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9月11日下午消息，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1日-13日在天津举办，主题为“塑造未来经济”。以下分论坛“提升竞争力”演讲实录。

　　各位网友大家好！

　　David Schlesinger：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关于竞争力的论坛，我是会议的主持人，讨论之前我们有两分钟的一个短片请大家先观看一下短片。

　　欧元区的主题债务危机，美国的经济脆弱和欧元区的转型，这些问题都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影响，今天我们处在不确定的时代，不确定的时期，我们现在全球经济要变的更有抵抗力，更有弹性，更加能抵御这些风险，各国的政策决策者们都在制订相关的政策创造繁荣。

　　我们看看繁荣是由什么塑造的，更好的公共机构，基础设施，宏观的经济稳定性，还有人力资源的发展，等等这些因素都考虑到了。比如市场运作的有效性，比如金融市场的问题，金融市场会对资源配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创新对新技术的创新，当然新技术创新也是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看看这些新产品的产生，新的模型的诞生，等等。

　　瑞士仍然是最有竞争力的竞争体，德国、法国、英国这些排名也在前十，法国现在不在前十，看看西班牙，葡萄牙，还有其他的国家排名都在不断增长，勉强维持原来的排名，所以，你可以看看美国现在有问题，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财政部均衡现在为美国带来巨大的压力，使得他们面临很大的挑战，在未来近几年美国都有着很大的挑战要应对。

　　这三十年以来，我们一直都认为全球各国经济的竞争力是最最重要的问题，在我们考虑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在创造繁荣的，我们更多的考察了经济可持续发展性，它对繁荣的影响。还有各国是如何应对环境和社会责任这些问题的，以及各国是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政策工具去应对这些经济挑战，创新性的思维将能带我们走出困区，我们想对竞争力进行投资，不光是维持现状，也是向未来发展的好工具。

　　David Schlesinger：这个短片就是告诉大家向全球综合竞争力的打分卡，排名表一样，最终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些发达国家实际上仍然排名是在前面的，看看瑞士、新加坡、芬兰、瑞典、英国、美国、香港和日本这些经济体仍然排在前面前十名，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些公司怎么做才能变的更有竞争力，怎么才能成为赢家，你们怎么改革，怎么创新，怎么发展你们的人力资源，怎么对这些方面的投资才能给公司带来更长久的竞争力。

　　首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黄孟复先生；

　　丹麦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

　　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

　　国务秘书贾蓓；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部长；

　　还有麦肯锡公司亚洲区公司的总裁欧高敦，他专门研究公司竞争力的问题，是专家。

　　我想问黄先生，您觉得中国公司怎么做才能提高它的竞争力，因为中国现在竞争力还没排到前十名。

　　黄孟复：中国企业整体竞争力还是不强的，但是有一些企业竞争力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表现企业竞争力的专利的数量，我们有一些企业在世界上发明专利是在世界前三名。我认为企业的竞争力主要在企业的创新能力，如果这个企业的创新能力非常强，而且能在不断的市场变化的环境中占的先机。中国的企业非常注重科技投入，这是企业创新力的物质基础。

　　第二是人力资源的利用，因为创新主要还是靠人的。所以，能够吸引大批优秀的人才到企业里来，这是保持企业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另外，企业具有竞争能力必须国际化，一个企业它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竞争的，竞争力应该是全球性的，它能够利用全球的金融资源，能够利用全球的人力资源，能够利用所有全球的资源来进行自己企业战略的布局，这个企业竞争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David Schlesinger：首相女士，您讲一下丹麦具体的情况，你们的企业，比如你们在这方面竞争力是怎么加强的，公司这方面有什么经验能跟我们分享？

　　赫勒·托宁·施密特：刚才这个短片我觉得也是要告诉我们世界经济论坛一直都在致力于研究全球的竞争力，竞争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低税负，放松监管可能是最好的帮助我们成为更有竞争力的一个政策工具，但现在我们越来越理解了并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做到的。因为我们看到要想更有竞争力，关于人才的发展，公共机构能力的建设，还有不要去浪费社会中的人力资本，尤其是女性，在很多国家很多社会女性的人才都没有得到均等的就业机会，所以，这部分人力资本都被浪费了，这也是个问题。

　　举例来说，在丹麦实际上也没有排到前10名，我们是第12名，我们希望明年的排名有所改善。但是有一点值得指出，这些北欧的国家是排在前面的，而且是最有竞争力的，他们国情不同，但是我们仍然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有个共同的分母，就是比较高的税负，而且对环境、安全、工作场所的安全要求是很高的，监管也比较严。还有很大的国家政府或者大政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们可能会讲这怎么可能有竞争力呢？但是事实表明，随着多年不断的改革和调整，我们的确做到了竞争是有可能的，能够保持一个高竞争性，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大政府，加强监管，同时又有一个好的经济环境，并且能够挺过危机的考验，在经济危机的时候这些国家的表现还要好，尤其北欧国家它都是一种医疗福利特别好的高福利国家，所以，这种高福利的政策虽然经过多年努力才构建，但是它也为我们带来了长久的益处。

　　比如危机的边缘，我们现在在讨论有些国家有监管，比如在环境，大政府来提供公平平等竞争机会，再教育方面，还有投资方面。有这样国情的国家他们在危机时候表现更好，抵御能力更强，并且经济发展未来展望也更良好。

　　David Schlesinger：谢谢，很有意思。总统先生，你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新兴发展的经济体，您对政府的角色是怎么看待的，您觉得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卢旺达在这方面做的怎么样，怎么改善竞争力？

　　保罗·卡加梅：谢谢。竞争力我觉得首先是基于几个要素，基于生产活动，还有几个先决条件，比如市场的有效性，但是竞争力的构建是有具体引导政策或者有引导目标的，那就是刺激增长。所以，我同意前面几位发言人讲的，竞争力的构建是首先要有领导层，有政治意愿，然后又要有一个宽泛的基础就是群众基础，这两方面要更好的协作发挥作用来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实现每个人或市场中的竞争力。

　　政府要发挥作用，要与私营部门构建合作伙伴关系，来确保要实现的这些具体政策目标能够真正的实现。比如说南北或者全国范围内，当然要有责任感，政府要投资去创造这些先决条件和环境，这样私营部门就能发展繁荣起来。所以，这也是刚才其他几位发言人讲过的，还有几个要素，比如说构建公共机构的能力，基础设施，还有按规则竞争，这样才能合理的监管这些商业活动，确保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企业去创新，去创业，能够繁荣发展起来，这样才能为老百姓的生活带来益处和发展。

　　政府要肩负这样的责任，要把责任肩负到自己身上，给人民带来益处，而不是把责任推向人民，所以，要给这个国家的人民一个环境让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谢谢。

　　David Schlesinger：看看瑞士，瑞士在这方面一直都高居第一，瑞士的竞争力这么强，到底有什么成功要素，哪些政策做的成功跟我们讲讲。

　　瑞士：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宏观的框架和环境，法制、公共机构的能力，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因素，不要偏离这些方向，并且加强这些因素的发展，巩固这些因素。

　　第二就是人力资本，教育，因为我们在瑞士有双重体制，我们不光有职业训练，还有学术的职业培养，职业培训和学术的培养发展。所以，双轨道的教育体制。这样不光帮我们培养了学术的高级人才，我们还有高级的技工和各种各样的手工劳动者。在瑞士的大学双轨道的教育体制都存在。

　　我们看看在2000年创新瑞士当时做的还不怎么样，创新是第三个要素，因为我们是来自欧盟，我们也在向欧盟这些国家学习，一直努力的在这些方面加强投资。所以，创新很重要，创新需要合作，需要行业与学术机构合作，政府在背后应该提供一定的支持，我们可以提供一定的支持，但是商业企业他们也要支持，他们也要参与，他们才是主体。还有产业政策，我们通常不愿意采取明确的产业引导政策，尽管去年我们处在最艰难的时刻，有些行业领导人提出我们都难以渡过危机了，我们需要政府提供这方面的，他们觉得他们失去了市场份额，失去了市场竞争力，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国家央行没有对某些产业提供补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一直鼓励市场自己的发展，企业自己发展，这样才能适者生存，我们觉得我们做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希望还能继续努力。今天这个经济形势对谁都是困难的，经济是在增长，但增长比较慢，我们现在也依赖外贸，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公开贸易、公开市场这么重要。

　　David Schlesinger：对于这个新兴的亚洲经济体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发展的非常快，在过去十年中，您觉得在这个衰退期应该做什么工作可以使中国继续保持增长？

　　马来西亚：1997、198年的时候的确是比较艰难的时代，包括东亚的一些经济也做了一些转型，总的来说这些国家也能够加强自己的宏观经济能力，同时实施一些相关的措施。以改进这些国家当时的状况，马来西亚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1997、1998年危机的时候，政府也改进了自己的体制，体制的改革使我们在排行上有所进展，这是我们过去所学到的一些经验。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出现了次贷危机以后，实际上我们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如果大家比较一下，我们现在应对这些挑战做的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只是想谈一下对于收入和竞争力之间的系数或者相关性。

　　两者之间还是有非常强的线性关联的，瑞士、新加坡、瑞典、丹麦、挪威这些北欧国家，还有布隆迪、塞拉瑞昂，这是另外一类国家，这些国家可以表现出如果你的收入和你的竞争力之间的确是有相关性的，收入高就可以提高社会保障，有更好的增长，包括教育、科学创新等等。所以，我们提到东盟各国，以及马来西亚，我们也的确面临着挑战，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我们需要努力，不断地来改进人力资源，包括对他们的教育，以及创新等等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这样不断的改进我们的排行，否则我们就没法这个指标的排行上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我们觉得政府有重要的角色需要来担当。首先要制定一些相关的政策，同时要起一个领导的作用，比如就我们东盟各国而言，我们需要来帮助这些企业的发展，政府需要理解这些企业面临怎样的挑战，了解他们面临的困境，这样可以通过提供便利的政策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David Schlesinger：欧高敦先生，您也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亚洲的企业，你觉得这些企业怎么才能做的更好呢？

　　欧高敦：的确，我在北亚大概有二十年的经验，竞争性越高的确能影响企业也好，政府的表现，如果竞争力高的话，对企业来说吸引力也就越高。我们也关注了几点，看到几个主要的因素，尤其是公私合营中包括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的培养等等。所以，如果想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成为更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或者国家有几点需要考虑。

　　第一，要确保你拓展工作场所的多样性。另外，我们也知道中国现在有55%的是女性，在中国中等收入的女性占21%，在印度不过是9%，女性占中等收入的人群只占9%。所以，这需要来改进性别多样化。另外，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培养人才，出台一些政策使企业更加容易的来把这些具有特殊技能的人让他们发挥作用，不管是临时的也好，还是永久的也好，所以，应该建立一些国际性的学校。

　　另外，像上海，我们知道有很多跨专业的国际性的学校，但实际上这样的学校还是比较少的，如果有这样的学校，人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一些。

　　第三点来支持教育体制的发展，这样能促进教育体制，鼓励批判性以及创新性的思维，我们之前的教育体制更多的关注一些学习，但是我们要鼓励创新。比如深圳有一个创新就是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私立的大学，这也是一个创新性的做法。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不要忘了，谈到人力开发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一下二线和三线城市人才开发的情况。对于政策来说，可能是希望政策出台之后，人才最终会被一些大城市所吸引，来到北京或者上海等等，但是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激励措施，使得二线、三线城市有更好的教育发展。

　　另外，这些私营的中国企业也应该扮演这个角色。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私企他们资金量非常大，有的时候需要考虑我们是不是必须要把我们的总部，如果进入中国的时候，必须把总部放在上海，因为上海有很多的人才。所以，二三线城市和其他城市缺乏人才也使这些跨国企业在总部设置的时候产生一些问题。

　　David Schlesinger：我想再让大家考虑一下竞争力，以及每一个单独的国家，每一个个体国家。我们谈到区域性的竞争力，还有各个国家之间的一些合作，等等，我想问一下在这方面有进展的话对企业是不是会有更好的发展？

　　马来西亚：我来自东盟各国，我们有6亿人口，GDP一万亿，GDP增长率是5%—7%左右，我们也不断讨论作为东盟的一个群体，实际上当然在成立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的起起伏伏，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因为我们来自不同国家，所以，大家首要的任务就是怎么保证自己国家的发展，但是不管怎么样，东盟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也建成了一个非常和谐的集体，2015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东盟经济社区，我想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会具有更高的竞争性。

　　所以，对于企业也好，对于国家来说，国家比如像中国、美国、俄罗斯，还有这些重大的经济体，他们也是最终愿意和我们打交道的，大家愿意主动的合作。这也是过去几年中作为一个集体东盟各国发展的确取得了重大成就。另外，还有很多跨国企业也决定进入东盟市场，15年前的时候，他们进入东南亚各国的时候，他们会更多的关注某一个国家，但是现在他们会更多的关注六亿人口，以及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东盟作为一个地区或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考虑在区域上结成一个团队，当然我们也面临很多挑战。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东盟的经济社区，当然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都做出了承诺，做出了努力。作为马来西亚，我们也和欧盟各国常规性的进行一些会谈，同时我们也会不断的进行监测，希望在2015年之前能够实现像东盟一体化或者经济社区的概念。

　　赫勒·托宁·施密特：这个问题非常好，从这个区域的合作我们怎么能提高竞争力这一点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区域，丹麦是欧盟的一部分，为什么会有竞争力气？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你在一个社区里可能就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希望能成为最好的，最有竞争力的，丹麦和瑞典之间，我们都是希望关系越来越好，比其他的国家关系还好，所以，大家总是有这样的压力，希望能有这样的竞争力，总是对自己进行衡量，看看德国、瑞典、英国，和他们相比我们的竞争力怎么样。所以，我们在不断的竞争。

　　在欧洲大家总是把问题都归结为欧元的问题或者欧盟的问题，其中我们应该学会一个教训，从债务危机学到的一个东西，每个国家都很重要，在每一个国家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同时压缩预算，同时成为更加有竞争力的国家，这些都很重要。所以，不要去指责危机，指责危机是其他人的问题，我们要自己承担责任。

　　说到这儿，即便是欧盟这样的区域里你也看到各国的竞争力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意识到每个国家都很重要，让大家都意识到这一点。

　　保罗·卡加梅：的确很多程度区域集合或者集成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非洲，我们有五个国家的联盟，大家一起合作，总共有1.4亿人口，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关系，虽然五个国家的关系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对于真正的实体经济的规模而言是有比较好的促进作用的。另外，在这个区域的每个国家我们都有自己的任务，但是我想通过合作，大家都能够克服一些挑战，而且集体的力量要比每个国家单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应对这些挑战更加容易。

　　所以，对每个国家来说都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同时大家集成在一起，使整个区域也具有竞争力是我们重要的使命。所以，大家通过合作，通过联盟，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建立该区域的基础设施，这样大家一起来面对这些挑战。随着我们不断的建设区域的竞争力，我们也能够更好地促进本国家每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成为整个大的有竞争力区域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全球各地都有业务，而在这个区域的各企业，以及区域外的企业进行紧密的合作。

　　所以，我们也理解了如何在今天一体化的贸易环境中如何相互帮助。

　　David Schlesinger：几位发言人都讲了创新能力，创造力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大的挑战，怎么才能实现改善创新，还是自发的让它自生自灭，还是作为一个区域，作为一个国家，怎么才能更有创新力？

　　欧高敦：我想首先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去提出新竹的科技园区在台湾发展的就不错，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芯片生产制造基地，有很多全球500强的生产制造中心都建立在那里，这就是一种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来共同发展科学技术，政府来设立一个与科技园区或者政策，保护知识产权，然后吸引这些人来这一地区建立他们的生产基地，这样来发展。

　　所以，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透明高效的企业经营环境，有了政府的支持和政策环境，以及提供这样的地点园区，与机场离的近等等基础设施都是很重要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会越来越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重视这是很重要的，做到这一点才能吸引鼓励这些公司。所以，对政府来说，保护知识产权才能真正的鼓励这些公司来这里发展。这是举一个例子，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

　　马来西亚：我想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大的挑战，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在大学和学术机构之间加强合作。瑞士和欧盟做的不错，他们的一些模型可以借鉴，我们经常借鉴他们的模式作为标准来参照，这样努力的改善行业与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还有鼓励创业精神，这也是很重要的，鼓励创业家们更多的进行创新。

　　创新是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我觉得可能是竞争力最最重要的要素，比如说文化的学习，从年轻文化的熏陶养成等等，所以，从我们角度来说，竞争力的排名很有帮助，我们也很关注这个排名。在我们国家我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进行改革，怎么进行几个。我就想跟在座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认为创新是最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改善加强学术机构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对于公司方面我们也可以发挥一些辅助性的作用，可以向欧盟的这些公司学习。

　　瑞士：在瑞士我刚才讲了最重要的就是整个学术体制，刚才我也讲了这种专业职业培训和学术培训的双轨道，我觉得正是我们有了专业技术培训，吸引了很多外国人来瑞士参加这个培训，留在了瑞士来为我们工作，促进了我们的发展。

　　第二就是学术更好的合作，这一点在瑞士一直发展都不错，并且一直得到政府的支持。我们支持一些项目，比如说如果有两家学术机构合作的项目我们都给予支持，学术机构如果有合作伙伴是企业的话，企业也会为这个项目提供一些融资和成本支持。所以，我们危机齐建业有这样的项目，很多人都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要不我们就会在这场危机中成为败者，我们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项目。

　　第三点，政府当然都在支持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应用型的研究主要是公司发挥主导的作用。

　　最后一点，鼓励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合作，因为大企业通常手里有资本，但中小企业至少90%的中小企业，在瑞士90%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他们通常创新的点子比较多，有想法，但是没有资本，所以，要跟大公司合作，这也是瑞士在创新方面的一个强项。

　　David Schlesinger：现在请观众参与，首先介绍一下自己，然后问问题，谢谢。

　　提问：我叫舒克拉，我来自印度。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两位欧洲的国家，两位女士，你们的欧洲国家都高税负，但是又这么有竞争力，丹麦你们想把排名提到前十，你们会怎么做，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第二问总统先生，你们是内陆国家，所以，你们在生产制造方面有挑战，IT服务能帮你们打造竞争力，你们会怎么做呢？

　　赫勒·托宁·施密特：从12排到第10名是我们的目标，我是一年前入主办公室的，我觉得在欧洲当领导，人们就会评判你做决策的时候会不会对经济转型方面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决策，这是一个评判的主要标准。

　　去年我们做了决策进行一系列的转型，进行了税务改革，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所以，这些改革措施能够为我们赢得一定的优势，并且能够让我们从竞争力的排名上得到一定的提升，而且我们在想当然这是我们今年的起点，明年我们会更好。

　　保罗·卡加梅：对，我们是内陆国家，所以，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很艰难，受限，尤其在发展竞争力，发展高投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比如我们集中在服务业、IT业，刚才我们讲了这些要素，如何把学术界和私营部门或者公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合作，加强政府的支持，这样的范例，比如建立一些特区或者经济园区，我们与美国一所顶尖的大学有合作伙伴关系，他们卢旺达，帮我们建立一个园区，帮助培训我们的员工有一定的能力。以前我们根本吸引不到这样的公司来卢旺达发展，现在我们有一定的机构能力，有这样的园区，尤其是我们瞄准的就是IT行业，还有其他的一些技术。我们发现这些公司他们就会愿意来卢旺达进行投资了。这是大学的帮助，使得这些成为可能，这是我们的发展经验。

　　提问：去年民企500强的利润不如五大行的七成，利润的增速是67%，您怎么看待五大行的问题？

　　黄孟复：中国民营企业利润下降是因为中国所有企业的利润都在下降，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中国的民营企业利率下降水平和其他类型的企业，根据我们的数据它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

　　去年我们经济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金融利润太高，上市公司的年报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的企业50%的利润都是金融企业拿走了，金融企业的高利润压缩了其他行业的利润，再加上垄断行业的利润也是非常高的。所以，除了金融行业和垄断行业以外，其他行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是非常大的。

　　今后总的趋势来看情况在发生变化，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

　　欧高敦：我想说一下同意黄先生的看法，也就是很多中国的大企业过去两年内显示出他们异常高的利润率，比如说金融机构，尤其是金融机构的利润率使得这些私营企业的利润率看起来不错，而且他们有时候享有高速快速的增长，现在需求发生了变化，情形会扭转。

　　提问：我想请问黄主席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宽过企业把自己的制造工厂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在逐渐丧失其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有的学者确认为这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必有的过程，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用来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的非公36条最终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起到那样好的效果？

　　黄孟复：国家的制造能力在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个国家都要找准自己的比较竞争优势，如果能找准就能从全球化的发展中获得好处。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找到了这个比较优势，那就是制造业。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三十年来我们号称是世界工厂。最近这两年情况发生变化，中国劳动力的成本越来越高，一些制造业，处在利润低端的制造业就发生了困难，所以，有一部分制造业，包括国外在中国投资的制造业转移到国外，这也是正常的。

　　总体上我看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还是没有根本改变，而且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虽然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但是中国30年来形成的庞大的工业体系和配套体系和环境为制造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虽然越南、柬埔寨、老挝虽然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但是建立起整个工业的配套体系还要很多年，所以，中国制造业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把重点的发展方向转到更高的利用高人力资本的经济转型上来。我相信通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追究将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比较型的优势，那就是我们的研发能力。我们每年都有600万左右的大学生，世界第一。现在全国有五千多万的研究人员，这样的一个有时在今后十年中发挥出来以后，我们的转型就会成功。

　　提问：我叫戴维，来自剑桥大学，想问作的所有成员，尤其是丹麦首相，我们讲放松监管或者加强监管，过度监管的问题到底会怎么样？

　　赫勒·托宁·施密特：我觉得过度监管是很难衡量的一个概念，在我们国家我们是有很多监管，比如社会保障医疗有很多的监管，环保方面有很多的监管，还有其他的一些法律体系的监管，但是我觉得多年以来，我们对环境技术方面有很高的监管标准。所以，这些公司必须要合规。丹麦的公司要花费大量资金投资研发才能满足这些高标准的环境监管要求，以及能效节能的监管要求。但是因为过去多年来他们做出这样的努力，今天他们在全球的市场上是高度竞争，有竞争力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看看，你监管就强迫公司向一个积极的方向努力，使得他们在全球市场反而办的更有竞争力。同样，在食品安全也是一样，我们监管要求很严，食品安全方面做的不错。所以，现在我们农业的这些生产制造商他们现在都中国工作或者在中国有业务，因为他们的产品质量得到认可，他们这方面的知识技能能够借鉴。所以，我觉得你们不应该过度担心这种监管问题，因为监管可能为企业带来竞争的优势，为他们长期带来一些益处，为他们开拓新的业务机遇。

　　保罗·卡加梅：有的人说监管的确能促进创新，促进创业，企业的运营，他们能够加强这种高的标准，提高质量。同时，人们在做生意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期望值，他们会有一个相关的监管，规则他们需要遵守，否则的话你就很难去更好的了解有什么样的需求，怎样做一些产品的开发。所以，监管政策的确会造成一定的障碍，但是它对于标准也好，质量也好，以及整个领域建立一个可信度而言是非常好的。谢谢。

　　提问：我来自中欧商学院，关于游戏的竞争规则发生变化，因为经济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改变，新兴经济在不断的发展，各国，以及市场之间的平衡也发生了变化。所以，现在的业务环境和十年前相比是不一样的，你们觉得西方还是新兴的经济体，他们有更好的作为？

　　David Schlesinger：本来是我想问大家的问题。

　　马来西亚：当然整个变化的确是非常活跃的，包括监管也好，自由化也好，各国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进程还是朝着一个自由化的放心发展，或者监管开始放松，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放松，但是再看一下非关税壁垒的问题，大家都希望能够保护，这是各国的天性。回到各国之间的平衡，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你们也知道放松监管的过程或者说在市场更多的自由化，它是无法逆转的一个趋势。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有起起伏伏，有挫折，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财务上的损失，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个方向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我们需要市场力量来占主导地位。同时，政府应该退居其后，让企业首当其冲。这是我认为的。

　　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政治因素或者其他的因素的确会在短期内发生一些影响，但是在未来这些政治因素、政治力量将会退居其二。

　　David Schlesinger：其他人还有想法吗？比如未来十年会怎么变化？

　　黄孟复：我觉得市场和监管根据不同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偏重。我们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不是很长，以前计划经济的影响比较多。所以，现在我们主要的方向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减少政府对微观事物的干预。西方发达的国家市场经济很多年了，一些金融危机或者是一些经济危机的出现使西方的一些政府逐步对经济施加了一定的干预，所以，我觉得不能统一一个标准，干预和不干预应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点，政府干预的深度也不同。但是总的来讲，我认为市场经济还是应该发挥市场的力量为主。

　　有赫勒·托宁·施密特：有一点很确保，我们谈到竞争力的时候，我们也讨论了一些问题，国家竞争力，我们竞争力是需要向人力进行投资，建立一个良好的法律框架，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同时建立一个均等机会，同时投资促进创新，除了在国内创新，还有在全球上促进创新，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清晰的，你的政府需要发挥一个积极的作用，否则这样的目标是不能实现的。首先，市场要发挥作用，同时国家要积极进行投资，来鼓励投资，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需要提高竞争力。

　　瑞士：我完全同意，当然未来全球市场经济将会是最主要的主导力量，国家不管的话整个市场经济将会变的非常混乱。所以，我们不是要过度监管，也不是不要监管，而是应该适度的监管。如果有一些新的监管制度出台，比如中小企业的一些制度，我们要向大家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为什么实施这个相关的政策。所以，如果我们向中小企业征收更多的税收也好，提高他们的成本也好，他们就利润不强了，也没有动力来发展。所以，每个国家需要在监管和市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提问：我例子中国经济周刊，想问一下黄孟复先生，您是否认为国有经济改革将有利于充分的进行市场竞争，是否会成为盘活实体经济的关键？另外，您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黄孟复：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中国经济能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主要得益于国有企业改革相对发展的比较成功，这样很多非公有制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现在国有经济又面临一个新的改革问题，我们经济现在需要转型，不光是非公有制经济要转型，国有经济也要转型，国有经济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发挥国有经济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认为国有经济在中国保持一定的比例是适宜的，但是在很多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应该有进有退。从我的观点来看，国有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国有企业的资本化，国有企业变成国有资本控制的一个常态的企业。

　　David Schlesinger：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请诸位都考虑一下未来你们觉得要花多长时间，五年，十年还是十五年的时间，对于一些发展中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才能真正的成为前十或者前十五名的竞争力国家，你们觉得要花多长时间呢？

　　黄孟复：我不敢说其他的国家，中国现在已经提出到202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我的理解到前十名或者接近前十名，我们现在二十几名，这取决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如果我们能利用今后将近十年的时间成功地转变我们经济的模式和发展方向，我相信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讲，目前我认为普遍的赶上一些欧美的发达国家，尤其是大的经济体，小的经济体可能相对容易一些，大的经济体困难更多一些。

　　赫勒·托宁·施密特：中国人说如果十年想成为前十名我就不敢再说了，肯定会成为前十名的，中国的确有这样的能力，一旦做了决定能够实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对话中有一点非常有趣，有人问了很多制造业开始离开中国，到其他各个国家，因为其他国家的薪酬比较低，而且监管环境比较放松。原因很有意思，我们在自己家里这么讨论，我们的工作都被中国人抢走了，而且我们的制造业也被中国人抢走了，那是多少年前大家的论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在新的竞争环境中都需要不断的努力，还有一些国家还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能真正的迎头赶上。

　　保罗·卡加梅：非洲的确还是有机会的，我们是有这样的远大目标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大家看一下出台的年报你可以看到卢旺达现在做的非常好，如果卢旺达能做到的，其他国家一定能做到。现在我们希望能够把排行提高到63，我们现在有400多个国家中能够提高到63，的确要花很长的努力，但是我们会不断的努力。在非洲今年你也知道有三个国家，一是南非，另外一个是毛里求斯，第三是卢旺达，这是非洲境内排名前三的国家，其他国家都是在不断改进自己的竞争力。所以，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去做，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实现竞争力的提升。所以，未来几年中我想一些非洲国家他们将会有一些突破。

　　瑞士：我确信一些亚洲，以及非洲国家在未来十年肯定能排行往前提，但问题是他们会把谁挤下来呢？如果大家都很有竞争力的话，可能会有人被挤下来的。

　　马来西亚：这个排行也变的越来越有竞争性，各个国家要想成为有竞争力国家一定要有创新，做很大的努力。我们自己的目标也是成为恰十名，这样我们会改进我们的教育，进行创新，来促进我们企业的发展，同时来更好地促进人才的发展，当然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但是在未来几年中我们会努力去做。

　　欧高敦：我们谈到人才，人才是最主要的动力，在6月份还有一个会议是关于教育的，去年上海的教育做的非常不错，是不是中国上海的竞争力是最高呢？也许上海可以成为全球前十，但是不管怎么样，上海为什么如此成功？主要是人才非常好。所以，未来十年中国还有亚洲其他国家有可能成为前十名的国家。

　　David Schlesinger：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