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马里兰大学国家增长中心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讲座教授丁成日教授演讲

　　丁成日：非常荣幸，第一次参加关于城市国际化的论坛，我是搞城市经济的，受邀请的时候选了这么一个题目，讲这个题目有一个故事，2004年我带了一个唯一团队介入，当初我们作了3000万到35000万的人口规模，当时他们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国际经验如何为北京借鉴，二是如何在市场经济下作规划，三是对规划本身如何作出客观的评价。当时我们作了300万到35000万的时候，我们说北京的人之间都口受资源的限制只能做到1650万，我们说北京3000到35000，基于三个理由，一是国际上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二是参照国际发展的参考，三是非常强调北京市不是北京的北京，北京是全国的北京，所以北京的发展一定要纳到全国的体系当中考虑，而不能就北京而北京。社科院组织很大的团队论证北京的人口水资源只能支撑1650万，我们看了报告之后分析指出整个理论分析，在现实假设当中基本上是有严重的缺陷。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水，农业用水占70%、80%，如果城市化当中没有农业了就会节省多少水，假设现在这样的城乡结构当中，假设现在农业用水占了70%、80%之后，这个假设要考虑到，当北京没有农业的时候能节省多少水要考虑到。

　　在一个劳动力市场充分流入的情况之下，每个城市都达到理想的最优点，所有都是一样的，是这种情况。中国不存在，美国也不存在，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

　　美国的情况是这样的，各个城市即使在规模经济普遍的情况下，都有自己特殊的效用函数，达到一种均衡，首先是城市体系的均衡，就是无论城市规模大小，城市的效能函数是一样的，这是劳动力城市要素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城市不能过小，只能过大，为什么？因为在这两点上函数是一样的，如果这个城市有两个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城市会消亡，最后只有另外一个城市。这是一种在充分均衡情况下，这个效能函数是一样的，达到一种均衡。这个均衡还有另外一个隐含条件，就是城乡均衡，到美国的话几乎没有城乡差别，美国没有说住在纽约城市和住在华盛顿城市更有优越感，在北京就不大一样，这是一个市场充分发育，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情况之下的城市体系的均衡。

　　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特大城市为什么总在大？有几个原因，重大的事件往往发生在特大城市，比如奥运会发生在伦敦、北京的奥运会发生在北京，一旦发生在特大城市一定会带来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建设，导致这个城市的效能函数会向外扩张，最后这个城市在不断地扩大，这是一个原因，不经常、重大的事件往来会发生在特大城市。

　　政治上有一个词儿叫“Too  big  to fail”，过去雷曼兄弟发生了破产，没有办法救，芝加哥银行破产保护，为什么政府救了一家呢？在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无数个几百万个企业破产，美国没有救，为什么没有救？就是说太大了，不能失败，任何问题发生在北京，不只是北京政府要关注，中央政府也会关注，结果是什么？导致北京会不断的加大。以北京为例所有的政策和规划、管理、战略目标都是限制北京的人口战略定位，规划定位，但是采取的所有行动都使北京越来越大，因为太大了，不能失败。

　　城市动态、城市增长，美国有很多城市在衰退，比如巴甫洛，决定城市经济增长和衰退的是经济和结构，还有一个重点，一个城市的发展一定拖开不了时代和国家区域发展的冲击趋势。芝加哥代表美国发展有一个深层问题，还有一个最新的最近10几年、20几年的理论发展进步，我们城市发展按照规模经济不变的假设，还是按照规模经济递增，规模经济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才有一个最优规模。还有一点，过去在国外上世纪60年代谈城市病，在国外已经不谈了，没有一个城市因为城市病导致了这个城市的衰亡和不增长，我们过于强调城市病，要对它有重新的认识。还有一个特大城市的磁力，最新一个成果，为什么大城市高工资，最新的成果是劳动力的匹配，因为时间关系不展开了，是找工作的人找最好的工作，雇的人可以找到最好的工作，这在大城市里面是最好的匹配。还有一点，机会和期待，就是对下一代的期待，向大城市移民的冲动，是劳动力经济学以及未来对下一代的期待导致对不断地向大城市的用尽。

　　我们非常小心这是一个点和面的问题，环境容量、资源承载力和约束对城市来说不适合，对地球来说可能不适应。城市发展规律和认识，即使按规模经济不变，每个城市都有效能函数，但是每个城市的效能函数没有办法确定，所以谁介绍北京的效能函数，只能是扯淡。我们知道城市均衡规模大于最优规模，就是城市一定是过大的。如果城市是规模经济的话，我们对以前所有的认识要重新的更正，重新的认识。特大城市的发展一定要注意不是它自身的原因，还要考虑到整个城市体系，我们对规模的积极意义要重新认识，这在日本已经重新进行，特别是东京，东京3500万人口在1990的时候首次在日本定东京发展战略的时候重新被规模，重新进行认识。不能根据规模决定发展数，就是规模和速度是没有关系的。

　　一个城市的发展，一定不能拖开整个国家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发展，在美国研究来说，底特律、巴甫洛的衰退，已经摆在了国家层面，美国大城市发展是以小城市为代价的，我下面还有一张图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图)这很重要，美国纽约的数据，看看美国的国家土地、国家人口、国家的GDP近万元，纽约的土地占全国的土地，纽约的人口占全国的人口，纽约的GDP占前面的GDP，纽约占美国很小的土地比重，美国这么大产生的GDP是8.5%，美国一个城市的GDP对国民经济占8.5%，这个是触目惊心，是巨大的数字。再看看日本，0.06个土地供养着26%的人口，创造了30%的GDP，这告诉我们什么？向城市供地是无条件的，城市是一个点，一个国家0.6%、0.1%的土地在一个空间上就是一个点，是向着这么一个点土地供地是无条件的，这是一个数据。在中国，2005年的数据，上海市域面积只占全国0.05%，创造了人口GDP1.4-1.5%，和国际比较是比较低的。国际上有一些研究，土地管理政策有一点向城市化供地无条件，如何供地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一个条件是无条件。这个图城市化和人口和经济的关系，基本上大城市在发展的时候、人口在发展的时候经济贡献是非常大的。特大城市，利用了很少的土地，经济的重要极其大。点的问题，城市在空间上就是一个点，所以不能用点的问题解决面上的问题，环境是属于面上的问题。

　　密度，我经常拿这个说事，纽约3.11平方公里的土地，集中了73万万口，这是1996年的水平，最新数据还要大，每平方公里将近24万个就业，不堵才怪。所以，在早上上下班的时候，能把74万人在半小时内送到中央商务区万口本身就是城市交通的奇迹。所以，我们正确判断，2004年做北京规划的时候反复讲，我说北京还叫堵吗？到美国就知道什么叫堵了。

　　北京战略展望，我们谈了很多水资源、环境、交通问题、高房价等一些约束。还有一个问题，1992年、1993年北京做了总体规划，2004年做了总体规划，我们总是控制北京人口，以环境约束压力约束，但是越控制越大，越控制北京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我们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有胸怀，什么胸怀？要反思自己的胸怀。所以要问一个问题，问题出在哪里？是我们的政策管理规划、监管监测实施不到位吗？还是我们在试图控制一个不能控制的东西。我没有答案，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这样的？历史是惊人的相似，我们是否在犯同样的错误，是不是按照固有的思维在设计北京的未来？我提一个问题，没有答案，我们不能局限在限制规模上，我们要重新认证规模和管理的问题。我们国家的条块管理，条块分割，条块分割是中国过去3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功不可没，是中国在世界上最成功的政策推动行动力，这也是得益于条块。但是问题在于条块思维，我们的条块思维可以说是某种程度未来改革最大，而我们对条块思维的认识深深不足。我们解决城市问题也好或者其他问题，要按条块思维来分解，这不对，不能用条块思维。昨天讲了城乡一体化，其实就是条块，这是条块思维的一个模式。把现在城乡分离，再整合到一个城市里面，这还是一个条块。所以我们国家整个一个平衡和在制度体系上回头上我们还谈，中国经济展望的话，历史的成绩和国家发展的趋势必须认识要看北京，中国城乡不均衡，存在，但是在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当中好像是加大。

　　另外，不均衡的是呈不同规模体系的不均衡，这里有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包括户籍制度，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不平衡。根据户籍制度，以及户籍制度承载的社会福利，造成了城乡不均衡和不同规模体系之间的城乡不均衡，结果是什么呢？在中国是两者不均衡，一个是城乡不均衡，还有一个城市体系之内不均衡。我们未来改造方向一定会打破这种制度性的不平衡，包括我们户籍制度的改革。黑龙江刚刚实行异地高考，这都是制度性到了一定的程度，未来和现代国家小康社会这种制度的不平衡，一定会逐渐的消失，如果这种制度的不平衡一旦消失以后意味着什么？巨大的向北京发展的冲动，挡都阻挡不住，这是巨大的不平衡，像大坝一样泄开以后一下子挡不住，因为没有任何控制的东西，30年前的户籍制度现在已经基本不存在了。我们改革发展方向对北京的冲击，制度上的不均衡一定要消除。这种制度不平衡消除以后对北京意味着什么？就是北京的发展不可阻挡，冲动是不可想象。2030年4000万、5000万根本不是问题，我们正在做的改革，包括医疗、教育、户籍、高考改革都会对北京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动。事业单位的革命对北京的影响？有一种事业单位全面推向市场，现在全面推向市场的事业单位是按照行政体系进行空间布局的，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布局，这一旦推向市场以后，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洗牌，最后结果是什么？向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集中，这是预测，这种情况是一定的。

　　我们在步向全面小康的时候，发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个根本区别，就是职业分工非常落后，这部分的发展一定会向北京靠拢。解释北京的交通拥堵，总量是一个原因，我们谈到了总量，没有谈到总量之外造成北京拥堵的原因，规模不是唯一的因素。城市交通和土地利用格局，北京的交通是呈环状交通，美国休斯敦被认为是两个环，认为是最糟糕的交通环境。为什么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环，环是为了什么？环状交通是为了区分城市交通和区域交通，使城市交通不受区域交通的干扰，这是环的意义。所以，组织城市交通不能按照环状进行，国外有很多的研究，中国有六个环。

　　另外，轨道交通最有效的要平行换乘，到每个国家都有，但是北京很少有，就是在这个地方下车，在这个地方上车，三条线同时，北京没有，这样的交通组织是很不利于我们管理交通。2004年做北京规划的时候，我说不怕量，怕的是无序，东京3500万人会堵但是有序，没有序的话，所有交通管理都是没有用的。

　　战略选择，一定要让最不希望的发展结果来设计我们的政策和规划。不能用乌托邦的理想主义，以为可以控制北京人口，让最坏、最不希望的逆向思维，如果这样的话，来解决社会、环境、交通所有问题，大尺度的进行研究。两个重要的问题，国外成功案例一定要搞土地规划和交通整合，结合中国就是经规、土规、城规。重新认识，一定不能用点来解决面上的问题，中国的发展很多是面上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是面上的问题，社会不公平是面上的问题，城乡不平衡是面上的问题，不能指望一个北京政府或者什么政府解决城乡差别，城乡差别问题是国家层面的事情，社会福利医疗是全国性的问题，要全国层面解决，不能靠一个地方政府来解决。还有一点，考虑一个城市千万要记住不能一个城市的谈一个城市，特别是北京，北京已经是世界城市了，按照国外的标准来说。北京发展北京，一定要在北京全国的整体发展态势当中来考虑北京，不是说北京是怎么样的。

　　2004年时我们强调形态，不强调功能，这是我们整个思维的问题。两轴两带多中心，全部都是形态，没有讲功能，我讲城市经济学，一上来就讲城市的功能，不讲城市的形态，形态是次要的，形态是为功能服务，当形态和功能服务的时候这是最好的形态，否则画了再好的图都是没有意义的图。

　　核心问题，应对北京的未来一定要创新，创新再创新。理念、思路、规划全部都要创新，才能应对未来4000-5000万或者更高的发展战略。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