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传真第6期

　　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组委会    2012年9月18日

　　在起点公平基础上全面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摘要】2012年9月16日下午和17日上午，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改革与收入分配组”展开了两场讨论，对收入分配改革的理念和措施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并就重视起点公平、推进市场化改革、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反对腐败等形成初步共识。

　　一、追求起点公平，启动“平权改革”

　　北京大学罗勇教授认为，起点不公平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要以追求起点公平，取代追求结果的相对公平。一是推进“平权改革”，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首要目标，将国有资产全部收益都划入中国社会保障基金，并平均分到所有人头，实现初步平权；二是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明确农村土地的地权，使之可以自由流转；三是建议全国人大颁布特别法令，赦免资本原罪，减轻社会富裕阶层的不安全感，并在全社会消除歧视，构建一个有中国梦的时代。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范剑勇博士表示不看好农村土地流转的作用，沿海与内陆的土地差异，导致大城市近郊的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可以获得更多收益，加剧收入分配差距。王小鲁则认为，如果从土地流转会推高土地价格这个角度来反对农村土地流转，那么即使农村土地不流转，北京的土地价格也已经很高了。

　　二、重视一次分配，推进市场化改革

　　北京师范大学徐晓新博士认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次分配不公。中国社科院行为经济学实验室姚宇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观点，认为靠二次分配改善收入分配的难度很大，并赞同在初次分配的时候就要尽量缩小收入差距。山东大学王冬博士认为，减少收入分配差距不应该以牺牲过多效率为代价，应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一次分配不公：一是通过降低税费水平、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和打破行政垄断四方面措施，来减小政府对经济的扭曲和对一次分配的干预；二是通过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引进成熟基金公司、优化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结构来完善资本市场，让资本市场承载创新能力强、收益率高的公司，从而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三是弱化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GDP的考核指标，并增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考核体系中的比重。王小鲁指出，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是金融行业的放开，中国目前需要更多关注中小银行的建设，切实改善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扩大就业，增加工人工资收入，以减少收入差距。

　　三、构建全国联动的社会保障体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郑振清副教授指出，加大社会保障建设力度，要增加社保开支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打破户籍限制。云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认为，收入分配过大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政府在某些方面相当强势，但在社会保障方面又是缺位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建立服务型政府，提供社会保障。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宋湛提出，各地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无法实现对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的覆盖，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转移、异地取钱等成为实际困难。因此，需要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全社会的全国联动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塑造谈判平等地位，加强中间组织作用

　　江西财经大学桂林副教授认为，资源本身的稀缺性是造成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因素之一，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生产者剩余大部分被稀缺性资源和垄断性资源的拥有者攫取了，所以需要建立劳工自己的组织，并建议政府放宽这类NGO的注册。建议放开产业民主，通过基层选举推选工会，发挥工会作用，提高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话语权，使之具有与大公司和强势行业平等的讨价还价权利，从而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但部分代表认为这样会令非公企业经营负担加重。而更多与会学者则认为，在现行制度下，进一步发挥有政府参与但以劳工为主体的中间组织功能，是有利于提高劳动分配所得，改善收入分配差距的。

　　五、让腐败与灰色收入暴露在媒体和公众面前

　　王小鲁认为腐败与灰色收入是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得到与会学者一致赞同。郑振清认为对于腐败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公问题，要坚持做好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财产公开。与会学者大部分都支持建立官员、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对外公布制度，以及公开国家机关和国有机构的财务状况，细化项目，直至公众能够看懂。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切实遏制腐败。

　　六、找准改革突破口，切实推进公平分配

　　王小鲁指出，要切实推进公平分配，必须找准改革突破口，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上。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减轻小微企业负担，全面减税。小微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担负了农民工就业的主要部分，对这些企业的税收减免，有助于改善就业形势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减税标准设置太严，使得减税的覆盖范围还不够大，应该着力拓宽小微企业减税的覆盖面。

　　二是提高农村养老保险与低保标准，不断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与贫困县的最低工资标准相比较，农村的低保标准更低，难以发挥应有作用，若提高30%-40%，大约增加4000亿元的投入，中央财政并非承受不了，这将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可喜的一步。

　　三是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全面覆盖外来务工人员。这些人长期在外，既难以享受来源地的社会保障，又难以享受居住地的各种保障。因此，除北京、上海、广州以外，一线、二线城市应该尽快放开户籍，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身份问题。

　　四是公共资源的使用要透明、公开，并做到细致的实质性公开。尤其是财政方面，预算应该公开透明，将所有的收入纳入到预算中，将细致的预算公之于众。

　　五是资源收入和垄断收入的公开，并提升资源税和国企红利的上缴比例。比如石油资源税只有5%，国企红利的5%-15%上交，这些比例太低，应该提升，针对不同企业可采用级差比例，并将税收收入全部纳入社会保障基金。同时，对于天然性和行政性垄断行业，要放开壁垒、降低准入门槛。

　　六是统一个税、经营税和财产税，采用合适的税率，从而得到更好的分配和调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