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消息，陆家嘴论坛于6月28-30日在上海举行。以下“全体大会二：面向新时期的改革：全球金融市场和监管框架”嘉宾演讲对话实录。

　　[司仪] 各位好，欢迎各位回到现场，第二场全体大会开始。全体大会二的主题是“面向新时期的改革：全球金融市场和监管架构”。为我们主持大会的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金融学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黄明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有请黄教授。 [10:44:00]

　　[黄明] 谢谢大家，各位嘉宾早上好，我是黄明。今天我主持的全体大会二的题目是“面向新时期的改革：全球金融市场与监管框架”。大家知道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全球的金融市场带来了很多剧烈的振荡，也引至了全球经济的衰退，欧元区的危机至今仍然牵动着全球金融市场的神经。我们就面临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全球的金融经济新的框架？各国与重要的经济区，应该如何改革？世界组织，比如说IMF、世界银行(微博)、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等等，应该如何合力合作？既然现代的金融市场是全球化的，我们的监管是不是也应该更多的全球合作？我们的论坛在上海，也关心中国、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上海市政府以及全中国各个监管机构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因此，我们也要问，中国的金融市场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与国际的金融市场没有完全的衔接，因此我们享受了一部分的好处，就是避开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部分冲击。但是从长远来说，我们也付了一些代价，一些不平衡等等的结果。我们要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不是应该走向国际化，步伐迈得更坚决一点？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应该注意哪些监管以及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所以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其实是蛮难的。 [10:47:27]

　　[黄明] 解答讨论这些问题，非常荣幸，我们有一批国内外的一些金融监管机构的官员、专家以及金融机构高管，我在这里很高兴给大家一一介绍。有来自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委员会主席约翰·莱克先生，有来自韩国银行副行长KIM Jong Hwa先生，也有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先生，法国兴业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棣言先生，德勤全球主席Steve Almond先生。首先每一位嘉宾有7—8分钟的时间谈谈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然后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嘉宾一起探讨问题，最后希望留半个小时给大家提问题，所以大家先把问题准备好。首先有请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委员会主席约翰·莱克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10:50:06]

　　[约翰·莱克] 谢谢黄教授，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高兴再一次回到陆家嘴论坛，这是我第二次来，我今天会给大家讲讲非常广、同时又非常有挑战性的议题，从一个审慎监管者的角度来讲一讲这个问题。 [10:50:36]

　　[约翰·莱克] 全球金融危机现在已经进行了5年之久，但是“魔鬼”仍然在继续肆虐，我们还没有能够制止它。一开始它是一个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银行危机，但是很快就影响到了其他的一些大西洋北部的一些国家银行体系。银行的机构在这之前因为缺乏监管，有过多的轻周期性的监管，所以也会有轻周期的失灵。这些早期的危机就引发了投资者对全球银行缺乏信心，而银行之间也缺乏信心，这样一种缺乏相互信任持续下去，最近一些银行体系也暴露了他们和公共财务之间的问题，导致了所有负反馈周期。在欧洲，银行就会受到主权债风险的影响，而且有一些政府没有办法再支持他们的经济或者他们的银行，这就使得公众的信心低到了冰点，而且也使得全球金融体系陷入问题。北大西洋国家现在仍然是危机风暴的中心，但是它的影响其实是全球性的。 [10:53:07]

　　[约翰·莱克] 现在欧元区的欧债危机遏制了欧洲的增长，而且也让人怀疑美国增长的潜力，这些都会有全球性的影响。首先全球增长前景在2012年早期，一开始人们比较乐观，现在再一次充满不确定性，就会影响到亚太区，包括澳大利亚。尽管亚太区的经济表现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不可能在这次经济放缓当中独善其身。第二全球的融资系统不匹配再一次出现，这个可能会对澳大利亚银行受到影响，我们对这个市场有比较大的依赖度，而且也会影响到其他地区的银行，这个已经在某些区域，比如说融资得到了体现。亚洲很多的银行事实上原来靠欧洲银行的资金，但是现在有资金的短缺，我们就会很快的感受到这种压力，所以在这样一种逆向环境当中就出现了新的时代。说到全球银行，我们会看到有更大、更强的银行，会有更好的资本和流动性的缓冲，而且他们的业务模型会减少风险，更加的可持续性，而且会更加有利于公众福祉。我们其实已经看到全球在进行大幅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 [10:55:07]

　　[约翰·莱克] 全球的银行改革，绝对不是一个新生的现象。过去25年，在巴塞尔委员会的监管下，银行一直在进行改革。比如说巴塞尔协议一直是监管银行的，现在有巴塞尔II，在巴塞尔I的20年后推出的，现在全球改革的治理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又出现了两个其他的机构。第一个就是G20(20国集团)，它是在领导全球的改革。在2009年4月份的宣言当中，叫“加强金融体系”的宣言当中，G20就支持了一系列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加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全球改革的全面蓝图，也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时间表，在G20的峰会之后，继续进行这方面的改革。第二，金融稳定委员会，这也是在2009年4月份的峰会之后再一次建立的。这个FSB(金融稳定委员会)，其实在实现G20的议程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主要是协调机构，协调一些金融稳定的机构以及其他的机构，为了促进全球的金融稳定，它是扬鞭的机构。它和G20有非常好的合作机会，所以FSB同时也可以把改革和政治议程结合起来。这样金融改革其实得到了政治上的支持，甚至得到立法上面的一些支持。 [10:58:54]

　　[约翰·莱克] 我们可以看到，FSB(金融稳定委员会)积极的行动，它同时和很多标准制订机构进行合作，又有非常清楚的一个分工，比如说这个月也召开了相关会议，简言之，标准设定机构会继续设定标准和指南，然后在他们自己所在的管辖区内实行。而FSB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角色就是弥合监管方面的鸿沟，换言之就是来协调，如果说有一些标准，是不归这个标准委员会来管的。巴塞尔委员会也进行了改革，加强全球资本当中的流动力缓冲，这是在2010年的12月份推出的，而现在巴塞尔III也在全面的推出实行当中。 [11:00:19]

　　[约翰·莱克] 我们说银行的改革确实是时不我待，所以也有另外一方面的治理方面的改革还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巴塞尔委员会它自己要确保及时、完整地在各国当中推进巴塞尔III的原则，比如说委员会主席说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实际性的和文化相关的转变，所以巴塞尔III会实地进行检查，而且会去做一些同行的审议，看看成员国是不是在实行巴塞尔III，以及对银行进行定期性的检查。在这个新的时代当中肯定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不只是监管，因为监管只是造成危机的一个原因，所以在解决方案当中只有监管也是不够的。 [11:02:41]

　　[约翰·莱克] 在改革当中，比如说在银行的重组当中、资本重组当中，还有国际清算行上个礼拜也说全球金融体系现在又一次出现危机前的高风险的趋势，但是其实从风险当中，我们应该学到一点，在有一些国家的银行体系当中，用的监管标准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些国家的银行是受到重创，有一些没有受到重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一些银行体系当中，资本充足率是非常充足的，同时有很好的流动性，所以监管的质量会导致资本充足性的不同。有好的监督就会保证这个银行不仅是符合最低的监管标准，同时又有一种非常好的、审慎的方法运营。 [11:04:19]

　　[约翰·莱克] 另外我们要监督，监督和监管相比更强调理性的战略和行为。所以我们如果只是通过监管，可能没有办法防止这样一种过度承担风险的方法，而通过监督却可以防止这样一种肆意承担风险的做法。所以监督在新时代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基石，G20的领导也对这个作出了强调。什么叫强有力、好的监督呢？首先是可以采取行动的，有行动能力，有很好的法律支持，有很多监督的资源，另外有清楚的监督战略。另外必须和其他的机构有很好的合作。第二它愿意采取行动，有这种行动的意愿，有清楚的使命，知道什么时候干预，同时运营是独立的，要有足够的技能和专业水平。另外和银行或者终端用户之间，有非常好的关系。最基本的要有一种政治上、社会上有一种期待值，期待这些监督者必须能够遏制这样一种过度、不审慎的行为。要让监督有效，监督者、监督机构必须要意识到有一个非常好的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说具体的执行机构。同时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清楚的指导文件，这样就会提供一些标准，什么是好的做法，而且可以给实际操作者非常清楚的指南，告诉他们怎么去做。我们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委员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新的时代当中，我觉得有这样一种审慎监管委员会，确实应该值得很多国家去借鉴。谢谢大家。 [11:07:04]

　　[黄明] 谢谢您。约翰·莱克先生刚才说到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他谈到金融危机之后，大家谈了很多监管体系与制度的一些缺陷，以及该如何改革。他承认这方面的确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强调另外一半，其实在现有的监管体系和制度下，只要监管层认真监督金融机构也能够避免一部分的风险。所以也许我们要更多地强调，在监管体系下的监督工作、指导工作，这方面也非常重要。下面我们就请韩国银行副行长KIM Jong Hwa先生给大家作演讲。 [11:07:52]

　　[KIM Jong Hwa] 谢谢黄教授，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贵宾，上午好。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参加第五届陆家嘴论坛。我在此感谢韩正市长，感谢周小川行长，感谢他们邀请我来到上海这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我也非常感谢所有会议筹办组织者。我们这一节的主题是全球金融市场以及治理结构的改革，我们现在整个世界经济正面临着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希望在这一节的讨论当中，能够帮助全球金融市场和监管机构结构改革，指出一个比较好的未来。 [11:09:06]

　　[KIM Jong Hwa] 说到底，我们从全球金融危机当中，学到什么最重要的教训呢？可以从很多方面回答这个问题，我这里强调两点：首先尽管全球金融市场从本质上是顺周期，或者是轻周期的，但是主要的一些经济体却没有能够有相应的政策和框架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危机既是一个市场失灵，同时又是一个政策失灵。第二，尽管金融全球化让经济比任何时候都相互联系，但是也意味着一个局部危机就像野火一样，迅速演变成一个系统性危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幸免。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以及欧债的主权债问题，一开始只是在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但是却给整个全球金融系统带来了动荡，主要因为这些跨境的溢出效应，以及宏观金融的负反馈效应。 [11:10:59]

　　[KIM Jong Hwa]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主持之下，我们已经探讨了该如何改革全球金融架构，因为它本身的脆弱性让我们容易产生这种危机，并且导致危机的传导，并且提出了一些改变监管政策以及市场结构的提议。尽管已经产生了一些政策，比如说巴塞尔III，以及努力建设全球金融安全网，但是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从现在开始，我讲讲我们正在进行全球金融结构改革方面，可以从哪三方面着手。 [11:11:48]

　　[KIM Jong Hwa] 首先是全球平衡。我们认为要通过对全球金融架构的管理，实现一种全球平衡，并且从这个角度要考虑新兴经济体地位的提升。我们如果只是采取一些措施，针对发达国家的问题，因为他们是危机的震中，但是这只是会导致一个局部的平衡。就像一种所谓的刀锋平衡，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不稳定，也是由危机引发的，会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它也是没有办法来真正的稳定整个全球经济的。 [11:12:27]

　　[KIM Jong Hwa] 此外，我们要认识到新兴经济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它们作为全球经济引擎的作用。全球经济也要作出政策上的努力，来降低资本流动的波动，以便能够避免被吸入到漩涡当中。尽管它是非常无辜的旁观者，要改变全球稳定网以及区域性稳定网，以便可以提供外汇的流动性。在这方面韩国已经扩大同中国的货币互换安排，也是和其他的东盟+3国家一起引入了危机防范功能，我们也认为这些措施能够加强我们的区域性金融安全网络，进一步补充IMF资源的扩充。这样它们就能够更加有效地担当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 [11:14:08]

　　[KIM Jong Hwa] 第二，全球的金融架构应该争取克服所谓的克里芬难题，也就是说储备货币的流动性和信用性之间的矛盾。一个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应该提供国际流动性，但是更大的流动性可能会导致赤字的累积，这又最终导致可信度这种信誉的丧失。丧失信誉这是致命的，但是在目前的国际金融架构当中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目前金融架构当中，国际货币储备国家必须要承担国际流动性提供者的角色。由于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丧失信誉，会成为我们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个赤字还在不管的累积，由于新兴国家赤字的贸易量在不断的上升，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改变成一种多储备货币体系，可能包括新兴国家的货币。从这个角度来讲，贸易结算当中扩大使用区域性货币，人民币和日元的直接交易，以及东亚暨太平洋央行行长的会议，这都是非常有益的举措。 [11:16:55]

　　[KIM Jong Hwa] 第三，全球金融架构要保证一个强大的、可持续的协调机制，因为持续的全球失衡可能会导致危机，并且也可能演变成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尽管我们在国际金融界已经有了比较广泛的共识，但是对于全球失衡的根源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在我们众多迫切任务当中，一定是要保证发达国家的经常赤字缩减，以便于对他们主权债务缩减，这样的变化包括要对全球的失衡进行调整，这样才能够降低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但是现在好像全球金融体系会让我们的全球失衡持续下去，除非我们找到新的想法来解决这些失衡的问题，并且迅速提出这些解决方案，否则全球的经济也是会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再次爆发的危险。 [11:18:44]

　　[KIM Jong Hwa] 新兴国家不可能完全避开这些风险，因此必须和发达国家一起合作，解决全球失衡的问题。这一角度上至关重要就是要广泛的政策协调，这种协调会让我们能够有效地在发达的赤字国家当中提高储蓄，恢复他们的财政稳健性。与此同时能够在发展中的新兴国家当中，刺激消费，以及加强改革，这也是G20会议上经常讨论的话题。 [11:19:32]

　　[KIM Jong Hwa] 我在这里，也想谈一谈刚才大家也谈过的，就是宏观审慎政策方面的监管改革。大家也都有这样一种说法，当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之前的金融监管没有进行非常好的反应，来遏制这个危机，大家对此讨论很热烈。就像刚才所说一个经济振荡，在一个地方发生，很可能导致系统性的风险，主要是由于金融有一种轻周期性，而且有一种羊群的行为效应，会让它跨部门蔓延。尽管已经通过巴塞尔III来解决了部分问题，对银行的权益资本以及流动性加强了监管，并且引出了一些逆周期的资本缓冲措施，但是还不足以让新兴市场国家完全避开这些系统风险。在G20关于“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一致结论文件当中，我们清晰地看出，必须要应对这种溢出效应，以及系统风险，在这方面也许韩国的一些措施可以供新兴市场借鉴，比如说对银行的非核心债务征税，以及对于银行外汇衍生品规模，进行借贷的上限控制。 [11:21:37]

　　[KIM Jong Hwa] 我想指出的是，要想改善国际金融架构，符合我刚才所说的方向，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在过渡过程当中要有相应计划，以便能够将对现有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干扰降到最低，使这种不稳定减到最低，就必须要密切监控全球流动性，这也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当中造成跨境溢出效应一个最主要的渠道，而且需要政策协调，降低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所带来的负面负作用。这些必须要做的工作，都使我们有必要加强G20和IMF的领导作用。 [11:22:30]

　　[KIM Jong Hwa] 当我们探讨新的全球架构时，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最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本身是由于所处地位不同，为了能够克服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整个国际社会应更加密切合作，我再强调一下，全球的密切合作是绝对至关重要的。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11:23:02]

　　[黄明] 谢谢。KIM Jong Hwa先生谈到了注重全球金融框架的设计，他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就是全球的金融一体化是越来越深度的结合，这就意味着全球成为一个金融村，只要任何一个小的成员有波动，就会传染到全球，有金融危机的风险。这样考虑，我们现在很大的精力其中在发达国家，就是欧洲、美国的金融危机，如何去修改它们的一些金融监管框架。但是他注意到，新兴国家的经济在全球越来越重要，在它们还没有现在重要的时候，让我联想到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亚洲的经济体没有那么大，但是已经给全球经济带来很大的动荡。俄国的国债违约，体量不大，也给全球带来很大的动荡，希腊包括实体经济也没有那么大，但是给全球带来这么大风险的威胁，这些就让我们想到，随着新兴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庞大，我们应该把监管都包括进这些新兴国家监管框架来设计，同时国际货币体系也应该更多的多元化，可以分散和规避风险。另外也强调了区域性金融稳定的重要性，这也是新的思路。下面欢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先生谈谈他的思考。 [11:25:27]

　　[孟文能] 各位早上好。我感到很高兴能够再一次参加陆家嘴金融论坛。首先我要感谢上海市政府、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还有中国人民银行，能够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的讨论。我特别要感谢主办方非常高效的组织工作，以及给予我热情的款待。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了史无前例的金融体制改革，这些改革的影响大家还并不是非常明确，但是必须要进行这样的改革。我们如何成功地实现这些改革呢？是取决于我们全球金融体系的治理如何改革，以及推动变化。 [11:26:24]

　　[孟文能] 我想提四点想法，这四点是全球金融治理主要的要素，有几点是非常明显的。第一点，金融越来越全球化。第二点，金融监管政策必须要进行协调一致，扩大其议事范围。第三点，全球金融机构监管要进行更好的协调。第四点，对于全球的金融治理还是在不断的改变和演进过程当中。我逐一进行探讨。 [11:27:44]

　　[孟文能] 首先看看全球化的金融。我们看看金融市场，也是相互连接，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特别是由于资本能够更加自由流动，比如说一个领域流动性的紧缺会影响到其他的领域和地区。还有金融机构，现在的金融机构在他们运营方面也是越来越全球化、跨境，一种跨境的资产、负债以及规模比过去越来越大，比如说一个国内的银行出了问题，一定会带来一些波动影响，影响到其他的地区、其他机构。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全球金融监管政策必须要进一步进行协调、统一。监管包括原则对这些金融机构行为的监管，而现在我们看到全球金融机构是跨境进行运营，但是这个监管还是取决于某一个具体的国家和地区，所以我们必须要实现跨国境的监管政策统一和协调。我逐步来谈。 [11:29:18]

　　[孟文能] 首先，不同国家之间监管差异，这会带来监管套利的现象出现。如果说监管比较松，可能很多机构都愿意向这种地方进行发展，这样就会对全球金融稳定带来风险，所以必须要进行协调，确保不同国家至少满足最基本的这些标准，比如说巴塞尔协议。也是要求进行同类的监管，刚刚我们也谈到了，这样才能确保不同国家遵守巴塞尔的规定。通过这种政策协调，更能够实现跨境监管，因为国家的政策主要是根据自己国家具体情况，所以会有一些局限性，可能不能够影响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运营，如果一个国家的地位越重要，那么它的监管政策影响力就会越大，所以说就可能会对于境外的运营产生影响。所以说必须要关注，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个全球的监管框架或者机制，来解决这种跨境问题。 [11:30:30]

　　[孟文能] 接下来是跨部门的监管差异，在很多国家，都是根据不同产品进行监管，比如说证券监管、银行监管、保险监管等等，很多国家都是这样。这些机制还是有效运作的，也是带来很多好处，但是我们要牢记一点，可能会带来一些劣势或者问题，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也是监管套利，可能相似的活动受到待遇是不一样，不平等的，这会带来风险。第二不同的活动可能也会带来风险，因为监管是独立的，但是他们的活动又是相互有关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抵押贷款监管要求不是很高，所以说对披露的要求就不是特别高。这样一来就导致了美国的次贷危机，而这个最后就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如果是更加一体化的做法，就要求不同领域加强协调，这样就能够减少风险。 [11:31:27]

　　[孟文能] 我们要关注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影子银行业的出现。因为监管方面越来越严格了，但是没有受到监管的领域，比如说影子银行就会出问题，比如说这些影子银行就没有办法去很好地管理风险、应对风险。事实上他们又是和受监管机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也会带来风险。所以说影子银行是值得我们要进行监管协调和管理的领域。 [11:32:17]

　　[孟文能] 接下来，对全球金融机构的监管，要进行协调，光有规则、光有监管是不够的，还要进行监督，要确保规则得到很好的执行，风险得到很好的管理。事实上，很多专家都认为这次的金融危机原因，不是规则问题，而是执行的问题。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对于这些跨境的机构，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督。我们认为所需要的就是要加大监管力度，要加强信息分享。一个是跨行业或者说跨境信息分享，比如说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或者平台，来实现不同领域的分享，这是很好的开始。还要推行这种非常健全的、风险管理和治理经验的分享。此外，必须要建立一个跨境结算更好的机制，我们知道很多跨境决策还是出现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11:33:10]

　　[孟文能] 最后，全球的金融治理机构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全球金融发展要求我们要进行全球监管，比如说国际贸易，我们建立了多极的国际贸易体制，这样从稳定性、公平性方面都带来了很多好处，推动了全球贸易发展。其中WTO就是很好的代表。现在全球金融体制也是这样，是不是说全球金融要遵守基于规则的监管呢？只有时间才会告诉我们结果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建立更加有效的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政策统一，来减少风险，逐步让全球的金融体制能够顺利健康的发展。谢谢各位。 [11:34:51]

　　[黄明] 谢谢孟先生。孟先生强调了现代金融已经打破了国家的边际和行业边际。金融全球化就意味着金融监管应该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否则金融机构就会作监管套利。同时金融跨过行业，我们的监管也要跨过行业，否则这一次就给我们一个教训。这就强调了金融监管要更多的防避金融监管套利，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从新加坡金融监管局的角度来谈，是有国际视野。大家知道当美国、欧洲加强监管之后，国际舆论都猜测是不是有很多的国际机构更多的会把机构运作挪到新加坡和香港这样的市场，所以新加坡监管方认为我们应该加强合作，防止监管套利，这是非常难得的视角。下面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先生，为大家作演讲。 [11:37:11]

　　[李扬] 尊敬的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非常荣幸再次受邀参加陆家嘴金融论坛。这一节的主题是全球金融改革，我想这是危机以来我们的一个不变的主题，也是我们陆家嘴论坛始终如一的一个主题，正因为如此，这个事情太重要了。而且这个事情到现在也没有讨论清楚，更说不上有什么象样的改革，所以这个问题恐怕我们还要继续讨论下去。这个问题如此之重要，但是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改革方向，这是因为发生了一次非常深远的危机，所以我们对于改革，特别要探寻改革方向的时候，要对危机的性质有一个判断。 [11:38:19]

　　[李扬] 什么叫危机呢？危机就是对传统的既有的运行轨道偏离。什么叫做危机得到解救了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回归这个轨道，一种可能另辟蹊径，我觉得前者是比较容易办，后者比较难办。我们目前就是后面一种危机。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刚刚黄明先生在用亚洲危机作比，亚洲危机就是一个对于传统的运行轨道偏离的危机，而且亚洲危机的恢复，是把它拉回到原有的轨道上去。我们知道亚洲危机发生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官员们，很快就到了那些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带着一套现成的药方，然后让这些国家来接受，并且处置，这些国家也接受了，也处置了，于是危机大约三年就恢复正常了。在这些危机中，以及危机治理过程中，我们了解了国际规则，了解了这些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治理这些危机的措施。 [11:39:44]

　　[李扬]  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今天韩国的银行行长在。当时危机最深重的时候我们访问了韩国，到韩国的饭馆去吃饭，好几个韩国餐馆的菜单上都有一个IMFSpecial，大家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印象深。这次危机不同，危机发生了好几年，我们不见IMF发声，我们也不见世界银行发声，国际清算银行我们也看不见，发生很长时间我们找不见，现在他们都登上改革的舞台在说话，也只是说怎么改革自己，就充分说明这次危机规则破坏了。这次危机发生了，要改变的话要改规则。还有一点不同的，我们看到危机发生之后，新的国际组织层出不穷，比如说G20，本来在危机之前就存在的机构但是小论坛没有什么意思，现在G20成为一个主要的机制。比如说金砖国家，也许开始只是一个玩笑话，现在成为全球金融治理机制中不容忽视的力量。还有比如说TPP，现在只涉及到很少数国家，但是背后蕴藏着非常深的考虑，一些大原则，层出不穷。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是规则被破坏的危机，要求规则重新确定的危机，因此仅仅谈政策层面如何合作，就不够了。 [11:43:13]

　　[李扬] 这次危机如此之深重、之深刻，从两个方面来看，今天的主题非常好。首先危机深重到这种程度，首先是实体经济危机，是全球分工危机，全球经济发展方式的危机，这体现在各种层面的国家，发达经济体有它的危机，过度福利，发展中经济体也有危机，过度依赖出口、储蓄率，不平衡、不可持续。全世界各国在实体经济层面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失衡问题。因此这次危机的恢复首先要在实体经济中发展，实体经济之后就看到金融层面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实体经济层面有一些扭曲存在，所以我们看到金融体系是前所未有的扭曲，最主要的扭曲就是它脱离实体经济发展，以至于这样一个问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那是金融学教科书第一页要说的，甚至不要说的，学这个之前你就得明白的，我们还拿回来重说。所以说我们看到衍生品的无限制的发展，看到监管规则跟不上市场的发展，看到我们整个经济的金融化，看到石油等等类金融化，所有的东西都变成金融活动，而金融是如此的不负责任。这样一看，我觉得面临的问题就非常大了，因此我们改革的任务就是非常重。 [11:45:46]

　　[李扬] 面对当前的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新兴经济体当然有很多的话要说，比如说我们需要在国际规则制定有更多的发声，需要有发言权，比如说一些国际规则要考虑到发展中经济体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国际协调、更多考虑到国际新兴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他们特殊的发展阶段，等等。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兴经济体强烈要求改革金融体制。 [11:46:26]

　　[李扬] 有一些负责任的官员非常强烈地表达了对现行的国际金融制度的不满，大家知道这个前提，现行的国际金融制度是发达经济体所造出来的，他们也不满，也要改变它，也要确定新的规则，我们看到确定这些规则，直接的针对对象是新兴经济体。刚才几位同志说到，在未来全球经济恢复、经济发展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一些发达经济体所谓的规则改革是直接针对这些国家的，这就让我们怀疑他们改革的诚意。比如说改革中我们看到一些文献说为什么要税收中立、债务中立、规则中立等等，一大堆的“中立”。那是因为现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一些主权财富基金，他们活跃于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中，使得其他一些国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失去竞争力。国家的问题很复杂，我10分钟是讲不完的。我就简单提一下主权财富基金。 [11:48:33]

　　[李扬] 为什么要搞主权财富基金？那是因为这些国家手头掌握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怎么放出来的呢？那不是你发达经济体不负责任的一些发展方式、不负责任的政策放出来的吗？而且它在危害着世界经济的恢复。所以像主权财富基金，实际上是那样一些不拥有主权货币发行权的国家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自我防范的措施。如果针对这些东西来进行约束，道理何在呢？当然这个里面要争辩，需要有一些时间。我想说的意思是，在目前的国际金融制度、国际经济制度改革过程中，各方利益是不相同的，有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因此我们需要首先确定一个合作的态度，然后切实推进发展。 [11:49:44]

　　[李扬] 在我看来，国际经济制度和国际金融制度下一步改革，包容性是第一重要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全球化的，全球化就让所有的国家都应当在中间有它的位置，都有发展的权利，都能够生存。所以任何国家的利益都不能够超越全球的利益，应该包容它。在包容性的总原则下，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几个方面是值得探讨。第一个要探讨多元货币储备下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规则。所谓多元货币体系，要追根溯源，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如此，无非是美元之外的那些“元”发挥作用大小而已，如今是更多货币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已。而且这种情况，我们看大概在可见的将来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要以这个为事实前提来讨论国际货币储备发展的问题。这是第一个。 [11:50:39]

　　[李扬] 第二，我觉得在这次危机中唯一获得共识的就是宏观审慎政策体系，我觉得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应该在各国范围内都广泛地实施。 [11:51:07]

　　[李扬] 第三，应当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既然经济是全球化的，要推进全球化经济发展，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都是不利于这样一个全球经济发展的。 [11:51:21]

　　[李扬] 第四，一些比如说技术、产权保护等等的已经被公认的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应该得到遵守。 [11:51:35]

　　[李扬] 第五，既然是全球化，但是全球化是有程度区别的，因此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积极的方面，比如说亚洲，刚刚不久中日韩对自由贸易区谈判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当然也有负面的，那个已经很一体化的欧盟、欧元区正在面临着分崩离析的风险。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区域层面看问题，也是不可或缺的角度。 [11:52:02]

　　[李扬] 最后，我们整个改革，各种新的措施，要充分考虑到各国国情，要充分考虑到各国发展阶段，要充分考虑到它是能够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而不只是符合某些抽象原则。谢谢各位。 [11:52:15]

　　[黄明] 感谢李院长的精彩深刻的演讲，李院长强调了这次危机和过去20年之内包括其他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这次危机给全球带来更深刻的挑战，就是现有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制度规则，需要改了，否则全球经济是很难能够稳定地发展下去。他提出了很多全球的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些思路，我觉得代表了很多深刻的思考。下面我们就请法国兴业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棣言先生发言。 [11:53:38]

　　[吴棣言]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我本人也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出席陆家嘴论坛第一个分会。首先我要感谢论坛组织方对我发出的邀请，当然我觉得这次会议的组织也是非常成功的。在第一个全会当中我作为银行业的代表说说我的观点，同时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际银行、就是法兴银行的董事局主席和CEO，它的总部在法国。另外我也会从全球角度讲一下，代表法国的银行业从全球角度来分析情况。同时我也是法国银行业联合会的主席，同时我也是国际金融监管委员会的主席，这个机构其实是代表着450多家银行和保险业的机构。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里讨论的话题，其实对欧洲、对我们的保险业、银行业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11:55:38]

　　[吴棣言] 刚才很多发言人讲的很多观点，我是深表赞同的。所以我在这里，要再强调一下，就是银行业的一个观点。首先我们银行业是相信确实我们是需要一个新的金融治理框架，而且我们在这方面也是保持开放的态度，愿意和不同监管机构进行对话，以我们的对话为基础，来重塑新的监管机构规则和设计，能够有更大的韧性。我知道，有时候会有一种简单化的看法，银行造成了所有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第二我代表我的同事，我们对新的时代是充满信心，也相信它会到来。我们的商业模式可能需要长期的适应和调整。也就是说我们的利润会下降，我们对此也是表示接受的。但是我还要强调的是说到危机，我们必须保持一种谦逊的态度。我也同意刚才李院长讲的观点，这场危机确实是有所不同，一方面有经典的金融危机的特点，比如说先有坏帐，然后出现流动性危机，导致银行体系不稳定性，这个是传统金融危机演进的过程。但同时这场危机有它的一个特性，在这里强调三点。 [11:57:00]

　　[吴棣言] 首先，这场危机是一个真正全球性的危机。因为市场之间相互联系性，因为银行体系之间相互联系性，以及因果关系的存在，这样一个危机真的是全球性的危机。 [11:57:18]

　　[吴棣言] 第二，这场危机显示出了欧元区治理的问题。而这场具体的危机，也推动了欧洲的银行业的监管改革，但是也带来很大的挑战，我们必须要进行改革。这样一个危机之后，导致人们要求进行监管方面的改革，但是又带来很多监管方面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在设计这样一个新的金融治理新框架时，是很困难的。而且银行能不能够落实，或者实施这样一个新的治理要求，其实也是有很大的挑战。 [11:58:01]

　　[吴棣言] 首先我要讲一讲，全球因素和地区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如果看一下这一张幻灯片，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什么造成了欧洲和美国的信贷泡沫。我觉得这一场危机，不仅仅是因为金融部门本身，而且是因为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性造成的。我在这个幻灯片上就列出这样一些不平衡和危机要素，它们有地方性、也有全球性的。比如说在美国，承保贷款审慎标准放低，而且有证券化，特别对坏帐复杂的证券化，这是美国本地微观的因素，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宏观的因素，这样的不平衡导致了一个发达国家在比较短的时间保持一种低利率水平，而且就会引发或者说诱发投资者去追寻所谓更高的利润，或者说更高的收益，银行也去追求更高的收益。所以微观和宏观的风险加在一起，就使人们的风险胃口变得更大。所以对于新的全球治理改革来讲，也要考虑微观和宏观同时的因素。 [11:59:59]

　　[吴棣言] 所以这样一种相互联系的全球性特点会持续下去。比如说在今天，对于高收益性的追求，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管理也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有一个非常多的流动性，到哪里投资呢？如何找到最高的风险收益呢？这是很大的挑战。 [12:00:59]

　　[吴棣言] 第二，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就是现在在银行体系当中出现了一些变化，以及在减少风险跟减少杠杆方面的政策回应。我们都知道减少杠杆的流程，可能是非常长，同时也非常痛苦。银行是提供债务的主要源泉，所以也要进行改革。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监管方面新的议程出来，比如说第一点，就是要有一些新的规则，避免过多的风险传递。我在这里要强调两点，第一就是衍生产品，衍生产品会有更多、更透明、更严格的监管，其中包括基于交易所的交易，也会更加透明，要有集中的清算。薪酬标准和激励机制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薪酬标准会更进一步增强，会把员工的激励机制和股东或者说投资者的激励机制联系在一起。 [12:02:16]

　　[吴棣言] 刚才很多人也讲到了巴塞尔III的变革，大家都知道巴塞尔III基本上是两大原则：第一是资本储备、资本充足率，现在资本储备金的要求是更高了。最低一级的资本必须要占到7%，如果作为全球重要系统性金融机构的话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更高，要再加2.5%左右。比如说衍生品或者说证券化，会有更高的资本金要求，当然这方面还没有形成定论。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重大的资本充足率方面的要求。 [12:04:11]

　　[吴棣言] 我想我们作为银行来讲，都是接受这样一种变化，而且银行也是接受这样一种去杠杆化、同时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对于欧元区的银行来讲，除了这些监管方面的要求之外，我们对于未来的业务方式和未来的业务模式、未来监管要求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12:05:04]

　　[吴棣言] 第二点，就是所谓的流动性比例，大家都知道流动性比例现在还是在讨论之中，我觉得这个要求对银行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在比例方面采取非常审慎、同时也是非常实际的态度。我要强调在2010年末的时候，银行必须在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上持有更多的主权债，这是我们的一个要求。然后我们要建立流动性的缓冲，而且要有合格的流动性资产，当时说主权债就是属于这种合格的流动性资产。 [12:05:52]

　　[吴棣言] 当然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监管要求，而现在我们提出的建议，就是要把这样一种资产或者说可以作为合格缓冲的流动性资产进行多样化。所以说到流动方面有几个指标，比如说LCR流动性覆盖率，还有一个NSFR净稳定资金比例，我们都知道对流动性会有更加严格的要求。 [12:06:35]

　　[吴棣言] 说到流动性覆盖率，就是LCR，我们希望这个比例能够反映出银行短期是否能应对危机的一个能力，但是更大的一个挑战是如何计算LCR，我们觉得有一个前提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贷款方面的前提可能太保守了，因为我们在2011年经历的流动性的问题等等，所以说现在的决定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银行间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也期待着在LCR比例能够有更大的透明度。 [12:07:33]

　　[吴棣言] 说到NSFR净稳定资金比例，其实也是一种新的比例，不会马上就被实行，而且我们可能也需要在这方面再做更大的一个努力，然后才可以非常平顺、平滑地进行实施，也不会影响到银行对于实际经济的融资能力。 [12:08:24]

　　[吴棣言] 下面我要简单的讲讲欧元区、欧元债的问题，明天会更具体的讲。我们现在在欧元区的银行监管更加地复杂，就是因为我们遭遇了欧元主权债的危机。有很多人说，我们欧元区的金融治理必须要彻头彻尾进行改革，当然现在的治理结构当中缺了一环，就是如何来解决或者说应对这样一种系统性的风险要素，比如说看西班牙，在西班牙也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负反馈环的风险，就是西班牙银行和主权债之间，首先政府要救市，同时这一点又影响了政府信用评级，政府信用评级影响到了之后又影响到了要拯救的银行，因为银行持有很多的政府债，所以这是负反映环节，现在的欧元区决定要为西班牙政府提供债务，帮助西班牙政府来救市。我觉得这可能并不能够解决西班牙所有的问题，而且这个债务其实是欧元区的债务，会进一步增加西班牙政府新的债务。我不知道西班牙银行是不是真的能够进行资本重组，但是有一点非常非常清楚，欧元区提供了债务之后，肯定要进一步增加对银行的监督和监管，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现在在欧元区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个所谓的银行联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联盟。这就意味着说，在泛欧洲区对银行有一个整体的监管，比如说像欧洲央行，会对欧洲的银行进行统一的监管，或者有一个泛欧洲的银行监管体系出来。 [12:11:10]

　　[吴棣言]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欧元区危机肯定会对监管产生影响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监管者可能会认为说，他们可以慢慢的花5—8年来进行改革，但是危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危机之下的时间表被缩短了，现在巴塞尔III要在两年之内就全部铺开，而且银行也承诺巴塞尔III的要求会在两年之内完成，某种程度来讲这是一个挑战，但是这也使得我们欧元区的银行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过去的体系是在欧洲来讲是靠银行的，银行为经济提供了大部分的融资，而资本市场是比较少部分的，而我们现在转型之后，可能会让资本市场在欧洲经济融资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何来完成这种转型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12:12:03]

　　[吴棣言] 我接下来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全球标准和国内监管之间如何进行协调。在危机之前是去监管化了，现在说不要去监管化了，但是我们不能够全球的和国家监管上的变化，一下子全部都落实下去，这样就会影响到银行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所以这方面有几大问题。第一就是如何确保全球的公平，如何在落实全球统一标准的时候，考虑到各国别之间的区别，我之前也有讲过，在欧元体系当中，我们的体系跟美国是不一样的，我们主要是靠银行，美国主要是靠资本市场。我们如何按确保渐进的监管上的变革，避免太多的轻周期性的影响。因为我们现在在欧元区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监管者要求我们去杠杆化能够及时的满足巴塞尔III的要求，但是同时又有一种对银行的要求，放更多的贷款出来，放更多的流动性出来，刺激经济增长。事实上这两者有的时候是相左的，如何同时实现这两个相左的目标是很困难的。另外时间表也是要考虑，或者说时间表是非常关键的。 [12:14:07]

　　[吴棣言] 另外如何确保规则之间的一致性，要避免这样一种分裂、分化的一个行为。一方面我们所有人都认为现在是全球经济、全球体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一种分化，或者说分裂的趋势，包括在欧元区，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有自己的考量，还有国家自己的保护或者说限制。 [12:14:49]

　　[吴棣言] 最后作为结论来讲，我想说显然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强的全球政策上的回应，来应对这样一场危机。有很多的做法已经推出了，很多决定也已经被做出来了，被实施了，但是还是有一些关键的问题，悬而未决。比如说现在银行体系要进一步快地需要更多的透明度、清晰度，因为如果一切保持这样一种混沌不清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未来采取什么样的业务模式，怎么样去做。另外我们还要强调的要避免太多的分裂化，因为我们如果要有效的监管、高效的监管，能够联系世界各国的储蓄，放在一起变成一个储蓄池的话，满足融资的需求，特别是基建的需求，就必须要把全球的储蓄放在一起，变成一个储蓄池。比如说一些发展中国家就需要通过进一步基建的融资，来推动它们可持续的增长。这样一种基建的融资就需要全球市场和银行的合作。而我们的担忧就是这样一种分裂化的趋势，或者说国与国之间设置了一种障碍，就没有办法让储蓄的流动进一步地优化。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地展开合作，避免这种分裂化。这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12:16:45]

　　[黄明] 谢谢吴先生从银行业的角度来看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也谈到了欧元区危机给银行带来的挑战，也给监管方提供了一些建议。下面有请德勤全球主席Steve ALMOND先生来作演讲。 [12:17:32]

　　[Steve Almond] 谢谢黄教授，同时也要感谢论坛的主办方能够邀请我参加这一轮的全球讨论，我感到很荣幸能够和这些嘉宾济济一堂来探讨这些问题。我是最后一个发言，所以总是要找一些和之前不一样的观点，但是前面演讲的嘉宾很多观点我都是赞同的，我就尽我的全力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12:18:13]

　　[Steve Almond] 当我看这一节主题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和监管政策的不负责任，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会花几分钟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金融危机就是由于这些经济政策、监管政策不负责任而导致的，而不是这些产品而导致的。为什么呢？主要有三大原因，导致为什么会面临这么大的挑战，也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一个统一协调的行动进行改革。 [12:18:34]

　　[Steve Almond] 首先，全球这些事件的关联性越来越密切，希腊的问题就导致了纽约的资本市场大幅下滑，而美国页岩油销售量的问题就影响到整个油价的变化。印尼海啸对中国、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波及到了北美和欧洲。还有我们大银行、大机构都是得到了很多国家政府的过度保护，虽然说各个国家相互有互动，但是还是有相对的地区化，或者是独立化的问题。第三个原因，可以看到市场现在越来越跨境化运作，越来越国际化，所以说会导致一些套利操作的出现。 [12:20:02]

　　[Steve Almond] 大家都是在寻找监管比较松、带来更多便捷的一些区域进行运作，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进行更好的政策协调，监管的统一，就像刚刚新加坡的同事所谈到的。此外，我们不仅需要更好的标准，之前的嘉宾也谈到了，必须要在执行方面统一，要有这样的一个协调步调。 [12:20:33]

　　[Steve Almond] 现在全球化的速度和复杂性是愈演愈烈了。我们现在有IMF，巴塞尔委员会等等，但是这些国际机构，他们的权力并不像他们的影响那么大，这是现实，并且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的。一个新的金融架构应该是怎样的呢？刚刚演讲嘉宾已经谈到了，也提醒了我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过去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12:21:40]

　　[Steve Almond] 在金融危机之前，我们知道全球贸易净差项目下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贸易产生了赤字，而在亚洲，还有那些石油出口国家出现了大量的盈余，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外汇储备在这些新兴国家出现大量的累积和增加。我在这个环节下还想用不负责任这个字眼，刚刚李扬先生已经谈到了，很多的一些发达国家在财政赤字方面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必须要看这些外汇储备怎么去用的，主要都是投资到了美国的国债当中，这样的话其实带来了低利率，也会推动了美国肆意消费，而忽视了风险的存在。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也催生了信贷高歌猛进，以及对于高收益产品的需求，这样也是催生了大家对金融衍生品的需求。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那个时候很多中央银行监管方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认为其实那个时候的监管架构和政策不是说不负责任，而是迷失了方向。当时的中央银行，他们所关注的就是如何利用货币政策，来降低通胀率。而监管的这些政策主要是认为那个时候市场是自律的。而那些证券化的一些中间产品，反而认为它们是能够提高市场的能力或者说强度，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各样的风险。在这样一种思想之下，金融监管方的目标，就是要实现透明化，来支持市场的自律，帮助市场进行自我调整。 [12:25:35]

　　[Steve Almond] 同时，大家也忽视了宏观的一些监管。其实有一些问题是被隐藏、被掩盖，很多监管方都忽视、没有想到，刚刚李扬也谈到这一点。要关注的是宏观审慎监督的问题，当然宏观审慎监管也是做到了，但是有很多问题。其中就是IMF的全球金融稳定的报告，那是2006年4月份的时候出的，我援引它的话，它说，现在大家都意识到，银行的信用风险分散到了更广泛的投资者，这样使得整个银行以及金融体系反而更加的健康，更加的稳健。结果商业银行反而更不能够去应对现在所遇到的信用危机和其他的金融危机。特别是现在这种跨境的传染非常快，所以当时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现在我想说的，现在的危机对于我们传统的想法和理念，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事实上，我们所吸取的教训，很多一些金融体系当中关键的风险都是自身的。我们必须要从全局角度去探讨它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来去找到它低效的原因。 [12:27:49]

　　[Steve Almond] 可能有些人觉得我的观点，和我们金融稳定局在2009年所带来的观点是一样的，当时他提出了有六大特点导致了系统风险的增加。这些特点包括资本的规则是顺循环的、顺经济发展周期的，他还认为高流动性的市场并不一定都是好的，而一个高流动性的市场并不等于能够实现合理的流动性发展。其实这个市场有的时候是反应过度或者不理性的，而不能够进行很好的自我调节，他们不会进行很好的自我调整，反而会跟风或者说追随这种疯狂的趋势。特别是次贷危机时，如果过去没有办法进行自我调整，如果不进行管理的话，未来也不会实现自我调整。 [12:30:55]

　　[Steve Almond] 很多市场指标都告诉我们，在危机之前，好像各种各样的指标都告诉我们，其实银行风险是最低的，然而我们却迎了来这场金融危机，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新的金融架构当中，要引入一些新的元素和需要考虑的问题。我觉得 银行应该要在这个体系当中，更好地去吸收这种资本损失，而不是说创造这种资本损失的根源。刚刚尚主席早晨也谈到了，监管方应该在全球，要提高流动性的水平。我觉得有的时候市场反应是过度了，可能会导致资本在市场上更大的问题，但是这可能是暂时、临时的，所以说这个市场不能够完全让它自生自灭、让它自行进行调整，这是需要外部干预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呢？我觉得还是要积极一点，刚刚Jong Hwa说，其实我们有一些全球监管的架构，比如说我们有G20，刚刚李扬先生也谈到了，危机之前，G20已经存在了，但是其实这些架构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问题，你看现在都不谈八国峰会，而是谈20国峰会。其实G20本身没有自己的目标， 就是要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来缓解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或者是风险，并且要建立一个全球的金融管理架构。G20不仅能带来在金融上、同时在政治和监管上的一些影响，还有金融稳定委员会，其实它应该得到更多的政治方面的支持，比过去金融稳定论坛要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所以很明显，我们必须要实现不同的世界标准，包括在三大全球监管体系当中的一个相互协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2:33:53]

　　[Steve Almond] 今天早上，我们的一行三会领导也在这方面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知道国际监管机构是相互独立的，但是从政治层面上给他们施加了更多的压力，进行协调。我觉得要实现全球金融管理协调一致或者说建立统一的体系，还是要假以时日的，我们需要进行各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这样会真正带来一些有形的变化，而不仅仅是停留于口头上的讨论，不只是陷入讨论的僵局。就像李扬先生所说，不能只谈抽象的原则。 [12:34:28]

　　[Steve Almond]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实现巴塞尔III协议的执行，最近在G20峰会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对于全球法律机构的定义，还有进行交易所的衍生品交易，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通过这样一种举措，能够实现更好的透明度建设。在国际层面上大家意识到，必须要更多的关注是有形的、实质性的措施或者是监管，来提高流动性。执行和实际的做法还是充满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至少我们要做一些规划，要来避免银行破产的出现。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进行各国行动的统一，而不能说各个国家，各自为政。所以说我们英国中央银行的行长在雷曼兄弟破产的时候就说了，全球的银行必须要进行协调，否则的话各个国家都会陷入这个危机。巴塞尔委员会一直在不断地强调要在各个国家之间强调执行的规定，当然做到这一点，还要得到外部同行的监管。这样一来就能够更好地加强不同的监管机构之间的或者说架构之间的信任和支持。谢谢各位。 [12:35:34]

　　[黄明] 谢谢ALMAND先生，谈其中谈的两点和我产生了很大的共鸣，他认为金融危机挑战了全球的主流监管方的几个传统理念。第一个理念，就是认为市场是理性的，可以自我修复、自我改正。这次危机证明了其实市场自我修复和改善的能力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当我们监管过度依赖市场自我修复的时候，就容易酝酿很多危机，这一点我是有共鸣的，因为我最近很多年研究市场的非理性，研究行为集中学，我认为我曾经任教过的芝加哥学院那里发行的理性金融市场的理论，对这一轮的金融危机全球金融监管的缺失，有不可推卸的作用。当市场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理性的时候，我们监管方式也不一样。第二点，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银行的贷款证券化，在理性市场假设下，应该是非常安全地分散全球风险，使得全球金融市场更坚固，但是金融危机也证实了，当金融市场不是那么理性、不是可以自我修复的时候，就出现了危机。 [12:37:05]

　　[黄明] 我们几位嘉宾讲的非常精彩，同时也占用的时间非常多，我们剩余的时间不多，我们就给六位演讲嘉奖提两个问题，剩下的时间给各位嘉宾提问。我想讲讲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下午会有一些会议讨论人民币的国际化，但是我们认为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涉及到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是涉及到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必须要充分和全球市场融合。在这一节会议之前，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上海应该保持现状，澳大利亚、新加坡、也想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中心，现在我将请你们首先评论一下，作为国际中心的竞争者，你们是想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者，还是想作为上海金融中心的参谋、建议者？屠市长也已经讲到了，上海要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所以说我想请你们三位发言嘉宾，来讲一讲，你们怎么看待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然后你们也可以给屠副市长，以及中国的监管者一些建议，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挑战？ [12:38:26]

　　[约翰·莱克] 感谢你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并没有去监督资本市场，澳大利亚中央对汇率有监督，我们知道银监会是中国的监管者，刚才也讲到了健全的金融体系要建立在银行资本充足的基础之上，而且要有很强的风险管理能力，并且能够在市场风险的情况下考虑到这个问题进行交易，而且要认识到一些比较复杂的外乎市场上的挑战，能了解在董事会层面上对风险管理的重要性，然后银监会本身也要具备相应的技能来监控这些活动，我的建议就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体制框架，并且在现代金融市场比较复杂的一个领域，再来面对衍生品，以及风险管理的问题。 [12:39:20]

　　[KIM Jong Hwa] 我认为中国有关当局采取了非常适当的行动国际化，发展自己的市场，所以对此我没有太多好评论的。但是金融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也有多面性。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融资，在实体经济方面，中国发展得非常迅速，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所占的份额不断地增长，所以说中国政府会决定自己的政策，并且会不断发展、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金融自由化，以及开放会带来问题。要认识到这些问题，到底是一些渐进的方式、是中国一贯以来的一种方式，还是采取比较剧烈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要中国的政府来决定的。 [12:40:56]

　　[孟文能] 谢谢你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加国际化、更加全球化，这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处的。但是我认为金融的全球化，也是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发展和增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国内的金融深度加深，这是一个前提条件。要能够充分的利用金融全球化的益处，并且管理好其中的风险，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金融系统必须首先发展，必须进一步发展，这是我们长期以来从世界各地金融危机说吸取的教训，如果没有建立好本国的实力，以及本国的机制，那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后退，不能和外界隔绝，独立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联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与亚洲的贸易联系更是如此。中国不能停止发展，不能不和世界经济融合。中国在10年前加入了世贸组织，然后建立了非常强的贸易交通以及物流的联系，现在要加强和世界的金融联系，要更加地谨慎，我觉得中国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在发展。我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核心，必须是一系列强有力的中国本国的银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金融稳定的因素，因为随着金融的全球化，不可避免也会受到跨境、来自国外的风险传染。这就需要中国的国内银行，能够做好充分准备。谢谢。 [12:43:05]

　　[李扬] 我想有几个要点是重要的。第一，中国要进一步的开放，这是坚定不移地执行。第二就是汇率进一步市场化，也是必要条件，我们都听到了刚刚小川行长已经讲到这个，他虽然提了一句，但是背后含了很多的内容。第三，我非常同意中国国内市场必须深化。所有全球化并不是意味着你走出去，同时意味着别人走进来。别人进来要有合适他们的工具去投资，合适的市场去进入，他要满足金融的诸多功能，必须要能够提供这些功能，这里面还包括监管等等。第四，在中国目前可能比较特殊的一个因素，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过去我们说国际化，主要是在美元的载体下进行，我们获得发展美元的境外市场，离岸市场等等，现在还包含一个任务就是发展人民币市场。所以这对中国下一步来说是很严峻的挑战，好在中国各个方面都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12:44:40]

　　[李扬] 至于你刚刚提的一个问题，他们都不愿意回答，就是那些市场和上海市场关系的问题。我想在一个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下，在一个网络化的全球金融体系下，主要可能还是合作竞争的关系，各有特点。在这样一个体系里，纽约、伦敦依然保持着那样一种综合性的优势，短时间内其他这些市场都无法超越，但是其他市场保持着一些各自的优势，我觉得这是新趋势。我注意到评价全球金融中心的时候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新兴的金融中心层出不穷，一下子几十个，这种状况下大家肯定还是合作共赢。在这里面中国，特别是上海，携国际经济之雄风，携中国实力增长。 [12:46:00]

　　[黄明] 刚才几位嘉宾有一共同的观点，我们中国要想国际化，就必须把自己建得更坚强，用一个比喻来说，过去很多年我们没有把金融市场完全与国际金融市场连通，也就是我们希望锻炼，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过快地连通会过早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但是这样来说会有很多的成本，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不移提高自己的免疫力，然后下一步尽量加快国际化，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 [12:46:59]

　　[黄明] 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在我们这节会议之前，曾经讲到，在之前的危机当中，媒体以及整个世界的重点，都在谈到董事会，以及会计师事务所，以及这些中介机构的作用。比如说在互联网泡沫危机当中，都在讲各个机构的董事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好像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不是那么强调董事会，以及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我想问一下，刚才最后两位发言者，你们怎么看？是不是这种金融机构的董事会应该表现的更好，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说现在金融工具简直太复杂了，让这些董事会，没有办法发挥更大的作用？有请吴棣言先生先讲。 [12:47:46]

　　[吴棣言] 谢谢你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让国内的银行更加强健。我认为这次危机，已经列出了很多金融机构治理方面很多因素，一会儿谈到董事会的问题，还有薪酬。讲到董事会的作用，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是银行现在正在重点做的一项工作，我在这里想提一下，最近G30，它的所做的一些工作。这是一个由一些知名的金融家、之前的一些监管者、银行行长组成的，知名人士的团体，他们提出建议清单，或者说一系列指南。在这里特别提出董事会的作用，比如说董事会组成、作用、与管理层互动等等。我想说的是，他们的报道开头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必须要超越这种打勾式的做法，也就是说到最后董事会是有效还是低效，要看人们的行为。事实上这不仅是对董事会是一个相关的评论，对管理层也是如此。除了尽可能地来遵循那些基本的规则、合理的规则，保证透明度。归根到底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来进行检查，要确保人们的行为是符合透明，以及理性行为的原则。 [12:49:49]

　　[Steve Almond] 我也想讲一讲，我在英国的一些经历，那就是在金融业的经理，我在英国从事了30年的金融服务业。比如说把董事长和CEO的职责分开，设立独董，设立专业委员会等等。尽管如此，我们都知道，英国银行在危机当中，所经受的损失还超过了很多其他的银行，这个时候董事会发挥了什么作用呢？要求董事会明确的声明公司，或者说他们的一个风险偏好，而且董事会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我认为他们还不够深入，也就是说没有充分的理解。 [12:51:24]

　　[Steve Almond] 到底这种机构的风险偏好，由董事会所表达的这种机构风险偏好，是如何能够体现在一个公司的风险管理的做法和政策当中，特别是能够贯彻到公司各个执行层面，并且影响到每个人的行为？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董事会的成员。他们都是一些高素质的、非常有名、独立的个人，但是把他们整合在一起，作为一个董事会，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充分的表达自己的风险偏好，能够在全公司实际操作当中充分的体现出来。我认为这是关键所在。 [12:51:50]

　　[黄明] 下面还有时间给我们的观众提一到两个问题，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12:52:02]

　　[提问] 大家好，我是来自光大证券策略投资部的。到今年4月，我正好在EBS工作5年，从事相关的分析和创新的工作。针对如何平衡过度衍生品创新和必要的衍生品创新，给我们监管层有什么建议？ [12:54:20]

　　[吴棣言] 我不知道这么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我是不是能够回答，我只是想对衍生品做一些评价。首先我想说的是衍生品其实在危机当中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再来回顾这个危机，我们已经谈到失衡的问题，债务不断地增加。在美国有很多的债务进行证券化，打包，最终导致了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银行是非常传统的银行，也是很好的遵守规则。所以最终还是一个系统性的风险问题。刚刚谈了很多CDS产品，还有一些OTC场外交易产品。当然在危机当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媒体都说是非常危险的，我想说的是谈到CDS，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个统一清算平台，这是非常对的。 [12:55:37]

　　[吴棣言] 还有一个，对这些从业人员必须要有能力进行CDS的操作，并且要学会进行很好的对冲，来规避风险。这是非常有必要、也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客户，要满足客户的需求，但是有的时候风险偏好会发生变化，所以在面对客户的时候，你要说实话，这个需求没办法满足了，能做就能做，不能做就是不能做。这样就能够非常好的有效的降低风险敞口。其实有一些产品是有用的，有价值的。但是随着这个产品标准化的推进，这个产品的风险会随之降低。包括统一清算平台的建立，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使这个体系不再那么的复杂。 [12:56:10]

　　[黄明] 时间的关系，就不接受其他的问题了。非常感谢大家，也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感谢各位演讲嘉宾。全体论坛二到此结束。 [12:56:21]

　　[东方网] 东方网全体会议二的直播到此结束，谢谢关注。 [12:5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