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麒麟主论坛下午发言实录
新浪财经讯 2012新浪金麒麟论坛于11月20日在北京JW万豪酒店召开，本次论坛主题是：“新周期中的经济改革”。以下是主论坛下午发言实录。
主持人：
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先生上场，为我们下午的论坛做主旨演讲，掌声有请。
王兆星：
各位朋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下午好！
非常容幸再一次参加我们新浪的年度论坛，今年已经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第五个年头，马上要进入第六个年头了，由此可见这场金融危机延续之长、影响之广、所造成的影响之深刻，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那么我们也都在反思，这场金融危机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深刻的教训。我们应该从中取得哪些重要的启示，由此来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经济和金融改革，进一步推进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的改革，来确保我们的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更加安全，来防范下一次危机的到来。
关于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和启示目前讨论很多，我想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和启示，尤其对我们金融业，金融的管理者和金融的监管者来讲，可能尤其重要，尤其深刻。
启示一：其中一个教训和其实就是金融必须始终地要服务于实体经济。
我记得在我们大学的教科书当中就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原理，那就是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映和反作用于经济。尽管金融已经成为当今现代经济的核心，但也没有丝毫的理由可以推论金融可以脱离实体经济。所以我们不能允许金融搞自我创新、自我循环、自我膨胀，最后形成严重的金融泡沫，形成金融对经济的严重的损害。
启示二：那就是金融危机不仅会给我们的经济，同时会给我们的社会，甚至给我们的政治生活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它会造成经济的衰退，造成高失业甚至导致政府的下台。
所以由此给我们的重要教训就是，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金融的安全，为此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强化对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这场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不能仅仅靠市场的调节，不能仅仅靠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不能仅仅靠金融机构的自我治理，更不能仅仅靠商业银行的风险的管理模型。而金融的监管者必须承担更重要的责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要真正成为金融体系的安全保卫者，要做到及时地发现风险、及时地识别风险、及时地提示风险、及时地控制风险、及时地处置风险，来确保金融体系安全稳健运行，进而来保证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也正是在这样两个重要的启示和教训之下，国际金融组织和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启动了新一轮的国际的金融监管改革。所以我接下来也想就此机会重点向大家介绍一下当前国际金融监管领域所展开的六个方面的重点的改革，这些重点改革都涉及到如何来进一步促进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如何进一步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进一步增强金融体系的效率和功能。
首先当前国际金融监管领域开展了第一个分析的改革，就是进一步加强银行支付能力和清偿能力的改革，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巴塞尔三，要重新建立和统一资本的监管标准和流动性的监管标准，来进一步降低金融机构的杠杆效率，来进一步增强银行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银行体系吸收损失的能力，为银行体系的安全筑起一道坚强的堤防。
国际金融监管领域的第二个方面的改革，正在推进的是进一步加强对系统性，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有效的监管，来认真地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来降低金融道德风险和金融系统性风险，来切实保护存款人和纳税人的利益。
所以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委员会，专门确立了针对全球系统重要性和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框架，包括要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机构实施额外的资本监管要求，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金融机构实施特殊的信息共享机制，同时也要求系统重要性机构要建立有效的业务的恢复、风险的处置等有效机制，同时要加强国际各个国家和地区监管当局的监管合作，来有效地实施对这些具有全球业务和全球重要性机构的有效的监管，来以此防范系统性的风险，防范道德风险，来保护纳税人。
当前推进的金融监管领域的第三个方面的改革，那就是进一步加强和不断地完善，金融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来进一步增加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性，来进一步丰富金融宏观审慎的有效的工具，来切实有效地防范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那么宏观金融审慎监管的有效工具包括要实施逆周期的资本的监管、逆周期的风险准备金的监管、逆周期的资本杠杆的监管，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的协调，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跨行业、跨市场、跨国界、跨区界的传染和蔓延，来切实防范系统性危机的发生。
所以建立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也已经写入了我们金融改革的重要的议程，目前人民银行正和相关部门来加强合作，尽快建立这样一个有效的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
当前正在推动的国际金融监管领域的第四个方面的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界定、识别、规范、监管和风险的有效处置。近年来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的金融性业务发展很快，他们既是金融创新的结果，也有效地补充了正规体系对金融服务提供的不足，那么有效地改善了金融的服务效率，对调节资金的供求、增加金融服务的供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不受任何监管或很少受到监管的这些非银行、非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的快速发展和扩张，也带来了风险的严重的积聚了积累，一旦发生失控也完全可能会形成系统性的风险，甚至会威胁到整个银行体系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所以在进一步推动金融创新来不断改善金融服务的同时，国际社会也在寻求建立一个更有效的监管框架，来确保这些所谓影子银行的金融活动得到有效地监管，来切实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
国际金融监管领域第五个方面的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包括高度复杂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交易规则、机制的改革。在当前这场金融危机之中，过度的金融创新、过度的金融资产的证券化、过度的金融衍生工具膨胀，最后造成金融风险的失控、市场的崩溃、流动性的崩溃，那么应该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由此我们吸取教训，同时也要加强这方面的改革，那就是要对所有的，特别是那些复杂的金融结构性产品、金融衍生性产品、金融的证券化产品，对他的风险的结构、对他的交易结构、对他的清算机制，以及对流动性和资本的要求，都要进行系列的改革，来包容这些产品的创新，金融交易能够安全、稳健地进行，一方面来促进金融市场的活跃，提供更多的金融投资工具，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来防止它的自我膨胀和防止金融泡沫的形成。
当前正在推动的金融监管领域第六个方面的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消费者、存款人的保护。在存款零售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以及市场交易业务之间，要建立有效的隔离墙，要建立起有效的防火墙和栅栏，来优先保护存款人，提高金融产品的标准化和透明度，来充分提示金融产品的风险，来真正实现公平、公正的交易，来严惩那些诱导欺诈的金融消费者的行为。
所以在美国、英国都建立了这种金融存款的零售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自营业务、代理业务等等，要进行有效的隔离和栅栏，来优先保护公众存款人，来有效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以上是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在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和启示之下，当前正在启动和推行的，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的六个方面的重点改革。
第三个问题我想重点讲一下中国已经完全融入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重要已经成为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组织的重要成员。那么当然也有责任和义务来参与、推动当前的国际金融改革，同时也在这场国际金融改革当中不断地改善我们自身的金融体系的安全性，来提高我们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来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大家最近已经看到或听到，美国监管当局已经宣布他们想延期实施国际资本监管、延期实施巴塞尔三标准，欧盟也可能步其后尘，相继宣布将推迟巴塞尔三标准。中国政府和中国金融监管当局，作为国际金融社会的重要成员，我们已经承诺要积极参与和积极实施国际金融改革。我们在今年的六月份已经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我们的资本管理办法已经正式发布。我个人来讲，我认为中国实施巴塞尔三标准，实施这些国际新的规则，不仅仅是为了履行业务，也不仅仅是为了达到这些国际标准，我认为更重要的它是考虑了中国的国情，要更加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不会受个别国家这样一个推迟的决定，可能会坚定不移地来实施新的国际标准，这是因为我们在研究、制订、实施这些标准过程当中，我们在努力寻求，也努力去做到在实施国际标准过程当中，能够实现最好的这样六个方面的结合，来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
第一，要把提高资本要求与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有机地结合起来，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实施这些国际标准，来更有效地提升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因为“巴三”它是对国际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实践、风险管理变革当中的一个集中的总结，从巴一到巴一点五到二点五到巴三，它不仅仅是一个资本充足水平的变化，资本结构的变化，它更多地是体现了一些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技术、风险管理方法、风险管理体系的重大变化、重大变革和历史的进步，它应该说吸收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最佳实践和先进的成果，所以通过实施新的资本标准，来推动我们的商业银行充分地学习、借鉴、吸收和把握最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和方法，进而提升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水平，提升在国际的竞争力。
第二，我们在实施国际标准当中，也在试图努力做到要把推进实施国际新标准与支持中国的实体经济紧密地结合。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来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所以我们在设计新的资本标准的过程当中，我们考虑了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结构，考虑了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的结构和业务结构。设计了在国际标准的框架下所允许的我们对风险的判断和资本的要求，以实现既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水平，提高我国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安全的保障能力，同时也不削弱和影响中国银行业对中国经济的支持，使得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持续健康和较快地发展。所以在资本的结构、资本的水平，特别是有关风险系数的安排方面，充分考虑了中国银行业自身对实体经济需要的支持。
第三，我们也在试图、也在努力寻找、努力实现，要把实现国际标准、履行国际业务，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银行业的实际出发，来借鉴、学习国际监管的最佳实践，要根据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结构、业务结构，我们的商业模式，以及对中国经济的支持的要求，来合理设计符合国际资本标准要求的中国版的、中国化的新的资本监管标准。
第四，我们也努力寻求、努力实现，把推动新标准的实施与促进银行业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业务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优先考虑来推动中国银行业转变发展方式和优化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我认为中国银行业不可能再继续保持过去这样20年、30年的快速的贷款的增长、快速的资本的积累、高速的盈利增长以及它的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也必须要借助资本约束的强化，借助风险管理要求的强化，来推动中国银行业，切实地转变自己的发展方式，来切实地优化自己的资产结构，来面对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国际经济增长放缓，那么要面临着利率的市场化、要面对着资金的脱媒，要面临着利差的缩小和盈利的减速，这些新的挑战必须要转变自己的发展方式，转变自己的业务发展结构，来实现在创新当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第五，在实施新的国际标准过程当中，我们试图也努力想实现，把提高资本质量、注重资本的内源积累与鼓励资本创新有机地结合，而更加注重资本的内源积累，更加注重资本的质量，更加注重提高资本的吸收损失的能力，更加注重资本对约束，银行的扩张和维护银行体系安全的重要性。同时也考虑到中国资本市场的现实，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的这种现实，那么中国银行业也必须不断地补充新的资本。在这方面我们一方面鼓励商业银行更多地用自己的利润的流程，来实现内源的积累，同时我们也充分利用国际监管标准所提供的空间，来鼓励商业银行进行新的资本工具创新，来补充附加资本、二级资本的要求，所以我们不久将发布关于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指导意见，也通过市场化、商业化来推动商业银行更多地进行资本工具的创新，为活跃资本市场，同时来补充资本的需求。
最后我们在实施新的资本过程当中，我们也在努力尽可能来实现，把推进实施新的标准与提升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有效地结合起来，要把实施国际标准，把改善风险管控，把转变发展方式，把优化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最后要落实到促进中国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上。要真正做到实施新的标准，不是削弱，而是更加有利于提升中国银行业的国内的竞争力，以及它的国际的竞争力。所以也正是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和政府金融监管当局，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来推进新的资本标准的实施，把它作为中国金融业改革、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维护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奇迹，而不会受某些国家由于国内的困难而推迟实施的影响，来进一步提升中国银行业在国际的话语权和国际的竞争力。
那么说得不妥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各位。
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陈文辉先生上台演讲，有请。
陈文辉：
在这里代表中国保监会感谢新浪对于保监会长期以来工作的支持，也借这个机会代表保监会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的成功。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主要想谈一下保险业的市场化改革与资本监管转型的问题，想说三点。
第一，我们认为整个保险业市场化改革滞后，是当前保险业发展面临困难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2011年全国实现保费收入1.43万亿元，总资产6万亿元，今年截止到10月份，全国保费收入是1.31万亿元，同比增长7.1%，保险总资产是6.83万亿，保险资金运用余额是6.32万亿，应该说为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年来保险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业面临着比如说产品结构单一、产品竞争力不强、保险资金投资收益长期偏低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也是抑制了保险业的发展空间。比如说我们现在GDP中国在全球是占到了第二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是保报规模在全球在第六，所以今天上午我去跟郭主席聊的时候他说你们保险业如果在全球的地位跟整个中国经济的一样，那就好了，当然他隐含的是一些比较深层次的原因。
那么确实存在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保监会也是将这样一些作为重要的监管内容，采取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包括引导公司调整产品结构，进一步放开保险资金应用渠道等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我们认为要彻底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还远远不够，那么这些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我们认为可能跟市场化的推进还不够有关系。比如说从产品方面来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整个产品的承保业务比较单一，产品的竞争力不强，包括财产险主要集中在车险，寿险主要是集中在投资理财功能比较强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呢？就是说产品的这个形式比较单一，竞争力不太强，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现在对于产品的管制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对于寿险产品的预定利率的管制，那么这样一个管制，事实上是已经很多年了，从1999年开始。那么这样一个管制对于有效地防范利差的风险，对于保证偿付能力，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确实有他正面的一部分，但是同时也带来我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些问题，品种比较单一、竞争力不强、不能够满足消费者各方面的需求，这确实是我们一直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而且由此带来的。
比如说说产品竞争力不强，销售人员为了把产品卖出去，可能后面接着就是误导的问题，包括理赔上的一些问题也都来了，那么我们想这个是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另外就是投资收益长期偏低，因为作为保险资金，特别是寿险资金，它是长期资金，理论上它的收益率是比较高的，但是事实上这些年来，比如说从2006年到去年，我们看这个保险行业的资金应用收益率是比较低的，比如说去年只有3.6%，但是中间也有高的时候，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
那么造成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觉得对于整个资金运用管制比较严厉有关系，因为过去我们确实在这方面吃了很大的亏，所以在1995年的保险法里面，把这个资金应用的渠道，当时只限定于买国债跟存银行，当然后面是逐步有一些放开，但是放开得还是很不够，而且为了防范投资风险，确保公司不出投资风险，那么监管部门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说事前监管的模式，包括设定比较高的投资准入门槛、限制投资比例等等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确实对防范这些风险，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些作用，但是也使得保险公司在投资方面的选择权大大地缩小，也对他的投资收益率有比较大的影响。
那么当前保险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要解决产品结构单一、产品竞争力不强，投资收益低下的顽疾，要推动中国保险业再次起飞，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就必须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为公司创新，保险产品创新销售模式，创新投资模式打开一个新的空间，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当前保险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可能跟我们这个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直接相关。
那么第二点想说的意思就是，我们认为保险的资本监管转型是撬动保险业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杠杆，也就是说保险业的市场化改革，现在看来已经成为行业的一个共识，市场化改革最关键的环节应该说分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产品的条款和费率的市场化改革，还有一个就是保险资产配置的一个市场化改革。
那么这两个方面的改革要成功，事实上都取决于保险业的资本监管能否实现一个成功的转型。事实上我们过去也做过这种市场化的改革，比如说我们在2001年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是在广东试行，2003年推到全国。但是接下来的可能就是价格战硝烟弥漫，大家是竞相压价，手续费不断地攀升。我们做过一个统计，2003年车险市场平均费率降幅近17%，而赔付大幅度增加，当时简单赔付率达到了63%，同比上升了5.7%，到了2006年，监管部门为了治理这种恶性的价格竞争，又重新回到了价格管制的回到。
我们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反复，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资本监管体系尚未形成，保险公司的资本约束理念尚未树立的条件下，推动了这样一场改革。
事实上到了2003年，我们国家第一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的建设工作才刚刚启动，到了2007年才基本建成，在缺乏资本监管体系的情况之下，公司无法准确计算和评估自身的成本与风险，监管部门无法及时监控实现风险，比如导致行业性的恶性价格竞争，市场化改革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事实上对于寿险也是这样，这些年来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寿险的市场化问题、改革问题，但是始终不敢迈出这一步，也就是确实我们觉得我们在资本监管这一块儿，偿付能力监管这一块儿，还没有这样一个能力来约束，监管部门是这样认识的，其实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也有这方面的担心。所以我们说资本监管这一个环节，对于市场化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认为良好的资本监管对于市场化改革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监管部门通过实施资本监管，能够及时地发现、处置风险和问题，如果公司市场化改革之后进行恶性竞争，其潜在的风险将被及时识别，并表现为偿付能力不足，从而对其采取监管措施，遏制或杜绝市场的恶性竞争。
二，好的资本监管体系，能够让保险公司准确识别投资风险、承保风险，根据风险进行科学地定价，提高保险的竞争力，提高公司的竞争能力。
三，资本监管能够提高公司自控能力，引导保险公司加强风险管理，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通过理性经营提高竞争力，形成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与欧盟正在建设的偿付能力二为例，欧盟偿付能力二将对各类投资资产进行风险定价，风险越大的资产，所需的资本要求也越高，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状况和资本状况，自主决定投资品种和投资比例，永世长化的资本监管取代行政化的事前监管，同样也可以达到控制资金运用风险的一个目的，但却降低了市场干预的程度。
我们国家现行的资本监管体系，显然现在还是无法有效地发挥上述的作用，不能满足支持保险业下一步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需要，因此市场化改革要成功地推进，首先必须进行资本监管转型，才能为以产品条款和费率为主要内容的承保业务，和以投资决策，和资产配置为主要内容的投资业务的市场化改革，创造条件，使承保和投资在快车道上，沿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前进，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完善的一个资本监管的体系。
那么我下面就谈一下第三个问题，建立适应市场化改革需要的新的资本监管模式，为了推动保险业的市场化改革，今年保监会发布了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的一个建设规划，我们国家保险资本监管转型也正式启动。第二代偿付能力采用国际通行的三支柱的整体框架，也就是说第一支柱是定量监管要求，主要防范可量化的风险，通过科学的识别和量化各类风险，评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状况，要求保险公司具备与其风险和业务规模相适应的一个资本。
第二支柱就是定型监管要求，主要用于防范不满足第一支柱要求的不能可量化的风险，如公司治理的风险、操作的风险、流动性的风险等等。
第三支柱是市场约束机制，主要是通过信息披露手段，让市场了解和掌握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够状况和风险管理能力，发挥消费者、评级机构、财务分析师和社会公众等市场的力量，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一个监管。
那么为了适应保险业市场化改革的需要，第二代偿付能力建设将遵循以下的三个原则。
一，以风险为导向的全面风险管理原则。第二代偿付能力将保险公司面临的各种风险类型都反映到资本要求中，包括保险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增强防范风险的全面性，特别是第二代偿付能够更加注重定性监管，通过监管分析检查综合评价等手段，对保险公司风险进行全面地评估，从整体上把握行业风险底线，保证保险市场的平稳健康运行。
二，以资本约束为导向的风险预警原则，第二代偿付能力将细化风险类型，准确计量各类风险，使偿付能力要求真实反映公司实际风险状况，提高资本要求对风险的敏感性，提高公司的风险定价能力，及时制止保险公司价格战或费用战等非理性的竞争行为，促进公司理性经营，改变粗放的发展模式，实现业务增长、经济效益、服务水平和资本管理的平衡发展。
三，以自我约束为导向的内部风险管理原则，第二代偿付能力建设将注重吸收保险公司和相关利益方参与，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促进整个行业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第二代偿付能力三支柱框架，以公司内部偿付能力管理为基础，注重引导保险公司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管理机制，增强公司风险识别、产品定价、资金运用、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等内部风险管理能力，使公司能够主动适应市场化改革的新的市场环境。
总之我们相信，资本监管转型将有利地撬动和保障我国保险业的市场化改革，使保险业在更高的平台和更广的空间发展，更好地发挥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助推器和稳定器的作用，也实现这十八大提出的，提高银行证券保险业竞争力的这样一个目标。
我的发言就是这些。
主持人：
下面有请的嘉宾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助理吴利军先生上场演讲，有请。
吴利军：
下面我就如何通过多层次市场建设，更好地满足投融资需求，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谈一些工作情况和想法，与大家一起交流。
一，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是发展实体经济的现实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要顺利完成转型，必须在创新创业机制上取得突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的工业大国，但我们的创新和创造能力并不是很强，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的地位，经济增长、资源能源消耗巨大，环境成本较高，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问题比较突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因素就是要形成高效的创新创业机制。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过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同时要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在金融知识创新的各种途径和方式中，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天然优势。由于具有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特点，资本市场比较容易组织动员资金、人才等各类资源，向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活力的转化，对于落实创新型国家战略至关重要。尽快形成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的良好对接机制，对我国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以及经济的国际化都非常关键，对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体系结构还不健全，市场的弹性和包容性还不够，导致实体经济中大量真正初创的新型业态的、新商业模式的企业不能得到应有的支持。知名网络公司很少在国内上市，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对文化创意、三农、高科技、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服务也远远不够。特别是对于最具有创新创业活力的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
有资料显示，我国实体经济中的大中小微型企业分别数千家、数十万家和一千多万家，中小微企业占比超过99%，这个比例是很大的了，这种企业层次在客观上需要一种金字塔形的资本市场体系与之匹配。但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代办转让系统，却出现倒金字塔形，当然这个是我们资本市场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可能阶段，市场主体都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建立一个非常完善的市场、非常紧密的结构，这个需要一个过程。
截止到今年10月底，我国上市公司数量只有2493家，主要是大中型、成熟型企业，交易所市场服务范围，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现实需要，金融市场的结构性不平衡，直接融资比重过低，难以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也不利于经济、金融安全稳定运行，在这种背景下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成为促进经济、金融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十二五规划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均提出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央经济工作会也将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确定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证监会将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积极稳妥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我跟大家讲一下近期的一些情况。
今年以来证监会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的方针，立足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实际，紧紧围绕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出了一系列完善资本市场体系的举措和措施。
1，全国性场外市场建设实现突破。经过6年的中关村试点，今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已经正式启动扩大非上市股份转让试点工作，按照总体规划分布推进，稳妥实施的原则，设立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逐步将条件比较成熟的园区纳入试点范围，为试点园区的非上市股份公司提供股份、报价转让等服务。试点园区除中关村园区外，新增天津滨海，上海张江、武汉东湖三个国家局高新技术开发区，目前证监会已经于北京、天津、上海、湖北四个省市政府签署了合作备忘录。9月7日首批扩大试点的8家企业实现了挂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运营机构也正是成立了。截止到今年10月底，先后有157家园区公司挂牌，其中有7家公司实现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累计成交金额25.1亿元，40家挂牌公司完成了49次定向增资，募集资金23.4亿元，特别是今年扩大试点以来，四地园区企业累计挂牌21家，扩大试点工作的启动，是推进全国场外市场建设的重要步骤，标志着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试点，还是从北京的中关村园区走向全国。
2，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成效明显，为规范各类交易所健康有序发展，防范金融风险，去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各类交易所进行集中清理整顿。今年7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所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清理整顿政策间歇、工作要求和监管的职责。各省级人民政府作为组织实施清理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的责任主体，按照国务院和清理整顿各类交易所的部际联系会议部署和要求，积极稳妥地开展了清理整顿的各项工作，目前新设交易所的势头得到遏制，重点地区、重点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工作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浙江、湖北、重庆、贵州、西藏、甘肃、青海、深圳等八市区的清理整顿工作，率先通过联席会议的检查和验收。
3，区域性股权转让市场逐步规范，证监会积极支持地方在区域性场外市场建设中的探索和努力，并与地方政府一道共同规范和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证监会今年8月出台了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参与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指导意见，允许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在相关省区市按照要求，完成各类交易所的清理整顿以后，以参股或者说成为市场会员登方式，参与符合条件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为企业提供股权、债券的转让和融资服务。
4，中小企业私募在试点，进展顺利。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拓宽小型、微型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小型、微型企业上市融资的要求，证监会今年推出了中小企业私募债，引导非上市中小微企业向具备条件的合格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坚持市场化导向，发行部设行政审批，由交易所备案，不设财务指标限制，不强制要求信用评级，鼓励发行人自主引入灵活的征信措施，以增强偿债保障能力，强调行业自律组织和市场中介组织的作用，中小企业私募债的试点办法于今年5月正式公布，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6月起正式接受私募债的备案。截止到今年10月底，已在全国14个省市开展试点，共接受112家企业备案，拟发行总额136.23亿元，其中56支私募债已完成发行，总额57.73亿元，总体看中小企业私募债起步和进展情况良好。受到了中小企业的普遍欢迎，市场反映也比较积极。
三，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的总体要求，证监会将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动性和针对性，继续规范发展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深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稳步实施退市制度改革。推进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制度完善，进一步发挥市场功能，维护市场秩序，增强市场信心，不断拓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逐步形成多层次、高效率、全覆盖的市场体系，为不同风险特征的筹资人和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人，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差异化的投融资服务，以及高效、灵活、低成本的交易机制，并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1，加快推进场外市场建设，制订出台全国性、场外市场运营机构的管理办法。建立完善市场准入股份转让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按照总体规划、分布推进、稳妥实施的原则，尽快将符合条件比较成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纳入试点范围，同时抓紧完成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目前尚未通过检查验收的省市也要尽早完成本辖区清理整顿的验收检查，对通过检查验收的省市，证监会将优先考虑将其具备条件的高新园区参与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扩大试点，进一步探索完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配套规定，逐步建立证券公司参与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自律规则体系，做好非上市公众公司管理办法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
2，积极促进债券市场规范发展，依托部际联席会议机制，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制度规范，加快实现准入条件、信息披露标准，资信评级要求，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和投资者保护制度的五个统一，促进场内、场外市场互联互通。根据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情况，不断完善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相关制度和规则，加快债券市场创新，继续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信用债券品种。
3，稳步发展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抓紧做好推出国债期货，石油期货等国计民生的重要期货品种的准备，也在积极推进焦煤、油菜籽、鸡蛋等期货品种的上市工作，加大对铁矿石、商品指数、碳排放权等战略性品种和期权等新交易工具的研发力度，不断丰富市场的交易品种和风险管理工具。
我国资本市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民经济和企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将在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坚持践行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领域和方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也希望大家继续关心和支持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到的是我们议题的主持人，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首席金融记者张琳女士上台，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张琳，有请
张琳：
在今天这场话题开始之前，我想也许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当前中国金融业的格局是怎样的，这样的格局未来是否必然会被打破，在当前中国经济企稳放缓的形势之下，金融业会有哪些要素成为未来发展地新的支撑点，而这样一种格局的变化又会给金融业带来哪些机会。为此我们今天非常容幸地邀请到了几位来自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重量级的金融界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从多维的视角探讨中国的金融业正在发生的变革以及未来的愿景。
议题二：金融业新格局
主持人
张 琳，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
发言嘉宾
李礼辉，中国银行行长；
唐双宁，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
陈东升，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
周春生[微博]，长江商学院教授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虽然基本面向好，但是内需不足出口下降，实业不振、融资困难，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比2008年的时候更加严峻和复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刚刚结束的十八大自然备受全球的瞩目，不仅因为这次会议，为我们确定了未来5到10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大方向，也为我们更加坚定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必须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大方向，根据十八大所指明的方向，中国将从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逐渐转变为以创新和内需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未来的中国将从所谓的世界工厂出口大国，可能逐渐会转变成世界数一数二的消费大国，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
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之下，我们再来探讨中国金融业的新格局，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金融业的格局往往是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而改变，无论是宏观的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汇率的改革还是微观层面的地方上的金融改革，都是对当前经济冷暖变化的最直接的反映。
那么在世界经济深陷危机的当前，世界各国金融业的格局都受到了一些冲击，中国金融业如何吸取国外的教训，如何更好地发展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新格局，这就是今天下午我们将要探讨的重点。
下面我们想首先邀请每一位嘉宾，依次进行十分钟左右的主题发言。首先我们有请唐总为我们进行10分钟的主题发言。
唐双宁：
今天讲一下就是今冬明春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两防，一个是防止宏观经济的进一步夏华，第二个是防止明年换届后的泡沫。
现在我国GDP的增速已经连续7个季度放缓，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而且是近20年来第四次连续两个季度的低于8%，单纯从GDP增速来看，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金融危机以来的二次回落，也就是我过去讲的一个大W形，下滑的原因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正在处于一个复苏与危机博弈的十字路口，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心梗，经此一劫元气大伤，虽多次量化宽松，也是硝酸甘油的作用，仅仅见到短效，高负债和财政悬崖。欧债危机是癌症、无解，深层的原因一个是人口老龄化驱使下的高福利文化和极端民主和体制的竞选矛盾，二是财政政策的差异性和货币政策统一性的矛盾，不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就解决不了产业空心化问题，不解决产业空心化问题，就解决不了税收和财政的问题，不解决税收问题又要满足超高福利主义的文化，就得发债，就解决不了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的问题，不解决欧盟升格为欧洲八国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差异化的财政政策问题。那么欧盟各国不死到临头，就解决不了，所以无解。
日本经济是长期近20年的疲软，负债率更高于欧美，新兴国家是两面受夹出口贸易增长困难，通胀威胁进一步地加大，这是从外部环境看。从我国自身看，三架马车均出现难题，一个是外贸难恢复，出口市场将长期疲弱。另一方面维系我国出口的三低优势(低劳动力成本、低资金成本、低环境成本)，这个也在弱化，这个面临东南亚国家的激烈竞争。第二个是投资难持续，长期以来三架马车当中投资的作用最大，但是随着中央地方政府的三降，就是内生财力狭窄、举债能力下降、再融资能力下降。过去30%到40%的高投资的增速难以为继，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将减弱，政府财政收入的下降不可避免，同时中央与地方政府今后的举债能力和再融资能力也不乐观，地方政府违约的风险不容忽视。三是消费难振兴，消费动力不足首先是中国的消费文化决定的，我们居民消费率从1978年以来一直都在50%以下，2008年以后更降到35%左右，消费难以振兴还有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滞后等等原因。因此今冬明春，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是防止下滑。
再一个要防止就是换届后的追求政绩形成新泡沫，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防止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的经济要说复苏也容易，只要货币政策一松就立马见效，历史上每当换届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投资大幅度攀升的现象，并且带来后遗症。经济有其内在规律，中国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
那么从经济角度来讲，防止经济的进一步下滑、防止换届后的的泡沫，从经济角度讲要合理搭配财政货币政策，发挥财政政策的抗周期功能，一个是完善投资体系，形成一个财政引导信贷，财政信贷拉动民资这样一个市场运作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投资引导机制，推动必要的投资增长。
二是在现实情况下投资要保持一个合理的度，没有投资不行，投资过多也不行。
三是投资要向基础设施、科教文卫、民生福利、新兴产业、农业以及中西部倾斜，再一个是要把握提升消费的重点，一个是收入分配政策要向下，低收入群体倾斜，向中西部倾斜。二是要刺激中高收入阶层的精神文化消费，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物质消费能力与档次，逐步形成与收入分配结构相适应的合理的梯次消费结构。
再一个就是稳住已有的出口市场，并且大力开发发展中国家的新市场，从长远看更要通过提高品牌的竞争力、技术的竞争力，从根本上提高出口竞争力。
总之今冬明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只有做到两防把握好度，稳住当前才有今后。特别是当前经济社会矛盾交织。
我顺便说一句，因为马上要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了，所以我在参加十八大讨论的时候我也提出一个建议，建议把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改成中央经济社会工作会议，那么两防问题更需要高度关注，我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也是失败之母，认识到失败是成功之母才能成功，认识到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才能不败
谢谢大家。
李礼辉：
我想以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建设世界水平的跨国银行为题，就新格局下中国的商业银行的发展道路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党的十八大刚刚结束，十八大报告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按我的领会的话，这个部署可能是历史以来最全面的一次，包括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尽管监管，推动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
学习领会十八大的精神，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金融未来10年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更加开放的全球化、更高层次的市场化，中国的银行业面临巨大的机遇，也面对严峻的挑战。
一，市场化加剧商业银行被脱媒。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金融改革和创新过程中，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会相对下降，非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的比重会逐步上升，随着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选择股票、债券等等直接融资的渠道，这就形成了金融脱媒。几十年来与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步发展同步，传统的以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正在转变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重的结构。据统计新增的人民币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例，已经从2002年的92%降低到2011年的58%。与此同时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智能终端等新技术革新了人机交互的方式正在深刻地改变商业模式，借助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第三方支付，以及由此衍生的福利管理、差旅费管理、资金管理等等现金管理业务，形成了技术脱媒，据有关方面统计，2011年中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市场的交易规模达到了2.16万亿元，比2010年翻了一番。面对日趋严重的金融脱媒和技术脱媒，银行必须深化转型、调整业务结构、谋求持续发展。
二，全球化促进商业银行更给力。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成都日益加深，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第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的进口国，到去年年末，中国境内企业非金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已经达到3574亿美元，是2007年1013亿美元的3倍多，今年的头9个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的结算量累计已经超过了2万亿人民币，为了适应新的变化，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国的商业银行也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走出去就必须适应所在国的经营环境，包括明显的法律差异、潜在的文化鸿沟等等，有的地区还要面临基础设施落后、社会治安动荡等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直接面对全球化的经营风险，国际化的金融监管和差异化的客户需求。
一是全球化的经营风险，经济金融全球化必然导致银行经营风险的全球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国别风险、合规风险、生意风险等等，远远大于本土经营，法律差别、文化差异引起的风险凸现，这对银行建设全方位、高效能的产品创新能力，建设跨领域、高水平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很多，欧债危机问题难解，美国可能要面对财政悬崖，日本再现经济衰退的迹象，新兴经济体面对高通[微博]胀的压力。近些年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地加深，各国间贸易和投资往来频繁，全球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等现货和衍生品市场的交易规模呈几何级别地增长，使得各个国家经济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一国经济和政策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引起国际产业和金融资本的转移和投机，在全球范围内导致金融动荡，甚至造成经济危机。作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无法与世界脱钩，也无法在世界动荡中免疫，这就要求我国的商业银行切实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二是国际化的金融监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出台了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一揽子方案，就是我们常说的巴塞尔三，进一步提高银行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的标准，强化风险治理结构及全面风险管理的要求，与此同时我国也看到，欧美各个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的法案，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比如反洗钱、交易水和资格准入等等，上述这些措施，对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和日常经营管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显增加了银行海外经营的困难和成本。
三是差异化的客户要求，随着中国经济更高程度地融入全球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企业个人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对银行服务全球化、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高，这对银行全球服务和营销能力，全球管理和支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际一流银行大多数已经实现了真正意义的跨国经营，与他们相比，我国的商业银行这几年的核心财务指标部分实现了赶超，这得益于我国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得益于商业银行成功的体制、机制、改革，与欧债危机主要冲击西方银行，我国银行国际化程度比较低也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全球经营管理的实际能力方面，我国的银行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面对市场化、全球化的环境，中国的银行业要更加清醒、更给力，进一步培育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着力打造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银行。
第一，深化转型，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中小微企业、农业、民生建设等等提供更多、更高效的金融服务，适应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和利率汇率市场化进程，加快经营方式和业务结构的转型，加强服务模式、渠道和产品的创新，提高差异化竞争能力，提高风险定价能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第二，选择性全球布局，积极贯彻国家走出去战略，适应走出去企业的需要，有选择地进行全球布局，把握扩张的节奏，创新布局的方式，根据银行战略和核心能力，遵循商业原则，分别采取设立分行、子行、并购、设代表处、派工作组、在代理行设立中国业务柜台等等不同的方式，构建全球服务网络，注意规避经营的风险，注重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创造效益。
第三，建设智慧银行，顺应科技发展潮流，坚持科技引领，实现银行服务和管理的智能化，努力创造最佳的客户体验，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成果，加强银行业务和产品创新，创新要有市场需求，有经济规模、有商业利益，创新要有特色突出竞争优势，创新要有效管理风险，适应监管的要求。
第四，适应全球风险管理的需要，切实提高风险管理的系统性、有效性和前瞻性，加强一体化、精细化和专业化建设，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和风险数据管理，培育良好的风险文化，形成灵敏、高效的全面风险体系，强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国别风险和声誉风险等管理。
第五，培育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培育一大批合格的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注重职业操守、注重专业精神、注重国际视野，注重国际能力。按照依法合规、统一规范、简约高效的原则，建立与跨国经营相适应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
建设世界水平的跨国银行，大型商业银行责无旁贷，但是我们也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主要是要加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整车和监管协调，加强激励和扶持，帮助银行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中国银行是我国国际化和多样化程度最高的银行，今年11月1日，20国集团下属的金融稳定理事会公布的新一轮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名单，中国银行再次成为我国乃至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中，唯一入选的金融机构，这既是对我们的鼓舞，也是对我们的鞭策，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跨国经营银行集团，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全球金融经济稳定多做贡献，谢谢。
陈东升：
我讲一下金融的新格局，学习十八大体会。
我是昨天把胡总书记的报告在网上下载下来，看下来以后，毕竟是党的换届，说白了是中国政治权利的制度化，甚至是更清晰化的一次权利的交接班，所以特别胡总书记全裸退，应该说高度地肯定，当然习总书记的讲话，用朴实的语言回答了人们关心的贪腐的问题、官僚主义的问题、形式主义的问题，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经济和金融的问题。我也很认真地看，应该讲党中央的报告一般都是英明伟大的，那我们关心的问题都在里面，我们觉得要解决的问题都有方法，所以实际上大家都不操心，但实际上如果要大家期待，可能期待明年政府换届，因为那是看他们做不做，党中央的文件写在那儿，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做不做是很重要的。其实我刚才讲了，可能更期待还是政府换届后在新政府他们在经济体制改革，在金融改革。但是在党的文件里面我认真看，应该讲我们所有关心的改革问题，我都看到了，今天我们是金融论坛，对金融论坛，我虽然上午没来，我在网上看到周行长的讲话，周行长说别看十八大文件里面胡总书记对金融的论述，刚才李行长基本上也传达了，就是大概不到100字，是吧？周杭州说是每一句价值连城，确实有一句让我们心花怒放。
大力推进民营金融机构发展，也是在党的文件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来，所以说这是我们的护身符。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一直对中国金融改革，特别是去年年底的国务院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由党主办，去年是叫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实际上对金融改革的核心，其实金融改革最核心的市场化，最核心的是两个要素，大家都知道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什么取得巨大成就。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我讲所有的改革，我们国家30年的改革最核心的是两个改革，一个是价格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还有一个就是产权所有制的改革诞生了一个企业家阶层。其实经济体制改革最伟大的就这两个，那么金融里面其实跟这是一样的道理。利率不市场化，所有的金融产品定价都是扭曲的，或者说都是有行政性的，只有利率彻底地形成市场化，所有金融企业才有竞争的基础。所以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其实在党中央文件早就写，这个问题是从来就没有争论了，只是如何实施，实施的这个程序，实施的这个时间和度的把握。所以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一直不太敢呼吁、不太敢说。
大家都知道中国金融体系里面，我们的主体还是大国有企业，包括我们刚才的两位大行长，都是属于全球巨无霸的国有金融企业，当然他们也是一个现代企业，他们也上市了，也是一个股份制企业了。但是金融行业里是不是也应该呼唤企业家精神？所以这次党中央的这个文件写上，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大家都知道现在在农村在基层，现在的担保公司，农村商业银行，这些中小金融机构，应该这几年蓬勃发展，这个领域基本上是放开的。所以我知道中央的意思是指的这个，但是我想这个金融领域里面，引进民营的机制，真正诞生市场化的金融家，这是金融改革的最核心的，也就是金融改革的最核心的两个要素，一个就是利率市场化，一个就是有金融家。像李行长毫无疑问是大金融家，但是我是讲的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也就是真正是自己作主的这样的一个金融家阶层的诞生，这样的话才能够有促进金融业的效率更高，竞争更充分。效率与竞争更充分，实际上是对社会的中介的成本就会降低。我经常讲一个国家的竞争能力，其实由企业还有政府，还有个人三者构成的，但是金融实际上是对整个经济领衔，如果金融业不充分竞争，整个社会经济要有高效率是做不到的，所以说金融的改革，我觉得这一次的文件里面我看到还是很兴奋的。
实际上刚才讲金融新格局、新变化，就这一句话，就会带来中国金融业的变革，然后这个变革是持续的或者说是漫长的，或者是渐进的，不是像我们说春风或者春天一夜到来，不会是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我是想讲。还有一个是我们对中国的，比方说我在看文件里面，对国有企业大家一直有很多看法，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的形成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其实美国这15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一个是工业化的浪潮，第二个就是二战后中产阶级崛起和消费的浪潮，还有一个就是七十年代形成的计算机到互联网，我叫数据革命的浪潮，三股浪潮形成了三拨伟大的企业家，其实这三股浪潮在中国三十年，我们是浓缩在一个时代，所以中国的工业化过去是计划经济走过来的，所以在工业的领域里，在金融领域里，国有企业占绝大多数，但是你看看在信息技术领域里，在互联网领域里面，几乎是民营的天下。
还有当然我们现在经济结构转型，结构转型包括这一次十八大提出来2020年，国民经济再翻一番，再翻一番，实际上中国从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迈向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这个最深的含义就是中产阶级的崛起，消费时代的到来。所以其实在中国，消费领域还会有巨大的商机，诞生一批像工业时代、信息化时代，一样诞生一批伟大的企业，一样会诞生一批伟大的企业家的。所以中国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所以实际上我一直的观点就是，中国还需要10年到15年的这样一个稳定、持续的经济健康发展，所以说中华民族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在我们一个实现所有中国人的梦想，我觉得是可以达到的。
所以我们期待金融的新格局、整个经济的新发展的到来，谢谢大家。
任汇川：
很荣幸参加今天的论坛。我想讲的题目是大资产管理背景下的保险投资突破。这个话题我从三个方面做一些粗浅的观察和看法，请各位讨论和指正。主要谈三个方面。
第一，爆发的资产管理行业。
我们能看到这几年中国的证券业比较低迷，中国的银行业也从繁荣走到现在令投资者担忧，保险业也碰到了困境，在金融业里面似乎只有资产管理业务像火山爆发一样增长。今年我们就看到这个数字变得更加地迅猛，因为我们看到2010年总的资产管理的业务总量是13.5万亿，其中银行理财保险基金占比分别是29%、33%和18.5%，到了去年从13.5万亿猛增到25万亿，银行理财、保险、基金和信托的比例分别是46%、24%、8.8%和19%，到了今年上半年短短6个月过去之后，总量增长到了30.5万亿，比例分别是56%、21.8%和7.9%和20%，这其中信托业增长很快、证券业增长也很快。
比较起来可能保险业用了二三十年时间才发展到6万多亿的总资产，但是整个理财行业发展却如此迅猛，当然这个发展迅猛看到不仅是做大蛋糕，更多地是一个切分蛋糕的过程。
第二，资产管理业迅猛发展的原因和趋势。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分析，一家之言，一个原因是从间接融资走向直接融资。第二个原因是银行信贷政策的限制，资本金约束使得理财产品和银信合作这些业务爆发式增长。我就不赘述了，政策非常多，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基金公司，目前在设立叫做新的另类投资公司，应该说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原来我们证券行业的杠杆率是很低的，整个证券行业有6300亿的净资产，创造的总资产是1.5万亿，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比例，6300亿对1.5万亿，但是同期银行金融机构总的净资产是7.2万亿净资产，但是却拉动了110多万亿的总资产，应该说看到了风险可控，而且空间巨大，这给政策的出台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说在这一系列的政策鼓励下，证券业的受托资产管理总额，去年末是2818亿，半年之后达到了4800亿，到今年的9月底的时候，看到数字是9200多亿，增长非常迅猛，可以简单地预测，再翻一番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也许一年之内就达到了，因为银行业总资产的1%，就可以让证券行业券商管理资产的业务增长100%。
刚才李行长和陈总也谈到了银行脱媒的事情，也谈到了银行利率自由化的事情，可以这样讲，如果中国银行的利率自由化市场拖得越长，那么给证券行业、保险行业的机会就越大，那么保险和证券行业金融资产管理的时间窗就会越长。
第三，泛资产管理业务蓬勃发展的积极意义和隐忧。
我们都有共识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目前陷入到了一个拐点，走出经济困境的中国经济最大的希望在哪里？应该说在于改革。那么改革的最大希望在哪里呢？是在于市场化，近些年市场化的改革的徘徊，反倒给了我们可能有再现制度红利的可能。在市场化改革中间，金融行业可以说应该要作出自己的贡献，这里面的这个市场化我想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金融行业本身要市场化，第二个是金融行业要为我们的实体经济市场化贡献一臂之力，要能够有效配置金融资源。
根据波士顿公司的预测，到2020年，就是8年之后，当然中国的富裕人群总数将从目前的1.2亿到2.8亿，我们的整个资产管理需求是非常大的。但是整个的资产管理在实现金融资产有效配置资源，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我们看到目前野蛮生长的资产管理行业也面临着一些调整和风险。其中包括，一，随着金融监管新政的陆续出台，产品的融合相互交互、相互渗透，牌照的壁垒正在消失，对监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是理财产品它的资本约束、杠杆率还有兑付流动性风险，可以说现在逐渐显现。现在证券行业鼓励做大的动因刚才也讲到了，也是因为杠杆率其实很低，非常安全。第三，信托业、券商理财、基金专户等基础的投资能力还不足，也就是说可能游产品包装，这个厨师是不错的，但是厨房里面还缺乏足够好的原材料，找到非常好的基础资产，才能够给我们的广大的百姓家庭提供更好的理财产品。第四，产品设计能力还是不足。
三个方面分析之后，我们最后回到我们的落脚点，就是保险行业的投资，我们看到保险行业这两年的日子并不好过，一方面各位看到保险公司的利润都出现了负增长，第二方面看到保险公司的很多保费收入也有负增长，特别是银保业务，其实这两点都和投资相关联，利润负增长主要是因为我们很多资产配置在资本市场，因为股市下跌导致利润损失。那么行业的产品竞争力不强、产品不好卖，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的投资问题，我们欣喜地看到保监会出台了十项新政，现在看到比如说像今年前三季度，那么国内四大上市的险资企业，计提的减值损失是460亿，了他同期的290亿的利润合计，这应该说是面临着这种周期性的波动。
所以说这样来看的话，再说一下比如说产品收益率，我们看到现在为什么产品不好卖，保险产品现在在市场上，我们万能险的结算利率是3.88%，我们CPI可能是1.7%，跑赢CPI一倍多一点，但是它远的于银行五年定存利率4.75%，也更低于银行6个月乃至于1年的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4.83%，更不要提信托和其他的一些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年化到10%以上了。
所以应该这样讲，面临着这些挑战和压力，保险资金仍需继续秉承开放的原则，去扩大我们的开放。所以说这里的话谈两点建议，因为保险行业，特别是寿县和养老金行业，是可以归为泛资产行业的，它的负债特点是资金量很大，期很长。我们知道其实一个中国家庭如果有十万块钱的金融资产，他需要配置一些流动性很强的银行产品，也需要配置一些可能有一定风险，但是回报相对高的比如说权益类的市场，但是同时拿出1、2万块钱，10%到20%，配置一些期很长、有保障、回报率不一定很高，那么同时又能提供家庭财产或者人身意外伤害、疾病等保险保障的保险投资产品，其实是十分必要的，它和我们前面讲到的短期理财产品是不冲突的，这是一个中国家庭理财的资产配置的一个必须。
所以归到最后，我想提三点建议。
建议一：希望进一步放宽保险资产的投资比例的限制。
建议二：对保险的投资风险控制应该从源头抓起，而不仅仅是通过对于比例限制来控制风险。比如说从偿付能力抓起，从保险投资的认可资产管理起，逼迫保险公司自己来控制投资资产的风险，通过资本来进行约束。
建议三：实施真正的投资项目的报备制度，减少审批。
最后我想总结就是说，在整个大资产管理的这一个蓬勃发展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趋势是健康有力的，同时要防范风险。那么保险资金的运用，应该融入到整个泛资产管理的行业增长里去，来帮助老百姓家庭完成一个长期可靠有保障的资产配置。
谢谢各位。
周春生：
在这儿我想结合他们的发言，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唐总谈到了中国宏观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十八大以后，我们陈总也表达了很多赞许和感慨。我觉得十八大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我们党的领导集体产生，给我们对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未来的改革，带来了很多新的期许。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能，我们非常值得期待，但是绝对不值得盲目乐观，因为摆在我们新的领导集体面前的，我觉得这个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任务，是异常繁重的。
我们提出国民收入以及中国经济到2020年翻两番，如果是按照今年作为基数的话，按照明民意的收入，就是把通货膨胀也考虑进去，我认为翻两番可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按今年为基数，只考虑实际的增长，其实翻两番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这意味着是什么呢？就是在未来的8年当中，我们每年无论是从居民收入还是从中国的经济总量来看，我们需要每年实现9%的增长，这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
那么我当然对中国经济不是非常地悲观，但是我觉得也不是，我们也不能特别地沾沾自喜，因为我总结就是说，中国经济其实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当中，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些原动力，这些正在放慢，我总结我觉得主要中国经济在过去高速增长靠四样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第一项，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实际上是中国在过去20多年当中的人口流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再分工。因此人口流动大量的农村闲置劳动力涌向城市，成了我们工业发展、出口行业发展、制造业发展以及服务业发展的宝贵的劳动力资源。那么也正因为这种闲置的资源变成了有效的资源，所以增加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也大幅度地提高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按照世界银行[微博]的相关统计数据，在过去20年当中，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经济学里面讲的TFP，平均每年增长在4%，也就是说我们不增加人口、不增加资本投入的时候，经济可以达到4%这样的一个增长，靠的是效率的提高，而这个效率的提高当然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性的一个改善。但是这个过程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大量的劳动力涌向城市，从事工业生产、这个过程当中还在继续，城镇化还在继续，但是显然还在放缓，特别是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增长因素。
那么第二个我们陈总刚才也谈到，就是这个产权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和中国企业家阶层的产生，那当然对经济的推动我就不多说了。
第三个中国过去的增长，靠的是中国人的勤奋和学习能力，这个学习主要是模仿型学习，模仿型学习对于我们追赶是有极大的帮助的，因为我们落后，我们模仿可以很快地追上。但是这个模仿性的学习，显然不利于赶超，因为当你和别人接近的时候，你要超过别人将会变得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果你缺乏足够的创新意识的话。
第四个就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出口的增长功不可没，大家经常都说中国经济增长有三架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其实这三架马车一直是用绳子或者链条捆绑在一起的，其中一架马车放缓一定会拖累另外两架马车，那现在出口这一架马车放缓，已经毋庸置疑，而且可以很客观地说，出口这架马车的放缓，并不单单是因为欧债的危机，刚才我们唐总也讲叫欧债危机无解，也绝对不是单纯因为美国金融危机以后的经济放缓，而是因为中国这个整个出口结构和我们的规模自身决定的，就是说我们出口已经不可能恢复以前的那种两位数甚至20%、30%的这种增长速度。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现在我们的这个出口规模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举足轻重的，规模小的时候，如果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出口规模像柬埔寨或者说缅甸，你把整个中国都出口了，也不会对世界经济造成重要的影响，但是问题是当我们变成第一大出口国的时候，这个当然值得自豪，但是自然也就带来了挑战。因为美国经济、欧洲经济，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他们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也只能期待2%到3%的年增长率。如果他们的GDP，他们的经济规模增长只有2%、3%，我讲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你想他们从中国的进口，当然也就是我们对他们的出口，能不能实现20%、30%的增长，这一定是不可能的。
关于金融结构的变化，毫无疑问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放缓，当然我讲的这个增长放缓可能说我谈了一些悲观的消息，但是我不是特别地悲观，我觉得我们尽管10%或者说以上的增长速度，很难期待了，但是7%这种增长速度还是值得期许的，而且我们有新的增长点，如果正确能够正确地引导投资的话。我觉得我们投资建了很多的机场，很多机场显然至少从目前来看，它的容量是，比如说像成都的机场等等，可能容量超出他的需要，我到洛杉矶、纽约，我就觉得人家的机场10年、20年没变，也不如咱那么拥挤。但是中国的医院却往往异常拥挤，发现我们在医院这些领域的投资非常少。我们如果能够把握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正确地有这个投资导向，只要有需求就会有拉动增长的这个动力。
所以尽管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再回到8%以上的增长，可能都越来越困难，但是7%到8%，在新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之下，我觉得问题可能不是很大。经济增长放缓是一个长期趋势，这种趋势也必然会对我们的金融业造成影响。
刚才任总特别谈到整个金融结构的变化，保险、理财等等。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证券和基金行业，这几年大概是最低迷的，我本人也是某家大型基金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作为独董不愿意太多评论任职的公司，但是从这个行业来看，这个基金业它的资产规模几乎没有增长，这种没有增长当然和经济放缓和股市低迷有很大的关系，也正因为中国资本市场低迷，所以进一步推动了我们银行还有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等，这种理财产品，也就是我们讲的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
现在包括我本人，大部分限制的资金买的都是那些理财产品，因为它可以有不同的期限结构来满足你的需要，你有一天的，他也有一天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那么长的。尽管大家担心说这些理财产品将来有没有风险，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理财产品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那么这一个业务的发展，实际上将来我觉得当然这也和我们利率市场化还没有达到一个相当的程度有关。第二个是也表明了什么呢？中国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证券业做资产管理，实际上基金公司就是做资产管理的，我们现在银行等等各类金融机构。
那么从未来的改革方向上来看，我觉得金融机构之间的准混业经营可能是一个大势所趋，其实现在我们的金融机构，尽管银行是银行，听起来证券是证券，但是我们已经成立了大量的金融持股公司。包括唐总实际上旗下就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
那么另外就是在业务方面，我们的很多的业务创新，包括银行，尽管银行我们不直接从事证券业务，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信托和银行之间，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和银行之间，他们无论是业务往来和业务交叉，也都越来越密切，我们大量的理财产品可能都是一些准带宽类的资产和准信托类的资产，这种结构的变化，大家会对中国的这个，特别是对我们的财富管理，至少会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当然了对于企业的这个融资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觉得十八大以后我们可以期待的，一可能是债券使臣，大家几位高管都谈到，我们债券市场和美国相比，我们债券的融资规模很小，这可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另外就是民营金融机构，我听到地消息，尽管还没有经过证实，那么至少我们的证券公司可能会更进一步地放开对于外资和民资进入的限制，这个可能也是这一类对于投资主体资格的开放，那么必然会引发更多的这个金融机构，也会导致金融机构之间更进一步地竞争和业务的交叉，这也是我对整个金融格局的一个判断。
我就讲到这儿。
主持人：
接下来的环节要和台上的嘉宾一起来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中国金融业未来的新格局。今天我们既然要探讨的是金融业的新格局，我想首先问一下场上的各位嘉宾，在你们言中，中国金融业当下的格局是怎么样的，你们觉得未来改变的方向又是什么样，能不能用一两句话简单地给我们概括一下。
李礼辉：
从未来的金融业的新格局看的话，我想如果归纳的话还是市场化、全球化和多元化。具体地说的话，有这么几句话，不是一句两句话，一个是市场更加开放、市场的参与者更多。第二个的话就是金融业务的范围更大，风险也更大，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的这种竞争的话，会更加地充分。
所以我想对银行业来说，最重要的在于是说面对这种新的格局的话，我们要有那种高效的风险管理能力，高效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服务能力。
陈东升：
我可能刚开始也说到了，就是所有制形式多元化，李行长这三条我同意，再加上一个是所有制形式多元化，还有一个是产业，银行、证券、保险相互融合，互为竞争的这个趋势也会加强，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李行长讲的市场化、国际化还有您刚才讲的多元化，我是要讲多元化，其实我刚才讲的就是多元化。
任汇川：
说几个猜想或者说趋势吧，一个是我觉得金融的综合经营应该是一个趋势，各位谈到了产品的这个融合。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政府的管制应该更多地是从系统风险的防范去考虑，放开市场行为，产品创新的管制。更多地引入民间资本进入到金融领域，加大市场化的改革，所以如果价格能够市场化，再加上对于技术的创新的改变，我们相信像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就可能让整个金融生态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主持人：
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下中国金融业的格局是怎么样的，这种格局是不是必然会被打破，周教授回答一下。
周春生：
打破这个词儿可能有点儿敏感，但是我觉得中国金融业的格局一定会改变。那么现在的格局其实我总结的简单一句话就是还是以商业银行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一个多层次的金融体系那么将来可能会演变成以多种金融机构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并重的这么一个金融体系转变，这也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现状和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想几位高管，在业界不大容易谈监管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金融监管以前的改革，当然取得了很多的一些进步，但是有些事情其实我觉得可能将来还会往回改，比如说现在大家都谈到金融机构相互融合，融合可能还有混业竞争等等的，但是我们现在的金融监管是严格分业的，保险监管保险，证券是证监会监管证券和基金，然后我们还有银监会监管银行，还有中国人民银行这样的一个宏观的机构。就是说我发现不只是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这个竞争。其实监管机构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竞争，比如说证券公司的日子不好过，证监会所做的改革可能说，我们可能需要跟银行来抢点儿什么业务过来，所以说你看现在证券公司的佣金减少了，交易低迷，而且都是电子化交易，竞争导致这个佣金费率下降以后，我们就开始放开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实际上是为了这些机构的生存。那么监管机构也得考虑我们监管，我们所监管的对象，也应该有一个发展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曾经在美联储做经济学家，那美国的监管其实来讲，基本上都集中在美联储，尽管我们也有SEC，但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合规，其余的都是一个比较强有力的统一的金融体系、尽管体系。我觉得以前我们在改革的方向上，我们一直在谈要搞大部制，但是金融监管是从大部变成了小部，我以前在国内念书的时候，大概只有中国人民银行，没有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那现在这个分开了，我觉得将来可能能不能，至少金融行业能够有更集中统一的监管，这样你金融机构才有可能更好地融合，有更少的政策或者说监管上的障碍。当然了我觉得十八大这个事儿可能解决不了了，这个因为我们新的领导层，有很多更迫在眉睫的事情，但是这种是十九大可能值得期待。
主持人：
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说到金融首先想到的是银行，银行是金融业的主体，可是目前其实由于资本约束、存贷比还有不良贷款率上升等等因素的影响下，银行现在我们觉得银行的步伐其实迈得日趋稳健，与此同时可能保险业、证券业都在逐渐蚕食原本属于银行的地盘，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行长，作为传统的金融界的代表，您觉得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或者说竞争中，我们是在被动地抗击还是要主动出击迎接这个挑战。
李礼辉：
其实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的进程早就开始了，这种竞争格局的打破也好，不打破也好，很早就已经开始在进行，只是在过程中。当然下一步的话，可能市场化的程度会更高一点。像我们中国银行的话，我们也早就预计到这种市场化还有全球化和智能化，会给银行带来的挑战，我们的好多工作已经开始在推进和实施了，而且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效果。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地说一下。
一个的话我们已经开始主动地转型、主动地调整和优化我们的业务结构和客户结构。简单地说的话，比如说信贷资源的配置，我们更多地向中小微型企业配置，逐步减少对于大型企业的信贷资源的配置，另外一个是在中间业务的发展方面，我们更加注重轻资本的中间业务的发展，那这些的话可以我们节约更多的信贷资源，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资产的回报率。风险方面的话我们控制得还比较好，所以我们这几年，比如说我们对于小型企业的贷款的增长速度，比平均的贷款速度高30%几，而且它的不良贷款率只有0.56%，这个低于我们的平均水平，所以说这方面的这种改革、这种转型、这种结构的调整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二一个的话还是要多元化经营，这里的多元化经营，我想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我们还是要突出商业银行的主业，在突出主业的同时多种经营。今天这两位是保险企业的掌门人，他们应该会以保险主业为主，来适当地拓宽他们的业务领域，像平安的话已经成为一个大的金融集团，不仅仅是保险，他们还有商业银行、还有其他投行、资产管理等等的一些业务。
第二个方面的话，我想我们已经在着手建设我们的智慧银行，我想我们要推进创新，要能够为客户打造最佳的客户体验，能够提供有特色、有竞争力的产品，这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最终的话客户选择某一家商业银行或者选择其他的竞争机构办什么业务的话，我想重要的还在于你的产品的功能、在于你的服务水平和能力，在于你服务的品质。
第三个方面的话，当然是要很好的管理风险，因为其实市场化和全球化带来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风险的扩张，风险范围的扩展，所以这方面的话银行要有更加灵敏高效的啊管理能力。
市场化的话，其实对于中国的宏观方面的这种建设，也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说我觉得我们可能也需要加快培育、统一市场的基准利率，这样的话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能够更好地传导，另外一个是资本市场、债券市场要能够加快发展，能够形成更好的环境。
主持人：
今天使用频率特别高的一个词儿叫做市场，所以我知道保险业应该说是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得比较早的，我想问一下陈总，如果按照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市场化的推动更加地推进、更加地深入的话，您觉得民营的金融机构，到底会有怎样的发展。
陈东升：
现在资本的成份已经是多元的了，因为金融不是一天开放的，而且不管你银行、保险、证券，大的机构还是以国有为主，这是一个事实，而且也不是一天你能改变的。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改革更加市场化，还有一个是中小的民营资本通过10年、20年的积累，增加自己的竞争能力和品牌的能力，把它成长起来，形成一个多元的结构，这样是更健康的。
张琳：
平安是国务院批复的三家金融控股集团之一，刚才唐总所在的光大集团也是，金融控股这种形态，对于未来金融业新格局，你们在其中的发展是不是会提供很大的便利或者说优势。
任汇川：
因为平安确实一直是致力于说能够给同一个客户通过一站式服务提供多种金融产品，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政策的改革趋势，像我刚才讲到的，似乎也有往这方面转移的趋势，所以我觉得未来的竞争者可能会更多。不过我想随着新技术的应用，现在老百姓确实更注重客户体验，特别是新一代的这个消费的客户，更注重能够方便地去享受到金融的这个服务，所以说这个我想我们是在一个全牌照的金融集团下的一个优势，我们也是在这样做的。
另外刚才谈到市场化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金融机构，其实竞争非常激烈，应该这样讲，但是大家又感觉到市场化不足，原因就是因为太同质化了，因为动作都差不多。所以说其实是应该把这些管制更加放松，让大家在创新方面有不同的这个商业模式出来，那么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更多的这个市场化。
当然这也包括民营资本的进入和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的这个改善。
主持人：
最后问一下周教授，接下来的金融业新格局要形成，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市场化、提到了改革，您觉得当下我们最应该做的，或者说最应该优先着手做的一件事儿、两件事儿是什么？
周春生：
我觉得最优先做的其实是对于这个监管思路方面的一些变化，我们的这个监管更多地是注重系统性风险的管控，企业自主经营的自由化和监管部门的整个风险控制，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金融机构更快、更健康地发展。
目前的这个经济形势，这个我刚才也谈到经济放缓之后，可能像李总他们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可能会上升，尽管现在数据看起来是很漂亮的，我们大概中行的，你们银行是大概0.96，这个数据还是挺漂亮，我们按照国际标准来，说这个是1%以内的不良率，我们利差有足够的覆盖能力。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第一，这个数据是不是特别可靠和真实，这都是底下的分支机构汇报上来的数据汇总。第二，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些技术性的东西，通过其他的方法使得我们的不良往后延拖，这个也是有的。第三，我们当下特别小心，政府融资平台以及一些制造业的民营企业，他们的这个萎缩等等，会对银行业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银行自身应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从宏观上、从指标上的要求等等。当然了民营企业估计对我们的金融机构也会有影响，因为我这个昨天看到一个数据，说中国大概目前有23%的中小民营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比去年增加5%，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各个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也实际上提出了一些要求和警示。
李礼辉：
刚才周老师提到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的问题，我想简要地说明一下，我们对于不良贷款的这种认定和审查还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我们的外部审计师也是国际知名的外部审计师，他们在这方面有严格的审计程序，另外我举例像今年浙江是碰到经济风险最大的一个省份，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中国银行浙江分行的不良贷款的比率，也就现在大概是在1.5%、1.6%这么一个区间，温州的问题更突出了，现在的不良率在2.5%、2.6%左右，所以我们觉得经过这几年体制、机制的改革，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应该来说有了明显的提升，同时的话我们的资产质量，我们对外披露的数据，我们认为也还是可靠的，当然的话刚才周老师提到的，对于这些潜在的这种经济风险，可能会给银行带来的这种不良贷款的上升方面的压力的话，我们会非常非常地注重，避免在这方面造成大的损失。
张琳：
谢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发言，我想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希望在于改革，改革的希望在于推动市场化。金融业能否成为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血液，金融业能否按照市场经济的原理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我想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这都是未来三到五年摆在金融业面前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也是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使命。
那么今天台上的嘉宾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金融业改革的新格局，我们也期待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和政策的引导，未来去拥抱一个更加高效、更加商业化，能够为企业提供更低的资本成本、风险控制更加审慎的这样一个金融业的未来，谢谢大家参与今天的讨论，谢谢各位嘉宾。
议题三：国际化进程如何借力“中国崛起”
主持人
王 巍，中华全国工商联并购协会会长；
发言嘉宾
吴建民，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
沈国放，外交部前驻联合国[微博]大使；
刘东华[微博]，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
夏 华，依文集团董事长；
周富贵，三一集团董事。
王巍：
欢迎大家，我们可能刚才已经介绍了，大家都知道，我们两位大使都是最早推动中国国际化视野，而且直接在国际舞台，对中国的企业鼓与呼的两位大使，现在两位企业家，又本身三一和依文集团，在过去10年中，在国际舞台中也大展伸手，体现一个中国企业家的风格，刘东华主编我们是老朋友了，是用中国企业家这个平台，应该是用国际化的视野，鼓舞、启发甚至启蒙了一代中国企业家。
所以今天我们谈全球化、谈并购，在这样一个舞台上不陌生，很大程度上是归公于这几位嘉宾这么多年的努力，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今天中国，不是在十年前，刚刚入关很忐忑的状态，我们今天的心理状态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了，不管是真正是不是大国，但是最近这些年来，中国企业界弥漫着一种大国的情结，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所谓的大国，在全球市场上如何重新定位，它实际上是决定我们整个企业和国家的一个生存战略，所以我想题目可能不是很大，但是它反映出的我们一种占的位置会很高。
我们首先从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谈起。大家都知道三一重工[微博]，最近正在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这之前中兴通讯[微博]和华为，在美国收购受到阻挡，目前被搁置了，那么三一收购也出现问题，现在而且正在起诉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请周总能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个案例，你们怎么想的，这个简要的事实是怎么样，你们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个动作。
周富贵：
我们起诉奥巴马这个案件，实际上我是比较直接的参与人，那么事情的经过大家可能都知道了，我们都做了一些介绍，实际上起诉的核心在于是我们要寻求在全球获得公正的待遇，其实我们在美国投资这个项目是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其实我们要在美国建立一个风电场，然后帮这个风电场进行营运，但是这个风电场在建设的过程当中，美国的外商投资委员会，认为我们在这里建风电场，对他的国家安全会构成威胁，所以明令禁止我们建设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最终要由奥巴马签署命令才能生效，但是在这个地方建风电场的不只我们一家，同时还有来自丹麦的公司，就在我们附近已经建成并且在运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所以我们决定要向讨回公道，这是我们起诉奥巴马的实质。
目前案件在进行当中，我们有信心打赢这场官司。
王巍：
为什么作为企业在商言商，你不去跟他的这个委员会或者说通过商业区起诉，而直接起诉总统，这个在业界是不是有一种炒作的嫌疑。
周富贵：
过程是这样的，美国的财政部下面有一个外商投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8个联席部长组成，包括他的国防部、财政部等等一些部门的部长组成，那么我们这个项目，这个外渗投资委员会就是负责审查外国人在美国投资项目的这个审查，但是它是选择性的审查，他可以审查、他可以不审查，如果说这8个联席部长中有一个人提出来某一个在美国投资的项目，觉得他认为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或者是美国的国土安全，或者是美国的产业安全构成威胁，他就可以提名，这个委员会来讨论要不要采取措施，这个项目是受到美国国防部的关注，国防部提出因为他们海军有一个投弹的靶场，在我们这个风电场的周围，他认为我们在那里建风电场影响了他，所以他提起了向外国投资委员会，提出了这个请求。这个投资委员会就裁决，接纳和他的诉求，就下令禁止我们在那里建，但是他这个命令要经过奥巴马签署才有效，所以的话我们在奥巴马签署了这个法令以后，我们认为奥巴马的签署是对我们中国企业，对中国在美国进行正常经营的公司，是启示性对待，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同样的地方，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在那里正常运行，而我们这个项目在之前是经过除了海军提了这个异议之外，其他的全部手续都是合法的、都是经过批准的，所以我们就起诉了美国的财政部下面的委员会，同时奥巴马也是作为被告之一，列入被我们起诉的对象。
王巍：
我稍微补充一点，因为三一重工[微博]这个行业是中国制造业，认为是中国世界工厂的核心产业，这个行业有几个巨头，中联重科、徐工，都在过去在国内的并购中都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新闻，咱们三一重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者之一。那么这次在美国，也把这样一种风格带到美国，所以我们是祝愿好运，但是你给我们一个新的剖面，就是中国企业再处理这些事情，这样一个大的是非问题或者说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时候，将作什么样的抉择，这实际上是给我们全国提供了一些学习的借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一重工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公司，我想把这个话筒给我们东华社长，这是30年来为中国企业家鼓与呼，请东华来判断，不只是三一，还有华为、中兴，都出现了一系列的海外受阻，对于你这样长期推动中国企业走出海外，你是什么感想？什么评价？
刘东华：
王巍兄刚才介绍我们的各位嘉宾，他没说自己，这个人虽然看起来很年轻，其实也挺年轻的，但是他是中国并购工会的会长，很多年前就被人称为中国的并购之父。大家也知道他近几年又在创建了5个金融博物馆，搞读书会影响也非常大，所以说这个人可不是一个一般人物。
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刚才拿三一说事儿，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并购案例，因为咱们今天的主题是国际化进程，如何借力中国崛起，其实原来大家觉得很难想象的，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攻城略地，不但到了落后国家，甚至到了欧美收购那些老牌的百年企业。首先中国崛起，我觉得你并购得有实力，我觉得有几个力量，一个就是这种资本力、实力、购买力，一个是市场力，中国市场正在崛起的巨大的市场力量，比如说吉利并购沃尔沃，完全想象不到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汽车市场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很多国外的顶级品牌并不像大家想象的，我卖出去有一笔钱收回来就算了，他就跟嫁女儿一样，其实是非常谨慎的。
所以我就说一个是购买力，一个是市场力，这两个力量现在看来，都比较强，而且越来越强，但是其实还有一种力量是我们比较弱的，就是文化力。或者是基于价值观的领导力，这个力量是比较弱的。
现在我们有很多在国内最杰出的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和并购受阻，我觉得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说在西方他看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他首先知道的是国有企业，比如说原来中海油出去收购，人家说你背后是国家意志、国家意图，是不是主要是国家意志、国家意图，他可能首先会怀疑这个。因为当年联想并购IBM[微博]PC也遭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他分不清，他觉得你中国企业有时力走出来的，可能背后都有国家的这个，强大的国家意志在背后做支撑，这是可能产生的一个重大的误解。
再一个就是也确实还有另外一端，就是一端是国有企业，另外一端就是很多，可能实力还没有那么强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近些年民营企业在国内，其实生存挺艰难的，甚至有的民营企业家说，国内就让给国有企业吧，咱们到国外去吧，只能到国外去，所以说走出去的民营企业也比较多，但是走出去的大量的民营企业，他并不是联想、并不是三一、并不是沃尔沃，也并不是华为，所以就像刚才我们在会前小范围交流的时候，王巍兄说的，人家觉得你是蝗虫，人家觉得甚至是更难听的一些，不但是说法，他感觉确实有，你来了占了便宜就走，你根本就不考虑当地的企业、当地的社区、当地的消费者、当地的就业，可能不考虑这个，确实也有这种倾向，乃至于现在我们有些中小企业捆绑起来走出去，也甚至也有忽悠之嫌，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走出去的过程中，首先要把自己真的怎么能够由内而外地能够武装好，然后该沟通的也一定要沟通到位。我觉得刚才这个例子非常有意思，就是三一在美国起诉奥巴马，当然你起诉奥巴马，说明对美国国情也吃得比较透，国外的公司到中国来遇到问题他就不敢轻易起诉中国政府，是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总体来说，不能把中国的最杰出的一流公司走出去，和其他的那些公司相提并论，我觉得现在咱们看到的这基本上都是走出去的中国公司的榜样。
王巍：
谢谢东华，我们看到三一包括华为这些公司，应该说代表中国的本土的实力，基础产业作为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大家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升级的一个地步。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在国际舞台用这个软实力，因为大家最近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韩国的那首歌，在全世界风靡，大大提升了韩国的形象。那么中国现在也在做很多软性的东西走出来，中国文化也开始走出来，当然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我想今天正好夏华女士在做，她是做服装设计的，她在今年在奥林匹克上，英国伦敦奥运会上，应该说大出风头，她带了一大批中国企业家穿着她的衣服，在伦敦奥运会上展示了，而且获得了非常强烈的关注，请你谈一下你这个企业，这种软资源的国际化的心路和你的想法、遇到的障碍，谢谢。
夏华：
我们这个行业可能走出去的案例，对在座的大家更有实际性的作用，为什么？它不像这些巨大的企业，确实就像包括前几天我一个美国的朋友，也是时尚界的，他还问我一个问题，他就特别想，因为中国的企业现在非常有意思，最近在抓党建，就是他后来看着我们企业，去过我们的那个楼都知道，完全不像一个公司，完全是一个设计空间的概念，但是既使这里面也放着国企和党章，因为党建嘛，所有的中国企业都必须有党支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党建就引起了他特别大的注意。他就是说你看他说在美国就有问华为为什么，既使是在美国也有党支部，所以说他们就会觉得，我说这是特殊的中国模式，就是我们带着中国模式走出去的时候，会给他们带来很多意向，他们根本想也想不明白的事儿，一个时尚产业，到处都是特别时尚的空间，国企挂着，还有党建，非常有意思。
因为时尚行业应该说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其实最没有壁垒的，就像今天在中国，我就说国际化，我说我们早已经被国际化了，在中国市场上你就找吧，全球哪一个品牌在这儿我们的店都开在一个百货商场里面、一个shoppingmall里面，今天的话题非常有意思，特别有说头、有谈头，国际化进程如何借力“中国崛起”，我觉得中国崛起这件事儿，所有的中国企业，无论你以怎样的方式走出去，你肯定都是借力的。但是这个力到底借的虚还是借的实。
你比方说就是虚一点的借力，现在我能完全地感受到，就是今天，不要说十年前，就是五年前，我们在国外谈品牌的合作和并购上的这种难易程度，今天你不用去找他，你就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我们今年平均每个月至少接待2到3拨的国际知名的品牌，然后来跟你谈合作和并购的事儿，为什么今天很多欧洲的品牌都处在刚才说市场力，刚才东华总结得特别好，市场力和购买力的最大的缺失的状态下。
但是在这种时候，我们也必须冷静地想，就是关于因为王总做并购很多年，对于时尚品牌而言，其实真的要想一想，我们并购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这个时候捡进来一些好的资产，还是拿进来一些好的品牌，还是我们真正能够去驾驭这个品牌地发展，能够在全球市场上给我们的企业开拓一条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之路。
我觉得还有一个虚的就是中国市场肯定是，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最好的市场、最大的市场，肯定是你在所有的这个时尚消费品的发展过程中，你肯定是最借力的，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国际品牌其实他来跟你谈合作的过程中，他最看中的这块儿市场，他自己搞不懂这块儿市场以什么样最快的速度能够拿下，所以他就要找一个合作。但是中国所有第一批跟国际品牌合作的企业，今天都尝到了这个苦头，所有真正靠中国企业帮着他一起做大的，当时因为我们的合同条款，因为我们在国际合作过程中很多的规则的不熟悉，你会发现给人家养了十年孩子，最后人家收回去了。然后很痛苦，我这一批中国的代理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十年的和约很快就到期了，这个市场正如火如荼发展的时候，最后孩子人家必须得抱走，非常难过、非常心痛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就说真正中国品牌今天走出去借力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借力最实的那一块儿，我这些年感受到最清晰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是做两块儿，最实的这一块儿反而是做得最踏实、速度最快的。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全球供应链的整合，这才是我们将来在全球无论你在哪里，你想所向披靡，你必须有最好的资源这样的，资源整合的过程现在恰恰是，我们这五年就是整合了全球大概147家合作得最好的原料商、最好的加工商、最好的合作伙伴，整合了近160位设计师人才，全球国际化人才的整合。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欧洲或者说在中国，其实这是一个互动的市场，今天我觉得尤其是时尚产业，产业本来就是平的，今天你在阿拉伯国家女人也用LV，美真的可以穿越国界，所以说你如何去把最软的那一块儿，看起来最软的那一块儿，恰恰是最硬的那块实力的东西拿到手。
我觉得我们签的全球最好的这160多位设计师，我真是觉得这些年看起来是悄悄地进去，没有人阻碍你，像这样的事儿，你去跟他真正的人才的整合还是资源的整合，你看起来不动他的奶酪这种方式非常容易，但是恰恰这些年，当今天我真的是一摆出来这些设计师的时候，他在中国和在全球很多项目的经营权归到我们的时候，大家才会觉得原来这块儿是一个大肥肉，原来大家觉得那是顾头不想啃，今天突然觉得它是肥肉。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候，恰恰在这个时代，看起来中国崛起给中国企业的海外行动提供了非常强大的支撑的时候，大家确实要理性，我们到底该做什么。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更多地思考深层次、实的一些资源的整合和拿来，拿到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我觉得习近平说的那句话真的很重要，打铁还需自身硬，硬了以后我觉得那个市场，最难做的市场其实在中国，中国市场都拿下来了，我觉得全球市场其实真的不是最难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最挑战的市场其实是在中国，所有全球的品牌都跟我说这句话，LV也是，最难做的市场在中国，因为这群消费者是你完全搞不懂、弄不明白的，他的底线和上线、下线你都摸不准的一群人，你把他都能弄明白了，我相信你在国际的市场上一定能明白。
再一个就是心态，我觉得在国外去做消费品，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心态，如果我们就想弄个三五年的事儿，就是在那儿，像我们现在干的就是讲故事，我觉得中国品牌在国外刚才动华说的那三力特别重要，但是那三力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力是影响力，中国品牌目前为什么在国外举步维艰，我认为是我们自己以前做的事儿落下来了负的影响力，这个正的影响力非常重要，它会为未来中国的品牌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赋予正能量，但是前面做的很多事儿，包括我们原来大量出口的这些低端的产品，都是负影响力，所以说他怕你。所以我说中国品牌走出去，现在我们的心态是否要真正地为我们的未来赢得尊重，还是带来困扰，如果赢得尊重就需要一个好心态，就好像我们自己在中国，在这块儿土地上做品牌，踏踏实实一个一个消费者做过来的，你是经得起考验的，后来你发现我们18年、10年、20年，塑造了一个真正值得消费者尊重的品牌。我觉得在国际市场上也要有这种心态去做，它绝不是一个你三五年就能得一个大便宜的，而是你要真的用心甘情愿的付出去换你未来在这块儿市场上心满意足的得到。
王巍：
我们下面想请两位大使先生，他们充满了国际的视野，这么多年来，想请他们做一些评价，你们如何来看过去10年来，中国企业家的进步和我们中国国际化过程中，和你们当年在亲手推动的这个过程，敲开大门的时候，你通过外交手段来推开大门的时候，和今天有什么变化。我特别注意到沈大使还提出了中国海外并购有几个阶段，所以能不能请您先谈一下，您怎么来看。
沈国放：
谢谢，这方面其实我现在也是近期在学习的一个方面，吴大使，也就是我的老师，从他那儿学到不少的东西，他的每一次讲话都是很有思想、很有想法的。
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实力应该建立了很多的，人家通常讲是中国的两次大的改革，但是我认为是三次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第二次应该是1992年吧，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我觉得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对我们中国的深化改革，那是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第三次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也是对我们中国到世界上参与国际化的竞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经过这么多年，我觉得中国现在发展的势头很猛，而且我们经济实力、国际地位都有上升，我们不光现在是进出口都是大国了，那么我们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现在也是很厉害了。今年1到9月份，在相对下滑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了834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这是非常了不起了。
国内我们觉得这个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国际大的环境，现在也是大家看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企业确实是需要走出去，我觉得今后10年，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投资、兼并、并购应该是一个大势所趋。但是我觉得刚才前面几位老师也讲得很对，不是说一哄而起，要认真地思考，我觉得有几点还是蛮重要的。
第一点，刚才刘东华也讲过了，国内的企业恐怕首先要苦练内功，这个内功不仅仅是你的经济实力，你的企业的规模有多大，我觉得同样重要的是你企业的文化、企业的思路、你的行为方式、你的管理方式，我觉得这个都应该是要国际化，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国际眼光，这个国际眼光说说很容易，做起来不容易的。你包括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中国光伏产品太阳能板，前几年发展非常好，但是大概在前两三年吧，国外的这个方面可能因为经济困难了，所以说意大利跟法国的厂商来找我，说看看有没有中国的光伏投资他们欧洲的光伏太阳能企业，当时我找了几家人家不一为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发展非常快，而且当时形势非常好。
我觉得你有一点国际眼光的话，当时如果出资去并购、收购几家欧洲的大的光伏企业的话，那现在可能欧洲对我们反倾销可能相对好一点，因为毕竟是有他企业的一部分了，这个我觉得是要国际眼光分析。
第二点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要进行研究，你要对投资兼并企业的目的地国的形势、法律，都要研究，包括他的公关怎么做也要研究，整个双边关系怎么样也要研究，这个我觉得对企业，不管你到欧洲还是到美国还是到非洲，这种研究必须要加强，当然这个研究可能企业有的时候做起来比较困难，我觉得这种应该是要聘请一些权威人士或者权威机构来完成他们的分析报告，供给你们企业的董事会、你们的董事长来决策参考，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点我觉得你的企业要走出去，恐怕你的企业里面要吸收国际化的管理人才，这个人才很重要，这是一个。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宣传，有的宣传要高调一点，你比如说三一重工在美国哪个区投资建厂，你帮助他们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他的税收增长多少，这种东西我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放在时代广场上面做宣传的。而不是以前我们做公关，做公关也很重要，但是这种公关是实实在在的，你这样一宣传对你企业在今后美国其他地方的投资可能会有好处。
当然我刚才讲，刚才夏华女士讲的，建立党支部什么的，那个东西我觉得要相对低调一点，不是说不要做，但是相对低调，但是这种东西要宣传，对你企业在那方面的国家会认可度比较高。
王巍：
那吴大使大概从他一离开大使任以后，大概是中国外交界最早的，下来以后立刻到企业圈儿里面，大概10年了以后，就在企业家的各个场合不断地跟企业家提出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如何在做国际化经营的时候，了解政治、了解外交，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对企业界非常熟悉。所以请吴大使谈一谈你的综合评价。
吴建民：
我认为刚才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这十年有什么变化，我觉得这十年，从中国来讲，从我们的企业来讲，都有了很大的发展，2001年中国GDP1.15万亿美元，在全球排在相当后，2011年我们7.5万亿美元，这一个大发展没有的，人类历史上这样一个速度的发展大概找不到先例，所以说这个十年的变化，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原来不在舞台的中央，现在走到舞台的中央来了，这是最大的变化。
你看夏华刚才讲得非常好，过去谁知道依文，现在全球知名品牌美国有两三家找上门口来源。所以说人家对你的重视程度大大提升，这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这是我们多年奋斗的结果。
我觉得现在提出来走出去、国际化，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孙子兵法讲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彼了解世界，我们对世界了解得如何？三天前我在深圳，电视台记者来采访我，他说吴大使，你看华为、中兴、三一重工在美国都受到围堵，现在奥巴马又跑到亚洲来挖我们的墙角，对我们包围，中国的国际环境非常险恶。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诸位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我认为这个看法在中国持这个看法的人相当多，是不是这样子，十八大报告讲我们面临一个战略机遇期，但是也有人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还有什么战略机遇期，赶快再回去深挖洞、光积粮、不称霸，回到那个战略上去吧？
我讲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对于我们面临的形势看法不一样，你形势看法不一样，你对策肯定不一样。我的看法，这个战略机遇期存在不存在，两条决定是存在的。
第一，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明天打世界大战了你还有什么发展，不要走出去了，对吧？打什么不会打世界大战，因为大国都有核武器，不敢动，更重要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球化了相互依存，他不会自己打自己，这是一条。
第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个可不是套话。我们这个年纪是经历过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毛主席解放之后就是挥之不去的忧虑就是准备打仗，你看这几十年一直是准备打仗，所以那个时代过去了。我们30几年为什么能大发展，世界变了、主题变了，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我们才能够30几年有这么大的发展。
所以我有这样一个认识，你说看到这些没有成功的例子或者说有一点挫折的例子把它加在一起，但是我问周总，他在美国有成功的例子，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象，你看那个媒体，中外都是一样，喜欢报道坏消息，好消息少。三一重工在美国成功的事情大家不知道，其实联想在美国并购IBM的PC很成功，这些成功的例子讲得很少，失败的例子讲得很多，这是我认为大的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第二个看法是知自有什么问题，我讲我们的优势是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的优势是刚才东华跟夏华讲，我们影响力在上升，我们三个的力量在上升，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我们有没有劣势、我们有没有问题。
我认为我们今天走向世界，跟年老资本主义走向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寻求互利共盈，但是你看一看当年老殖民主义走向世界的时候，他们对他们要去的地方做了深入的研究，我们今天走向世界，很多企业家并不了解就去了，研究得不够。中国稀有的外交资源没有同走向世界的企业家分享，这是一个问题，很多资源就浪费了，企业家不了解世界的情况，我们不了解外部的环境，我们不了解人家的法规，我们不了解对方的办事之道，我们不了解对方行为的特点，这个走出去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弱点。
第二个是，我觉得中国人长期我们政治挂帅，要讲政治，这样的一种思路慢慢就形成了我们在观察我们对外活动的时候，也政治挂帅，其实我们对外的并购一分析，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有些失败了有没有政治原因，有些政治原因，有些也不完全是政治原因，但是从中国人来讲，我的观察喜欢讲政治原因，政治原因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外国人真坏，你现在骂外国人真坏，多数中国人会赞成，是啊，外国人真坏，但是这样骂的过程当中，把自己工作当中的失误掩盖了，这是一个问题，我想你们企业界的人走向世界的时候，你们讲实的，不能讲虚的，你要真正走出去人家欢迎你，人家如何欢迎你？我认为你们走出去的行动太重要了。
我们现在有些人你看了没有报道就是了，我们把人抓起来在笼子里用枪打死了，有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给中国人丢人，中国人一出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下面讲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企业走到世界舞台中心，大家都关注你，你的行动就是你的形象的一部分，你们企业走出去是你的形象，你的言论也是形象，你在有些言论也是形象。前不久反日游行大家看到了，大家不要以为好像这是反对日本的，你看有些口号，宁可神州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这个口号世界上什么反应呢？种族主义，当年希特勒就要杀光犹太人，你现在中国人刚起来就要杀光日本人，这是个别的，但是这个话对你的形象有很大的损害。
有一个欧洲的朋友跟我讲，他说照你讲你这个行动受益的是欧洲厂商，但是欧洲人害怕，他说今天你会对日本，明天会不会对我来？我们中国为什么会发展开放了呢？人家愿意来了，我们做了多少工作希望人家来。今天看见你害怕，他还来吗？他就要对你采取防范的措施。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应当看到自己的形象是一个整体，但是毋庸讳言，我们这个国家有非常好的东西，要不然我们三十年大发展，这个党的领导如何指挥，这个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也存在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是这个左的东西、极端的口号，能得到很多的拥护，有热烈的掌声，这个太糟糕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最大利益是什么？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具体到中国来讲保持发展的势头很重要，你想我们这个势头的出现，100多年的积累不容易，如果说这个势头中断了，对不起，你再想恢复这个势头猴年马月，保持发展的势头意味着什么？保持对外开放的势头、保持对外合作的势头，这个势头中断了，那完了，那我们这个发展的势头就会中断，我们中国人这点非常清醒。
第二，要划清文明与野蛮的界限，打人是野蛮，中国人打架打到瑞士飞机上去了，现在瑞士流行一个笑话，你这个飞机正不正点看飞机上有没有中国人，中国人成了这种形象了。
第三，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中国过去有些口号，现在有余毒，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爱国无罪。就是说我只要是爱国，我什么坏事儿都可以做，这怎么得了，这个我觉得对中国的形象影响太大了。
我觉得我们今天中国人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的时候，要清醒，你在世界上，人家看你发展很快，到中国投资能赚钱，但是希望你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而不是希望你一个排外的环境，一个讲文明的环境，而不是野蛮的环境，一个讲法制的环境，而不是一个非法行动可以比较多的环境，我说我们中国人今天，特别是在座的，我是希望大家冷静下来，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长处和短处做很好的分析。我们出去之后真正给对方牟利，真正是共赢，这不是空话，互利共盈是一个新事物，互利共盈是什么时候，革命时期有共赢吗？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没有共赢，战场上有共赢吗？你死我活，所以只有时代变了，走向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才能共赢，你出去一定要让人家感觉到共赢。
三一几个行动做得很好。我在巴黎看了他们的展馆，他们有些事情做得很好，但是我是有一个希望，新浪网你们可以研究一下中国并购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可能地分析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不要简单化、政治化，都是因为外国人坏，那你这不是认真的教训，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我真希望将来能够做这些研究，供这些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参考，谢谢。
王巍：
吴大使刚才这段话引出我们第二阶段的话题，一个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钢铁力量的崛起，还是有价值的崛起，就是我们崛起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很重要的，而我们过去30年来，由于穷可以野蛮生长，丛林法则，但是今天我们进入全世界大家庭，普世的价值之后，我们如何家庭合作，这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其实我们西方主流包括各界，可能比较担心的是，中国这种大国崛起，是有蝙蝠侠那样的肌肉，但是中世纪的脑子，这是最危险的，这就是历来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一个急剧崛起的大国中最容易产生，所以说这是一个危险，我们是一个危机的意识。
我这里把话筒给刘东华，因为刘东华这么多年来，他努力地来推动建立一个企业家的文化，而不是仅仅是金钱。
刘东华：
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是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比如说中国人清末以来落后挨打，落后挨打要生存、要活下去，就是这个阶段实际上就是100多年没有结束，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要活下去、要生存、要稍微强大一点，其实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国际上首先你要让人家了解你，了解你的真实状态，我觉得原来这个信息部对称，实际上他就怕看不清你，他看不清你他就害怕。为什么我原来说哪怕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但是看不清你，就像大家都睡觉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爬起来拿着刀子可能要捅人，这个世界就害怕。
所以我觉得中国首先用一个什么样的话语体系，因为这几位嘉宾里面有两位中国杰出的外交家，就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让国外，尤其是让西方世界了解我们的真实状况。因为我也说过一句话，我说从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民营企业可能是全世界的原始资本积累是最干净的，你比较一下各国的原始资本积累，马克思的话不是说着玩儿的，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里面都滴着肮脏的血，这说的西方的资本原始积累。所以我觉得不要忽略发展阶段。
我说了很多年的，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这是我15年前提出来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国力的教练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那个时候主要是怎么能够帮着中国的企业尽快地崛起、尽快地壮大、尽快创造实力，实际上就是从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到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到现在的正和岛，我们为企业家提供这种服务，我们在理念上其实是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帮着企业家成功、壮大，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就需要，中国这个国家就需要放大实力，然后大约从5年前开始，我们就开始提出说，如何用商业创造尊严与荣耀，我们就提出新的商业文明，我们就提出先问是非再论成败，如何把是非放到成败的前面，先问是非再论成败，问清是非再轮成败，因为不问成败必然失败，因为当世界已经没有办法忽略你的存在，没有办法忽略你的实力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问，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动机起来的，你起来之后想干什么，就是你的实力放大之后会不会做坏事儿，如果你是一只小狗，你想做坏事儿做不了什么坏事儿，你现在牙齿很厉害，如果你现在想做坏事儿是非常可怕的。
大家熟悉复兴集团，中国非常杰出的民营企业，复兴集团的领导人郭广昌，也是我们企业家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他就提出一个概念，用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就是包括郭广昌、包括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他们就是比较早地提到，要到国外去投资，要到国外去合作，首先要考虑到当地企业、当地国家、当地消费者、当地社区的需求。就是做好自己、然后给别人、给合作方、给各个利益相关方带来价值，在给各个利益相关方带来价值最大化的前提下，然后追求自己的价值最大化。
我觉得虽然中国企业起点比较低，起步比较晚，但是这个世界潮流，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微博时代开始之后，我也提出一个概念，我说全世界的消费者已经联合起来了，中国过去佛家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不过过去的恶报来得很慢，善报来得也很慢，那好人都等死了那报也没来，恶人做恶事儿没等到恶报，他又花钱赎回了金身成了道德榜样。但是现在在微博时代，恶报和善报都来得非常快。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这么多年为企业服务，我觉得越好的企业，实际上他的企业家和他领导的团队，就越靠谱，就做人靠谱、做事儿靠谱，实际上把我们优秀企业的靠谱文化，我们要往外走的话也带出去，因为现在我身边最优秀的这批企业家，在和国外的那些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也经常表现得不靠谱。比如说提前一个月有一个重要的中美或者说中欧之间的一个交流，双方都有15人，都是言之凿凿确定好了，到时候欧美人家15个人都来了，咱们临时取消的可能占50%，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而且我们根本就不以为然，就觉得领导有不可抗拒的事情，是吧？我就说靠谱文化。首先让自己靠谱，让自己的企业靠谱，让自己的团队靠谱，然后通过对外交往、对外合作，让人家觉得这个中国人靠谱，这个中国企业靠谱，人家打交道多了，就觉得中国人真的靠谱。
王巍：
那么我们今天谈海外并购已经不是谈并购动作了，而是谈的是能力，有没有这个能力，我插一段当年大家都知道，新一任的政府，大家都是实干家，这一代常委都是知青出身，江湖经验非常丰富，他可能不太听忽悠、讲故事，他要看实事儿。
2009年两会期间，三一当时总裁正好开会呢，就碰到了王岐山总理，当时王岐山原话，说你要是到海外去进行并购，王岐山总理当时的原话说，你对你们自己的管理能力有把握吗？分析过双方的文化差异吗？了解当地的工会劳资关系吗？王岐山担忧如果不能做到知彼知自，这种信心让我害怕。王岐山这个是很专业的问题。
胡锦涛主席也当时在另一个场合也问了并购三问，胡锦涛问得也很厉害，他问另一批人，你们并购是控股关系吗？你们并购以后怎么去整合呢？怎么去管理呢？你的资金从哪儿来呢？无论胡总书记和王岐山，这两问在是在高层领导中当中非常熟悉的两问。
我现在想问的是，经过了三年，你三一有没有这个能力？你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周富贵：
我正在想这样一个问题，确实中国的企业这些年走出去，那么也做了很多并购案，但是并购回来怎么样去经营好这个企业，其实还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今年三一有幸地收购了世界混凝土行业的第一品牌，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三一收购这个企业仅仅用了两个星期的时候，这在并购史上，我们这里王老师是并购的大家，在并购史上这么大的项目，两周时间搞下来，这个确实是并购史上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源自什么，实际上源自文化的认同。
这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它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德国一个大学学工程的一个大学生毕业以后创办的公司，经过60年的发展，这个公司成为全球混凝土机械的第一品牌，它在全世界有7家工厂，包括在我们上海也有工厂，以前我们中国建房子用的泵都是用他的泵送的。大家知道最高的高楼，迪拜的大厦是用他的泵车的，在这个行业里面可以说，说出这个品牌里面大家都是尊敬的，就像汽车行业里面的法拉力，是顶级的。那么这个老先生今年80岁，他80岁的生日在哪里过的大家知道吗？不是在德国，是在中国，但是在中国不是在三一过的，而是在北大过的，等一下我要讲他为什么在北大过。
这个公司创建以后后来成功了以后，他这个公司没有传给他的儿子，他80岁了没传给他的儿子，他捐给了慈善机构，90%的股权捐给了慈善机构，但是这个慈善机构还是由他来管理。所以说当我们老总找到他谈收购的时候，两个人谈什么？两个人谈中国的孔子，在这上面两个人心灵发生了碰撞，老头子当即拍板，这个公司卖给三一。当然为什么后面花了两周时间呢？因为后面这个公司他实际上已经捐给了慈善机构，还要经过慈善机构委员会来评审，所以花了两周时间。
那么为什么，这个老头子后来在80岁的生日在北大过呢？因为他是一个普世伦理的崇拜者和研究者，他在很早以前就拜一个大师，大研究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他对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研究得非常深厚，很早他就到过中国，研究中国文化，他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推崇，他要研究这三大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他在全球成立一个道德论坛，这个道德论坛在北大成立一个分坛，所以说他捐助100万欧元给北京大学，这是他上个月生日的时候，在北大这100万块钱到帐，所以说他的生日在北大过的，所以他对中国文化非常认同。
那么由于他跟我们老总有共同的价值观、有共同的理念，所以他当时很快就作出了决定把这个公司卖给三一，他认为三一能够把这个公司经营好。我们拿到这个公司以后，我们现在从我们的经营效果来讲，先给大家讲效果，去年我们收购以前，他去年、前年的利润是600万欧元，销售额大概是10亿欧元，今年销售额会增长10%到20%，但是利润会增长到4000万欧元，这个经营是非常成功的。那么这个经营成功的话，我们三一做了什么呢？实际上我们三一没做什么，我们做的就是充分地发挥管理者的能力，充分地信任他们这群人，我们收购回来以后，我们没派我们的高管过去，他们的CEO、财务总监完全沿用，我们只是派了一个联络员跟对方沟通，我们既没有裁员，然后又充分地信任他，所以说现在这个公司现在经营得非常好。
这个经营得好，对我们这个并购案例，对德国政府和对德国的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是我们后面整合得好。
王巍：
三一什么都没有做，只派了联络员。
周富贵：
你是说为什么沾上中国就好了，是这个意思吗？
王巍：
对。
周富贵：
我是讲在管理上面，我们对他的管理人员什么都没有动。
这里面第一个首先讲我们评估过，这个经营团队是有能力的；那么第二点，我们有能力我们就信任他去经营；第三点你讲的要点，为什么我们收购来以后，就经营质量发生了变化呢？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渠道上面进行了整合。大家知道原来他是全球老大，我们三一是追随者，那么我们在全球要跟他竞争，要竞争同样一个合同，他的价格比较高，我们的价格比较低，那我们不就双方打起来了吗？现在我们是一家了，这个市场资源被我们整合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刚才夏华女士也说到，供应链的整合，我们也整合了供应链，我是讲我们什么都没做，是我们没有像有些人，一收购过来把CFO换掉、CEO换掉，派一大堆人过去。但是我们不等于说这个企业经营过程中我们没管事儿，就放给他，是我们进行了渠道的整合，那我们的渠道，我们之间的整合的力量就凸现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收购回来的话，还是比较成功，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
另外我花时间补充一下前面那个话题，大家可能对三一起诉奥巴马这个话题还是感兴趣，整个来龙去脉我是最清楚的。这里面要讲一个，我们起诉奥巴马不是策划的。第一，我们是逼上梁山被逼打这个官司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是我们有冤屈，我们要找到一个渠道来申诉我们的冤屈，找到我们的正义和公道。第三点是我们起诉也是在美国的职业律师的指导下来进行的，这里面我们要说到，我们在整个美国，我们所有的起诉的过程，请了十几拨律师，甚至有高到以前北约总司令克拉克将军，都参与到这个过程，在起诉之前我们也经过了沟通，沟通了以后，所以我要讲我们起诉他不是策划的，那么我们是被逼的。第二个是我们有冤屈的。而且美国当地的律师认为我们是受到冤屈的，我们应该找回这份冤屈来，并且我们有这个机会获得伸张的，同时他也相信美国的法律是公正的。
同时要告诉大家，我们也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极大支持，11月28号要进行第一次听政，我们这个项目所在地俄勒冈州的市民组织了一个友好团出席法庭支持我们。
我刚才听到吴建民大使先生讲到一句话非常好，就是我们企业走出去，不仅要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且要谋求和当地带来就业的机会，谋求给当地作出贡献，大家一起发展、共赢，谢谢。
王巍：
我想把这个话筒给夏华女士，你在做了这么多年的高端的整合链条中，我想这个过程还在进行当中，你的沮丧是什么？在过程中遇到的挫折是什么？我们想分享一些你认为无论从你自己的企业，还有中国人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方式，两边政府这样的行为，你认为你的困惑在哪里。
夏华：
我真的不困惑，我就说为什么说不困惑呢？我是觉得做对的事儿，刚才其实周总，我觉得其实一句话就能说明白，说三一到底整合完了，从600万欧元的利润到4000万，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国企业到底给了世界什么样的净价值，非常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带给世界什么样的净价值，就是什么样真正能留下来的价值，这个价值会让你企业彻底不困惑，否则我们走出去一定会遇到困难，因为你想出去攻城略地，人家又不是傻瓜，你想出去拿最好的资源，你老想拿进来谁也不傻，外国政府也能看明白。所以说我是觉得如果这种心态，你就能产生净价值，你说三一给了那个企业，就是给了世界我认为说你什么没做，其实你真正把中国的人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思维输出去了，然后这个东西强大的力量，就会让别人发自内心地认同和信服。
所以我是觉得这6年，我没有特别大的困惑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觉得第一点刚才是吴大使说得特别重要。就是第一，读懂别人，我觉得一个企业所有做消费品品牌的，要走出去，你第一件事儿要读懂别人，无论你跟人家合作还是去那个国家做市场，你最大的功课是读懂别人，尤其是做我们这个产业的，千万别认为我老说那个对联特有意思，我说我最近老给朋友奉献的对联，我觉得有一副对联特别牛，是山西大院里面特别俗的对联，但是说得特别有意思。他叫羊在山上晒不黑、猪在圈里捂不白，我就是我。有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所有国际市场最怕的就是，就是你来了一个就以你的方式呈现的东西，你就认为你是对的，你必须置于那个普世价值下你去思考什么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走出去特别重要的净价值的第一个思考，我觉得做对的事儿，真的特别重要，而且这个对的事儿不是基于自己，很多人说我挣着钱就是对的事儿，那不是，那是短期的对，一定是在这个大环境中思考，我怎么样做对的事儿，怎么样能够利他，或者说怎么样能够刚才大使说的共赢，我觉得这件事儿的方向对了，我们才有机会未来长久地不困惑。所以我为什么说在这一点上，我是觉得做对的事儿，做有意义的事儿特别重要。
另外我觉得无论你出去合作也好、并购也好、做市场也好，最重要的中国创造力价值的奉献，我是觉得一直以来全球市场怕中国，尤其消费品市场怕中国，他老认为你出去只是抄的，只是拿人家的东西来，然后回去占领人家的市场，你把人家那款拿过来，人家卖400欧元，你卖40欧元然后再干回去，那谁也怕，我们也怕。
最重要的是你带着自己独有的这种创造力出去，然后你为世界奉献。因为这么多人，所谓的大国情怀，刚才王巍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大国情怀，我们要真正能够给世界贡献一些什么独特的东西，所谓的东方文化也好。这一点日本做得真挺好的，说句实在的，无论大家什么样的反日情怀，这个你必须坐下来看。
第一个把东方时尚带到国际市场的，带到欧洲的，让西方人开始产生尊重感的不是中国企业，那个时候中国20年前还没有时尚，应该是40年前日本的一批设计师，带着自己的作品走向西方，西方人完全看不懂，西方人研究那么多年时装，都是有自己形体表达的特别漂亮，东方人突然带去一些时装像桶子一样，大家没看明白，而且穿起来男人和女人根本就看不太清楚，然后西方的媒体上一大篇的报道都写着什么，我今天把山本设计师请过来做一个对话，他讲的故事我真的很感动，都写得比我们今天要残酷得多得多，说今天我们受围堵，人家还特别找一个法律依据、找一个方法，觉得给你一点阻力，那个不是，告诉说让你滚回去，还打一个大叉，就是西方的媒体就公开地这样。
但是既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有非常乐观的心态，这些设计师觉得，他起码重视我，他还打一个叉，把我跟国际品牌放一起比较，虽然让我滚回去，但是他看到一股势力，一股力量他才会惧怕，所以我们必须重视，这是一股力量，只要你是独特的，你有影响世界的机会，他才会真的把你看成对手。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勇敢地过去，包括一批建筑设计师，所以说今天对于东方人很多的这个时尚的影响，然后在西方形成一股势力，我觉得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和坚持。
所以我觉得用我们独到的，包括这六年来，其实很多中国的公益概念的时尚价值在国际市场的呈现，我觉得我们真的在里边花了很多时间、精力，于是才有了西方人认为，这个好，这个那么多喜欢中国文化的人，然后突然在那个市场发现一些可以在西方人身上穿出来的中国士绅，于是他才会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而不是你学着他西方人那个，比他卖得更便宜，还再让他穿在身上，所以我是觉得真正让一个中国品牌走出去，不面临困扰，而是赢得尊重，能够长久地、有尊严地活在西方消费者的心中，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带着自己的创造力的价值，带着我们自己的，能够给世界呈现的一些独到的营销模式、管理模式，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他的思想是有冲击的，有影响的，或者说对他未来不管他走进中国市场还是在全球的经营战略上，我觉得是会发生影响的，我觉得我们就会不困惑，谢谢。
王巍：
大概三四年前我在什么场合也说过，并购实际上就是像婚姻一样，他是一起往前走。中国由于大国崛起，有暴发户的心态，他把并购往往看成是暴力性的一次性的行为，而且是竭泽而渔，很不负责任，这是导致中国很多出现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谈的正能量。
我现在也是，经常注意到特别很多大型国企的领导，包括我们民营企业家在报纸上一宣传，我的并购成功，他往往说我们需要那一块儿油田，我需要那个厂子、我需要那个架子、需要那个品牌，就像你跟人家结婚，不能说因为我儿子喜欢他，我需要一个孩子，你不能这么去想，是吧？那是嫖客心态，是吧？我很多年前说，中国企业家要有一个婚姻，而不是一夜情，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这是很多的，方方面面要形成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个很重要。
那么刚才吴大使也提到了，中国很可惜，我们有了很多很多重大的进步，但是同时确实有很多外交资源和企业并不匹配，那我想在今天的场合下，请两位大使来谈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年你们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现在回想中国政府在哪些方面还可以更加改进。来积极地用外交政策来推动帮助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哪些地区政治的问题，也使得我们给企业家提出一些建议，我觉得这两方面请两位大使来讲。
沈国放：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话题蛮重要的，我想这个主要应该是从，现在从两个层次上来研究。首先我觉得从政府层面上来讲，我们现在政府他应该意识到，在当前的形势下，不管是我们国内的形势还是大的地区国际环境下，我刚才讲到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恐怕是一个大势所趋，这个是我们政府一定要看到的这个的。看到这个以后，政府应该要为企业提供服务了，刚才吴大使也讲过了，应该要总结一些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成功的一些经验、失败的经验，这个作为政府层面来讲，他应该引导。当然还有一个方面重要的就是，中国政府包括我们领导人在出访期间，要为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力的政治环境，这个我觉得是应该要做的，而且现在应该可能做得还不够，我觉得。
第二个层面是我们的外交资源，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前线的，我们驻外的使领馆，我们驻外使领馆应该说也是对前方的情况非常了解，对那个国外的一些企业也是相对而言应该是了解得比较多一点。那么这个我觉得我们双方的，我们大使、参赞包括我们商务参赞，应该回来休假的时候应该定期地要向中国的一些企业，比较有实力的企业，要介绍一些经验、介绍一些情况，我们企业也应该要主动地去跟我们使馆及时沟通，我相信在三一重工，你们在过程中间，跟我们使馆应该有很好的沟通和联系，这是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我们要做的。
现在我们也是，我们现在大使、参赞回国以后，以前没有的，就是现在要让他们到地方上去参观、学习，跟企业家接触，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双方沟通起来容易一点。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外交资源，有很多现在退下来的大使参赞，我们有一个前外交官联谊会，他们现在可能在做一些工作，但是应该说还有很大的挖掘的潜力，因为这些老大使，有的大使在非洲工作过很长时间，在好几个非洲国家当过大使，他们同那里的政府甚至领导人关系都非常好，这个可以给企业提供很多的信息，甚至帮他们牵线搭桥，帮他们去解决一些企业走出去的实际困难，甚至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忠告，那么这些大使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多的会启动起来了。包括明后天要搞一个中国拉美的洽谈会。
我觉得企业家们一定要研究投资目的地国的形势、双边关系，甚至我觉得要研究大的地区的形势、环境，大的国际形势的走向，这个你表面上看可能对企业发展没什么太大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对企业和企业家今后的发展，应该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我觉得外交资源的这几个层面，应该还是要利用好。
吴建民：
我觉得首先从政府来讲，首先不要歧视民营企业，现在我们这个国有企业得到外交资源，应当是比较容易的，还有政府的渠道，但是民营企业不敢找政府，或者不敢找驻外使馆，因为我们国家之所以发展这么好，是多种经济成分相互促进的结果，不是靠国有企业，当然有作用，但是没有这种多种经济成份促进，那中国不可能发展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当时在法国当大使的时候，民营企业我是见的，对他们有一些什么事情我是支持的，我想应当从政府来讲，政府就是提供服务，你不要区分民营或者说国企，能够一视同仁给他们一种服务，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认为，今天对世界的认识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你看看今天中国很多报纸，好像现在中国这个处境非常危险，三个岛链，现在奥巴马又来包抄，好像明天中美要打起来了，中日要打起来了，这种舆论在相当普遍。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心理，你走向世界要出问题。我不是说中国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说不是不要防，但是准确地认识世界太重要了，这个世界如果不变化，我们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我有的时候企业请我讲，我去三一讲过一次话，就对你们的高管讲话，怎么认识这个世界，我认为搞外交的人有责任把这个准确的，对世界的看法，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中国是阶级斗争为纲，在中国统治了几十年。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人们大脑当中大量存在，还是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来看待世界，如果三一收购的MAN，如果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你把他统统弄掉，老子来了，你能成功吗？成功不了的。所以说看出来这个世界的变化，我说这个准确认识世界。
第三条，我认为就是我们要认真地走出去之后，我们要占领到底的制高点，什么意思，不是讲大话，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帮助坦桑尼亚修了一条铁路，1800公里花了多少钱？10亿人民币，相当于1.5亿英镑的贷款，这件事情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批评说这个事情超出了中国的国力，现在这个事情过去快30多年了，回过头一看，对不对？大家想一想？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跟中国建交国64国，现在跟中国建交国172国，我们现在那个时候，我们到不了现在的领头，发达国家都没有跟中国建交，1971年10月25号，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是毛主席很感动的，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人家为什么要把你抬进去？
我在联合国我知道，我1971年我就去了，这个铁路修成之后，1976年我们搞了一个电影，非洲大使全来了，中国修铁路这件事情，对非洲有很大的震撼，尼日尔总统、坦桑尼亚总统讲，他说过去有人帮助非洲修过铁路、修过公路，那是为了掠夺，中国今天帮助我修铁路是为了帮助我发展，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占领了道义的制高点，你想想看，你把非洲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做了，人家把你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所以说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坦桑尼亚总统亲自到纽约去坐镇，他的大使一些优秀的非洲使节在前面为中国人冲锋陷阵，要不然我们拿不下来，基辛格估计1971年解决不了。你想想1971年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是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阶段，如果我们1971年我不解决，我们后来一大批发达国家能同中国建交吗？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建交1979年，都是这个之后。这个东西你多少钱买得回来？多少钱也买不回来，不是做交易。
这个我想说明一条，占领道义的制高点，就是刚才夏华讲的，你的净值是什么？中国人去你像老殖民主义这样去掠夺人家，那你是死路一条，你去了之后帮助人家，真正是共赢的旗帜，人家发展你也发展，这种情况下人家欢迎你，老百姓拥护你，这个道义制高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出去之后，就像讲暴发户的心态，那是死路一条。
王巍：
非常丰富，今天是我们有企业家两个角度来提供了并购的经验分享，我们有资深的外交家给我们提供了国际外交与企业地脉相结合，刘东华一如期望地来推动企业文化的建设。
其实我们特别希望这个会有成果，新浪财经和金麒麟论坛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特别希望，其实我4年前，当时好像有一个德国回来的卢大使，当时我跟他建议过，我说应当退下来的外交家做一个什么呢？组织一个组织叫中国企业家外交后援会，你们来帮助企业家。因为你们找企业家找不到，企业家也找不到你们，如果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我们共同推荐，从民间的方式来推动，不要期待外交协会做什么事儿，二政府几乎很难做事儿的，一定要民间，我们这么多年就是民间做下来的。
所以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想法，我想新浪、刘东华那儿，我们都会一起来推动，把我们这么多年来，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你们都是中国进入世界的功臣，你们这样的一种思想、视野和你的才干，都能够有效地和中国企业界这样一种动力结合起来，我们中国未来5年、10年将有更大的发展，如果能做到这一步，也是我们今天新浪举办这样的一个论坛的一个成就。
我们期待着外交家和企业家联盟建立一个后援，感谢各位，也感谢大家支持我们，谢谢大家。
主持人：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议题！
各位来宾，2012新浪金麒麟论坛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来宾的精彩热议，也感谢各位的关注与参与，让我们继续关注新浪金麒麟论坛，继续关注全球及中国的经济走势，感谢各位的莅临，2013新浪金麒麟论坛我们明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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