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与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改革论坛”于11月24日在深圳召开。图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演讲。(来源：新浪财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与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改革论坛”于11月24日在深圳召开。主题为：坚持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图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演讲。

　　迟福林：在内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特定背景下，未来10年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何在？转型与改革的动力何在？我的观点是：释放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既是转型发展的重大挑战，又是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以人口城镇化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是未来5-10年我国转型发展的最大优势和主要动力。把握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机遇，需要把扩大消费作为稳增长的战略重点，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一、我国开始进入中速增长的新阶段

　　当前的经济走势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正处在由高速向中速转换的历史拐点。2011年以来的经济放缓，既有短期周期性因素，更有中长期增长条件变化的因素；既是短期经济波动的表现，更是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反映。由此，需要从长计议，牢牢把握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和拉动消费的战略重点。

　　1.7-8%的中速增长趋势已经形成。首先，中速增长条件发生趋势性变化。支撑以往两位数高增长的低成本优势逐步消失。例如，劳动力成本明显提高，土地成本快速上升，资源环境的成本与约束明显加大。其次，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对经济增速有一定的影响。经济起飞阶段总量小，经济增速相对偏高，随着经济总量的加大，经济增速难以保持高增长。从国际经验看，二战后成功追赶型国家在实现数1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潜在经济增长率大都会下一个台阶。从我国的情况看，潜在经济增长率已开始由10%左右下降到7-8%。第三，欧美市场萎缩不是一个短期的趋势。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进入全面调整期，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出口拉动、资源输出国出口资源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被打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大，需要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寻求新的平衡点。欧美市场的萎缩不是一、两年的事情，有可能是5-10年的中长期趋势。在这些特定背景下，投资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扩大内需成为稳增长的立足点和战略重点。

　　2.保持10年的中速增长成为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首要目标。从总量上看，如果保持10年7-8%的增长，能使我国的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的水平。假设未来1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8%，人民币汇率年升值3%，美国GDP年均增长3%，到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可望达到美国的97.9%。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如果保持10年7-8%的增长，2019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11900美元，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以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7-8%的增长，既是世界经济再平衡对中国的需求，更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贡献。

　　3.进入中速增长阶段面临着新的挑战。首先，解决好短期与中长期的矛盾，在“稳当前”和“谋长远”之间寻求平衡，防止在保短期增长的同时给中长期增长积累更大隐患。这就需要加快发展实体经济，加快形成内生增长动力，加快创新体系建设。其次，解决好周期性与结构性的矛盾。2011年以来的经济放缓虽有周期性波动的因素，但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方式长期滞后而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的中速增长，已经难以通过短期的政策刺激来实现，它需要加大结构性转型与改革的力度。第三，解决好投资与消费的矛盾。从近些年的实践看，经济生活的突出矛盾是投资－消费失衡。例如：产业结构扭曲。我国的服务业比重在40-43%之间徘徊了10多年。要提高服务业比重，不改变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很困难；产能过剩的压力加大。长期过大、过高的投资率，使产能过剩的压力更为凸显。比如，2011年我国钢铁的实际需求不超过6亿吨，但钢铁的实际产能达到8.5亿吨左右；投资边际产出持续下降。比如固定资产投资，每1元的投资产出效应，1997年为3.17元，到2010年下降到1.44元。

　　二、以消费释放支撑未来10年的中速增长

　　我国巨大的消费潜力蕴含着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与其他国家不同，未来10年我国仍处于上升的通道，关键在于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这个突出优势。初步的分析说明，只要消费需求能够有效释放出来，就有可能支撑未来10年7-8%的中速增长。

　　1.我国开始进入消费释放的历史新阶段。国际经验表明，消费对GDP拉动的主导地位往往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5000美元之间得到确立并逐步加强。2011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从我国的情况看，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即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的升级；由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的需求升级。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原因在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从以人的温饱为目标的生存型阶段，全面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尽管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由主要追求温饱向教育、医疗等转变。在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下，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同公共服务尚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社会生活的突出矛盾。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把改善民生、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

　　2.未来10年我国潜在的消费规模巨大。首先，我国消费率的提升空间巨大。我国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金砖国家)，消费率相差15-20个百分点。如2011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3.8%，2010年印度为63.2%。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消费率相差的更大一些，有近30个百分点。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消费率水平的差距，更要看到未来5-10年消费率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其次，我国潜在的消费规模巨大。摩根士丹利的估计是(2010年)，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迎来消费的黄金时期，2020年中国消费总量将达到美国的2/3，占世界消费总量的12%。麦肯锡的估计是(2012)，2008年中国内需市场规模只有美国的1/6，但到了2020年，预计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占全球消费总额的25%。我国中金公司的估计是(2012)，2020年我国居民总消费将达7.0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4.14万亿元)。前不久，国家商务部有关方面作出预测，国内消费市场的规模将在2015年达到32万亿元，比2010年的16万亿元提高1倍。我们的初步分析是：2020年潜在居民消费需求有可能达到45-50万亿元。这个初步分析的数字表明，10年左右我国有望从投资生产大国转型为消费大国。

　　3.消费需求释放能够支撑未来10年7-8%的经济增长。有效需求规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增长的潜力与增长的前景。我国潜在的巨大消费需求能否支撑中长期增长，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不少质疑。理论上，把消费纳入增长模型分析的文献不多见；实践上，对消费拉动增长的效应仍持怀疑态度。有学者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两次扩大内需，都是为了应对外部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这说明我国扩大消费的政策都是针对短期问题的，尚未形成中长期扩大消费的政策体系。如果未来10年，人口城镇化蕴含的45-50万亿的消费潜力能比较充分的释放的话，能够支撑7-8%的经济增长。就是说，分析我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增长趋势，需要建立在对消费需求增长规模的客观判断和相关政策上。

　　4.把拉动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首先，要消除“过度消费”的疑虑。有人担心，欧美就是因为过度消费出的问题，中国走消费主导会不会导致过度消费。客观讲，我国仍处在消费较低的水平，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明显偏低。例如，2009年我国的人均消费水平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仅为美国的4%和日本的5.5%。此外，尚未形成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消费群体。从总体情况看，我国目前不存在“过度消费”的情况。其次，要制定国家促进消费战略规划，明确未来10年扩大消费的预期目标。总的建议是：2016年初步实现消费主导，最终消费率从47.4%提高到55%左右，居民消费率从33.8%提高到40%左右，消费初步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202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最终消费率提高到60%左右，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消费基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第三，着眼于释放消费需求推进相关的政策调整。这就需要把改善消费环境、提高消费率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任务；需要创新消费政策，引导培育消费，拓宽消费领域，并且把提高消费率作为衡量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指标。

　　三、关键是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着眼于未来10年我国的中速增长目标，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又是中长期发展的重点；既是发展面临着的突出矛盾，又是改革面临着的重大挑战。

　　1.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大战略。释放消费，需要一个坚实的平台作为依托。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潜力，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平台支撑。第一，城镇化拉动投资需求。初步估计：每增加一个市民，需新增综合投资至少10万元；城镇化率每提高1-1.5个百分点，需新增1500-2000万人，年综合投资大概在1.5-2万亿元。第二，城镇化拉动消费需求。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比约为3.3:1，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合理转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其收入与消费必然会明显增加。

　　我国以城镇化为主要依托的需求潜力释放，是未来10年可持续发展的一大优势。如果说未来10年仍有战略机遇期，主要在于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内需释放，有可能使我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继续创造一个大有可为的“黄金10年”。为此，破题新型城镇化，充分释放城镇化的需求潜力，是扩大内需的战略性选择。

　　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仍处在快速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在30-70%的时期，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3%，正处于加速发展区间，未来10年发展的空间仍然很大。具体来看，中西部城镇化率与东部相比，仍有明显差距。未来10年中、西部城镇化率仍有15-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有可能成为我国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亮点。总的估计是，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率有可能每年提高1或1.2个百分点，2020年将达到60%以上。

　　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特点。这是因为，城镇化意味着农民变市民，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和集聚；城镇化为中等收入者的逐步增多创造了条件，它是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载体。从实际情况看，我国人口城镇化率的水平是比较低的。2011年城镇化率为51.3%，其中包括了1.6亿的农民工，若按户籍计算只有35%左右。这个比重明显低于世界银行[微博]统计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48.5%的水平。这也表明：一方面我国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大有空间，大有可为；一方面我国人口城镇化的差距尚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是新型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创新。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重在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真正解开这个“二元方程”。这涉及多方面的体制问题，需要统筹解决。例如：能不能在未来的5年左右初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并由此为流动人口管理寻求新路。此外，还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的调整、行政区域调整、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农村社区体制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制度创新。只有这些方面的改革破题了，才能为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发展提供动力和条件。

　　2.以扩大消费促进投资转型。关键是以消费拉动投资，并形成投资转型的动力。消费既是增长的目的，也是增长的动力。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消费能够直接拉动增长，而且消费可以带动投资增长，引导投资结构优化调整。

　　尽快改变投资结构。我国尚处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投资率是符合基本国情的。问题在于，现行的投资率长期偏高，投资规模增长长期过快，是不可持续的。当前，适应全社会消费需求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大趋势，需要尽快改变投资结构。首先，要加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应当说，这方面的投资增长潜力很大。其次，要加大消费供给能力的投资。以文化产业为例，未来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由2011年的3%上升为5%左右，估计需要4万亿元的投资。第三，要加大城镇化建设的投资。

　　优化投资资金来源。投资的可持续取决于社会资本是否成为投资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社会资本的投资占大头，例如70%以上，经济才有活力，投资才可持续。当前的突出问题在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过快，民营资本的投资意愿不足、投资信心不足。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加大社会资本投资，拓宽民营资本的投资空间，就在于稳增长首要的条件是社会资本有稳定的投资信心。前不久国家相关部委出台了40余项民间投资实施细则，应当说有一定的力度。问题在于，由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滞后，社会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和垄断性行业尚未有实质性破题。从具体情况来看，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既有“政策玻璃门”的阻碍，更有“利益玻璃门”的阻力。垄断行业的改革不尽快破题，民营资本的进入是很困难的。

　　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当前，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的突出矛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国有资本到底应当主要扮演什么角色？应当说，国有经济在做大总量上功不可没，今天在加快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中，国有资本要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在于要以公益性为目标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哪里有盈利就往哪里去。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是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为此，需要以强化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战略性配置：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优势，支持国有资本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以提升国家竞争力；对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要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使城乡居民直接受益。如果国有资本的收支分红比例能够在未来5年左右提高到25%左右，将会有数万亿资金，这能大大弥补养老金的缺口。

　　3.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是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情。这些年，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仍处于一个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差距的逐步拉大，既容易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增大，又直接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进一步突出。改革走到今天，如何通过收入分配改革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利益矛盾、利益失衡问题，是老百姓普遍关注的大问题。

　　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力度。例如，尽快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和居民收入的比重。其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2008年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为23%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水平，争取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到2020年将有可能达到40%以上。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就有了主要的基础和条件。第三，加快建立收入分配基础制度。居民收入登记制度与完善的纳税申报制度、官员财产公开、财政预决算公开等，都是收入分配基础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尽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已成为收入分配基础制度建设的关键。

　　重在实现二次转型与改革的突破。未来5-10年，以城镇化为支撑，加快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走向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二次转型与改革的战略目标。把握发展与转型的重要历史机遇，需要我们在转型改革上取得共识，更需要转型改革有实质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