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消息,陆家嘴论坛于6月28-30日在上海举行。德勤全球主席Steve ALMOND在“全体大会二:面向新时期的改革:全球金融市场和监管框架”上表示,金融危机就是由于这些经济政策、监管政策不负责任而导致的,而不是这些产品而导致的,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一个统一协调的行动进行改革。
以下是演讲实录:
Steve Almond:谢谢黄教授,同时也要感谢论坛的主办方能够邀请我参加这一轮的全球讨论,我感到很荣幸能够和这些嘉宾济济一堂来探讨这些问题。我是最后一个发言,所以总是要找一些和之前不一样的观点,但是前面演讲的嘉宾很多观点我都是赞同的,我就尽我的全力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当我看这一节主题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和监管政策的不负责任,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会花几分钟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金融危机就是由于这些经济政策、监管政策不负责任而导致的,而不是这些产品而导致的。为什么呢?主要有三大原因,导致为什么会面临这么大的挑战,也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一个统一协调的行动进行改革。
首先,全球这些事件的关联性越来越密切,希腊的问题就导致了纽约的资本市场大幅下滑,而美国页岩油销售量的问题就影响到整个油价的变化。印尼海啸对中国、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波及到了北美和欧洲。还有我们大银行、大机构都是得到了很多国家政府的过度保护,虽然说各个国家相互有互动,但是还是有相对的地区化,或者是独立化的问题。第三个原因,可以看到市场现在越来越跨境化运作,越来越国际化,所以说会导致一些套利操作的出现。
大家都是在寻找监管比较松、带来更多便捷的一些区域进行运作,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进行更好的政策协调,监管的统一,就像刚刚新加坡的同事所谈到的。此外,我们不仅需要更好的标准,之前的嘉宾也谈到了,必须要在执行方面统一,要有这样的一个协调步调。
现在全球化的速度和复杂性是愈演愈烈了。我们现在有IMF,巴塞尔委员会等等,但是这些国际机构,他们的权力并不像他们的影响那么大,这是现实,并且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的。一个新的金融架构应该是怎样的呢?刚刚演讲嘉宾已经谈到了,也提醒了我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过去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在金融危机之前,我们知道全球贸易净差项目下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贸易产生了赤字,而在亚洲,还有那些石油出口国家出现了大量的盈余,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外汇储备在这些新兴国家出现大量的累积和增加。我在这个环节下还想用不负责任这个字眼,刚刚李扬先生已经谈到了,很多的一些发达国家在财政赤字方面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必须要看这些外汇储备怎么去用的,主要都是投资到了美国的国债当中,这样的话其实带来了低利率,也会推动了美国肆意消费,而忽视了风险的存在。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也催生了信贷高歌猛进,以及对于高收益产品的需求,这样也是催生了大家对金融衍生品的需求。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那个时候很多中央银行监管方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认为其实那个时候的监管架构和政策不是说不负责任,而是迷失了方向。当时的中央银行,他们所关注的就是如何利用货币政策,来降低通胀率。而监管的这些政策主要是认为那个时候市场是自律的。而那些证券化的一些中间产品,反而认为它们是能够提高市场的能力或者说强度,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各样的风险。在这样一种思想之下,金融监管方的目标,就是要实现透明化,来支持市场的自律,帮助市场进行自我调整。
同时,大家也忽视了宏观的一些监管。其实有一些问题是被隐藏、被掩盖,很多监管方都忽视、没有想到,刚刚李扬也谈到这一点。要关注的是宏观审慎监督的问题,当然宏观审慎监管也是做到了,但是有很多问题。其中就是IMF的全球金融稳定的报告,那是2006年4月份的时候出的,我援引它的话,它说,现在大家都意识到,银行的信用风险分散到了更广泛的投资者,这样使得整个银行以及金融体系反而更加的健康,更加的稳健。结果商业银行反而更不能够去应对现在所遇到的信用危机和其他的金融危机。特别是现在这种跨境的传染非常快,所以当时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现在我想说的,现在的危机对于我们传统的想法和理念,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事实上,我们所吸取的教训,很多一些金融体系当中关键的风险都是自身的。我们必须要从全局角度去探讨它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来去找到它低效的原因。
可能有些人觉得我的观点,和我们金融稳定局在2009年所带来的观点是一样的,当时他提出了有六大特点导致了系统风险的增加。这些特点包括资本的规则是顺循环的、顺经济发展周期的,他还认为高流动性的市场并不一定都是好的,而一个高流动性的市场并不等于能够实现合理的流动性发展。其实这个市场有的时候是反应过度或者不理性的,而不能够进行很好的自我调节,他们不会进行很好的自我调整,反而会跟风或者说追随这种疯狂的趋势。特别是次贷危机时,如果过去没有办法进行自我调整,如果不进行管理的话,未来也不会实现自我调整。
很多市场指标都告诉我们,在危机之前,好像各种各样的指标都告诉我们,其实银行风险是最低的,然而我们却迎了来这场金融危机,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新的金融架构当中,要引入一些新的元素和需要考虑的问题。我觉得银行应该要在这个体系当中,更好地去吸收这种资本损失,而不是说创造这种资本损失的根源。刚刚尚主席早晨也谈到了,监管方应该在全球,要提高流动性的水平。我觉得有的时候市场反应是过度了,可能会导致资本在市场上更大的问题,但是这可能是暂时、临时的,所以说这个市场不能够完全让它自生自灭、让它自行进行调整,这是需要外部干预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呢?我觉得还是要积极一点,刚刚Jong Hwa说,其实我们有一些全球监管的架构,比如说我们有G20,刚刚李扬先生也谈到了,危机之前,G20已经存在了,但是其实这些架构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问题,你看现在都不谈八国峰会,而是谈20国峰会。其实G20本身没有自己的目标, 就是要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来缓解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或者是风险,并且要建立一个全球的金融管理架构。G20不仅能带来在金融上、同时在政治和监管上的一些影响,还有金融稳定委员会,其实它应该得到更多的政治方面的支持,比过去金融稳定论坛要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所以很明显,我们必须要实现不同的世界标准,包括在三大全球监管体系当中的一个相互协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早上,我们的一行三会领导也在这方面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知道国际监管机构是相互独立的,但是从政治层面上给他们施加了更多的压力,进行协调。我觉得要实现全球金融管理协调一致或者说建立统一的体系,还是要假以时日的,我们需要进行各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这样会真正带来一些有形的变化,而不仅仅是停留于口头上的讨论,不只是陷入讨论的僵局。就像李扬先生所说,不能只谈抽象的原则。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实现巴塞尔III协议的执行,最近在G20峰会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对于全球法律机构的定义,还有进行交易所的衍生品交易,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通过这样一种举措,能够实现更好的透明度建设。在国际层面上大家意识到,必须要更多的关注是有形的、实质性的措施或者是监管,来提高流动性。执行和实际的做法还是充满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至少我们要做一些规划,要来避免银行破产的出现。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进行各国行动的统一,而不能说各个国家,各自为政。所以说我们英国中央银行的行长在雷曼兄弟破产的时候就说了,全球的银行必须要进行协调,否则的话各个国家都会陷入这个危机。巴塞尔委员会一直在不断地强调要在各个国家之间强调执行的规定,当然做到这一点,还要得到外部同行的监管。这样一来就能够更好地加强不同的监管机构之间的或者说架构之间的信任和支持。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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