的行业，还有正在发展的一些新兴的产品，可能大家并不熟知。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年轻一代新的消费观，我还真是有一点好奇，未来我们所有的商场是未来的购物的展览中心，还是真正的消费的市场。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商店是看货，回家买东西，半夜买东西，白天选择东西。越来越多的商业在今天的云时代，互联网的时代在断路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说越来越多的直销，越来越多的市场在网络上的价格的竞争都会使我们原来的商业的模式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很多企业所面临的危机是企业本身的商业的模式，竞争能力在新的环境下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种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期待政府还能造一个过去的环境，让我们永远可以赚到钱，让我们投一个东西就能赚到钱，让我们跟政府有很好的关系就能赚到钱，我认为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新的时代我们还没有培养出来我们竞争能力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的市场，我们会看到，我们要拉动的新兴的消费几乎要来自于全世界那些特别成熟的在现代服务业新消费业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这些经验与我们竞争。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做企业，我觉得没有人能预测未来，我也不相信我们的政府能够准确的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不确定性是这个时代的根本的特征，全世界都一样，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家对他们国家的政府都那么满意，几乎都是看着别人的政府比他自己的政府要好。这样一种局面，我相信就是我们未来的常态，这种常态就是什么呢？企业的生存的基本的道理就是冬天能活，下雨能活，困难能活，有钱能活，没有钱也能活，而这种活需要企业有更长的发展的战略，而不是靠那种机会，靠别人给你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这是我对政府的改革。所以，我认为聪明的企业还是把希望放在自己的身上更为牢靠一点。

　　朱丹：您的观点就是把自己做好这才是硬道理。我们听听龚总您对下一步改变的趋势它的着力点怎么看？         

　　龚方雄：我感觉到今天尤其参加这个论坛体会非常深刻，未来的十年，未来的五年是中国另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黄金十年。那么，未来的十年跟30年前我们启动的改革有明显不同的特征。30年前大家知道我们的改革启动于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改革。现在看来，下一步的改革可能是微观驱动，自下而上的改革和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改革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更加令人兴奋的一个过程。

　　怎么这么讲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前一个论坛和我们前面几位嘉宾讲的已经充分的体现了这种特质。大家看到高科技的柳总，他谈的是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马行长讲的是科技，讲的是创新，李总讲的是国际化，我们地产的先驱和大王，也是我们地产业的市场价，讲的是历史和政治，这就是微观层面，蠢蠢欲动思变的这么一个思潮。“十八大”以后新风，新领导层放出来的政策的信息特质非常明显，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变化，其实很简单，我们面临的挑战跟30年之前面临的挑战不一样，30年前中国人很穷，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致富。但是，我们现在改革的目的拓宽了，不仅仅是致富，不仅仅是说要达到所谓的发达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等等。但是，改革还有它的社会目标，还有它的政治目标，反腐刚刚陈总讲的也是政治上的一个目标。    

　　那么，这个其实跟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现在经济上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井。大家知道中等收入陷井是非常不容易突破的。中等收入陷井是怎么一个命题呢？经济学里面经常谈到这个问题，很多人也很困惑，为什么很多国家，比如说像中国一样发展了30多年，高速成长，人均GDP进入3000-10000美金的时候就会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井？就是大多数国家只能进入到所有的中等收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只有一小部分国家能够成功的迈入后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这是怎么一个现象呢？其实很简单，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想的太复杂，其实中等收入陷井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从经济学家来讲很简单，当你的月收入5000以上，一般会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成本上升，环境成本上升，各种成本上升。但是，经济成长的这种动力对经济成长贡献的因素的分析有多种多样的方法。但是，很简单的区分，经济成长就是两部分的驱动力，一部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劳动供应量的增加，这两部分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    

　　但是，过去30年我们平均经济增长9.9%，劳动供应量增加的贡献2-3个百分点，其中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成长力的贡献大概3个百分点左右，这个非常高。为什么？大家看美国，美国是创新的源泉，美国经济体的微观创新能力非常强。但是，美国这么一个创新体非常强的地方，它的经济成长过去30年平均也就是2%-3%，其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的贡献也就只有2%左右，它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远低于缺乏创新严重，在微观层面缺乏创新的中国。为什么呢？很多人说中国没有创新，我一直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中国的创新在于制度创新、体制创新，这解决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劳动生产力和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这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源泉。    

　　现在我们面临什么问题呢？各个成本都上升了，劳动生产率必然下降，企业的盈利能力必然下降。我们人口红利的最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劳动供应量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过去30年是2-3个百分点，未来十年，二十年，可能也就只有1-2个百分点左右，加上成本的上升，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中国的增速必然放缓。很多没有逃过中等收入陷井的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同样的，像牙根挺也好、南美也好，甚至以前讲的大家知道以前的提法亚洲有四小龙，五小虎，只有四小龙成功的买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或者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五小虎都还在中等收入陷井中徘徊。他们都曾经辉煌过，他们都曾经像中国这样经历过二三十年高速的成长。

　　所以，中国要突破中等收入陷井的出路何在？那就是继续的改革开放。因为中国粗放型的成长还可以靠改革开放来推动，因为很多粗放型的成长的动力还被很多体制所束缚着。刚刚陈总讲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概念一个很好的例证，中国什么东西都要批，政府重叠，人员设置重复，多大的一个政府，如果你把这个能减下来，我们很多制度层面反腐的体制才能建立起来。

　　但是，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释放出很多新的生产力，能够给我们民营企业也好，甚至国营企业也好松绑。比如国营企业，大家经常在讨论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会把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立起来。其实这个事情在改革这个框架下是不对立的，未来发展在国有企业层面也是要把它市场化，民营企业的改革在哪儿？我们创造了一个为民营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但是国有企业靠垄断机制，垄断资源。

　　朱丹：刚才龚总从全球视野的背景下跟我们探讨了他对于下一步改革的方向的趋势和判断，最后想听听张总，因为张总是从事着传统的纺织机械行业，现在也向文化产业进军，您对下一步改革发展的判断是什么？         

　　张杰：上面各位发言都很精彩，说了很多宏观的问题，大家都在思考中国未来会怎么样，对30年改革的成功有没有信心，但是对未来有很多担心。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的故事，一个真实的例子，我觉得可以很好的看到我们的未来。我们恒天集团是做传统的纺织机械行业的，我欣喜的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在前天世界上我们对手最大的全球第一的纺织机械制造上宣布把它的一款棉纺织机械和一个专件的业务卖给了中国的江苏的一个民营企业家。这是我要告诉大家故事的背后是这样的，作为完全竞争性的纺织机械制造业，大家一直都不看好的，说完全竞争的行业国有企业能不能做？中国企业能不能做？而且我们纺织是比较早的进入市场。这十几年的竞争的结果，这个行业的背景是每年增长率3%左右，产能大概过剩到40%左右的产能过剩，一直处于完全高度竞争的行业。通过这些年竞争的结果，我刚刚告诉大家了，对恒天集团来说，被动的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机械集团，因为我们的对手将他的一部分业务卖给了我们的民营企业。我相信在可见的未来，可能许多的世界级的这种产业都可能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也就是中国竞争的未来的格局。    

　　我们有很多担心，我们担心我们的改革，我们又很担心我们的环境。我一直讲的一个观点，我们不要太担心未来，你要相信我们国家领导人的智慧，我说毛泽东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从遵义会议带领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新中国的胜利。邓小平在我们国家经济快崩溃的时候，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中国今天的发展。我们一代一代的领导人都在不同的困难时期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方法带领我们中国前进。我自己也在想，我们几代领导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给我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叫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告诉我们怎么走这一条路，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告诉我们怎么认这条路，胡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怎么建这条路。我相信新的领导集体，一定会告诉我们怎么更好的建这条路，走这条路，望好这条路。我更期待着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在国有、私有和民营，以及跨国公司共同成长，共同发展，推动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未来的时代，谢谢大家！

　　朱丹：其实我们说市场化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调控上的基础性作用，换言之就是限制政府这只看得见手他的作用。刚刚几位企业家也谈到了在政府体制改革上究竟应该怎么改？我们想听听我们的学者性官员，侯主任和魏局长你们怎么看？

　　侯云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需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宏观调控当中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两者不可替代。至于这两个怎么结合好，掌握好它的度，这是需要我们下一步应该认真加以研究的。企业在市场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守纪的进行经营，企业和政府需要结合好。这不仅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他们这次经济危机也给他们出了这么一个题目，怎么样把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结合好，这次国际金融危机那就是创新过度，需要加强政府宏观的审慎监管，怎么样把宏观审慎监管和市场主体的金融创新有机的统一起来，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需要全世界各国共同回答的一个命题。         

　　朱丹：魏局长我们究竟如何限制这只政府看得见的手呢？         

　　魏本华：如果用冯总的故事很难回答，我又是全部赞成侯主任的观点，因为咱们都做过官员，您现在仍旧是官员。政府的作用要客观的看到，一个是和平繁荣时期，政府的作用，特别是民营企业希望作用小一些。但是，我觉得从法治环境，政策环境，从文化，包括教育，政府仍旧要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如果你不把这些条件创造好，企业很难得到发展。    

　　第二、侯主任也谈到，比如这次金融危机期间，其实西方政府，我看比我们中国政府发挥的作用恐怕还要大，如果美国不救市，欧洲不救市，全球的金融市场就会崩盘，怎么看待这些问题，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也要有全球的境界。不管怎么说应该是市场取向，作为政府，作为行政部门，应该树立一个非常明确的旗帜，你是为企业服务，为百姓服务，我觉得拿一个做指导，这个工作应该是有所改进的。         

　　朱丹：谢谢魏局长。从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以政府主导的扩大投资规模主要都是通过国企的扩张来实现的，这也使国企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规模和控制力都在迅速的扩大。那么，很多人都说这是一种国进民退的感觉。我想问一下各位企业家不同领域，不同所有制结构的几位企业领军人物，你们怎么看站在改革的临界点上，对于国企和民企之间关系的这种重构？    

　　魏本华：国企形成的历史就是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我认为中国国企改革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没有的成就。大家觉得国企垄断，是不是跟民企获得的资源不等同，其实肯定是。大家不要把国企看的那么重，因为国企我坚信社会保障的要求，未来变成服务性政府，公共性政府后，我们要大量的钱花在老百姓身上。现在国企的改革没有太大的制度性的障碍，这是交给历史说的。还有市场上国企和民企看起来都在市场上竞争，所取的资源，还有政府中组部的任命，党的高级干部，政企不分。

　　所以，国企和政府改革，我觉得坚持改革的方向，大政府变成小政府，是十年，是二十年，是三十年，是五十年，一定要从一个投资性的政府，建设性的政府，逐步过渡到一个公众性的政府。还有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变成球员和裁判间的一个政府，所以政府的改革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进程，还有一个我们过去是共产党一包天下，计划经济走过来的，还有从无限政府，走向一个有限政府。我相信这个市场里面没有政府是不成长的，经济就是个人、价值、企业，社会就是政府，这三位一体构成了经济社会活动，政府也是市场的一部分，也是市场活跃的一部分。所以，极端的市场主义说不要政府，这是一个理想主义，是不存在的。

　　所以，政府往往你看西方历史的过程中很有意思，当经济危机的时候大政府就出来了，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一直到市场化改革，到克林顿，现在08年大危机，诞生了奥巴马的民主党，又一个大政府。政府和经济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经济繁荣的时候，政府的作用小一些，当经济危机大一些，政府要干预，可能政府作用大一些。         

　　朱丹：听听孙总。

　　孙明波：所谓的国进民退，我感觉到这个说法不是太全面。我认为国进民退应该具体来讲，国有企业它所面临的任务和使命和民营企业应该是有严格的区别和定位。严格的讲国企就是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的能源，我们的粮食，没有国家统一的控制和掌握，我们现在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形势。当然，在掌握国计民生的前提下，适当的搞活经济，民营企业不断的参与，这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但是，我们的国计民生，我们的能源、粮食，以及基础设施，这些东西我认为还做的不够，我们一定要通过这几种机制把公共产品打造成为全球最优的，而且最有竞争力的，而且能够抵御别人的封锁，我觉得这是提升国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现在大家谈论的国进民退，我认为好象是一种错位，也就是国企辐射面过广，也是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青岛啤酒作为控股企业，无论在资源配置上，无论在资金方面，无论在其他方面和民企一样完全是市场化，我们在市场竞争方面，也是靠我们一城一池的去打拼出来的，但是我们唯一的限制就是国企官员的薪酬是被控制的。

　　所以，国企的竞争力在什么地方呢？我的观点，国企官员不代表全国，他的素质还是高的，尽管他的薪酬体制，其实我们企业管理层的薪酬远远低于下面，下面可以放开，但是我们的事业心，我们不想比别人干的差。而且啤酒行业有一个特色，就是整个啤酒行业没有民企，除了国企就是外资，所以说我们啤酒行业面临的竞争对手就是全球数一数二外资企业，我们必须不能输给他，必须在市场上把它打败，必须把青岛啤酒的品牌树立起来，这个不但要进，而且要大踏步的进，这不仅是对国家，也是对整个社会。

　　朱丹：我们探讨了关于改革当中的竞争的问题，不管国企还是民企，引入竞争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在座的朋友有没有看到最近特别精彩的一部电影，叫《少年派的精彩历程》，很多人说到底哪个是真实的，其实这两个故事描绘的都是每个人心中都卧虎藏龙，这只老虎可能就是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面临着创新转型的压力和恐惧。但是，正因为有了这种压力和恐惧，也让我们时刻保持精神上的警觉，调动起所有的生命力来去对抗，来去完成，来去创造，来去前行。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的探讨智能告一段落了，最后请每一位嘉宾用一句话总结一下站在改革的临界上上你们的寄语从侯主任开始。         

　　侯云春：坚持市场取向改革这个方向，不断的创造制度红利。         

　　魏本华：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应该是有一个承上启下的因素，我们要继承以往的成绩，走向新的前程。         

　　朱丹：继往开来。

　　陈东升：向一个成长性的社会，向一个成熟性的社会迈进。         

　　孙明波：坚持市场方向，打造自身优势，创造美好未来。         

　　刘积仁：期待中国的市场环境更好，要学会在任何的时候都能获胜。         

　　龚方雄：应该说改革和创新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井的唯一出路，我是来自金融界，对金融行业，尤其中国的金融行业，尤其如此，中国应该加快金融产业的市场化的改革。

　　张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一定只能走自己的路。         

　　朱丹：谢谢，也感谢所有嘉宾的智慧分享，我们也期待着在重塑的改革红利下能为我们经济发展带来新的不懈不竭的动力，主题论坛到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