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和《财经》杂志共同主办的“2012第六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于2012年9月10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园举行。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活动。图为第二主题“再探中国银行的国际化”论坛全景。

　　何刚：下面我们开始我们的讨论，首先我们问一下我们的王行长，刚才关行长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从人民币的国际化，过去5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个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中国银行业看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还是说有一些方面可以更适当地加快。

　　王永利：人民币的国际化，随着这几年，特别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确实这几年的速度是在明显加快的。当然我们在讲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可能要区分一下，比如说离岸市场。因为国际化肯定要有国家的战略来配合、支持，但是它也会随着人民币走出去的量的加大，它不用你来主导，它自动就会形成这样、那样的市场。比如说香港是一个例子、伦敦可能没有中央银行去批准，他照样也可以开办各种各样的人民币的业务，可能这个关键点在于说，人民银行允许不允许你的钱回流，给不给你这样的优惠，如果没有的话，大家会看到当年中国跟美国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美元在中国已经流通起来了，中国银行是干嘛的呢？中国银行就是办理外汇业务的银行，那我们能不能说中国银行也是一个美元的离岸中心？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区分一下。

　　但是一个国家的货币能不能走出去、走出去有多大，它一定是一个综合实力的表现，比如说当年日本经济是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它的日元的地位还是没有达到像马克、英镑，更不用说到后来的欧元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个还是我们要细心地去考虑，特别是要把我们国内的经济要搞好，这个清算的体系一定要做好，这是一个基础，没有一个好的清算体系肯定是不行。

　　但是也有一个挑战，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货币清算已经不是现钞的清算，它是一个银行间的记帐的清算，如果说真是，因为今天我们可能一开始是在香港做一个离岸的清算中心，如果真是允许国外的银行在中资的银行里面开户的话，那么我们人民币走出去，除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现钞走出去，而且我们不应该鼓励大量的现钞国际化，人民币现钞国际化，我们一定鼓励的是记帐人民币的国际化，你就会发现尽管我们叫人民币走出去，就像我们今天讲美元外流，实际上它只是外流了这个货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真正的头寸的东西没有走出来。所以说当你走出去越多，意味着中国银行界的流动性就会越强。就像今天华尔街一样，我们看着大量的美元流出去，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大量去买他们的东西？为什么美国华尔街的影响力那么大？因为全球的外汇储备里面60%以上是美元的，美元的外汇储备里面70%以上就留在美国的金融机构里面。

　　我们好多人可能没有研究过清算的问题，可能对这个不是一下子能想得明白，所以我自己认为，这几年人民币的国际化的速度，还是应该说是符合我们的预期，但是下一步怎么发展，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何刚：您提到下一步的重点实际上是要把人民币的清算系统要搞清楚，否则的话它的这个国际化实际上不会走得太顺利，会遇到很多技术性的和这种平台系统性的障碍。

　　王永利：清算体系是一个基础，没有一个好的清算体系，国际化会受到影响。但是更重要的一个是清算体系是你的清算的源头是在大陆还是放在国外？这个恐怕。

　　何刚：您的观点呢？不容置疑应该放在大陆是吧？

　　王永利：我的观点可能还是由中央银行他们去考虑，我仅仅提供，因为我不是一个这种能直接参与决策的人。

　　何刚：同样的问题可能再追问一下关行长，您刚才提到了贸易结算显然是当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当中非常重点的一个东西，包括香港的很多银行承担了，恒生银行在内。那么下一步您刚才也提到了债券的问题，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的业务的拓展里面，除了贸易结算，什么样的业务是我们最关心的。是您刚才提到的投资领域的这些业务，包括比如说王行长提到回流的一些产品设计和路径设计，能不能给我们再详细地阐述一下。

　　关燕萍：这个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其实是慢慢地提高，但是也是符合预期的。最主要的也是受经济的影响，我们看2007到2011年，中国的经济非常非常蓬勃，所以在热钱的流入、在汇率方面的担心，也是国家很重要的考虑。所以说先开这个贸易项下是比较好的方法，但是现在这个压力慢慢地淡化，经济中国也是有增长的，增长放慢了，热钱还有对人民币汇率的期望，也有出现一些变化。所以说我们感觉还是除了贸易项下以外，可以再其他的方面，包括投资、包括管道的开放，是可以再多一点的放宽，把那个外面的资金池做大一点。现在很多标志性的或者是意义上开放的一些动作已经做了，但是量还是不够，还有没有做到一个可以先行先试，真正地是出来的一个力量。

　　王行长讲得很对，就是机制上清算的机制怎么搞，所以说在量方面，我相信跟经过情况的配合，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再多做一点。

　　观众提问：有人认为过去的两年人民币在海外的资金池走得比较快，跟人民币的升值趋势是有比较直接的关系的，而从今年以来，实际上我们看到，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6.3左右几乎就停住了，甚至短时间之内还有贬值的可能性，我想请两位稍微阐述一下怎么看待这种趋势，就是说人民币的这种对内持续地贬值一直存在，在国际上的升值是不是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修正的时间。在这方面来讲，对于人民币业务进一步地推出，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的推出，会带来什么新的变数。

　　王永利：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人民币升值预期非常强烈的情况下，一定是人民币走出去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但是我们确实要细分一下，就是人民币走出去里面，哪些确实是基于贸易本身的这种需要，还有哪些更多地是看人民币升值的这种好处。

　　那么持续人民币更多地是看人民币升值的好处，那么意味着如果人民币贬值的话，他就会赶紧出手把它换成别的货币，如果不是，确实是大家经常地来往，今天升值、明天贬值，它可能会相对稳定一点。

　　第二个是汇率本身现在尽管大家说会有一些政策的扶持等等，但是更多地还是，我觉得市场化的水平已经很高了，不是说太能左右的。所以说接下来人民币的汇率的问题，因为汇率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东西，我在去年去美国的时候，跟他们一系列的美联储的官员谈，我觉得这个很难讲清楚的一个事情，但是可能需要关注一个，就是当你经济下滑，当投资回报的东西减少，当欧债危机，大量欧洲的资金在中国、在亚洲的资金他要往回撤的时候，特别是当人民币升值预期发生一个趋势性转变，我认为不只是外资可能撤，我最担心的还是中资企业、中国的居民，特别强烈地想把人民币换成美元，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个投资性的人民币的波动，这是我们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何刚：关行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外资行的视角是不是跟中资行的略有不同，他最担心中国居民对于人民币的不看好。

　　关燕萍：一个货币的价值是相对的，短期的价值跟长期的价值也是有不同的因素影响。王行长说汇率是很复杂的一个事情，这个是必然的。特别是短期，短期有太多的因素可以影响，特别是人民币还不是一个开放的货币。所以这一些就比较难去评论或者是预测，但是长期来说，我自己的信念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肯定是跟它的实体经济、它的基础拉上关系的。中国虽然说增长放缓，还是全球最有增长的一个国家，以后的潜力也是非常地公认地好，所以说在这方面长期来说，我相信人民币也是会有往上的一个动力，但是短期怎么样波动，还有就是怎么样去在防控风险方面，国家要出很多的脑筋去把这个管好。

　　何刚：谢谢，刚才有人问道巴曙松(微博)博士是在外面临时有一个小会，一会儿会回到台上来，跟我们继续参与讨论。我这边收到的纸条有好几个是针对中国银行的，针对王行长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巴曙松的演讲当中也提到，几大国有银行，实际上加大了全球的布局，同时随着上市进程，事实上国内银行业的治理包括网点的扩展，也跟过去都非常不一样。

　　这位朋友提到了两个数字，比如说从总资产的角度来说，中国银行现在是在四大银行里面排名是在第四左右，甚至比我们最初认为农行可能会少，但是现在中国银行也低于农行。

　　在海外这块儿中行应该是四大行里面率先进行全球的布局，刚才巴曙松博士讲到，在过去几十年是政策的原因，但是最近几年应该是比其他行有更大的国际的经验。但是随着工行的收购的完成，海外机构的数量上也超过中行了，王行长有没有一些，从中国银行本身来讲，有没有感到一些从资产和海外布局的压力，在下一步重要的海外发展战略是什么？是要继续地比如说类似这样的一种并购扩张的方式，还是基于你们过去的网点和您刚才提到的，跟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同步提供服务，逐渐地走出去。

　　王永利：首先要强调，我们现在压力很大，但是因为大家往往看到的是数字，而没有对他里面的构成做一个分析。比如说中国银行在股改之前，实际上是比农行小的，叫工农中建，我们因为率先股改，我们和建行首先两家股改试点行。

　　还有一个因素值得考虑就是中国银行，因为我们外汇资产多，外汇的业务多，2005年到现在人民币一直升值32%到33%的水平，那么我们外汇一直人民币肯定是要缩水的，外汇的利润一折成人民币会贬值的，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接下来到底怎么样，可能还要分析。

　　当我们要走出去的时候，我们也要回过头去看，外资银行在中国，刚才巴曙松也谈到了，我在前面参加过入世十周年的时候，参加过一些活动，其中我们很有权威的人曾经讲到，参加过WTO谈判的主要负责同志谈到，你们金融开放是不够的，因为在2001年的时候，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资产是2.2%左右，而现在是不到2%了。但是我们也要回过头来看，入世后的10年中国的发展，我们在中国大家会说国进民退，这10年更多地我们是把国有的资源，包括土地、矿产、教育、医疗，大量的国有资源把它开发出来变成了资源、资金，而这些资源原本就是国有的，除非你把它分给大家，如果你是卖的话，你既使在便宜卖，它还是国有的。国家再去投资国有企业，投资到国有行，包括我们在股改的时候，国家一下子投了450亿美言给了中行、建行，都是国有的。投了资本金以后他又可以成比例地十倍地扩张，这个时候恰恰，尤其是在2007年次贷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的进行业他们的盈利能力，大受影响，我相信他们再像中国的金融机构这样，几百亿美元投资本金的实力是想都不可以想，他怎么可以跟我们比呢？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简单地说你开放不开放的问题，而是在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整个的模式造就了这样的结果，但是这种模式有没有可持续性，未来的发展到底怎么样，资源的利用效率怎么样，那是我们可以另去分析的。

　　反过来我们也要想，前几年我们中国的经济非常好，未来是不是可以依然这样好？如果它下滑会怎么样？第二个就是特别中国的金融业，在改革开放几轮的改革都是因为它承接了好多改革的成本，包括1999年的一次大剥离，包括2004年股改上市的又一次大剥离，为什么这样的结果，很多的原因，当时我们中央银行也都分析过，有很多原因造成这个，不完全是商业银行自身的原因，这个是大家都公认的一些东西。未来如果还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对外的发展一定会受影响，这是我前面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你不是看今天你手上有点儿钱，你就可以敢大笔地去发，你以为每年都是这样的结果，那坏了。我相信可能前几年的发展，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结果。

　　何刚：有人说中国银行业的暴利时代，逐渐地可能就结束了。你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回答我们刚才讨论的，就是说中国银行的，比如说海外扩张，是不是说工行现在做的实际上是补课的事情，因为他原来海外做得不够，所以他加速补、加速做，而对中国银行来讲，海外的网点还不错，所以说不用像工行这样用并购的方式扩张。

　　王永利：每个银行有自己独特的情况，比如说工行是我们国内最大的一家银行，也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最赚钱的银行，那么这个就意味着他有很好的资金实力去扩张，每年的税后利润按照35%或者多少分红以后，他补充资本金很大的一块儿。

　　但是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汇丰银行，汇丰银行很长时间是靠个人银行业务，来发展的，到底今年它大规模地缩减、收缩它的个人银行业务，而我们是不是说，这个时候它退出了正好给我们很好的机会，我们怎么样看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要收缩，我们为什么要进去，未来我们去发展是发展个人银行业务，那你一定是要多的网点，如果不是，特别是接下来可能还有很多的新的工具，我们所谓的电子银行这些都出来了，我们是不是要继续这样地发展，那我相信可能大家都还是要，每个行都有不同的判断，这正是因为有差别才有机会，如果大家的判断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市场就没有了。

　　也包括我可能要纠正一下，工商银行投资到南非的标准银行，我认为是一个投资，而不是收购兼并，因为他投资持有他20%的股，战略投资还是财务投资者，本身我们不能讲它就是一个收购兼并。

　　何刚：其实王行长把这个思路也讲得很清楚了，要审时度势，然后根据每家银行自己的情况来决定。

　　我想同样的问题稍微再追问一下关行长，您对于中国银行业的这种国际化的不同的思路，有的是直接开分行有的是并购或者说其他的方式，您有什么建议，从恒生银行自己，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和中国内地的扩张来讲，你们的一些经验告诉你们，实际上比较稳妥的国际化的方式是什么，刚才的问题在你们的发言中没有谈到，我们想听听你的看法。

　　关燕萍：在扩展到异地、外地方面，恒生作为一家香港的银行来国内发展，有一些我相信是国内的银行到外面，可以借鉴的一些经验。刚才说到外资银行在中国占的市场份额，的确是在金融危机以后是减少了。我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国内外资银行看自己是一家商业银行，所以说在金融危机出现了以后，大家的心态是什么？就是风险控制。所以在2008还是2009，附近这一两年，资产方面或者是贷款方面，外资银行是明显地收缩，但是国内的银行是明显地加大，当中也包括国家放在市场里面提供的一些几万亿的金额。大家看风险或者是对市场的了解很不一样，这个我相信也是，如果是中国的银行到外面，对市场的把握、掌握，这个是我们作为外资银行在中国，感觉其中的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

　　另外一个也是文化，企业文化对当地的文化的了解，慢慢地融入，这一个也是需要一段长的时间。员工方面的本土化，刚才巴曙松教授也讲了，你信得过他吗？我们是以恒生为例的也是，我们是非常非常希望可以本土化，从开始的时候，2007年来国内登记，注册作为一家法人银行，当时的比例，香港派过来的蛮多的，现在已经减少了3%左右。我们也每年招聘很多毕业生20多位，把他们带大，让企业的管理制度、风险评估、对客户的服务水平，方方面面都有我们感觉打好的基础。

　　但是跟市场增长的速度相比，百年树人，这个还是有一个差距，所以说怎么样可以找一些对你的企业文化、对你的理念可以共融，但是又对当地市场、当地的情况有掌握，再配合你自己银行在另外一个市场的定位，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恒生在香港是什么生意都做，香港也是一个银、证、保相通的，一个商业银行牌照，你就银行、证券、保险什么都可以做的这么一个环境，大陆内地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国内我们也一定要找你的定位，我们要把在这里的定位搞得很清楚，网点是不是一个唯一的途径，相信是有很多的发展空间，这个是创造一些新平台的很多空间。

　　何刚：您刚才提到的实际上是什么都做，刚才两位演讲当中也提到了关于多业务跨领域发展，有一个全能银行的问题，有一个问题我想先问王行长，中国银行在发展全能银行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还有人同时问到了，就是说如果有低风险、高收益的一些新的金融模式，比如说像在信贷、个人理财或者说信用卡方面，中国银行是不是会率先愿意尝试，风险控制方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王永利：中国银行可能是中国本土银行里面，到目前为止多元化程度算比较高的一家银行，但是正像前面谈到的，因为我们原来叫分业经营，很多一开始注册都注册在香港，我们的中银国际最早注册在伦敦，以为伦敦是一个金融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企业介绍到伦敦，伦敦的资金介绍到中国，但是90年代初期到2000年初期的时候，欧洲人对中国的，特别是中国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这个认识和他传统的观念，还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说后来把他的总部从伦敦搬到了香港。

　　我觉得香港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对中国大陆的东西太了解，而且大家走得也是非常方便。我们现在也在逐步回归，有些已经开始注册到大陆来了。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所谓的，我们所谓多元化经营，为什么不叫混业经营，我们叫多元化经营，因为它是有隔离墙的，监管也是有不同的监管部门的。举个例子，银行办保险，银行办保险不是说我银行投资一个保险公司，像其他人办保险一模一样地去做，而是说我有现成的人、设备、业务。比如说我的房屋贷款，房屋就一定是要保险的，我的汽车也是有保险的，那我在给你做贷款的同时就介绍我这儿还有一个保险，你一体化来做不就OK了吗？但是监管部门说不行，你必须要有独立的营业场所什么都要独立，本来银行办这些东西就要用少的投入，为客户提供全面化的服务，然后赚一个尽管不大，但是还有合理的利润。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

　　所以说大家说起来会按照一个自由市场化的混业经营的环境来说，多元化是有太多的好处了，互相分担风险，然后平抑你的损益，但是实践的结果，尤其是在中国，不一定，这还是要讲我们要深入地分析。当然多元化还是中国银行的一个特色，海内外也是中国银行的特色，我们会在这里面，去寻找怎么样巩固和发扬我的特色，用少的资本金来赚取可观的回报。

　　大家经常讲到一个叫风险低回报高的业务，实际上在一个市场化的金融环境里面，这个是很难做到的，除非是垄断保护的地方，才有这种所谓的低风险、高回报的这种业务。

　　何刚：关行长我想请问一下，恒生银行在中国大陆开展了这么多年的这种业务，从目前根据您刚才提到整个形势在发生一些变化，甚至包括有一些外资银行也退出了，或者说缩减了在中国大陆的存在，从您的角度来看，以恒生银行为例，在中国大陆接下来会重点扩张的业务领域是什么？在哪些领域里面相对而言，以恒生银行这样的外资银行为代表，相对于中国的本土银行还是有明显的优势。

　　关燕萍：以恒生为例，我不能代表其他的银行讲话，当然看到有一些银行可能是因为他们总部或者是在短期的流动性方方面面，有一些限制，可能在这一段时间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有出现一些困难，所以说有一些停步不前甚至于退一点点的现象。但是如果说恒生来讲，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长期、也是非常有承诺地进驻，跟国家的经济发展一同成长。因为毕竟香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以后开展怎么样呢？

　　我非常同意的就是，作为一个小的，我常说恒生在中国是一个重小企业，因为规模不大，没有外资银行，就算汇丰已经是外资的龙头，但是相比之下还是一个中小企业。但是这个中小企业要提供的服务，或者说是他的专业应该是有差异化，这个我相信也是国家引入外资银行盘算的想法，就是如果引进另外一些街坊银行来竞争的话，其实是没有竞争的余地的。工商银行几万个网点，他怎么起得来？现在如果说外资银行或者说是恒生，在国内做生意的时候，最难的不是生意的机会，这个不难，因为国家发展、地区那么多，做生意的机会到处都是，最难最难的是有没有适当的、专业的、可信的人才去做这一些。

　　所以说这个我相信也不光是银行，很多企业也都碰到同一个问题。就有一个断层的情况出现，发展很快，无论是经济、无论是行业、无论是金融服务的需求、财富管理的需求，都有很多很多的做生意的机会。但是人才的培养接不了这个速度，所以说这个才是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去开展，有一些外资银行选择开网点，我也常常碰到传媒朋友问我们的开展的计划，总是提网点，我常常问他你为什么不问其他的一些情况呢？因为增长不一定是网点，但是暂时来说，铺网点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

　　刚才讲的差异化、专业在哪里，怎么样去选你自己做得最好、最有把握，风险跟回报最值得你们银行追求的，我相信这个才是成功之道。

　　何刚：有没有考虑过更多地挖一些人才，四大国有银行都是几十万员工，有很多的人才。

　　关燕萍：这个有有考虑的。

　　何刚：回到王行长这儿，我们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原因，只能再有两个问题了。

　　问王行长的问题是，现在怎么回过头来看2003年、2004年的改制上市，当时引入战略投资者，我们知道苏格兰银行也是率先地进入到中行，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你怎么看的、怎么评价海外战略投资者，在中国银行，以中国银行为例，它在上市改制以及规范运营当中起到的作用。

　　我们知道现在某种方式事实上已经退出了，如果有新的有这种有实力、应有意愿的海外投资者，站在中国银行的角度，会欢迎这样的战略投资者继续进入吗？

　　王永利：我们国有银行改革确实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那么2003年的时候，国外有评价，中国的国有银行如果你严格按照五级分类的话你的不良资产会很多，如果提足了准备金，你的资本金已经都是亏空没有了，所以有人说国有银行从技术上已经破产。

　　那么后来我们实施改革，改革上完市以后大家又说你便宜卖了，因为上市以后的价格比原来PreIPO的价格高了3倍左右，大概2.8到3点几倍，又说你国有资产流失，我觉得一定要结合当时的情况来看，如果没有当时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他们都不愿意率先进来的话，我们去公开上市它的价格就一定会那么好吗？所以说这个可能是需要注意的。

　　第二个就是引进他们作为战略投资者，也是引进他的一些经验，当时我们要的是经验、产品、人才都要配套引进来的，所以说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合理的选择。

　　当然战略投资者现在好多都退出了，因为你本身也是三年的锁定期，我们现在在回顾这样是不是叫战略投资者，未来我们允许不允许它三年锁定期一满，就可以撤出，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未来在的，但是你限定的条件太苛刻的话，人家可能也就不来了。

　　何刚：未来还会欢迎这样的，除了时间上要求不许三年，还有更长，还有别的期待吗？外资股东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王永利：因为你要选的话，一定是选跟你有互补关系的，而不是一个竞争关系的。第二个是你选的时候，一定会选这个行是成长性比较好的行，你认为跟他有更多的学习的东西。所以说中国银行为什么选LBS作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大家知道2000年LBS收购之后，他迅速地从一个地方性银行，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很有影响力的银行，同时LBS叫苏格兰皇家银行，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中国银行其实也有皇家血统，因为中国银行是最早慈禧太后为他自己家成立的叫户部银行。

　　因为它是1906年成立户部银行，1908年更名为大清银行，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推翻了清王朝，再叫大清银行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孙中山先生在2月份就正式题名为中国银行，我们现在是从1912年开始算。

　　何刚：那个时候中国银行曾经是央行。

　　王永利：曾经履行过央行的作用。但是今天的苏格兰皇家银行，应该讲他在这次危机里面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的东西。苏格兰皇家银行的CEO他是1998年被挖进去，就主要负责收购兼并的活儿，2000年收购成功以后，他由副CEO转为CEO，之后他确实在苏格兰皇家银行立言发挥很大的作用。当年2005年我们想引进他的时候，他很乐观，因为他看好亚洲、看好中国，在这之前他盯上了荷兰银行，大家知道荷兰银行在亚洲的业务是在西方银行里面是早的，而且是大的，他曾经是中国外资银行最多的一家银行。但是当时的荷兰银行还不错，所以说人家也不愿意卖他，那么中国银行一找他他比较高兴。后来他一提出这个意见来以后，本来可能要15%左右，但是他的股东坚决不答应，因为一听中国银行是一个国有银行，他们是坚决反对的，他们一定是希望是私有的、上市的。

　　但是事后证明，他事后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他让出一部分给大马西、给李嘉诚集团。第二个是他回购100亿英镑的股权，因为有些股东还是不同意，承诺投中国银行这一单之后，不再做大的收购兼并，因为在之前他扩张太快，他的现金流和回报已经受到影响，等到2006年我们在香港一上市的时候，他的回报巨大，事实证明好像真理真的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上。收购完了以后很快传出巴克莱银行要收购荷兰银行，所以他绝对不允许让巴克莱收购成功，所以他们又开始恶意收购。

　　所以说这次确实由于时间短、价格重，尽职调查不够，再加上很快次贷危机就爆发，然后紧接着全球危机爆发，使他一下子陷进入。到2008年的10月，出局，他进来刚好10年，第二个是国家82%国家接管，也就是说今天中国银行的国有化程度，还没有达到LBS的国有化程度，或者反过来讲他的老股东已经彻底出局了。

　　我认为苏格兰皇家银行十年的巨变，很值得中国的银行，特别是我们中国的银行跟他是有这么一段的特殊的关系的话，要深刻地总结和认真地借鉴。他就是一个收购兼并迅速发展的，但是由于发展的种种原因，最后也是因为收购兼并砸进去了。

　　第二个是我们引进欧洲的银行，很重要的就是学习欧洲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但是既使在这样的一个银行，他的个人威望比我们可能要高得多，他经常可以说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而我们只能说我们要回去研究一下，因为我们有一系列的决策程序。

　　类似很多的问题。所以说也刚好借这个机会，我认为讲这个例子，对我们今天走出去，特别是做收购兼并，特别是做大宗型的收购兼并的时候，你要慎重又慎重。

　　谢谢。

　　何刚：同样的问题实际上我最后一个问题，想回到关行长这儿，讲到我们说引入战略股东，其实恒生在中国大陆也有两笔比较引人瞩目的参股投资，一个是兴业银行，一个是烟台银行，也是这几年回头再来看，这两笔投资从恒生内部怎么评价？假如说有重新做决策的机会，是维持原来的投资倡议不动，会缩减还是会扩大。

　　关燕萍：如果从头再来过，我们说我们一点儿都没有后悔，投资在国内分两个方向，一个是自己的孩子自己养大，另外一些就是通过战略的投资。这两个投资方面，因为外资银行只有两个牌照，你最多只可以投资在两个银行身上，我们的目标不光是在投资方面，也是在其他的，包括对当地的市场的了解，包括互动，包括互补、双赢。我打个比喻，其实战略性的投资，无论是我们外面来国内的，或者是国内的银行走出去，就像拍拖、结婚一样。一定除了有互补的条件以外，还要在文化、理念上面有一个共通。

　　当然这个不是两小无猜之类的婚姻，这个是两家豪门的婚姻，因为动的钱特别多。那豪门的婚姻还是要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如果大家的价值观很不一样，文化上交流可以慢慢通过时间，但是如果是有很大的价值观的差异的话，那这个就

　　所以说长话短说，我们在国内因为是长期的投资，所以说三年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考虑，谢谢。

　　何刚：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不能再提问了。今天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请三位嘉宾详细地阐述了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当下的机遇、挑战，未来的趋势，以及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给中国银行业所带来的巨大的这种机会。另外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当中，可能充当的重要的角色，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在事实上的，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化的扩张存在和业务重整方面，需要吸取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最后在问答环节，其实两位行长分别从各自的视角阐述了中国银行业在未来发展当中需要回避的一些风险，尤其是在治理结构、投资决策和这种发展模式方面，事实上还有很多的探索和创新。

　　我知道中国的银行业的国际化，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过程，就像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只是在刚刚开始起步一样，未来面临的问题可能会需要讨论的东西还会更多，我相信我们的银行家论坛，会持续关注这个话题，同时我们也期待无论是中国银行还是恒生银行，都能够在各自的战略实施当中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这种收获，在国际化和中国本土化当中，获得更好的这种发展。

　　再次感谢王行长和关行长，也谢谢各位的参与，我们这节的讨论就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