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非官方经济论坛的始祖，达沃斯论坛致力于改善世界状况，并成功地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全球具有决策权的政商精英汇聚一堂，进行头脑风暴。高端政治资源对接跨国会员企业，会议平台辅以研究报告，是达沃斯论坛打造影响力的利器；而洞察力领衔，积极布局新兴市场，成为达沃斯论坛长盛不衰的秘笈。各大高端论坛纷纷落户中国，为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展示自身软实力提供了最好的国际舞台。

　　中国再次刮起论坛旋风。2012年9月，天津，第六次夏季达沃斯论坛成功举办，与会各国政要、商界精英2000余人济济一堂，在“塑造未来经济”的论坛主题下共同探寻路在何方。尽管只有短短三天时间，但相对自由的表达环境和具有发散思维的议题设定，碰撞出不少精彩纷呈的观点：温家宝总理肯定四万亿政府投资的功绩；林毅夫教授乐观表达中国未来20年仍有8%的潜在增长率；李稻葵[微博]教授大声疾呼中国股市改革需要公正司法体系、摆脱地方政府干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则将新技术革命比作银行业的空气？???…

　　当中国越来越看重“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地”这张名片时，不由得令人深思，作为非官方组织的达沃斯论坛，身处江湖之远，何以能高登庙堂之侧？

　　翻越政治巴比塔，打造高端平台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脉搏息息相关，但利益格局又极为复杂。世界需要一个平台，能在经济的重大拐点时刻，跨越政治藩篱和国界利益，共同应对危机，走过经济不明朗的雾区，探寻未来的增长方式。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又称达沃斯论坛)的凝聚力正基于此。作为全球非官方会议的鼻祖，世界经济论坛从一开始就明确了不介入任何政治、党派或国家利益的立场。这种政治上的中立准则，有助于冲破传统的政治和经济障碍，促使不同的组织和个人之间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而其逐步建立的国际组织框架，为成功搭建各国政商精英交流平台、推动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探讨世界话题，带来了便利。

　　身为创始人兼现任论坛主席，现年已74岁的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可谓达沃斯论坛的灵魂人物和幕后推手。施瓦布是裔瑞士人，少年时游学广泛，在瑞士成为经济学和机械工程的双料博士，后远渡重洋赴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拿下国际关系管理硕士学位，恰逢其时，美国经过二战后的黄金时代发展，国力强盛，企业界也迎来了第三轮兼并潮，意在争夺全球市场的跨国企业轮廓渐明。1971年，回到瑞士的他从某家德国企业募集5万美元，邀请400位欧洲工商界人士在瑞士发起成立了“欧洲管理论坛”，共同探讨美国崛起及其跨国公司发展大潮下，欧洲应当如何面对。随着论坛影响力的与日俱增，5年后其改为会员制。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成为一家研究和探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的非官方国际性机构，并确定了“改善全球状况”的宗旨。

　　“会议＋研究”构建国际影响力

　　通过对接高端政治资源与大型跨国会员企业，如今，达沃斯论坛已成功地提供了供政商精英群体进行头脑风暴的高端平台。而影响力如同雪球，越滚越大。时至今日，达沃斯论坛聚集了1000家基金会会员企业，大部分是世界著名跨国公司；40多个国家的元首亲临现场，2500位来自90余个国家的政商、学术、艺术圈明星出席年会，寥寥几个数字已勾勒出达沃斯论坛独具一格的号召力。

　　其魅力何来？主要由会议平台及研究报告双翼推动。每年冬天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的冬季年会最负盛名，G20集团中所有成员国的政府高层均已与论坛建立合作关系，参会商界以传统跨国企业为主；而从2007年起落户中国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每年9月举行，也称新领军者年会)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企业；此外还有每年10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办的全球议程峰会。在三大年会之外，世界经济论坛还会审时度势，灵活举办各种地区峰会，以帮助搭建区域性政府及企业之间的互动平台，2011年其地区峰会涉及非洲、东南亚、拉丁美洲、中东、北非和欧亚大陆。

　　尽管促进政商互动、推动经济发展是其主业，但也不乏无心插柳之功。非官方的论坛色彩，有助于探讨正式场合难以调解的问题，甚至可以帮助“来自两个世界”的人坐在一起，促膝长谈。如2011年6月于泰国曼谷举行的东亚峰会上，论坛帮助缅甸政府和其民主派领导人昂山素季实现了会面，从而推动了缅甸的转型过程。

　　在搭建让全球具有决策权的政商群体进行“头脑风暴”的会议平台之外，达沃斯论坛发挥影响力的另一利器则是其三大研究报告体系，利用自身的资源，通过《全球竞争力报告》、《全球风险报告》和《战略洞察力》，为世界政经当局提供决策参考。其中，每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已成为国际权威研究报告，其以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等12个指标构建国家竞争力指数，以此排序并分析江山座次升降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为各国厘定自身在国际经济版图中的年度坐标。

　　洞察力领衔，布局新兴市场

　　通过全球1500余位专家所构建的议程理事会，对改善世界状况相关的75个议题进行集思广益的持续探讨，达沃斯论坛在研判世界格局与经济走势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洞察力—锁定未来焦点所在。1987年，从欧洲管理论坛升级为世界经济论坛，是其开拓全球视野的第一步；2002年，将年会移往刚刚遭受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纽约召开，以昭示团结、提振信心；而2007年在中国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则在东方立起了支柱，这一战略重心的转移也彰显出论坛对新兴经济体、新兴产业和新兴企业的关注。

　　“我们认识到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一是经济力量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二是地缘政治力量由西方向东方转移；三是决定权由企业向终端消费者转移。”施瓦布曾如是判断。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1/2的GDP来自新兴市场，达沃斯基金会最新一届的董事会成员也足以佐证这一变迁，尽管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商精英及学界翘楚仍占据了主流，如高盛投资公司董事长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戴尔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 Hockfield)、加拿大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等，但那些兼具国际机构任职经历的新兴国家人士则成为新宠，如约旦王后拉尼亚·阿尔·阿卜杜拉(H.M. Queen Rania Al Abdullah)、来自非洲加纳的联合国[微博]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国人熟悉的达沃斯常客朱民也成为这个权势榜的一抹亮色，身为来自中国的IMF副总裁，自2005年开始，他几乎出席了每年春夏两季的达沃斯论坛，FT中文版主编张力奋称其“达沃斯成就的明星”。

　　布局新兴市场，世界经济论坛走的是“政治领衔商业”的高端路线。以中国为例，1979年起达沃斯论坛就开始邀请中国代表参会，中国前总理李鹏、朱基等都曾领队远赴8000公里外的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2005年，施瓦布向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黄菊提出了在中国举办达沃斯论坛的想法，并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此后，达沃斯论坛通过与中国国家发改委密切合作建立了正式的政府关系，并从此发展得顺风顺水。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成立北京代表处，旨在建立全球“成长型公司”的枢纽平台，目前，北京代表处已与15家中央部委和25家以上省市级政府建立了正式的工作关系，为跨国企业将触角伸向中国商界、中国区会员企业以及全球成长型公司社区提供支持。200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进驻中国的梦想落地、开花。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两天时间我竟然四见总理，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一位中国企业家如此兴奋地表示。高官云集、全球化商机、前沿技术和新模式汇聚，对于企业的号召力不言自喻。尽管世界经济论坛将自身定位为非盈利性组织，但若没有持续的现金流入，也将难以支撑其各大会议、全球性的研究及日益增多的工作人员。1000家基金会会员、100家战略合作伙伴、400位行业合作伙伴、300家全球成长型公司，是达沃斯论坛主要的财神爷。近年来，其收入一直稳中有升，2012财年，其总收入达到了1.78亿瑞士法郎，同比上升了12.7%，在其收入构成中，会员费、参会费、合作伙伴会费各占21.3%、24.2%、49.4%(附表、附图)。

　　高端论坛中国热

　　中国30年高增长的经济奇迹，以及与之相成长的大型企业，成就吸引高端会议的一方热土。中国渴望学习和了解世界，也希望向世界说明和展示自己。夏季达沃斯论坛之外，由美国时代华纳集团旗下的《财富》杂志1995年起创办、每16-18个月举办一次的全球财富论坛同样对中国热情有加，它目前举办的11期年会中，有9次在亚洲举行，而中国独占三元，举办城市分别是上海、香港和北京。最新消息显示，2013年财富论坛将在中国西部GDP第一的城市成都举办。此外，《财富》还会针对在华的世界500强企业CEO和高管人员举办CEO峰会，以探讨可持续发展途径，分享管理经验及建立健康有序的增长模式。

　　扎根于中国的博鳌亚洲论坛尽管成立时点较晚，但借助本土资源和中国招牌，也已将全球化高端论坛办得风生水起。

　　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无疑是论坛举办方的主要动力，而通过这一国际舞台，以显性的经济成就拉升隐性的国家形象、展示“软”实力，则是政府考量的主要因素。本次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就氤氲着中国元素，在会场休息区，参会者可以轻松地欣赏中国的书法、茶艺、丝绸和传统工艺。地方政府的热情更是高涨，一旦中标，会议场馆、配套设施等无不费心费力早早筹划。尽管投入不菲，但若能成功将达沃斯论坛打造成城市名片，从而带动招商引资，拉动会议经济，对于地方政府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毕竟，在达沃斯论坛的发源地，瑞士小镇达沃斯已给出了努力的方向—宠辱不惊的姿态背后，更成功实现名利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