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蔡昉（新浪财经 陈鑫 摄）

　　新浪财经讯 2012年6月16日，由青岛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青岛)研讨会”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研讨会的主题是“海洋经济发展与沿海城市转型”。图为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蔡昉。

　　蔡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它不是一条直线保持10%的增长速度，像过去的30年一样，可能持续下去。它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必然会产生一种报酬递减，你不继续投入，它不给予那么大的产出了。绝大多数的学者甚至政策决策者也认识到，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报酬递减，从而经济增长速度会减下来的时刻。但是我们又看到，在很多应该报酬递减的发展阶段上，经济体仍然可以保持更快的经济增长，但是这里是给自己打强心针，创造一个新的条件，继续保持过去高速增长，实现报酬递增。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青岛这样一个沿海地区发达的经济体，因此我们想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沿海城市发展战略。

　　首先我想跟大家谈一下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以及实际的下降。所谓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指从所有可以投入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资源，还有生产率的进步，它所能够供给你的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不同的时期，你的实际增长速度也可以和增长率有所差别，但是总体来说，你如果远远脱离了潜在增长率的话，那么一定会有一些扭曲的因素，或者有其它的因素。

　　总体上看，我们讲一个经济是在两个阶段上发展。第一个发展阶段，就像我们迄今为止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我们把它叫做二元发展阶段时期。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供给。如果你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把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那么它本身就给你带来更高的生产力，因此它可以支撑你的经济增长。另外，当这个阶段过去以后，就进入到了一个新古典的经济发展阶段。在那个发展阶段，如果是一个纯粹的新古典经济发展阶段，没有生产率的进步，就不能有GDP的增长。因此过去投入资本投入劳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就难以为继了。中国处在向新古典经济发展阶段过渡的时期，一定程度上，我们仍然有着传统的二元经济发展特征，我们剩余劳动力还有，同时我们也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古典经济发展，我们认为后一点可能是我们过去长期忽略的东西，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特征。

　　第一，当我们的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成为常态以后，报酬递减的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不断投入资本，用机器替代劳动力，但是投入并不带来相应的回报，它的回报水平逐渐下降，这就是所谓的报酬递减率。它反映在经济增长上就是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

　　第二，我们也可以看到确实也有一些处在新古典状态下的经济体，比如欧美、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但是它们也有不同的增长速度，日本就没有能够达到像欧美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这里就意味着，同样都有一个潜在的增长率，但是你可以打破这个潜在增长率，可以低于它，也可以改变潜在增长率实现比较高的增长水平。因此，我们也值得去探讨报酬递增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发生。

　　第三，沿海城市的持续增长或者停滞下来，减速可能减得多一点，也可能减得少一些，都不是必然的。要实现报酬递增，需要一些条件。

　　总得来说，其实我们的政策已经预见到了从“十二五”开始，我们经济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会降下来，因此我们也主动把GDP的增长目标，从“十一五”的7.5%降到了“十二五”的7%。这表明我们对潜在增长率一个新的判断。

　　不同的研究者也都在估算，说未来五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我估计在2010年到2020年期间，我国潜在增长水平是8.4%。

　　如果我们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会超过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第一个，全国“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定为7%，或者潜在增长率估计为8.4%，只是一个平均数而已，中国的各个地区千差万别，发展阶段也完全不一样。每个地区有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它可以实现的实际增长速度和全国平均的潜在增长率显然是不一样的。同时，潜在增长率不是注定，也是可以改变的。

　　从全国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必然的一种现象。在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后，依靠过去增长劳动力投入，增加资本投入的发展方式就不能为续了。接下来企业和政府都会做出一个很自然的反应，那就是用机器替代劳动，用资本替代劳动，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会购买更多的机器。比如说富士康准备用机器人替代劳动力，结果是提高了企业的资源和对劳动的比率。政府的一个天然反应其实也是类似的，尽管它不是直接的经营企业，但是政府会采用产业规划、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战略或者大规模刺激的方案。在实施的这些政策中，其实它倾向于更大的项目、资本密集度更高的项目，那么实际的结果它在微观上反映也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提高，也就是资本投入更多，而劳动相对节约下来了。

　　但是如果靠提高资本和劳动的比例作为主要的提高效率的方式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日本的教训。我们今年或者明年和日本的1990年差不多，劳动力绝对数量不再增长，人口抚养负担不再下降，接下来就会上升，就这一点，我们与1990年的日本在处在同一个阶段。从那以后，日本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主要靠提高资本和劳动的比例。1991年到2000年，日本资本对劳动比率提高的贡献高达94%，人力资本对劳动比率提高的贡献是负的15%。那么对于一个新古典阶段上的国家经济体来说，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就没有GDP。因此日本从90年到2010年20年的时间里，它每年GDP的增长速度只有0.85%，这就是为什么日本陷入到经济停滞，失去了20年的原因。很显然，如果我们要保持原来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像“十一五”时期的11%、12%，那么就要大规模的投资，大规模的产业振兴。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规律呢？就是资本报酬递减。资本报酬递减的规律，在二元经济发展时期不会起作用，因为积累了多少资本就会有多少劳动力，它们两者之间是可以保持同比例增长的，因此不会有报酬递减的现象。但是如果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提高了，想用资本不断持续替代劳动力是终究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我们实际上看到中国在过去这些年当中，我们的资本报酬是在递减，是在下降的。我们已经遇到了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而且在过去这几年，有一个显著的下滑，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可能用大规模投资的刺激方式来保持过去那样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

　　大规模的投资、过多使用产权政策必然会导致产能的过剩，因为你扭曲了生产要素的价格，你让人们的生产行为、GDP增长行为偏离了你的比较优势，也偏离了要素价格给出的信号，结果是不可避免产生产能过剩。我们过去作为产业规划重点扶持的一个部门叫相关的“装备制造业”，它的产能利用率实际上是普遍低于工业产能利用率的。也就是说，你想扶持，你还给他补贴，还给他优惠政策，但是你扶持的结果不一定是市场所需求的，这是另一种结果，我们不应该偏离这个潜在增长，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那么经济增长的减速有没有例外？就是说在总体上要减速了，减速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呢？我觉得有。第一个是人力资本，你要有优于其它地区人力资本条件，它可以给你带来更高的创新能力，有了创新能力你还有熟练工人把它转化成生产率。

　　第二个是你有创新能力了，有可以满足需要的人力资本，但是还要有产业载体。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在青岛这样的一个发达程度的沿海城市来看，它不是别的，就是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加快转型，但是转型中要有一个过渡，特别是对沿海地区的城市。在转型的过程中，要承受一定低的增长速度，因为转型一定要有速度的损失。但是呢如果还想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我觉得要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制造业作为一个载体。

　　第三个是要有一个优胜劣汰的政策环境。不是政府愿意保护所有的企业，而是要让那些有生产力进步的企业生存壮大，扩大它的规模，扩大它的份额，而那些没有生产力的企业萎缩甚至退出市场。只要有这样的环境，才有可能使整体经济的生产力得到不断提高的，潜在增长率才可能改变。

　　第四个是我们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会破坏掉一些岗位。而过去我们说保卫岗位、创造岗位的那些办法可能不适用了，因为你要保护岗位的话，你就不可能调整产业结构。因此要从保护岗位转到保护人，那个岗位该消失，可能它是没有效率的，但是人要有一套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安全网把它保护下来。最后一点是良好的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

　　强大的制造业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载体。经济学里有一个著名的定理叫卡尔多定理，这个定理也讲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它不是说产业和产业之间没有关系，而是强调制造业是非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有些城市在转型中，有些国家在转型中经过了一段产业工薪发展阶段，增长速度就会降下来，比如说日本。但是当你强行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就会出现了超越自身潜在增长率的这样一个事实。强大的制造业要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价值链上，处在原来最低端产业链上的制造业，不可能保持你的经济增长速度了。还要有品牌效应，还要有市场的可持续性。

　　总体上来说，我们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生产率。在二元经济结构下，我们的生产率来得很容易。第一产业是一个生产率低的部门，把劳动力转到了第二、第三产业，整体的生产率就提高了。但是二元经济过去了，逐渐进入新古典增长时期，这种生产率的来源就消失了，这是减速阶段。但是还有其它来源，在第二产业内部不同的部门，也有生产率的差别。如果能让资源在这些不同的部门中实现重新配置，还可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如果能够让那些有生产率的部门不断的壮大，不断的发展，占经济的比重不断提高，仍然可以获得效率。

　　德国的法兰克福是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之一，但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德国并没有像英国、美国那样遭受到那么大的冲击。原因其实就是在于它是实体经济，它是制造业，它是靠工厂取胜。同时，它避免和中国的直接竞争，而是选择在更高的产业链条上去发展他们的制造业。同时，整个德国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它的科研，它的创意产业，它的教育都是为制造业服务的，这也符合卡尔多定理，具有可持续性。青岛未来的发展模式要学习借鉴德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