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工业化，城市化，而且必须市场化、国际化，“改革开放”四个字就是解决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问题，而且我们必须解决经济化，而且不可回避的还要实现民主法制化。

　　【编者按】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上表示，我们必须工业化，城市化，而且必须市场化、国际化，“改革开放”四个字就是解决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问题。

　　以下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演讲实录：

　　咱们要进一步探讨问题，我也很赞成华生教授提出的更尖锐、更实际，在尖锐和实际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入，我想尽量简短的谈一个背景、一个关键、两个维度的改革。

　　感觉三十年之前和之后同样在莫干山，我们讨论问题的背景是一样的，实际上是解决中华民族在孙中山先生就看到的，中华民族，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如何抉择发展。我们必须工业化，城市化，而且必须市场化、国际化，“改革开放”四个字就是解决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问题，而且我们 必须解决经济化，而且不可回避的还要实现民主法制化。中国在这条道路上已经看到非常值得肯定的进展，三十年来的成就就不用展开说了，它的轨迹是一个渐进改 革，先易后难的过程，这有它的必然性，但是空间已经用完了。现在进入深水区，光靠摸石头不能解决问题了，怎么样更好的、合理的顶层规划、化解既得利益的阻 碍，把应该啃的硬骨头啃下来，这是一个背景。

　　从现在看，“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的时间，总体的路径依然没有变化，中国还要渐进，但是要特别强调配套，特别强调规划，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十八大和提出的 部署看作关键，中国的政治周期现在到了历史性的节点，我们正待着十八大人事到位之后，他的部署足以解决国家民族的命运。吴敬琏老师说我们现在处于临界点， 我也有这种感受，昨天来莫干山的路上看到微博，应该讲我的心情和有些人一样，是悲哀的一天，而且它很清晰的体现了现在这样的所谓改革和革命赛跑命运的敲门 之声，就是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反日情绪，昨天长沙、青岛还有西安等地这种成规模的打砸抢来看，一方面是社会低端的积怨、不满和低素质，另外是当局的不合 格，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尖锐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咱们来做内部的探讨。

　　如果说中国现在已经面临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形式，其实最开始说这个事情是有意把话说的和缓一点，证监会祁斌说中国是改革和社会两只老虎的赛跑，谁跑的快谁 决定中国的命运。现在很多的人，特别是一些企业家把话说的更直，有点像晚清，有点像法国大革命前夜，真正的失控不是在压力最强劲、控制看起来力度最大的时 候，是在你松动之后，或者说是在不得不松动之后，如果矛盾积累的让你以后的措施跟不上它的话，整个的局面就非常悲哀了。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我们有一些建设 性的东西，抓住十八大的观点，我们一起努力，把实质性的改革往前推进这个事情尽可能的做出来。

　　再往下讲，我所说的实质性改革，两个维度的改革，至少有这样两个视角，这个视角是我根据中国最突出的矛盾来说的，中国黄金发 展期特征非常明显，我们有很多的下行因素，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上行因素，如果发展上来足以对冲掉下行因素。但是我们的矛盾凸显至少是两个方面越收越紧：一 个是资源环境制约，当然我们化解它有全球开放的经济手段，有这种可能性，毕竟我们自己感受到的资源环境制约是越收越紧的，局部的东西虽然不足以撼动大局， 但警示意义非常明显，资源缓解制约怎么化解？在物的角度上要有更多的全要素生产力提高，要有更多的制度红利、社会管理红利，把这些潜力调动出来以后，使这 个过程平滑、可持续。另外一个矛盾凸显就是人际关系的紧张，从分配关系到财产关系到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管理和纳税人的问题，现在看到火药味越来越足，这方 面的问题和前面的物的角度里面的矛盾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感觉在针对性上来说，当下从全面改革来说，政治、财税、社会管理这种全面改革是中央文件里已经提出的任务，那么势必要推进新的一轮价税改革，到了1990、1991年， 所谓在整理整顿期间，不声不响的把价格调整出来了，现在矛盾积累到我们必须从资源、财产、不动产，包括华生教授强调的从土地制度一直到土地价格表现这种不 动产和基本产生价格，比如说中国关系到命脉的基本能源，他们现在已经积累了严重的扭曲，相关的税制、财政体制、行政社会管理制度的曲线形成了一系列的问题 造成了不经济、不合理，就是所谓经济学上说的低效配置，以及伴随这种情况的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大量的腐败跟它一起生长。要依靠新一轮的价税改革，在国家经 济命脉层面上理顺关系，打开发展空间，我觉得这个任务是不可回避的，当然难度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必须考虑到更全面的，前面李罗力先生也强调的，大家在内部讨论里面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倒有这么一个想法，在邓小平有生之年都无法解决的 他曾经强调的必须先解决政治体制改革，到现在为止如果要给出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全盘设计，难度仍然是非常明显的，我也知道很多人做了探讨。现在实际情况恐怕 就是即使到十八大之后，我们也很难看到一个正面设计的，在中国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和路线图，是不是这里面就碰到一个死结？我们在研究里强调有没有一个 办法绕过这个推进路径，先拿出一个方案，拿出一套设计好的施工图，我们能不能够借鉴所谓美国进步时代启示，从另外的相对容易切入的角度，从路径依赖上实质 性追求政治体制改革效果。

　　美国进步启示有很多文件，我简要说一下，美国现在世界头号强国地位和1880年进步世代有重大关系，社会上种种矛盾在凸显，比如说层出不穷的事故、社会各阶层的不满、舆论层开始活跃等等，美国人走过混沌时期不是搞了一个正面设计、全面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搞了一个带来感人色彩的进步时代建设，就是从公众关心的事情开始，到1913年之后形成了比较有特色的所得税，这也是美国现在最主要的杠杆，到1920年相对稳定的形成了纽约占美国经济一大半的现代预算模板，形成了一套到现在为止框架仍然在运行的税收预算、公共资源配置这样一套制度安排。

　　中国在这方面如果从现在大家都接受的，各个方面无法拒绝的公共财政建设、公共财政预算制度改革，加强管理这个事情，追求绩效，提高透明度这个切入点开 始，现在我们已经在做一系列事情，有没有可能通过理财的民主化、法制化，拉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行政体系、决策体系的民主化、法制化，有没有可能通过这 样的路径，在某种意义上绝对不能照搬，但是可以借鉴进步时代的逻辑，绕过实际上就是争论一百年也形成不了的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中国实质性的进步，我们是不 是影响特别强调这个角度的探讨。

　　昨天我在感到非常悲哀的同时，也在微博上发了一句感叹，因为有人提到现在的这种打砸抢，对1900年在北京发生的砸毁前门商业区逻辑一模一样，砸的是外国品牌，实际上是国人本来应该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当局对国外道歉，给国外赔偿，等等事情做完以后，真正受损的民众几乎没有得到赔偿。我的感叹是我多希望中国能够有真正的进步，谢谢大家！(选自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