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第十一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2012年12月7日-9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综合公司、企业投融资主席龚方雄。(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2(第十一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2012年12月7日-9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综合公司、企业投融资主席龚方雄参与开幕主题论坛“2012：改革临界点”。

　　龚方雄提出，未来的十年，未来的五年是中国另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黄金十年。那么，未来的十年跟30年前我们启动的改革有明显不同的特征。30年前大家知道我们的改革启动于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改革。现在看来，下一步的改革可能是微观驱动，自下而上的改革和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改革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更加令人兴奋的一个过程。

　　中国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就是继续的改革开放。因为中国粗放型的成长还可以靠改革开放来推动，因为很多粗放型的成长的动力还被很多体制所束缚着。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应该是有一个承上启下的因素，我们要继承以往的成绩，走向新的前程。

　　以下是龚方雄论坛发言全文实录。

　　龚方雄：我感觉到今天尤其参加这个论坛体会非常深刻，未来的十年，未来的五年是中国另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黄金十年。那么，未来的十年跟30年前我们启动的改革有明显不同的特征。30年前大家知道我们的改革启动于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改革。现在看来，下一步的改革可能是微观驱动，自下而上的改革和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改革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更加令人兴奋的一个过程。

　　怎么这么讲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前一个论坛和我们前面几位嘉宾讲的已经充分的体现了这种特质。大家看到高科技的柳总，他谈的是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马行长讲的是科技，讲的是创新，李总讲的是国际化，我们地产的先驱和大王，也是我们地产业的市场价，讲的是历史和政治，这就是微观层面，蠢蠢欲动思变的这么一个思潮。“十八大”以后新风，新领导层放出来的政策的信息特质非常明显，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变化，其实很简单，我们面临的挑战跟30年之前面临的挑战不一样，30年前中国人很穷，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致富。但是，我们现在改革的目的拓宽了，不仅仅是致富，不仅仅是说要达到所谓的发达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等等。但是，改革还有它的社会目标，还有它的政治目标，反腐。刚刚陈总讲的也是政治上的一个目标。

　　那么，这个其实跟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现在经济上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井。大家知道中等收入陷井是非常不容易突破的。中等收入陷井是怎么一个命题呢？经济学里面经常谈到这个问题，很多人也很困惑，为什么很多国家，比如说像中国一样发展了30多年，高速成长，人均GDP进入3000-10000美金的时候就会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井？就是大多数国家只能进入到所有的中等收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只有一小部分国家能够成功的迈入后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这是怎么一个现象呢？其实很简单，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想的太复杂，其实中等收入陷井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从经济学家来讲很简单，当你的月收入5000以上，一般会出现劳动力成本上上，资源成本上升，环境成本上升，各种成本上升。但是，经济成长的这种动力对经济成长贡献的因素的分析有多种多样的方法。但是，很简单的区分，经济成长就是两部分的驱动力，一部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劳动供应量的增加，这两部分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

　　但是，过去30年我们平均经济增长9.9，劳动供应量增加的贡献2-3个点，其中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成长力的贡献大概3个点左右，这个非常高。为什么？大家看美国，美国是创新的源泉，美国经济体的微观创新能力非常强。但是，美国这么一个创新体非常强的地方，它的经济成长过去30年平均也就是2%-3%，其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的贡献也就只有2%左右，它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远低于缺乏创新严重，在微观层面缺乏创新的中国。为什么呢？很多人说中国没有创新，我一直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中国的创新在于制度创新、体制创新，这解决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劳动生产力和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这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源泉。

　　现在我们面临什么问题呢？各个成本都上升了，劳动生产率必然下降，企业的盈利能力必然下降。我们人口红利的最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劳动供应量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过去30年是2-3个点，未来十年，二十年，可能也就只有1-2个点子左右，加上成本的上升，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中国的增速必然放缓。很多没有逃过中等收入陷井的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同样的，像牙根挺也好、南美也好，甚至以前讲的大家知道以前的提法亚洲有四小龙，五小虎，只有四小龙成功的买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或者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五小虎都还在中等收入陷井中徘徊。他们都曾经辉煌过，他们都曾经像中国这样经历过二三十年高速的成长。

　　所以，中国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何在？那就是继续的改革开放。因为中国粗放型的成长还可以靠改革开放来推动，因为很多粗放型的成长的动力还被很多体制所束缚着。刚刚陈总讲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概念一个很好的例证，中国什么东西都要批，政府重叠，人员设置重复，多大的一个政府，如果你把这个能减下来，我们很多制度层面反腐的体制才能建立起来。

　　但是，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释放出很多新的生产力，能够给我们民营企业也好，甚至国营企业也好松绑。比如国营企业，大家经常在讨论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会把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立起来。其实这个事情在改革这个框架下是不对立的，未来发展在国有企业层面也是要把它市场化，民营企业的改革在哪儿？我们创造了一个为民营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但是国有企业靠垄断机制，垄断资源。

　　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应该是有一个承上启下的因素，我们要继承以往的成绩，走向新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