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年会专报】11月29日,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发表了闭幕演讲。布莱尔说,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我认为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试着创造出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制度。在这种社会中,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做的很好,那么通过你自己的能力,你就能够成功,这就是使一个社会前进的途径。
布莱尔说,当人们相信如果他们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能够成功,那么他们就会有这样一种精神,拥有这种精神。这也就是现代社会、现代经济的一个标志。
以下为托尼·布莱尔演讲实录:
王波明: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已经到了财经年会的闭幕环节。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英国的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先生为我们做闭幕演讲。他演讲前简单介绍一下托尼·布莱尔,咱们今天的开幕是由澳大利亚的前总理来做的,我发现Howard(音译)和托尼·布莱尔有一个同样的时间段,Howard也是在97-07年,托尼·布莱尔先生也是97-07年,而且他是一个英国工党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总理。
第二点就是在他的任期内,他推崇了一个叫“中间道路”,这个中间道路就使得英国人无需在社会正义和经济繁荣之间做选择,这个什么意思呢?好象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中国的语境,就是中国在走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托尼·布莱尔先生,这个中间道路我理解是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在托尼·布莱尔先生的领导下,英国的经济出现过一段200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增长,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最后讲一点,托尼·布莱尔先生非常幽默,我刚听到他的一个笑话,就是他在英国20多年时间里从来没用过手机,当他下台的第一天,他就赶紧找了一个手机,然后给他的朋友打电话,打到朋友那儿以后,说你到底是谁?然后托尼·布莱尔先生觉得我刚下台24小时已经没人认识我了。现在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托尼·布莱尔先生给我们做闭幕主旨演讲!
托尼·布莱尔:你好!首先,我要向王波明先生表示感谢,他对我做了很好的介绍,然后对我的中间道路也做了很好的解释,很好的诠释,非常高兴,非常感谢。
我觉得财经年会是北京最大的一个这会议,我很高兴来这儿做演讲。2天以前我在伦敦,我在做一些家庭作业,在帮助我的12岁的孩子做家庭作业。他要制作一个大的海报,是猫王的一个广告,我跟他坐在一起,他写海报的内容,我坐在他的旁边,他坐在电脑屏幕的前面。他在挑选一些图片,把他们所剪贴到桌面上。那么,他把猫王的几年的图象收集在一起放在这个海报里面,我在观察他做这个猫王的海报广告,他说爸爸,你感觉如何?我说我觉得我老了。
这是我们所生活、所处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我们共享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相比以前来说,互联网技术在改变我们的世界,移民在改变我们的世界。世界在进一步的开放,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它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工作方式以及我们的思维方式。
所有国家面临一个共同的挑战,是我们如何做调整来面对这些挑战,这些变化。
因为今天世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以一种规模、一种速度变化。这里面有好消息,也有一些坏消息。好消息是我觉得今天对政府来说,这些好的经验都是非常清晰的,换言之,可以到全球去寻找一些清晰的经验、教训,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这些经验你要应用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该做什么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如何去做,却是非常艰难的。
自从我离开我首相职位的五年之内,我学到了一点,就是我看到的世界比以前更加充分了。比如说今天我已经更加的了解中国,不光是北京、上海。当我当首相的时候我只到过北京,别的地方没有机会去,但是现在我了解的中国是一个多样化的国家。如果你不小心,你到美国只去华盛顿,你以为这就是代表美国了,不是的,不能代表。
同时,我也能够看到非洲、拉丁美洲,我看到了一些在中东的新兴经济体。我确实认为你们有你们的挑战,我们有我们的挑战,双方的挑战都是要应对这些变化。
首先我会谈欧洲,因为欧洲现在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经验教训都有哪些,对中国来说,对远东新兴经济体来说能够学到一些什么?
欧洲在陷入困难当中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这里面有一个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的方面。短期因素来说,是单一货币还有如何使它运行的好。要想使它运行的好,我们就需要很大范围的谈判,达成一个和议,德国非常赞成货币单一化,它是非常大的支持者来帮助这些弱的国家解决他们的主权债务问题。这些处于债务当中的国家他们也必须做一些结构上的改革,对自己的经济做一些改革,欧洲的银行也必须要在背后提供大量的支持才可以。所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真是难了。
目前,现在整个欧洲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又有抗议,又有游行,又有紧张,又有害怕。如果我们想保住欧元,我们就应该找到它一个有效的路径,我们要清理欧洲的银行债务。
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虽然这是一个短期的问题,是单一货币的问题,还有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欧洲还有整个西方都需要进行改革,要改革他们的制度。这个制度的存在是从二战结束以后,也就是六七十年以前的事情了。这里面有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认识到,就是单一货币以及它所面临的危机,从我的观点来讲,暴露了欧洲需要变革的这些需要,但是还没有形成,但是这种需求是一直存在的。
那么,我们看看希腊,还有西班牙他们会不会在07、08年是不是会彻底的不能复苏?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危机只是暴露了欧洲变化的需求。
我也要说,金融危机也影响到美国,也影响到了英国。也是这样,它是反映出了一种需求,在每一个案例里面,我们多年建立的这种制度,包括养老金制度,还有我们的幅度制度,还有劳工市场,还有公共服务。在每一个案例里面,世界在我们周边发生着改变,我们也必须去应对。欧洲的这些变化已经非常显然了。在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当中,我们不能再给某些人提供非常好的教育,然后把其他人的教育搞得非常差,这种做法不灵了,我们必须改革,我们医疗卫生的成本非常的巨大,因此我们要对我们的医疗体系进行改革,另外我们的福利制度也要鼓励人们进行重新的工作。
因此,在整个的欧洲,今天我们既有短期的危机,这是我讲的单一货币的问题。但是,我们也有长期的问题,而且是更加基本性的挑战,要改变我们整个的制度,要使得我们的制度变成更加符合21世纪,更加能够应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些变化,这需要国家政府的运转发生巨大的变化,也需要私营部门产生巨大的变化。
因而如果你现在看西半球,这就是他们所面临的关键的挑战,怎么样去设计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的改革?这个世界更加的全球化。如果我们向想保持领先,我们就必须改革,并且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这是我们的挑战。我希望你们能够很好的应对这个挑战,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从欧洲所发生的现在的情形来看,这种挑战是非常艰巨的,
如果我们跳开西方看东方,比如说看一看新兴经济体,包括在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以及非洲的新兴经济体,你们的挑战有所不同。
但是,也同样是基础性的挑战。我想提供一些我看到的一些经验教训,通过拜访跟分析这些个新兴经济体。
首先,开放是有效的。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进步是来自中国,而且是发生在过去的30年,而中国脱贫的人数超过了任何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的脱贫人数。之所以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是因为中国开放了自己的经济。
你也可以这样来形容巴西。巴西在90年代,在卢拉(音译)总统的领导下,巴西也开放了经济。
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中国经济再翻番,再使更多人脱贫,这就需要一个不同的改变,这也是未来十年我们需要作出的改变。
第二个我们得到的教训或者学到的就是因为开放能够带来益处,开放也应该一直持续下去,尤其国有企业部门,在长期必须要进行改革,共有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必须进行合作,这就是我学到的第二点。
第三点我看到的是在新兴市场中发展的同时,中产阶级也壮大了,一些人的收入上升了,而这些人希望能够享有更好的服务。所以,我不管看哪个国家,我都看到这些发展中国家需要的不仅有养老金,还有比如说教育和健康保健等等服务,这些都使中产阶级能够致富,也是中产阶级希望拥有的。
在这里我的建议是从我们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有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在发展中国家什么时候有教育体系,或者健康保健体系,我说别问你自己这个问题,而是要看我们的体系,看看我们的体系哪里好,哪里坏。因为坦白的说,今天,尤其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在教育中,在医疗保健中,西方国家过去如果有现在的技术,他们的体系不会是今天这样的,这就是第三点学到的。
第四点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和银行业的服务,慢慢的随着市场成熟,使公司继续成长,使信贷市场繁荣。有些人希望成为加拿大而不是美国,有的人希望成为德国而不是英国。但是,不管怎么样,一个充满竞争性的金融领域是重要的。
第五点,在宏观政策上大家可能也很熟悉了,那就是必须有一个平衡,那就是储蓄投资和消费方面取得平衡,这就我们必须要采取的一步,只有这些才能够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来继续创造就业。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就是我注意到的,大家平常不怎么听到的,但是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注意的,就是我也看到财经也有一个议题是讨论这个话题,那就是法治在今天的社会是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大家都希望我们有一个可以预测的法律,商业界需要,公民也需要。
他们需要知道如果他们有法律纠纷,就能够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种法律途径也应该是公平的、透明的。
我今天放眼世界,我在看有哪些国家希望能够采取法治的措施来建设法治社会,来建设独立的或者有效的司法体系。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把这些点放在一起,开放为资产阶级创造新的服务,银行业、金融业的政策方向改革,法治,这些点放在一起能够形成什么?
如果一点一点都实现,他们的合力就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形成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机遇的循环永远都能够延续下去,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在谈论民主,当然我们也可以谈论这种话题。
但是,我认为最最重要的问题,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是要试着创造出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社会中,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做的很好,那么通过你自己的能力你就能够成功,这就是使一个社会前进的途径。当人们相信如果他们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能够成功,那么他们就会有这样一种精神,拥有这种精神,那也就是现代社会,现代经济的一个标志,这也就是我看待世界的方式。
待会儿我们可以谈比如中东,比如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就是想向大家强调,我认为除了这些我们经常看到的巨大的挑战之外,我们也面临着最大的机遇。在英文中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在中文中危机和挑战都是一个词,就是“机遇”,机遇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我们就能够创造更多的机遇,能够取得进步,造福人民。
但是,这就需要我们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觉得这些挑战不会减缓的。
刚才他(王波明)介绍了一个关于我的手机的故事。我在技术方面的无知,因为我当时做首相的时候没有手机,但是我也讲了和我12岁儿子的故事。我当时和他说,在我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没有手机,他当时特别惊讶,他当时就想,你没有手机怎么活下来的?你这样回顾的话,你发现在过去十年间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改变,社交媒体网络在过去十年带来了多么大的转变,如果看未来10年、20年、30年,很多东西无法预测,但是这个社会会一直不断的改变下去。
你有你的挑战,我有我的挑战,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改变我们自己。同时,世界也在改变着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就能成功,这就是愿景、勇气和领导力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自己,我们的人民慢慢的就会陷入困境。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很乐观,就是我12岁的儿子,他的名字和我父亲的名字是一样的,我的父亲最近刚刚去世,我当时记得我的父亲跟我讲他的童年,他是在苏格兰度过他的童年,苏格兰是英国的一部分,他当时童年多么的贫穷,也没有什么财产。我自己的儿子,这代人有多么巨大的机遇。我现在看看中国,我20年前第一次来到中国,差不多25年前,我记得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样,而现在我看看中国是什么样,我的感受就是这实在是奇迹。所以,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人类还是能够取得进步的。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挑战,这也就是我们能够解决的这些挑战,谢谢大家!
王波明:托尼·布莱尔首相希望能够回答一些问题,所以让我现在来问观众,看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提问:我的名字叫亦菲(音译),我在新加坡思想大会上也听到您的演讲,您刚才讲的笑话说,您朋友忘了您是谁,但是在中国我们都知道您是谁。您不干首相以后,您觉得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是什么?
托尼·布莱尔:这个问题要好好想一想,要仔细想一想,我觉得您是说我在工作上面?我觉得就是我在非洲的慈善事业,我看到那些饱经战乱的非洲国家能够重新站起来取得进步。所以,我认为对我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是就是在我不当首相的五年内周游世界,我现在了解世界更多,比我当首相的时候了解的更多。但是,我所了解到的那就是我们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也是有可能重新站起来获得新生的,这也就是对我来说最激动人心的体验,谢谢!
提问:谢谢,您今天精彩的演讲,我有一个很简单的也是很复杂的问题,世界过去五年间一直试图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今天可能还不见好,今天很多国家都非常的绝望,很多国家用了极端的经济方式,很多人不知道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对世界领导人的看法吗?您觉得在未来五年内,世界会是更加充满矛盾,通过电子更加一体化,未来五年内您最担心的是什么?
托尼·布莱尔: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我觉得如果我们决策正确,那么就能够抢在危机的前面,在欧洲我们必须要解决单一货币的问题,在美国必须要解决他们的财政方面的问题,中国要解决开放经济的问题。问题是,这些决策是不是这些领导人会采取的。我希望他们能够采取这些正确的决策,因为我认为我们现在在这个时点上,领导力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问题不一定是这里在西方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在西方,我们的短期的政治压力把我们带到了错误的方向上和长期的正确方向是相反的,这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担心的事情。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压力,西方很多人也感到反商业,反改革,而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要鼓励商业发展,鼓励改革。但是,短期的政治使我们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使我们实现长期决策方面更加困难,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短期的选举周期造成的。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中,我们有一个不可预测性,预测未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相信如果这些领导人采取我刚才说的那个决策,我们就能够抢在危机前面,我只能希望他们这样做,谢谢!
提问:您认为巴以和平谈判中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托尼·布莱尔:简短的说我们现在陷入了僵局,我们碰到了阻碍。但是,我们的确有能够回到原来轨道上的方法,现在对以色列来说是国家安全,对巴勒斯坦来说是建国,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未来几个月回到严肃的讨论轨道上。
奥巴马现在连任,以后他有新的国务卿,我们可能有新的机会要重启会谈,但是我们必须马上进行。
最后一个我想说的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我刚才没谈中东,但是我现在想谈一些,中东各地都出现了革命,整个区域都是动荡的,这个动荡局势也会持续下去。但是,巴以冲突这个问题,仍然在根本上是区域未来发展的基础。如果巴以之间能够实现和平,中东这个地区在我看来就会取得进步,就会往前走,如果解决不了他们之间的冲突,中东就有可能后退。
我们在中东有很多问题,叙利亚、伊朗,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巴以冲突的问题是根本上的关键问题,我会继续的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有机会重启会谈,但是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
提问:我读了您的传记,介绍在您年轻的时候您的事情。您能够介绍一下您年轻时的生活和政治生活吗,您的童年对您的政治生活的影响,听说您年轻的时候喜欢艺术,这对您后来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托尼·布莱尔:当我年轻的时候?我首先对你进行一个承认,我年轻的时候没有想过做一个政治家,我想成为一个摇滚歌星,是的。但是,很不幸,结果没有这样发生,所以说,我只好做第二个选择就是成了一个政治家。我觉得在我的政治的生涯的发展当中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当我参加了英国工党以后,我们当时形势很不妙。因此,我的政治生涯的头20年就是要改革我的工党,同时它也教了我很多关于变化的经验,教了我如何制造变化。我也学到了领导力,通过变革我的政党的过程当中,从政治生涯来说,我觉得实在是教育了我。从某个方面来说,这是我的政治上的一大收获。
还有一大收获是我的家庭给我的。其实是我当了十年的首相之后,在生活当中你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养育孩子、教育孩子,但是同时也教育了我很多东西。
提问:托尼·布莱尔先生,我今天很荣幸听到您的演讲,我的问题是有关于金融中心的。在金融危机之前,伦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而且也非常成功,但是金融危机给它很大的打击,现在很多银行也是撤离了伦敦,这是由于这种监管。从北京来说,你觉得北京应该从中能够学到什么样的教训?谢谢!
托尼·布莱尔:首先,对于伦敦来讲,我们现在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金融中心,这是我的看法,而且我们也对它进行了很好的保护,你刚才说了,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们已经跳出这种负面的影响。我们的金融业对于我们的英国经济来说还是一个关键的行业。
我的观点是,我们一种优势的东西就是我们善于分析我们的系统,分析我们的体系,然后改善它,这是我们的一种优势。
因此,回顾起来,我们在某些措施方面可能会更加谨慎一些,包括政府的措施,包括监管,还有银行自身来说。
但是,另一方面我要非常坚持的跟你说,充满活力的金融业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创新性。他们推出一些金融的工具来说,对于我们的经济来说会带来很大的贡献。
我们确实犯了很大的错误,西方犯了很大的错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把金融业扁平化,这样只会使我们经济的好的方面继续延续。从我们的国家角度,我们也学到了一些好的东西,金融业确实是充满了竞争的,这是我给你做的回答。你会帮我推销我的这本书吗?谢谢!
注:此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