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由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主办，并由财经杂志和集善嘉年华承办的“中国公益论坛”于2012年11月30日在中国北京举办，新浪财经全程直播，以下为“构建全方位慈善事业”论坛实录。

　　主持人田薇：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现在要讨论很有意思的话题，有些内容可能是大家反复说，但是我们整个这一组决定不要重复今天早上说的东西，这个任务很艰巨，但是我们会努力。

　　女士们，先生们，当你想到公益的时候，谈到基本的创新，改变社会，不仅仅维持现状或者满足需求，当然，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让我们讨论一下公益的意义，让我们讨论一下您是如何做的，我们今天的嘉宾高朋满座，其中很多都是来自私营部门的。

　　戴雷，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营销高级副总裁；

　　让-克劳德·比弗，宇舶表全球董事会主席；

　　尼古拉斯·拉格，联合水务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柯蒂斯·科尔哈斯，卡特中心首席发展官；

　　霍尔·哈维，能源创新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先生们，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参加我们的论坛也是参加公益事业了。首先，我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让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背景，看看你是如何进入慈善公益业的，跟我们谈一谈您对公益的看法，公益和您在中国的业务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有三分钟。

　　戴雷：首先，从企业角度讲一讲，作为一个全球的品牌，我们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我们18年前进入中国，我们进入中国的时候，一直成功的运营业务，一直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们也考虑到我们的社会责任，回馈社会，这是我们成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的一个责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早期就开始了很多企业社会责任的项目。在我看来，首先不管一个公司怎样做都必须要很真实，你必须保持透明，带来效益，你可以不积极去营销，但是你必须实现自己的目标。

　　告诉你我们的事情，我们几年前建设了一个宝马基金，我们主要是建立在中国来帮助教育方面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如何开始的。我们2005年的时候，有一个项目是交通教育，从基层开始教孩子交通安全的问题，反映非常良好，一共教育了350万儿童，现在正在教育他们的父母。另外一个领域是文化宣传，我们希望能够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另外一个领域是环保方面，我们和植树造林机构合作。

　　另外，我们有一个项目欢乐之家，它的对象是乡村的留守儿童，他们缺乏关爱，他们需要的并不一定是钱或者是物质支持，但是需要有人关注他们。欢乐之家的项目是和我们分销商，和我们客户一起合作，让我们的客户也参加到我们的项目中来帮助留守儿童，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仅仅是你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你要让人参与进来，你要让社会参与进来，让他们为这做出贡献，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田薇：花多少钱难道真的不重要吗？或者投的钱有很重要的意义呢？

　　让-克劳德·比弗：今天塑造21世纪的人都是20世纪出生的人，真正塑造21世纪的人现在还没出生呢，现在21世纪的理念还是20世纪的理念，因为我们的理念和20世纪的理念和文化还都是一样的。当20年后，30年后真正开始的时候就会是一个分享的时代，共同分享未来，就是这样简单，我们必须要学会分享，史无前例的是世界会第一次彼此分享，分享财富，分享资源，分享气候。

　　田薇：你想分享多少是重要的呢？

　　让-克劳德·比弗：你到底想分享多少根本不重要，因为到时候没有这种意愿了我必须要分享，我们必须要分享，否则的话我们人类就会消失。这种趋势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现在的理念还是20世纪的理念，我们可能觉得这种分享的理念不可能，但是我认为21世纪就会是这种现实。我认为有一些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作为一个企业与一个人我也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是分享就是我们的责任。奢侈品牌也许是最能够开始分享进程的，我们几年前就开始了分享的进程，给大家一个数字，我们营业率的3%都花在分享上，当你总营业额3%都花在一个事业上的时候，你就能意识到，如果你通过分享你就能获益良多，这种理念应该在未来得以发展。通过分享双方都获益，不管是得到钱的人获益，你自己也获益，对我自己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世界某一天会开始学会分享。

　　田薇：也许会有人将您这种分享的理念看作是公关宣传吧，这种理念是真的为宣传你们公司而做的还是一种真正的思想的转变？为什么一些其他的奢侈品的品牌没有像您这样做？

　　让-克劳德·比弗：分享的问题是你永远不能说我在分享，只要你开始说我在分享，那么就变成了业务了。业务不应该是分享的。比如说在世界上有一种叫足球世界杯，另外还有一种叫欧洲杯的足球比赛，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我现在要说宇舶表是五个主要的赞助商之一，在2008年的欧洲杯中，在球门旁边，我们取得的所有收益都捐给了慈善机构，我第一次公布，我现在告诉大家了，这些边线旁广告牌的购买花了数百万的美元。

　　田薇：我就不问您了，因为您不是说了只要一公布就变成业务了。您的工作之一就是教给公众，您要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经验？

　　尼古拉斯·拉格：我们最开始投入自己的钱，我们是一个家族企业，这个家族也有捐赠的传统，我们所用的技术使我们能够来解决世界三大洲水的项目，水的问题，为非洲亚洲，包括中国等等。我们是企业家，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开始就建立一个企业，这个企业的第一个首要目标就是改善人类的生活，这是一种公益的企业，首先要可持续的。虽然也是盈利的，但是盈利要少的多。

　　当我们来拓展这个业务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和其他的多边机构进行合作，比如基金会，以及政府机构等等，政府机构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我们和水务部，和省政府，和省政府的不同机构合作，确定重点工作领域是什么。在县一级，在村一级都是这样的，我们建这些污水厂或者水务厂，几十年后我们就把这个厂再交回去。所以，重点就是我们注重保护环境，从经济角度来说必须要可持续。同时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与政府合作，这就是我们所做事务的总结。

　　田薇：社会创业是公益的一部分，还是这两个是不同的领域？

　　尼古拉斯·拉格：我鼓励所有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都做公益，当然，你可以考虑CSR，考虑可持续发展等等，从最开始你就应该这样做。今天就有人这样提，提到

　　就业，提到股东等等，如果我们和基金会合作或者和慈善家合作，我们就能有更大的效应。同时，我们也要衡量所做事儿的结果，社会创业一定要做，但是现在大家对此的关注度不够。社会企业是需要我们更加关注的，确实是这样。

　　田薇：继续听其他嘉宾的观点，柯蒂斯·科尔哈斯先生，你是为卡特中心服务的，卡特中心我们都非常了解，它过去30年在中国的基层也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也想进一步了解卡特中心。刚才我们听到拉格先生谈到社会企业跟政府之间合作的关系问题，像你们这样的卡特中心，你们所做的项目，包括中国的继承选举需要跟政府配合，这个关系现在怎么样？

　　柯蒂斯·科尔哈斯：我们跟中国政府有很好的合作关系，跟其他的国家政府也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在70个国家有我们的运作，我们是帮助和平跟健康。和平项目我们关注的比

　　如说选举的监督，等等。这些都会变成大新闻，头版的新闻，引起很多的注意。但实际上我们做的最大的，80%的资源是投在我们的医疗卫生方面，包括一些热带疾病，还有其他的疾病，比如寄生虫病，比如血吸虫，还有一些疾病大家听都没听说过，要想有效我们就要建立合作伙伴的关系。首先我们强调跟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跟其他的企业，跟其他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会把我们的专长贡献出来，但是不会重复别人的工作，在中国面临一个问题，在世界其他国家的NGO业面临一个问题，大家都想参与，大家都想有拥有感，所以，他们就开始了自己的NGO。事实上如果他们能参加一个大的组织，可能影响力会更大，很多公司也认识到这一点了，公司也在寻找合作伙伴的关系，他们需要一些专长的知识，就像造手表、造汽车一样，他们找合作伙伴的时候找这方面的专长，政府也应该做同样的事情，政府是擅长政府的工作，但是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比如说NGO的一些领域里的工作，政府并不擅长。所以，应该结成很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田薇：等会儿我们再谈更多的细节，再听最后一位发言人，请哈维先生，你建立了能源创新有限责任公司，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你角色的转换？谈一谈你在慈善工作方面扮演什么角色，这种转换怎么实现的，通过这个转换你发现了什么秘密？

　　霍尔·哈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你捐赠的时候大家都说爱你，但是他们说你多聪明你可不要相信，如果你看基金会的历史，多数基金会是不成功的，他们做的是好事儿，但是他们没有带来根本的转变，如果你做公益做的成功，你应该产生很大的影响，有很好的未来，洛克菲勒基金会一开始捐赠药物，然后建立了科学研究基金会，然后又做了其他的研究会来增加农业的效率。为什么这个基金会那么成功呢？我觉得关键是你要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机会，而且你要深深的理解制度。

另外，我们的文化在改变，我们的模式在发生改变，中国也是一个活力很强的经济体，中国正在建造的技术架构会持续几十年，上百年，如果这些基础设施做的好，基础做的好的话，包括城市的建设，包括建筑的质量，你就会建成宜居的城市，低碳的城市。慈善事业也是要好好了解一个体系，你了解你的杠杆点是什么，你知道市场有什么样的活力，然后你找到自己的切入点。所以，你要了解动能，然后你就能产生最大的影响力。

　　田薇：你们所了解的中国的基金会，中国的慈善组织，还有新进入的，你觉得他们对体系的理解是怎么样的，他们在一些陌生的领域里会产生多深的影响？

　　霍尔·哈维：刚才我说如果你随便进入，仅仅是花五天的时间跟别人交谈交谈，然后就离开了，这样是取得不了深度的影响的，你需要了解文化的问题，经济的问题，等等，你想做得好有一两个关注点，两年三年是不可能取得长远的影响的，你要有更长期的准备。另外，你还不要争功劳，因为功劳可能是别人的。另外，还要承担风险。当你成功的话当然就是每个人的成功了。

　　田薇：刚才我们听了哈维先生讲了一些，关于中国的制度我想问一下让-克劳德·比弗先生，你做慈善，在中国看到中国有什么需求呢？

　　让-克劳德·比弗：我听到刚才所说的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哈维说的非常对，很多的慈善机构他们没有带来别的什么东西，只是钱，我们有时候会带来一些项目，包括我们做的项目是教育的项目。教育之所以重要，我们觉得教育能够改变贫穷的情形，钱可以被花掉，但是教育获得知识，这个知识会伴随你一生，而且受过教育的孩子如果他从贫民窟出来，比如在曼谷，在其他的地方，这些受教育的孩子如果他们受了好的教育他就会获得自由，给他自由的是教育。

　　田薇：当然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问的问题是你有什么第一手的经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慈善家？哈维刚才说你要亲自参与多少事情，经历多少困难，你才能够真正了解困难，你才能够发现一些新的方法。

　　让-克劳德·比弗：不是把钱交给别人做，而是自己做。你必须全身心投入，不管是一个董事长还是什么人，他如果把1%，2%的营业收入交给慈善就完了，我们还要建立起一个具体的项目，长期的项目，还要有一个概念，有一个信息。刚才他们也说了，还要提供知识，提供专长，在一个国家运转之前，你必须要先了解当地的需求文化，然后你要有自己的信息，有自己的方法，有自己的组织，然后才能获得好的成果。因此，没有一个私营公司的董事长可以随便加入到慈善经济是花几天时间就能获取巨大的影响。因此，他首先要选择好把钱投在什么地方。

　　田薇：不仅仅捐赠，在做捐赠的时候，刚才戴雷先生提到选择一些领域的项目，现在有很多的资金投到教育，当然教育也非常需要投资，但是另外一些领域不太受人重视，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选择这个领域？

　　戴雷：我同意刚才我听到的，我们要积极的参与，而且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和需求，要选择好的项目，有意义的项目。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而且发展的速度也非常快。比如刚才我提到的项目，我们的项目让这些受益人能够参与其中，我们有100万的人口，需要我们项目的支持，他们有一些内生的需要，他们想参与一些好的活动，但是没有平台。所以，我们要建立这样的平台，让他们参与，让他们自己投入一些时间，为自己的生活带来影响，而且是持续的影响，这样的话能够给这些村庄，给这些留守儿童带来好处，给他们的生命造成很大的不同。因此，选择项目不是要选大的项目，公司要找到自己很好的定位，看在哪方面能产生影响，在选择项目的时候，你要看到在哪个地方你能够带来深度的变化。

　　田薇：下面听听柯蒂斯·科尔哈斯先生的观点。

　　柯蒂斯·科尔哈斯：个人、公司，还有基金会，我们有很多从事慈善的路径，但是选择项目你要选择几个你感兴趣的，要关注这几个事情，而且是你的专长所在。一开始你可以广泛的搜寻。另外，我要讲的一点，刚才我听到风险，你要接受风险的态度这是很关键的，在我们的卡特中心就认为风险是一个必要的部分，我们有时候甚至要接受失败，最安全的地方也是你不太容易带来变化的地方，要想带来根本变化的地方一般都是有高风险的地方，你应该要认识到这一点。

　　举个例子，比如增加透明得就是有种风险，中国现在出现一种公益文化，以前中国的公益透明度不够，前面说了，你把钱交出去就不再过问了，有的人就会纳闷我的钱是不是用在我想让它用的目的上了，公益组织要提升它的透明度，这意味着更高的风险，但是你应该把你的箱子打开，让别人了解他的钱花在什么地方了，你在做什么项目，大的基金会，大的慈善组织他们都是希望亲自参与了解你在做什么，你必须增加透明度才能更加成功。

　　田薇：今天上午谈了透明度，谈了非法的结构，还有需求的话题，以及公益精神，企业家应该有慈善精神、公益精神，以及制度里的漏洞。今天上午我们已经听了这些话题，今天下午我们想要谈的是如何学习其他人的经验或者经验教训，使得中国的公益事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启发，做更好的工作。

　　刚才我们也听到哈维先生说要找到正确的模式，正确的模式在中国来说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柯蒂斯·科尔哈斯：首先我们要注意观察，如果我把钱交出去是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是不是为了宣传自己，当然，你给出钱报纸上就会报道你，如果这是你的目标，很好，你不是在做慈善，这是一种虚荣心。更为重要的一点你做的这个事情能不能为数百万的人口带来不同，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所以，你选择项目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影响的规模。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例子，这个项目也是高风险的，但是规模的设计我们是设计的比较大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会非常快，在过去 25年。因此，城市设计上必须要规划好，中国有很高的人口密度，因此，我们吸收世界上最佳实践，而且要进行本土化。慈善可以在这方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比如说城市规划，你花了很多钱，比如50万，还有政策制定者也在做很多的工作，你对基础设施投入几十亿，这是DNA层面你在做设计，但是这里面有风险，有时候政府可能不接受你的方案，也可能在设计中你会犯一些致命的错误，如果你做好的话就会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你必须要有这种思维模式。

　　田薇：我们在中国见到的是不是一种正确的公益模式呢？跟在卡特中心的运营模式有什么不同和相同点？

　　柯蒂斯·科尔哈斯：我认为中国是一个正确的模式，我想说你想出名其实没什么问题，你高调行善，我们是支持高调行善的，但是高调行善并不是唯一的方式，但是我认为高调也不应该是你唯一的行动目标，如果你想宣传自己就不要把它当做公益，把它当做业务就可以。我认为现在这种模式还是正确的。

　　田薇：我再深入问一下，您一直采用的是全球方式，您是卡特中心，您在中国和基层合作，各地也是这样，在中国有两个事情发生。第一，中国想做公益全球化。另外，我们看到国际的公益组织也想进入中国，想在中国担任CSR，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互动，您认为中国人想出去的这种意愿和想出去的能力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柯蒂斯·科尔哈斯：现在对中国有很大的机遇，不仅影响全球，同时能让中国，不管是中国业务海西中国的政府，提升自己的形象，中国现在在非洲做事儿，中国在非洲政府，非洲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田薇：提升形象这不是公益，这是公关。

　　柯蒂斯·科尔哈斯：这可以是公益的，尤其在企业方面。在非洲有些人认为中国就是去非洲赚钱的，中国就是去非洲掠夺资源的，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在一个国家工作，当时中国人来了，中国把医生带来建医院，等等，他们在医院旁边围了一堵墙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但是当地人看来就好象他们被排挤在外，就好象医院不是为他们建的一样，医院到现在没有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如果能更加的接触当地社会就能吸取西方原来犯下的错误教训，中国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50年代，60年代中国援非的时候，不光是中国，比如造水坝，造五层高，十层高的医院，结果我们现在发现，现在大家都承认如果我们当时还不如不建一个大医院，建六百个小型的诊所可能好一些。中国在这种小型的，这种微型的公益行为可能好一些，同时也要和非洲当地人合作，看有什么合适当地人的解决方案。你不能直接去非洲说我们有好的方法，听我们的就行了，你应该跟他们说你需要什么，我们怎么能帮助你。这样的话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田薇：我想问一个相关的问题，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创造的工作，不管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小型的项目，都是都是CSR能够做到的，中国的公司在海外的CSR做到的，在此还需要更多的工业活动吗？

　　另外的问题，很多人需要中国做公益，为什么中国企业要出去把资源送给别人呢？

　　柯蒂斯·科尔哈斯：慈善是从家里做起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停在家里，一个繁荣的非洲符合各国的利益，不仅是中国人，也是非洲人，也是美国人的利益。如果中国一直在非洲继续呆下去，继续影响非洲，继续经济平台，比如买生产资料，继续出口商品的话，中国公司或者中国政府要有一个稳定安全的非洲才可以，否则的话生意就做不了了。拉格原来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他说只要人们空着肚子就不可能有和平，如果有疾病，如果人们缺乏教育，如果过度贫穷你就不可能有安全，不可能有一个生产率高的市场，也不可能有人买你的产品。

　　田薇：你说的非常好，拉格你认为这种双向的公益是怎么看的？有人想进来在中国做公益，中国人想出去在外国做公益，您怎么看待这种双向互动？

　　尼古拉斯·拉格：就像柯蒂斯·科尔哈斯刚才说的，我在这方面没有一些专长，我认为他们说的就是对的，我们现在只是在中国做，看一看中国那些贫困人口，看中国的社会稳定度，我们都在观察，中国还有很多人在农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当然，如果你想投数百万，数千万美元必须要有CSR，你必须在长期有一个模式，否则在非洲你就会有问题。我们在中国做公益也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解决非洲的贫困状况，需要促进社会稳定，然后再改善。

　　回到基础设施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的例子很有意思，因为中国有一个独特的机遇，有独特的挑战，史无前例，世界历史上都史无前例，中国人口巨大，但是资源有限，比如说4%的世界水源，20%的世界人口，这和美国是相反的。因此，你向谁学呢？美国和欧洲并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你必须要创新。所以，你必须要和大学，和民企和政府合作，看怎么能够共同可持续的来解决环境问题、教育问题。

　　田薇：中国的汽车制造商越来越强，因此，他们CSR的一部分就是在海外运营，在汽车业工作的个人他们也想做公益，您认为在未来会不会有竞争，中国的公益与西方的公益会不会产生竞争？比如非洲、亚洲、北美这些公谊会不会产生竞争？

　　戴雷：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中国的汽车业增长速度太快了，简直是让人震惊，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很快中国的厂商就会成为全球的竞争者，当然这样他们就会做公益，把公益扩展到国外，在公益之外我们也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和我们的产品直接相关，因为我们制造的是汽车，因为汽车会排放废气的。所以，你有这种问题就是汽车能不能影响环境的问题。因此，CSR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企业的责任。当然，理想目标是零排放，但是我们都在向此目标前进。刚才提到风险的关系，几年前我们做了一个有风险的决策，我们有一个新的项目I，我们考虑材料，考虑设计，从各个环节都让它做到可持续发展化，这也是另外一种CSR，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业务之一。但是如果你谈到外国的制造商和中国的制造商之间的竞争，肯定以后会出现竞争的，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是交通市场，你必须要想一想怎么能够降低排放量，中国作为世界领先市场的时候，你必须要想想如何为了实现零排放而努力。

　　霍尔·哈维：回到刚才说的中国公益在世界上的角色，这和中国在世界的形象和角色欧洲，今天一个很大的问题，不管是教育、环境，他们根本就是全球性的问题，所以，解决的方案有时候不能仅仅只一个国家完成的，中国的脱贫很多人，中国基础比其他国家都好，中国向世界提供了很多，现在中国的政府追求循环经济，通过回收，通过环境保护来保护资源，但是要想这样做的话，就向西方比如向瑞士学习技术和专长，再把自己学到的用的最好的出口到非洲。中国公益可以做的一个行动就是西方经验我们应用在中国，如果发现能够适用在中国，我们就出口这些专长和技术，中国作非洲的发展就会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被人说是剥削型的，这也是可以采取的一个模式。

　　柯蒂斯·科尔哈斯：我只是想回应他刚才所说的，我今天造血时候听杨澜他们讨论巴菲特和盖茨两年前来中国，当时中国的一些人不喜欢他们这种行动，他们认为他们业务做的好，创造工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就是公益，这就是行善我的反驳是如果你在一个全球市场上，你必须要保护自己的投资，保护投资最好的方式就是看看当地的人们，看看你的公司，看看你的员工，看看你的资源，然后看看这些外国市场的增长，如果你在非洲运营的话，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应该善待自己的员工来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环境，保护教育的环境，保护家庭环境，在你经营的市场上，你应该保证他们是一个稳定的市场，只有这样做，收益率才会大升。

　　刚才哈维也提到，你可以投入，我忘了收益率是多少的，反正收益率会很高。

　　田薇：我们提公益的时候当然不要成为民粹主义者，的确是无国界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和瑞士的区别是个人财富的区别，人均收入差距很大，您觉得在中国的公益是不是应该把那些多的资源放到国外，而不是放在国内呢？因为国内游很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公益来帮助他们。

　　让-克劳德·比弗：和瑞士比很难比的，瑞士没有人，也没有领土，它只是一个国旗，只是一个名字，但是这个国家本身并不存在。

　　田薇：您真谦虚。

　　让-克劳德·比弗：所以，我们才管自己叫瑞士人，我们认为自己是没有国家的，因为我们历史上有一天决定应该建立瑞士这个国家，我们决定我们应该存在，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领土，我们选择这个领土叫做地球，我们当时认为瑞士应该是地球的一员，地球就应该是我们的领土，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这种决定美国和中国根本就不用来考虑这种问题，因为美国有三亿人，中国有十三亿人，美国和中国的领土本来就在那里了，但是瑞士几百年前我们有三百万住在瑞士，现在我们有 800万人，其中500万人是外国人。所以，我们国家等于还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不同的，但是我非常同意大家所说的，那就是中国可能未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强的国家，中国有责任不仅造福自己，也要造福世界，中国不能仅仅的来攫取别人的资源，中国必须要向他人提供资源。如果中国向他人提供资源的话，中国会真的成为世界所需要的伟大的中国。当你能够索取，也能够提供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双赢的局面，对中国的形象都有好处，中国有这种责任，全世界在等待中国担起责任来，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挑战，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为全人类文明，为教育，为全球进步做出贡献。

　　田薇：我们今天看这个现实，很多商人他们都想成为慈善家，但是你看金融危机，没有钱，今天早上有人也提到民间对我们的基金会也不信任，因为一些丑闻，一些事件，在过去几年频发，您怎样看待这些人，您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应该认清现在的形势，应该谨慎小心的来做公益，还是应该把精力放在其他事业上？

　　戴雷：我刚才已经提到了那就是必须要透明，做什么都要透明。同时，也要宣传，不是从公关角度宣传，而是要让人们理解你在做什么。如果你能理解这点，再让别人参与的话你就可以成功。

　　霍尔·哈维：最好的开始方式就是开始吧。公益事业在中国正式启动还是比较晚的，很多人他们对现实认的很清，在公益上你很少能发现人说我失败了，你每次和那些人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但是你现在做的事很困难，也有失败的困难。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创出一种实验的文化，能够有一种允许失败的文化，鼓励成功，这种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的中国公司说我们要影响市场，我们要能够更加透明的话，比如说你可以从中挑五个十个公司，他们说他们要开始做，创造出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那就会比任何的管制和规范都要重要。因为大家关心他们同行的人在做什么，你关心自己所做的事情，关心自己回馈什么，而不是关心自己索取什么。

　　柯蒂斯·科尔哈斯：我对你有个问题，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在企业生活中，尤其是企业家，他们对他们自己跌倒站起来的这些故事非常的自豪，他竟然跟人说我有多少多少次。

　　我跌倒了又爬起来了。你刚才说的对，在公益领域中没有任何一个慈善家说我试了这个失败了，试这个又失败了，这个又失败了，然后这个我成功了。大家会以为你要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益慈善家，你应该第一次就成功。我们要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长的周期，很长的过程，成果不会今天就发生。

　　霍尔·哈维：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当我在另外一个基金会工作，我的一个总裁，不管你做什么项目他都让你做一个失败测试，而且你的项目必须要对这个失败做一个测试，而且你还要拿出失败以后你采取什么样的方案，而且我们这种比赛，比赛赢了他要请我们出去吃饭。我们觉得这种事情还要从实践中探索才可以，还不是仅仅能教别人的。我们的网站上也有这样一个教程，当然风险怎么来的？从失败中我们看到了风险，没有失败就没有风险。

　　尼古拉斯·拉格：你谈到问责制，我觉得在中国要有一个衡量的措施，如果要实行问责制的话，要有衡量的措施来对你的公司，对你的组织进行衡量。在监管来说，印度它有一个立法，一个公司收入的3%要专门用作企业社会责任，虽然这个比例不高，但是是法律规定的。这个3%是他们的盈利，你要把这3%用在企业社会责任，你要尽可能的取得好的效果。

　　这样的话你就要衡量自己，衡量自己的组织，无论是在NGO还是在企业里，首先你是要有热情才能把事情做好，这是需要化学能量，但是你要找到一个聪明的方案，包括环境方面，给你的利益相关者带来影响，都是要有这种态度。

　　田薇：热情加上态度。

　　让-克劳德·比弗：我今天学到很多东西，为此我要感谢诸位。

　　田薇：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和我们一起经历了一小时的讨论，现在有大概10—15分钟的时间，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或者对他们刚才的讲话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有一些观

　　点想挑战他们都可以，请大家举手。

　　提问：谢谢你刚才非常有但是的发言，上午来自英国的一个发言人，我们知道多哈马上会有一个气候变化的大会，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全球的合作。

　　让-克劳德·比弗：谢谢您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是世界领袖的话，我就可以给你答案了，但是我不是世界领袖，我不是一个政治领袖，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企业家，我们努力的要有一种愿景，我们努力的要实现我的梦想，我的愿景就是要有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不应该由过去是帝国主义统治的，现在那个世界不存在了，我们已经掌握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住在同一个建筑物里，每个礼拜一我都去日本，为什么呢？但是为什么我去日本，因为日本已经成为我的邻居了，我在飞机上渡过一夜我就到了日本，我们彼此是相互依赖的。我们必须去分享。

　　田薇：如何分享呢？商业领导人怎么教育政治家呢？

　　让-克劳德·比弗：我给你答案吧，我会做一个声明，利用这个声明引领世界，但是我不是个政治领导家，我们要意识到现在还有一个解决方案，现在关于气候问题，以及有个预测，包括大气层的变暖，有人说2050年我们的平均温度会上升1—2度，这样海平面会上升很多，我们忽然意识到气候属于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负有责任，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是我的愿景，是我的梦想，我相信这种梦想会变成现实。

　　提问：刚才我也问过一个问题，我们谈到合作伙伴的话题，比如有个人来找你合作，他一开始他的动力还不是很强，但是他来找你了，比如公众对公益现在不太相信，假如有个人来敲你的门，愿意成为你的合作伙伴，你怎么去测试他的诚信呢？

　　尼古拉斯·拉格：我觉得有一个尺度就是相互利益，你如果你的目标很清晰，从合作伙伴里能够达到你的目标那你们就能形成合作伙伴关系，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标准。

　　柯蒂斯·科尔哈斯：我也同意这种观点，公益组织往往因为追逐金钱掉到陷阱里，比如有一个捐赠者说我让你们做一件事情，我给你们钱，但是是一个心的领域，你们要转变你们的领域，这系很容易掉进去的一个陷阱，很容易上勾的东西。另外，我们经常处理的问题，有没有所谓的脏钱，也就是说有些个人他拿了钱你不想要，不能接受，你觉得这个钱是脏的，比如有人拿钱来，你对这个捐赠者有一定的看法，你不想接受他的钱，比如你对他的道德有疑问，你会把它看成黑心赚来的钱。我们作为一个慈善组织来说，我们会非常好的审视捐赠者，我们经常的对捐赠者说NO，有时候这种抉择是很痛苦的，需要咬咬牙才能做出来，但是你必须这么做。

　　最后一点你必须有一个道德委员会或者是合规委员会对每一个捐赠，每一个项目做很好的审视，否则的话很多组织就会掉到某种陷阱里。

　　提问：我想问霍尔·哈维先生一个问题，我对你们能源创新公司很有兴趣，你们有技术的突破。同时，你们也做机构的创新来提高效率，我想问你们有没有一个更加成本有效的方式？

　　霍尔·哈维：如果一个社会要想不断的改善能源的使用，还有降低污染，需要非常明智的政策，这个政策能够刺激创新，我们现在增加了汽车的效率，我们也可以把汽车的污染降低99%，这需要政策决策者让他们去了解哪些政策能够带来最大的变化，最有效性的变化。错误的政策就是在很初期的时候就把你排除在外，我觉得有两面，对刚才发言人的内容也是一种补充，在中期来说，长期来说，我们必须进行经济的非物质化，我们不应该把经济的提升跟化石能源的消耗联系起来，必须切断这种联系，有时候我们能够产生一些产品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快乐，但是却对自然资源产生了破坏。中国可以形成这种文化，对我们生产的非物质化，而且给社会带来最大的快乐，带来很大的发展，而不是去消耗剥夺自然资源。我相信其他的几位嘉宾也在这方面做过类似的尝试。

　　让-克劳德·比弗：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道理我想再重复一下，现在研究开始接近一个结论，就是新的材料，建造房屋的新材料，这种新材料90%的是利用水形成的，我们会有这样一种新的建筑材料来建造房屋，建造各种建筑物，这种材料90%的成份仅仅是水而已，这就是所谓的非物质化，财富的非物质化，发展的非物质化。

　　田薇：这是一种材料的创新精神，公益我们也需要创新的精神，这种对话还会继续下去，我们要感谢每一位嘉宾，每一位我都要分别的表示感谢，包括戴雷先生、让 -克劳德·比弗先生、尼古拉斯·拉格先生、柯蒂斯·科尔哈斯先生、霍尔·哈维先生，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大家的耐心。

　　主持人：现在请大家先观看一段视频。

　　(视频)

　　主持人：您刚才看到的是中国关爱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马修·戴利欧先生的真实慈善案例分享。现在让我们有请马修·戴利欧先生上台。

　　马修·戴利欧：谢谢大家，这个录像就是告诉你他们的孩子的生活和中国关爱基金会怎么改变他们的生活，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关爱基金会怎么改变了我自己的生活。

　　我目前感觉再幸福不过了，我成功地创办了一家公司，我的朋友说你现在找到了一个你所喜爱的事业，真的是幸运的，我真的感觉到我觉得生活现在变的非常有意义，我不是在夸

　　口，我想说今天的成功是由三个元素造成的，一个是我的父母，再就是中国，再就是中国关爱基金会。

　　当我11岁的时候，我住在中国顾阿姨和麦叔叔都照顾我，他们那些年代就是我的父母，我和他们共同生活，我上一家中国的小学，这是一家胡同小学，那年里我学到了生命的意义

　　。我当时睡在一个木板床上，我父母说你应该用床垫，否则你会着凉的，我说不，我小时候在中国睡过木板床，在史家胡同小学。那时候我了解到你想幸福不见得有很多金钱，我

　　那时候有很多关爱的关系这是更重要的。几年后我又在中国的一个孤儿院度过了一个夏天，那一年我了解到生命中没有爱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被遗弃的孤儿，他们有一些身体

　　的缺陷，没有人来爱他们，这些孩子我把他们抱在怀里，等下次回来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已经死掉了。

　　这会激起你深深的思考，慈善会让你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我发现生命的意义，经历这个痛苦的时候，我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在墨西哥度假，他也教了我很

　　多东西，我这些痛苦的经历也教育了我，让我做了重要的生命的抉择。现在我知道如何让梦想发生，如何把梦想变成现实。美国有一本书叫哈罗德跟他紫色的粉笔，这是一个很神

　　奇的故事，这个孩子有紫色的粉笔，他画什么什么够会成为真的，他画船船就会真的到海上航行带他远离，我小时候把自己想象成我是这样一个孩子。在中国我真的有这样的体验

　　，你要让什么实现你是真的可以让它实现的，但是不容易，因为在中国有腐败，有监管的限制，也有管理的挑战，但是困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我了解我可以把我的梦想变成现

　　实，我可以编织梦想。

　　下面我要谈我的父母，没有我的父母，没有顾阿姨，她实际上真的是我的妈妈，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如果今天大家听了我的演讲之后能记住一点，那就是你的

　　孩子，你们的年轻人需要您的支持，他们需要这种支持不是帮助中国，而是帮助改变他们的生命。中国现在有很多的志愿者，我也看到很多人的生命因此改变，包括有生理缺陷、

　　心理缺陷的孩子，通过这样的活动他们改变了自己，他们发现他们生命的意义。他们发现他们也能造成一些重大的不同，因为我的支持，他们也得到了，他们才能产生这种影响。

　　因为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国家，还有中国的青年一代，他们会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在社会巨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习惯，他就会一生跟你伴随，就像盆景一样，盆景小的时候

　　你是可以让它变成你想让它变成的形状，当它长大的时候你就不能再改变它的形状了。目前中国的年轻人正处在可塑的阶段，他们有这种渴望。我在一个学校里做过演讲，这个学

　　校里学生很多，礼堂很大，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志愿者，但是当我演讲完了以后，他们都举手，我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志愿者？我家人的一个朋友建立起基金会帮助残疾儿童，有数百

　　北大的学生都到慈善组织帮助他们，而且觉得那天是他们一个月最期盼的一天，这种期盼年轻人中是存在的，但是他们需要一种支持。

　　美国我们有一种说法，年轻人只占我们人口的30%，但是他们却代表我们百分之百的未来，我们祈求你们把这个未来打造的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