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第一财经年会·金融峰会在北京召开。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演讲。(来源：新浪财经 任立殿摄)

　　2012年11月24日，2012第一财经年会·金融峰会在北京召开。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活动。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演讲。

　　李扬：中午好，刚刚许局长说得客气话，在我看来下一步如果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关键的改革，在承认这个前提的基础上财税制度的改革可能比金融制度的改革更重要。一来我们中国经济经过长达30几年9.8%的增长，今后我们会在百分之七八左右增长，调结构各方面的任务更加繁荣，在这方面财政的功能会比金融的功能更强一些。

　　另外财政制度已经将近20年没有变化，远远不能适应变化的形势。

　　财税制度改革，刚刚许局长主要是税制，财政支出也需要有重大的调整，特别是支出要讲效益，现在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效益评价。

　　第三个是财政体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从十八大中已经讲过了要重新拟定中央、地方的事权，根据这个实权配收入权和支出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第四个方面认真的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提高到更高的高度。

　　我今天还是说我这个金融改革。9月份公布了一个“十二五”金融改革规划，这个规划四平八稳，从机构、市场、工具、调控、监管、国际说了一大堆。这里面确实有非常多的内容，在我看来如今，特别是在危机之后谈改革，特别是金融改革有一刻金科玉律必须奉行就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

　　今天利用一个短的时间和大家沿着这条线谈一谈未来的金融改革。我们主要看未来实体经济方面哪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金融改革必须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这样一个原则的确定是毋庸置疑的，首先是因为实体经济未来领域的变化决定了哪些改革发展措施是应当的，而且是有可操作性的。反转来，金融改革好坏，金融本身是一个服务业，它是个虚拟经济，它本身是无法自我评价，所以它的绩效如何，看它是不是有助于实体经济平稳发展。由于这几个原因，我们认为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金融改革可能更加符合道理的。

　　哪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变成值得我们关注，因此金融改革必须予以响应。第一个方面就是中国经济的减速。长达几十年接近两位数的增长，然后降到百分之七八的增长，这是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已经习惯于高增长，在这样一个中速的速度下，哪一些金融问题会产生，我们有怎样的应对措施是需要讨论的。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趋势性的改变。这个改革也有很多不可逆的因素，有些不认真对待的因素在发生。

　　第三是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重要的引擎。

　　第四个方面涉及到金融发展环境，全球危机长期化，在这样一个危机长期不得回转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有高度对外依赖度的经济体而言，我们的金融应当如何应对。

　　最后工业化，人类社会近二百年来一直在工业化的过程之中，但是工业化的内容不断的翻新。我们在传统的工业化基础上提出的新兴工业化的概念，而且沿着这个路采取大量的措施。在我们新兴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展开布局的时候，第三次工业革命又铺面而来，提出一系列新的改变。这样一些工业化的新内容对于金融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中国经济减速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问题应当放在全球经济这个大背景下看来。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体系中一个不可获取的部分，这个世界依赖中国，中国也依赖这个世界。最近我们社科院有一个关于主要经济体外依的研究，中国20%是受到美国影响，反过来我们百分之十几的程度上影响世界，相当高了。

　　结构性的减速首先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的，是不可逆的，是非周期的，更是非政策性的，进一步的含义就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向制造业转换的问题，投资资本存量修复问题，还有创新问题，这都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而不好解决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使得我们减速。

　　经济减速之后对于我们金融来说，它产生了怎样一些影响呢？反过来说，我们金融改革要怎样顺应它而发生变化呢？主要的影响就是国民储蓄率的下降。这些年来我们储蓄率可以说是不断的攀升，最近到50%多，已经有迹象显示可能到了顶点，往后会下落。我们会遇到一个储蓄率下落的新格局。这个新格局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银行来说，银行规模扩大模式到了末路。在这情况下金融业的竞争会加剧，不仅是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

　　半年前我也发了一个说法，我认为影子银行是两句话，创新的源泉，监管的重点，我觉得必须肯定它是不可能消灭的，它会越来越产生生命力，越来越成为我们金融的主体。

　　第二个最突出的影响就是资本汇报率的下降。反过来我们对于提高资本回报率就会成为我们整个金融界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这些年来，我们资本回报率一直在不断的下降。这是我们非常突出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人口结构会发生趋势性改变。我们中国三部分人口，我们现在64岁以后的人口比重越来越大，人口老龄化。 这对金融领域的影响是什么呢？这个影响是全面、广泛而深刻的。储蓄率因此下降毫无疑问，在储蓄率下降，老年人口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金融的跨期储蓄配置机制就至关重要。而这样一个机制在中国今天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我们有跨金融，金融就是对于时间的学问，我们现在要跨贷，一贷20年、40年，需要有这样一个跨期配制机制。目前我们金融结构在这方面功能很弱。这是它的一个影响。

　　第二个影响当养老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我们对金融产品的收益要求要稳定，要低风险。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股票市场低迷也许有点关系，大家可能逐渐厌恶风险。越来越多的人有一点储蓄希望能够保的住，不希望在暴涨暴跌之间担惊受怕。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已经影响。最近两年中国在金融这几个部分发展最快的是证券市场，是固定收益市场。我们呼吁多年而一直未见有成功的一项改革悄然，当然是因为人口结构变化在发生。

　　与此相关它对机构影响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契约型的储蓄机构，就是很针对性的解决资源的跨期配置的机构会不断发展。现在我们商业功能很弱，存款最长五年，贷款最长八年，再长一点25年。但是普通人难以通过它来在一个时间序列里分布自己的收入和支出，所以必须有一些企业型的机构用于跨期配制。

　　人口结构变化的第四个影响就是财富管理将获得长足发展。以前大家不需要这么精细的管理自己的财富，钱存到银行去，买一个股票放20年再看。现在没有好的机会，我们必须精细的管理自己的财产，财富管理成为一个很大的行业。不完全统计，社科院经常给各个地方做课题，现在做发展的课题都会有金融发展，金融发展重点无不包含财富管理，各地都说我们要做财富管理中心，可见这个事情已经到这个时候了。

　　与此相关，一些衍生品的发展也会显著。证券化之类的东西在中国推这么多年无所进展，那是因为不需要。如果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如果储蓄率开始下降，筹集资金，盘货资金的需要就会产生。因为证券化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业务进入我们整个金融体系。与它相关的所有的衍生品的市场发展也都会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人口结构变化还有一个影响，这是宏观的影响。我引述了“十二五”金融发展规划中的一段话，就是关注更广泛意义的整体价格水平稳定。中央银行以后是这样的。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中央银行要关注资产价值。最近有些讨论，物价都这样了，为什么不降准，为什么不降息了。你如果只看传统的商品和劳动该降准和和降息，但是如果把更广泛意义的就是把资产市场放进来就不该降了。因为那个市场还在膨胀，而那个膨胀对我们影响是不利的。

　　第三个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它对金融改革也提出了要求。它直接的冲击是两项，城镇化依然是需要投资，投资主导肯定还会保留。但是投资的领域变化，尤其是投资对象的商业性质会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在城镇化的投资中大量投资都是兼有私人品和公共品性质的混合体。不像纯粹工业化的时候就钢铁厂，水泥厂，现在也许修医院，修垃圾处理厂，修自来水厂，保健站，甚至修路。这些东西它是服务于私人的，但是有相当大的公共效益。因此，几乎没有纯私人品。

　　这时候投资对象发生这个变化，那么它的商业特征也就发生变化，现金流的特征发生变化，对我们整个投资是非常大的挑战。

　　第二个相比工业化而言，城镇化对资金需求的区间要求更长，有的回收时间非常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金融改革如何应对呢？我提出了几个要点。首先一个要点就是要认真的研究，科学冷静地研究那个地方的融资平台问题。昨天发改委一批人到我们那去调研，就座谈城镇化的规划问题。我重点谈了城镇化过程中的资金筹措问题，大家都已经有了共识。服务于城镇化的金融体系要从分析地方融资平台入手，由此入手我们看服务于城镇化的金融体系是很复杂的，需要很多的改变。

　　我就纯金融方面看一下。第一个要有权益性资金。服务于城镇化的投资，大量的要有自己的钱投，不能用银行的钱投，不能借钱投基础设施，那就是一个系统性风险。   因为它的现金流不稳定，商业特征不明显。因此城镇化投资第一个要求加大………

　　这次危机让我们看到政策性金融不可或缺，当然传统的政策性金融走向末路，我们现在需要有新型的一些政策性金融的安排。我们刚刚讲了今后大量的投资对象是私人和公共性质混淆的，纯公共的用财政投，……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都有很多的发展。

　　第四就是要有大量的金融创新，因为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中根本没有想到过为地方城镇化来融资的，所以才会出现融资平台违规的安排。因此金融创新会有大量的潜力。

　　最后是要全面放开民营资本的准入，应当让他们来自主的寻找一些项目，并且政府给便利。第四个影响是全球危机会长期化，这个长期化对中国的影响首先就是中国不能够再主要依赖外需。中国2012年的情况看，前三个季度分别增长8.1%、7.8%、7.8%，前三个季度由内需拉动的增长占到107%，外需已经连续几年是负增长因素。这个情况告诉我们中国依赖外需的增长方式已经基本上过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在十八大关于对外开放中有了很新的表述，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已经把自己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越来越重要，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一个部分来看。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性经济体。这和过去不一样。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开放模式，加快走出去的步伐。而且在空间布局上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的开放合作，提高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在十八大关于新的对外开放战略有一系列的表述。

　　前天商务部公布说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有了实质性进展，这还是在日本老是拿钓鱼岛跟我们闹事的时候，可见区域性、次区域性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区域内的国家都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所以大家都积极的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别的一些事情并不能干扰这样一个主要的倾向。

　　如果说要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按这个要求来确定我们的对外金融的安排。我们的眼界就应当是放宽一点，大致上是三大要点。一个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表述没有多少变化，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实际的运行已经接近双边、双向浮动。

　　第二个逐步实现人民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这里面包含一系列内容，贸易投资自由化，外部市场发展，资产管理，跨境资产流动。

　　第三个关于大家热议的人民币国际化。大家注意，在中央银行的文件中从来没有提过，上百页的“十二五”金融发展规划同样没有正面提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这个事情不那么简单。

　　没有谈这个，但是这个事情肯定存在。我们坚持要做的是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实需为主，先易后难，强化监测，风险可控，跨境人民币结算工作，稳步扩大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支持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业务，支持有关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国际储备。我们只是做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不谈人民币的国际化。主要内容还是用。伦敦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极快。

　　在这样一些问题都要慎重处理好的前提下，这次金融改革的规划首次提出了顺序问题。谁在前，谁在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是这样排序的。我们过去的改革是资本项目改革在前，人民币汇率机制在后，使得我们一度控制不住这个市场。我们很早研究发现所有的国家先放开汇率，但是基本项目是控制的。我们国家这个顺序是有问题的，现在在“十二五”规划中重新理了一下这个顺序，这个顺序指导我们未来的改革。

　　最后一个问题是新兴工业化和第三次工业革命。讲到工业化三个概念，一个是传统工业化，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已经工业化中后期。但是传统工业化使得我们有大量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过渡的传统工业化最后有过剩的问题，24个行业21个产能过剩。我们很早认识到这问题，于是就有了新兴工业化，它更强调四个要素。第一个绿色化，生活绿色化十年，生产绿色化二十年。

　　第二精致化，质量优先。这次十八大突出讲了质量和效应，质量优先，而且要有鲜明的文化要素，一看是中国制造。现在我们都有美国制造，日本制造，德国品，没有一看是中国的，而且大家引以为骄傲的产品。

　　第三是信息化。

　　第四是服务化。这一点特别要说，当我们说工业化的时候，说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新兴的工业化是服务化，其实这样就把两个我们常常对立起来的历史运动给它内在联系起来。我们说提高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作为地方官考核指标，然后地方官天天搞开饭店。新型工业化内在揭示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

　　在这个基础上，在新兴工业化还在推进的时候又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它的主要特征是大规模的定制，这是一个复合词，大规模保持了二次工业革命的基本成果，就是流线水。定制又充分显示出未来的发展趋势，完全是满足一个一个个体需要，但是它又能用大规模的方式提供这个满足。智能化、数字化、新材料机器人、快速成型等等。

　　这样一些工业化领域中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我们金融提了什么要求呢？这些变化其实是我们这次危机恢复的前奏、基础和前提。危机要想真正的恢复必须在整个产业领域中有一次新的科技革命，这个革命在酝酿，一会儿是新型化，一会儿是第三次工业革命。面对这种状况，我们金融的改革有什么呢？说到底，依然回到一个老命题上，就是如何为高新科技产业化提供服务。传统的措施不能有效的支持革命性的科技变化，以及革命性的新的产业化。这样一种挑战又让我们继续回到一个老问题，就是金融结构到底市场为主，还是金融机构为主呢？理论以及各国的实践已经给了回答，就是应当以市场为主的体系。因为它在收集和加总多样化的信息方面存在优势，允许每个人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因此，这类体系便于用来处理不确定性，创新和新的思想，特别是当一些独特的决策和一些新技术的评估必须作出时，市场会显示出越来越。

　　能够容忍不同意见使得新技术往往是在市场主导国家首先得到发展和应用，这个结论前两次工业革命以及在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的金融革命屡试不爽。为由此中国经济结构我们需要大力发展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鼓励各类促进资本形成的资本发展……，“十二五”规划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到“十二五”末直接融资占比要提高到整个比重15%以上，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但是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也必须完成。

　　还是那个话，未来是我们改革未来成长驱动力，财政的改革我觉得重要性比金融大，金融的改革这些年一直在做，金融是很流动的因素，金融改革未来更重要的是紧跟实体经济的发展，不要说美国人怎么做，我们跟着他走，或者理论上说。因为金融是一个非常虚拟的行业，它的合理性必须通过实体经济给予检视。

　　最后一句话，我们这个改革需要有大动作，很多我们过去谈了很久的问题在现在又以新的形式更尖锐的提到我们面前，所以我们改革还需要有更大的决心和推动力。今天我在这讲，希望和大家形成共识，推动我们金融改革，使得我们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能够顺利完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