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由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主办，并由财经杂志和集善嘉年华承办的“中国公益论坛”于2012年11月30日在中国北京举办，新浪财经全程直播，以下为“全球公益发展趋势”论坛实录。

　　议题一“全球公益发展趋势”即将开始，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阳光文化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和主席杨澜女士及各位发言嘉宾。

　　杨澜：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很荣幸能够主持议题一，很荣幸今天能够来到中国公益论坛，今天看到很多的老朋友，结识很多新朋友，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议题从现在开始，11：30结束，议题一后还会有很多其他精彩的议题，所以，我现在要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发言嘉宾，讨论一下全球公益的发展趋势，他们在全球公益发展上是专家。我们的嘉宾是列支敦士登马克斯王子殿下，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瑞·戴利欧；安德鲁·弗里斯特先生，FMG矿业集团董事长、澳大利亚儿童信托基金会主席王振耀，他原来是民政部的官员，现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杨敏德女士，她是溢达集团主席，溢达集团是全世界最大的纺织品集团之一，您现在穿的衣服可能就是他们集团制作的。

　　女士们，先生们，谢谢你们的到来，很高兴看到大家活力充沛，刚才托尼·布莱尔的演讲和李肇星先生的演讲，以及比尔盖茨的视频演讲，大家是不是觉得受益颇深。我们每位发言嘉宾都有四到五分钟的时间简短的介绍一下他们是如何理解全球公益发展趋势的，然后我们现在也会集体讨论20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再留出一些时间做问答。

　　王子殿下，问题先问你，如你可以坐着谈，也可以去上面谈。

　　马克斯：谢谢杨澜，同时感谢会议的主办方邀请我，列支敦士登是一个小国，从这个小国来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每次都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我也很高兴来到这里，也很高兴今天向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公益事业的一些成功经验和教训，我首先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方式和目标是什么。

　　LGT的公益事业，我们的宗旨是人类不是封闭的生活，我们个人都是全球社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我们都共享一个平台，那就是我们的地球，所以，我们深信我们不仅对自己有责任，同时对我们的直系亲属和家庭也有责任，同时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环境也有责任。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那你就可以继续想我们如何能够担起这个责任，如何将责任变为目标，转变为行动。

　　在LGT公益事业部，我们已经确定在我们全球有一些贫穷现象，在全球一些最贫穷的国家。这些贫穷现象是我们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宗旨就是来减贫，来给更多弱势的群体一个公平的机会，让他们发展，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我们采取的方式，我们之前想了很久，我们深信如果你想做公益事业的话，那你必须要以最有效的方式，最成功的方式来做，当我们思考如何做公益的时候，影响我的就是我的私募股权的背景。

　　我1993年到2005年的时候我在私募股权部门工作，我当时发现我所使用的工具和技能，在私募股权方面所用的技能都能用在公益事业上。因此，LGT公益部的方式就和私募股权差不多，我们追求的是社会收益，而不是金融收益。我们将很多原来使用的流程、工具都用在了公益事业上，所以，就像私募股权领域一样，我们也试着来确认和支持那些有趣的或者让人激动人心的机构和思想，来帮助那些弱势人群，那些最不发达的人群。我们帮助他们的同时，我们做很全面的尽职调查，我们支持他们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他们组织的方式，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来审视他们，以资金的形式支持他们，也支持他们人力资本的发展，在这些组织中人力资本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是五年前开始的，我们投资团队是25个专业人士，我们投资了25个机构，我们想说的是今天的结果是很激动人心的，也是正面的，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曲折，但是我们的机构还很年轻，我们的学习曲线还是很陡峭的，但是我们认为前进的方向是对的，我们看到我们投资的款项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让人感觉我们实现了一些事业，我们希望我们帮助了超过七百万的弱势人群，我们也激励了很多人，鼓舞了很多人。

　　LGT公益部是金融机构的一部分，我们也激励着集团中其他的同事，让他们重新想一想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他们社会角色是什么，敦促他们能够接触社会。

　　杨澜：谢谢王子殿下，这不仅仅是金钱和资源的问题，也是您的领导力，您的业务专长，你把这些业务专长都转化成NGO和NPO的行动，所以，在我看来领导力是非常重要的，谢谢您的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下面的发言人士是瑞·戴利欧，他是非常著名的一位对冲基金的投资家，他是桥水投资公司，桥水投资公司是制度机构投资者，众人都皆知，它也投资财富基金和养老基金，它在宏观经济界人所皆知。同时，他和他儿子在中国关爱基金会也有投入，在世界其他的基金会也有投入，瑞·戴利欧，你现在能不能谈一谈你是怎样看待全球公益发展新趋势的？

　　瑞·戴利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我接触中国和慈善是通过我儿子，我一直从事投资业务，198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候儿子三岁，他11岁的时候来中国上了一所中文学校，他当时被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所感染，他16岁的时候因为他已经会说中文了，因为他也是小孩子，所以，他就进入了孤儿院体系，他想帮助人领养孩子，他看到当时很多的孩子都是残疾儿童，用500美元就能拯救一个孩子的生命，改变一个孩子的生命，是因为他成立了我们这个基金会。在过去12年间，他一直来处理这个体系中最困难的部分，他去过中国各地，内蒙古、山西省等等，他都去过，得到了当地人的支持。他下午会过来，两点半会演讲，大家应该从他身上学到一些经验，他真的想关爱这些儿童。当时他来的时候，中国并没有经济方面的资源，大家也不关注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可以谈一谈今天公益事业的挑战。大家今天都有这种体验，做公益不容易，但是是必须的，结果就是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关于公益的知识，我的背景是我知道怎样去赚钱，怎样去交易，我在这方面是很精通的，但是公益方面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中国有很多的资源。中国的民间财富很大的，中国的民间需求也改变了，中国的公益事业现在有问题，有一些挑战，我们必须要使经济转型顺利。中国10%收入最高的人，他们的收入占全国的70%，他的资产占中国的83%。大家都知道政府希望能够刺激经济发展，为了要刺激经济发展，就必须要对那些人的财富产生影响，如果您给这些有钱人更多的钱，这些钱他们就存起来了，就不花了。所以，在中国以经济方面来说，从经济政策来说，中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必须要让那些人能够做公益，尤其我们谈到公益创业。我今天想谈一谈公益创业的问题，在经济上，在社会上都很重要，社会其他的领域能由此增长。我想说我们能给中国最大的礼物在今天就是帮助回答一些关于世界标准的问题，使中国的标准更加成熟，使中国的转型更加的健康。我学到的经验就是在中国或者在其他地方做公益的时候要安静的做，比尔·盖茨刚才也提到了，这和我的体验是相同的，我们有很多问题要谈，我刚才介绍的是我的背景。我希望大家今天下午听我儿子两点半的演讲，因为他在这方面比我的专长要多的多。

　　杨澜：谢谢，您对您的儿子一定感到非常的自豪。就像您说的中国处于转型期，是一个转折点，不仅仅是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处于转折点，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有更多的机遇，同时又更多的挑战，这要取决于你的决策。你今天的决策就能影响未来的发展，下面一个演讲者是安德鲁·弗里斯特，他是FMG矿业集团董事长，全世界最大的矿业集团之一，他也是澳大利亚儿童信托基金会的主席，他捐了数百万人民币给中国儿童，也许更多的钱，是汶川大地震以后他捐的，他对中国也有情感上的联系，安德鲁·弗里斯特，希望你能谈一下您对全球公益新趋势。

　　安德鲁·弗里斯特：谢谢，我想谈一下昨天具体的事情，我的太太和女儿都访问了您的孤儿院，他们都非常感动，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彼此合作。先从广义上说一下，我和习近平会谈以后，我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任何一个像习主席一样如此慷慨、如此有同情心的领导人了。很多西方领导人都很傲慢，在习近平身上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他的重点就是扶贫。他做事的态度会影响全世界，他也会不断发展中国的经济，还会使数百万人脱贫。现在中国仍然还有 1.3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者每天人均花费1美元以下的，中国政府希望能够帮助他们。

　　国家的福利，有的时候是不系统的，也有时候效率不高，有的时候用力过大，本来需要轻轻的处理，结果很严重的处理，有的时候他们想建桥，政府却给了一条船，这就是当市场机制不够，官僚来决定谁应该有什么权利，而不是让市场发挥作用配置资源，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的家庭都会遭受损失。但是在我看来，习主席，在他的确希望能够发挥市场的效应，如果能充分利用市场就能很好扶贫。

　　今天各位商业领袖认为公益就是把钱给出去，但是只把钱给出去其实并不是扶贫的最好方式，投资你们的业务，创造新工作，为他们创造好的工作环境，帮助他们的孩子上学，雇几千人，几万人这种事业是一个非常好的事业。当你把自己公司的钱投到公益事业中，先想想哪种方式是最好的，你要做的就像托尼·布莱尔首相今天早上说的，我非常同意他说的，那就是贡献你的时间，你的时间比你的资本更有价值。

　　另外一个基金会只帮了16个儿童，但是它的办公室做的很豪华，很大，但是他们帮助的结果是非常差的。因此，做慈善强调问责，要看他们的成果，这就是他们的资本，然后就会更多的给予，让他们支持更多的人，这是一种竞争的关系，我们看到公益基金会之间应该有这种竞争，中国在慈善的早期要注意到这点。因此，每一个小时，每一个美元我们通过这个获得最好的效益，中国迟早会成为慈善事业的世界领先者。

　　杨澜：您讲的非常好，商界领袖跟慈善界的领袖都在谈问责制，也就是说公益事业我们要想最优化社会影响，同时要想获得最佳的影响我们也要谈创新，在公益事业里有什么创新的机会，有什么创新的可能性呢？我下面邀请下面一位发言人，也就是王振耀先生，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的院长，他以前在民政部有20年服务的历史，他对中国的公益制度非常熟悉，王先生，你可以用中文做你的发言，因为我们有同声传译。

　　王振耀：根据我的经验和看法，我认为现在全世界的慈善要注意两个趋势。第一，世界趋势进入到了慈善资本主义时代，这是慈善和资本的结合，因为在英文里更多的说到社会企业、社会影响力的投资，而在中国也开始进入到一个社会改革时代。在中国最近新的政策方向更多的说到社会服务，社会建设，社会体制改革，当然，这对于慈善事业将会形成重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需要说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天在座的我仅仅看到对面的汤小泉理事长，他多年做慈善事业，引领推动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同样在台上，我熟悉的老朋友，比如瑞·戴利欧先生，推动支持中国儿童福利的事业，十几年来推动和支持，让中国的儿童福利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他的儿子在北京上中学时就开始投入到了照料残疾儿童，照料儿童的整个事业，后来他感动了我，我当时是民政部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司的司长，他实际上影响到了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的改变，他投入的是几千万美元。

　　刚才我也听说安德鲁·弗里斯特先生昨天刚刚在三门峡完成了一次捐赠，我想这样一个时代，与在座的大家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包括我们的主持人杨澜，她多年以来献身于慈善事业，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我们所有的慈善界，包括我们社会各界真正准备好了吗？我觉得，一个新的时代需要我们的慈善界，当然包括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一个新的时代来临，第一个它会改变我们多方面的社会价值。刚才我要说的是两位对中国慈善事业有很大贡献的人，你知道我和他们有不同意见，他们都一致说我要低调，省得麻烦。当一个新的时代来的时候，他们还应该低调吗？他们的过去是保证经济发展的责任，现在社会发展的责任已经有一部分承担到他们的身上，我觉得这样一个价值要不要重新调整？第二，慈善正在推动新的产业或者说经济发展方式，对中国来说，我最近在和很多城市的政府的一些领导人谈，很多人已经明白过来，慈善包括社会服务，包括养老、儿童事业，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可能在中国就要造成几千万人的就业，可能是几万亿的GDP。我们准备好了吗？

　　还有，其实新的时代需要各种社会组织方式的变革，我们现在有政治性的组织，我们有慈善性的国际组织吗？我们有这样一种跨国际、跨边界的合作吗？我觉得我们还非常缺乏。还有，新的时代需要各种各样的平台，各种各样的交流方式，各种各样新的创新型的生活方式。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它需要我们有很强的创新意识，也特别需要全世界的慈善领袖们来调整定位真正引领我们全球的和平的事业的发展。谢谢。

　　杨澜：谢谢王振耀先生，他讲的非常清楚，他提出了几个问题，我们做好准备了吗？非常激动人心，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机会，我们看到我们能做那么多的事情，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变化，我们邀请最后一位发言嘉宾，杨敏德，她是溢达集团主席，溢达公司每年差不多生产一亿件的服装，她本人对环境非常的关注，她现在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主席，以及其他的环境组织的领袖，下面请杨敏德讲一下。

　　杨敏德：谢谢，杨澜刚才让我尽可能用一句话总结我的要点，我在努力，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我受了做企业的影响，公益也应该受需求的驱动。我了解公益慈善是从我爷爷那里学到的，从我父亲那里学到的，还有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是实业家，我的祖父原来在清华大学上学，被送到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他开始实现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实业家，在我童年时期他经常给我讲你要照料好你的员工，然后你就会取得成功，然后你就会有竞争力。因此，在我童年时代，这两条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一个联系，就是照顾好员工，然后你就有成功，就有好的竞争力。

　　一开始我们从非常小做起，我记得一个工人65岁了，我对这个工人说你65岁了干嘛还来上班呢？你可以享受社会福利了，你不需要来工作了。他说老板，我不喜欢社会福利，我要工作，我喜欢工作，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女员工给我讲的是一种自豪感，如果有人把你的工作能力剥夺了，你即使有钱也不快乐。因此，作为慈善家，我要强调的就是要有好的质量的员工。我是做服装的，诚实的讲，如果当一个国家发达了，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工厂迁移，迁移到一个比较贫穷的地方，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变的发达以后，我们就会迁到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三十年前，我们来到了中国大陆，虽然中国很贫穷，但是我们当时有很强的竞争力，今天我们还在中国。

　　现在我们新的挑战是你如何创造更高质量的员工，然后给他们提供更高的收入，同时也提升他们更高的生产力，这样他们能够分享这种繁荣。因此，对于我来说第一责任，是对环境的关注，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如果我们污染了环境，谁会成为最大受害者呢？是穷人。因此，工业必须要负责，不要留下污染。很多实业家说我赚了财富以后会回报社会的，这样的想法不行，因为这种修修补补成本会更高，如果你能先治理的话成本会更低。最后我要说作为一个实业家，我觉得我的角色是使劳动家的财富更多。现在我们又有了新一代，像您的儿子，像瑞·戴利欧的儿子一样，他们有一颗金子一般的心，我相信中国的年轻一代，他们会帮助中国的慈善事业变的更加蓬勃向上。谢谢。

　　杨澜：各位先生，你们看到妇女在慈善事业里可以把它做的非常个人化，非常的真诚。过去我们谈慈善的时候谈的是签一张大的支票，在离开世界之前你想留一张大的支票给世界，而现在我们强调早期参与，问责制，以及投入，不管投入金钱还是时间，投入你的专业，投入你的领导力和你的感召力，我们这几位先生已经分享了你们的学习经历，我的问题是你们作为成功的投资家，会不会给你们带来一些关于慈善的好的判断力，你们犯过错误吗？

　　马克斯：是的，我们也经历过学习曲线，在参与公益的时候，我们也经历学习，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回到你刚才问的那一点，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开始点是要把自己投入进去，然后重新定义我们肩头上的责任，我讲的宽泛一些，要广泛的参与来改变社会，不光是改变经济。通过公益的行动，通过学习曲线使我相信成功的商业人士他们有很多的技能，他们有很多的才能，在我们经历学习曲线的时候，他们可以从其他职业生涯的一些经验拿到慈善事业里，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新的领域，新的挑战，我自己是这么感觉的，这种挑战有很大的回报，通过慈善事业的学习，我相信有一种溢出效应，我说的商业上所学的东西可以溢出到慈善事业当中，使得我在公益事业中也能收获颇丰，因此是双赢。

　　瑞·戴利欧：我一开始从事实业，然后我开始跟中国打交道，然后我开始跟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打交道，学到最大的影响是来自社会企业家，在听他们对话的时候，我听到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说必须要有一种劳动生产率，必须要有回报。

　　慈善不仅仅是给予，然后让他们消费，社会企业是给他们资本，给他们知识，来帮助目前贫穷的人，让他们进行改变。因为他们的潜力跟富人是一样的，他们也有智力，他们也有创造力，他们知道如何用化肥，如何用犁头。因此，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我们要考虑资源利用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这就需要通过社会企业家，通过他们我们就能做出最大的贡献，更多的了解社会企业是如何运转的，同时使得这种潜力能够释放出来，让他们把这些潜力变成现实的财富。

　　杨澜：谢谢，在过去慈善是一种单行道，是把你的钱捐出去，现在不光是把钱捐出去，而是才能，让他们积极的参与到一个进程中来改变他们的生命，很多时候他们比我们了解的更清楚，如何把他们自己的生活变的更美好。比如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西藏帮助建造学校，后来他发现这些父母在把孩子从学校带走，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这种学校教育，因为我的孩子只是要管羊群，他们后来就想到要让地方的社区参与进来，来改善他们的自然环境，以及改变他们的商业环境。如果家长的生活改善就会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因为现在读书识字更重要了，所以不要低估我们受益人的智商和能力，他们并不仅仅是接受者，是他们能够改变我们的社会，安德鲁·弗里斯特，你是不是同意我这句话？

　　安德鲁·弗里斯特：我非常同意，你是我慈善业第二最喜欢的女士，我第一最喜欢的是杨女士，我非常喜欢这种态度，通过工作来实现慈善，因为你说的就是你有好心，有善心，年轻人有金子般的心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在业务上教他们如何来钓鱼，而不是直接给他们鱼吃，我们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慈善组织，但是我们基本的哲学就是教人钓鱼，让他能够存活下去，而不是仅仅给他一顿鱼吃而已。但是，在这个非盈利机构，我们总能扮演一种角色，不仅在澳大利亚，政府都想帮助人们，有的时候并不能够解决具体的事情，比如把足球鞋送给了想学芭蕾的舞蹈演员，像您这样的慈善家，如果你能真正的发现人们需要什么，实现这种需求，这种需求实现的方式又能教会人们一些知识，培养建设他们的能力，教会他们钓鱼，而不仅仅是只给他们鱼肉，为他们创造工作，等于你就成功了。如果他们不需要你教他们的话，你就不需要公益了，这就是您刚才说的意思。

　　杨澜：我很同意您说的，不光教给他们如何钓鱼，而是创造一种鱼市场，要创造出这样一种经济，一种市场，为当地人民造福，这是一种最根本的改变，这就是我们能实现的改变。

　　马克斯：我想说的就是做公益经常碰到的问题，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对我们来说，我想和刚才各位说的也是一样，我们发现70%他们是盈利的组织，我们发现他们在很多领域都是最有效的机构，他们都有最有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帮助弱势人群，尤其是医疗保健行业，可能要找到盈利模式很困难，但是即使在这个领域，你也能找到一些解决方案来帮助一些机构改善他们的效率。

　　杨澜：瑞·戴利欧刚才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这个系统的问题，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每一个单独的项目，而是提出一种生态的环境，一种社会的环境来支持培养这种公益的意识，来支持NGO公益事业的发展，就像王先生刚才说的，我们现在的系统还没有准备好，王先生，如果您能提出三点最重要的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来改变系统，那这三点会是什么呢？您是如何建议呢？慈善的环境还没有到位，如果我们需要做最重要的三件事儿来改变我们现在的慈善环境，您觉得是哪三件事儿？

　　王振耀：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是社会服务业需要提升，需要改变。我讲一个故事就是瑞·戴利欧儿子的故事。大家就知道我们中国长期贫困，现在对于慈善的提升还缺乏基本的意识，他儿子开始在北京做孤儿的时候，很多人是有误会的，当他去租中国大饭店的配楼，当时的经理很奇怪，说我们中国人照顾自己的孩子还没想到这么周到呢，美国人怎么能这样想呢？是不是有问题呀？很巧的是这位经理的丈夫是我的同事，他们很快知道瑞·戴利欧的事迹，他们就很感动。可是大家想想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使我们了解到原来孤儿到北京做手术是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的照料的，他需要很好的护理条件，需要租房子，需要各种慈善项目，像这样的社会服务，养老、儿童、残疾人的照料，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我就觉得刚才像杨总说的，我们都还是停留在一个财富的分配上，而没有想到如何转化为社会服务，而这个转化是需要慈善组织、慈善事业的。所以，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打开，开放我们的心怀，接受社会服务，接受这样一种照料，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另外的两件事情，那就是健全我们的组织，建立职业体系来做慈善。

　　杨澜：您说了两件事儿，第三件事儿呢？我知道要让您说做多少件事儿，您可以列一百件，您再说一个。第一个是开放我们的心灵，解放我们的观念，第二是完善我们的组织，提升他们的执行力和效率。第三呢？

　　王振耀：第三当务之急是学习国际经验，加强交流。我觉得这些大慈善家和中国的交流可以再增加一些有影响力的项目，中国慈善需要更进一步的开放。

　　杨澜：王先生刚才提到这种中外的合作，根据调查显示，全球公益事业的一个趋势就是合作越来越广，不仅仅是每个单独的机构做自己的事情，而是私人部门、 NGO和政府一起合作，并不是把彼此当敌人，王先生刚才就提到这一点，如果政府能够来支持这种社会服务的话，整个体系就会更加的有效，更富有活力。所以，当各位在中国做项目或做慈善的时候，你认为最需要的改变是什么？从根本上来说。瑞·戴利欧，你也许有个长长的单子，您希望做什么事情？您在哪里觉得这个系统还有什么必须要改变的事情来支持公益事业的发展。

　　瑞·戴利欧：我认为现在的障碍是规范上的，监管上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还有利益冲突的问题，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认为这些做公益的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打消误解。另外一部分，就是公益不仅仅是帮助彼此，当然我们可以从小事儿做起，帮助彼此的邻居。在公益方面我们经常想共识是什么，我的利益是什么，当现在财富增多的时候，因为出现了贫富差距的现象，我们必须要了解概念上的变化，我们在给予的概念上应该改变思想，我们大家必须要承认给予是一个好事情，必须有一个框架。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我觉得这些事情会自然发生的，我们已经取得进步了，看看今天来了多少人就能看出我们公益事业在发展。

　　杨澜：我同意你刚才说的，您有很高的希望。

　　安德鲁·弗里斯特：我想提到和政府合作，这是我很支持的，政府有这个能力来做事儿。中国新的领导班子上台，我很高兴的看到他们希望能够打开渠道，来使公益事业更加容易一些，但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杨女士刚才提到的，就是有的时候人们不想公开地给钱，因为如果他们公开的给钱有人就会攻击他们，诬蔑他们，怀疑有什么背后的动机。所以，像比尔·盖茨那样，可以悄悄的低调的做公益。我们学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必须低调的做公益，我几年前也是这样相信的。后来我又和另外一个澳大利亚的大慈善家莫卡斯特有了交谈，他说如果你很勇敢，如果你真的有善心，如果你能够经受这种攻击，能够使自己成为模范的话，其他人会学你的，那就能够在澳大利亚或者在中国发展慈善业上树立榜样，如果大家批评你幕后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就让他们攻击去吧。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公益事业只是想成为好邻居这样一个概念。

　　杨澜：我完全同意您刚才说的，就像各位应该在慈善方面发出更大的声音，来帮助社会发展。杨女士，您认为中国的慈善是不是太低调了，是不是应该再高调一些？我们既然做的是好事儿就应该树立榜样，即使犯了错误我们也承认，然后改变错误。

　　杨敏德：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样就能看到充分参与是多么重要的，克林顿促进会当时在上海，我在上海的一个晚宴上见到了他，他当时非常的富有活力，我们当时谈到农村或者新疆农村的公益发展和小额融资贷款的事业，我们从那以后每年都这样做，我们已经搜集了一些数据，回报是非常好的，在所有的受益农民的经济状况来看，他们的负债方面，我们都收集了非常有价值的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就可以带来转变，因为这些穷人之所以穷，就是要从我们这儿借好多钱，他们有时候不还钱是因为利率太高了，但是我们有数据显示，也许实际情况和大家平常想的有所不同。如果政府能使用我们这些公益企业收集的数据，能够促进解决一些我们系统的问题。那就是让穷人继续穷下去的这些问题，就可以极大的改善，还可以解决一些相关的社会问题，我们就可以帮助民政部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

　　杨澜：我完全同意您数据收集、调查，这些数据的保留都是非常重要的。更多的研究能够让我们更加看清如何能够改善政府的政策。现在我们就开始回答问题。

　　提问：两年前巴菲特和盖茨先生到中国来推动他们的承诺捐赠，把毕生财富捐赠全部或者捐赠一半，当时是您接待的他们，而且也举办了讨论，我想问在这两年时间，因为中国的财富阶层在福布斯榜上人数上升到第二位，我想问这个项目在中国推动的进展如何？

　　杨澜：其实当时并不仅仅是承诺，而是交换点子，交换意见，也是双向的学习，看看在全世界和中国做慈善有什么不同和相同点。如果我记得清楚的话，当时是瑞· 戴利欧他来做的宣誓行动，中国的慈善家他们不想惹麻烦，他们想很低调，他们不想很多人关注他们，在中国这是很重要的要考虑的一方面。另外一点，对企业家们来说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加强市场，因为有市场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就可以让经济更可持续的发展。所以，他们认为既然有这么多的投资机遇，他们希望大多数的精力和资本放在投资上。

　　杨澜：有很多中国的财富阶层，他们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还远远没有成熟和发育起来，如果能把他们更多的投资投入在市场领域，扩展企业，增加就业，他们认为也是对社会进步的某种贡献。第二，即使他们愿意捐赠，他们也是非常的低调，而且生怕被媒体炒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中美两国文化环境一个很大的不同。当然，还有像瑞·戴利欧提到的政府的政策不到位，他们捐赠股权并没有税务上的减免。另外，捐赠股票方面他们也不可能一次性做出这样的捐赠。还有，他们即使捐出这么多钱也没有非常有效的NPO组织能帮他们执行，他们还要自己发展团队，这又需要一段时间。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现状。

　　王振耀：我补充一下杨澜，杨澜组织的活动对中国慈善家的推动是非常大的，他们组织了十家，我组织了四家，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对话，今年第一个慈善家卢德之已经在4月份宣布未来五年捐100亿。第二王文彪，他宣布未来十年捐100亿，把一万平方公里的沙漠治理好。最近两年大家也可以看到王健林先生也宣布过一年他要专职做慈善。其实我要说的杨澜，你的那个活动，包括比尔·盖茨先生到中国来的推动，对于中国的大慈善家们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和杨澜我们现在都在推动更高的俱乐部，我们特别希望这些大慈善家因为我们的支持，舆论界、学术界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公开的说慈善，做慈善，为什么他们要低调？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传统的理念需要调整。牛根生先生已经是专职做慈善，他专门交待我千万别让大家都知道，一定要低调，现在这是一个现实，也说明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让他们高调起来。说好事、好话、好事情，为什么不能多说呢？

　　杨澜：谢谢王振耀先生，我可以补充一下，比如我自己的基金会，阳光文化基金会在过去的三年当中一直致力于慈善家的一些培训和教育，包括国际间的交流，在我们几十位长期从事活动的慈善家族当中，过去的三年已经有五家成立了非公募的慈善基金会，很低调的方式在做，我看到的是在中国的慈善领域，企业家和慈善家在这个方面的捐赠在过去的几年已经在大大的提升，比例也大大的增加。来自本土的企业和个人家族的捐赠已经超过了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组织的捐赠。是不是这样，王先生？这是过去两年我们看到的这样新的转变。

　　提问：我本来想问中国政府对慈善有多少支持，现在看起来，我们还希望你们能够再带一些我们的信息，要求政府多给一点支持。

　　杨澜：这个支持在增加，但是显然还没有到位。

　　提问：事实上我有个同事没有来，他说我不太信任中国慈善。因此，标准很重要，你要满足捐赠的标准，这样才能吸引更多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

　　瑞·戴利欧：我觉得你要注意观察，要把这些慈善的成果举起来让大家看到，让别人看到你的成功，这是应该做的做法，你要是低调的话，你可能就不能宣传成果。我知道有的人对公益慈善有点愤世嫉俗的态度，所以，他们不愿意捐赠。

　　马克斯：我想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做点准备，然后再去做事儿。比如就像私募基金一样，你投资之前要做尽职调查，你要对一些慈善组织做一些尽职调查，然后再参与他们的工作，再对他们进行赠与。不管你投入的是资本还是其他什么东西，都要事先做一些尽职的调查。因此，我们强调的是有结构的报告制度，我们也带来了这方面的专家，带到这些慈善组织里，让他们参与他们日常的工作，帮助这些组织成长，一般来讲在这个领域里，这些组织还需要加强他们的标准，进行能力建设。所以，我们也帮助这些组织来进行能力建设，我们所帮助的慈善组织我们都安排一些咨询师，也就是一些专家，通过我们的网络找到一些专家来跟他们共同合作，来帮助这些慈善组织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给他们一些更大的控制能力，让他们对自己的日常工作有更好的监测。因此，我说的不要光是赠与，还要参与，参与他们的工作。

　　杨敏德：是的，我们有一个基金会，我们所做的很多中国的NGO他们也有能力建设这方面的需求，他们虽然有热情，但是他们却缺乏经验，不像这些老牌的 NGO，他们不知道如何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帮助这些慈善组织进行管理，就像私募基金一样，私募基金投资以后还要帮助他们，强化他们的管理。我觉得对中国的NGO来说，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最佳的礼物。

　　杨澜：我们再接受一个问题。

　　提问：谢谢你们的发言介绍，我们觉得公司跟国家是不是通过积极的跟NGO进行合作，能够改变国际形象，包括公司的国际形象，国家的国际形象，包括一些矿业公司，比如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不是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国际形象？

　　马克斯：我来讲我们的经验，我们LGT集团的慈善部门是一个很大的部门，LGT是一个金融集团，我们有自己的银行，我们觉得我们为整个组织带来了好处，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想从理智的方式去寻找一些领导力，如果我们能做这些的话，我们就能激奋人心，带来积极的影响，但是要进行沟通，要采取有效的方式去做，不是仅仅单方面的大肆炫耀，但是如果你做的恰当的话，我觉得对于你的企业形象是有非常好的提升作用的。

　　杨澜：谢谢大家。我们结束这个阶段的讨论，谢谢各位嘉宾，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随着全球慈善的新趋势，我们要强调伙伴，包括政府跟慈善公益组织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还有创新，通过互联网，通过商业机会，还有社会企业，还有影响力投资，这些都是我们新的历史时代给我们带来好的机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激动。我们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变化，通过我们相互携手，这样的话我们结束这一节的讨论，我们一起鼓掌感谢诸位嘉宾，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