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总结的新世纪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10个特点

　　● 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还是普遍存在“过热冲动”，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

　　● 中国货币政策采取多目标制：第一保持低通货膨胀，第二推动经济合理增长，第三保持较为充分的就业，第四维护国际收支平衡。

　　● 高度重视金融机构的健康化，强调在线恢复和紧急救助。之所以“在线恢复”，因为“中国这么大经济，金融服务又不足，你让他停下来，经济发展会受影响，既要带病干活，同时一边干活还要自己修理”。

　　● 货币政策的手段上，从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逐步转向更加市场化的手段。

　　● 适应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变化，准确把握汇率改革进程。

　　● 中国阶段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两个顺差并行时间比较长，货币供应量明显加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运行首先一个基点就是做好这个流动性对冲。

　　● 率先启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丰富了货币政策的工具箱。中国货币政策运用，包括多种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工具、存款准备金率、对资本的要求、对监管的要求、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等很多工具。

　　● 配合金融改革进程来把握利率市场化和利差形成。

　　● 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

　　● 不断测算产出缺口、潜在增长能力和供求结构匹配性，再根据情况的变量一起来更好地指导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未进入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名单的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行长周小川，近3天连续两次对国内货币政策思路作出详细阐释。

　　11月17日，周小川在2012财新峰会上总结了新世纪以来货币政策的10个特点，称“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还是普遍存在‘过热冲动’，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他同时称，金融宏观调控要有大的思路，要前瞻性谋划和设计调控的策略和方法，把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11月18日于北京召开的首届金融街论坛上，周小川再次对货币政策前瞻性作出详细阐述。他表示，国务院对货币政策的要求过去一直是科学性、前瞻性和统筹性，与此同时也提出了针对性、灵活性的描述，要防止调控的时候出现超调。

　　“前瞻性判断并不容易，会有很多争论。”周小川说，“任何一种调控都不可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也要服从于系统特性的描述，可能有过冲，有超调，也会有震荡。”

　　上述表态被认为是周小川对一些市场质疑的公开回应。

　　过去10年来，市场不停质疑国内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于上半年已开始显现，国内企业利润出现下滑趋势，但央行上半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被广泛认为加剧了危机。2008年下半年，国内货币政策急掉头，开始“保增长”，央行从9月份开始连续5次降息216个基点，并向实体经济投放大量货币，这被认为远超经济增长需要，给近两年国内通货膨胀埋下隐患。在货币政策争议声中，2011年7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公开提出，避免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与多种因素叠加，对下一阶段实体经济产生大的影响。

　　现年64岁的周小川于2002年12月出任央行行长，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任央行行长一职时间最长的官员之一。作为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他今年未出现在十八届中央委员名单中。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周小川很可能会在几个月内退休，由某一名中央委员接任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年纪大了，总是要退休的。”

　　“吃药肯定有副作用”

　　周小川在两次演讲中，都提到了2008年备受社会争议的国内货币政策。周小川认为是外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昨天的论坛上，周小川说，“2008年，从中国经济来讲来看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也有一点像自由落体，像一个台阶一下子就下来了。”

　　在此前的财新峰会上，周小川给出的回应是：“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

　　周小川说：“2008年9、10月份危机深化，有人用的词叫自由落体，金融市场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措施应该表现出果断，出台要及时，不能拖拖拉拉，如果拖拖拉拉的话，你起不到抑制的效果。同时信心是传染病式地下滑，你就不能够巩固信心。”

　　“在2008年11月上旬，我当时还记得，我们在巴西圣保罗开G20(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我们手里准备一个稿子，要宣传中国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当时还没有公布，就在开会的最后一天公布了，我们就可以说，中国是怎么考虑的。”周小川说，“首先反映要快，力度要充足。力度究竟怎么合适，不知道，因为危机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要计算什么是最合适的，不容易，总体力度大一点，比力度小一点好，当时有一个形容词，出手要快，出拳要重。”

　　“我们按照数学的描述是符合当时的决策。”周小川说，“大力度地防范危机的这种调控，我们说凡药三分毒，吃药肯定有一点副作用，为了防止后面副作用的展现，我们要强调适时退出。大家看到中国成功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率先复苏，而且复苏是相当强劲，但是在复苏后期有通货膨胀抬头、CPI增长的这种反应。但总体来讲，中国适时将货币政策回调为中性或者回调为正常的货币政策，总的来讲行动还是比较快。”

　　周小川并不讳言当时的货币政策有滞后性。

　　周小川说，“我现在回顾起来，如果能够再做快一点，也许更好一点。现在可以说，当时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关键在于前瞻性判断并不容易，就会有很多争论。人民银行具体来讲，针对这个情况的变化进行动态微调是2009年第三季度。争论还不断，但是有一些调整已经做出来。2010年秋天，就是我们说的在准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中央已经正式决定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回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2011年就正式引入了宏观审慎手段，所以这个也是货币政策应对危机过程中一个特点。”

　　“目标不同，策略不同”

　　周小川昨天还从反馈控制理论对过去多年的货币政策操作作出解释。

　　反馈就是由控制系统把信息输送出去，又把其作用结果返送回来，并对信息的再输出发生影响，起到控制的作用。

　　按照此理论，在经济危机中，监管根据经济状况作出的前瞻策略，作用于宏观经济，宏观经济会同时反作用于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的反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最终形成的结果可能受到各种变量的影响。

　　周小川表示，在面临多变量的情况下，比如说中国的货币政策，观察的系统状态变量既有经济增长率，又有通货膨胀率，又有就业，还有国际收支平衡。央行使用的工具也不是一个，有利率、市场准备金率、央票、回购等这些工具。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这个市场就会变得复杂，计算也可能变得复杂。要做的努力是尽量把这种复杂的系统简化，使得沟通比较容易，操作也比较简单。

　　在阐述宏观政策操作的复杂性同时，周小川还提出，在评价宏观调控结果的有效性时，评价指标也非常重要。

　　在周小川看来，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稳定性。比如，如果中国希望GDP稳定在8%高一点，这是一种衡量。还有就是资源最节省的调控方式，浪费最小、成本最低。“实际上本次金融危机，有些国家的调控策略可能存在这种考虑，因为有些国家财政状态不好，不可能有能力，所以它追求政府使用比较小的力气或者最小的成本来实现经济的复苏。”

　　他表示：“设定了不同的目标函数以后，就会有不同的调节的宏观调控的策略。比如说本次金融危机产生以后，(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以最短的时间实现经济恢复到原有的描述。我们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最大的差距就是有的国家是使用反应很快的办法，但是另外一些国家是使用非常缓慢的办法，你不要着急。”

　　“这两个办法相互之间，反应快的说你看你的动作这么慢，没解决问题。动作慢的人说，你那个看着非出副作用不可。你那么快的话，也没有看准，实际上就是刚才所说的系统特性当中必然有优点也有缺点，相互之间可能也有批评。”周小川说，“我认为每个单位，不管你站在哪个层次上，都有一个调控的问题，从调控上来讲，不仅在概念描述上要清楚，同时还要有更好的可操作性。”

　　新世纪来货币政策回顾

　　周小川还在财新峰会上总结了新世纪以来货币政策的十个特点。被普遍认为是周小川对自己的工作总结。

　　他表示，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还是普遍存在“过热冲动”，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另外，中国货币政策采取了多目标制，这些目标包括保持低通货膨胀、推动经济合理增长、保持较为充分的就业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第三是高度重视金融机构的健康化，强调在线恢复和紧急救助。

　　另外，货币政策的手段上，从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逐步转向更加市场化的手段，这是周小川总结的第四个特征。他说：“现在大家比较常用的办法说是价格型工具还是数量型工具，但是价格和数量型如果用得好，都是属于市场化的调节手段。”

　　周小川也提到了汇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

　　“我们采取汇率改革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些改革秩序的问题，当时主要问题是，究竟先搞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还是先搞汇率改革，还是先搞农村金融改革，应该说中国还是比较重视实体经济，重视微观基础，所以当时选择先从金融机构改革开始。”

　　周小川将中国货币政策第六个特征归纳为：阶段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两个顺差并行时间比较长，市场流动性明显过剩，同时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很多年来，我们很多学者密切关注如何做好流动性对冲的问题。”

　　对于第七个特点，周小川认为是率先启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丰富了货币政策的工具箱。“我们也可以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在逆周期调节过程中使用一些和中国经济特点有关的指标和调控工具，总的精神是和宏观审慎调控是一样的。”

　　周小川对自己金融危机时期的工作总结为：“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

　　最后一点，周小川提出不断测算产出缺口、潜在增长能力和供求结构匹配性。他说：“我们部分价格存在着扭曲，存在着传统计划经济留下来的一些影响，还存在总供给总需求结构上的失配，因此需要在这种条件下来衡量产出缺口，再根据情况的变量一起来更好地指导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