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复旦大学主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赞助的“上海论坛”2012年5月26日-28日在上海召开。图为美国人口理事会Paul-Demeny演讲。

　　由复旦(微博)大学主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赞助的“上海论坛”2012年5月26日-28日在上海召开。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未来十年的战略。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会议。图为美国人口理事会Paul-Demeny演讲。

　　PaulDEMENY：谢谢。

　　我可能会让大家感觉有点失望，因为我和其他发言人不一样，我并没有那些漂亮的表格、图片，我只有一个稿子跟大家读一下，这和在黑板上面读效果还是不一样的。总之，我很高兴收到会议主办方要求来此发言，我会探讨一些有关政策方面有意思的话题。如果我们看过过去几天的会议，我们学习到了很多，比如说之前有教授谈到了政策，他提到了很多数据，用这些数据来向我们展示政府如今正在做什么，昨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交往，他们指出中国的情况在进步，但我们还需要继续调整，从而能够应对好中国现在出现的人口方面的变化。吕教授做了一个发言，认为我们现在的确不应该，在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不用担心低生育率，因为我们是有能力去应对的。当然，黄金定律也是一个科学的规律，我们知道在现代化工业化的社会里，如果生育率在1.8～2.3之间，政府就不用担心人口方面的问题，它可以自然调整。

　　比如说50年前有一本书出版，里面提到了非常低的生育率，这个书的观点就是年龄的分散有可能会带来好处，有可能会带来坏处，但是一个国家就需要去平衡，人口的生育率没有显著高于或低于更替水平，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远远地偏离了1.8这个生育率的话，那的确是有一些需要担心的，不只是人口规模的问题需要我们担心，因为在很多国家人口总量、人口规模都的确带来了一些问题。人口增长的动力在一些高出生率的国家还是比较显著的，很多国家的增长还是很迅猛的，但是我们更多应该关注年龄构成的问题，就像李教授所提到的，在有一些国家，他们有这样一些财政系统来支持老年人，给老年人提供福利，改善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他们需要去应对一些问题。这时候我能感觉到，比如说一百多年前就有这个模式，在整个欧洲都在用这样一个变量来做的，1931年罗斯福就是用这样一个美国的社保制度，之后所有国家都会成为这个领域当中的成员，为了应对财政方面的问题。劳工交多少税，从他们所赚的钱里面收取部分的税，同时来抚养当时已经退休的老人。你交了税，等了退休之后，别人也会养你，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所收取的是分飞发那些已经退休的人进行养老。从这方面来讲，我们通过再次分发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养老，我觉得从政府层面来讲，必须要保证政府的良好实施。事实上，这也是基于某一些相应的人口模式，生育率低于替代率，我们在欧洲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在1995年开罗的世界人口大会上，当时就提出来，我当时有一个报告，我们说有关于潜在的人口生育率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低于替代率会造成什么问题，联合国(微博)当时有一个4万字的报告，李教授当时也是参与其中，这在整个报告当中不是说光光政治方面，也有其它方面的参与度，如果光光政策的话，作用也是一般的。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如果有人口的政策，我们看中国、韩国、台湾、新加坡，而且我还可以举出几个低生育率国家的地区。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尤其是在不同的地区当中，往往是涉及到这些地区的法律法规。事实上，有些地区在社保政策上也有一些问题，包括赚的钱并不多，但是上的税却不少，这些都会导致不平衡的问题，包括退休金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考量到的，包括通胀的问题，我们政府该做些什么应对？而且政府是顾虑哪些方面的问题来改变，有效扭转低生育率的问题。

　　我这边给出的评论不一定是非常积极的，26年前我也涉及到过相关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在瑞士我就已经考虑到你的消费，包括你的税务、财政、收入方面的问题、消费，包括现在养老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了，而且我们说的平均退休年龄，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在法国，他们现在正在进行总统大选的地区，事实上他们希望什么呢？那些地方的人民没有说65岁退休，或者说62岁退休，希望把它变成60岁。到了退休年龄之后，解决退休金的支付问题。

　　在职业上，我还要讨论一下政府的监管，还有储蓄的一些管理，包括还有我们的一些退休金的保障。而且能够确保，也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来收集到足够的资金，以支付退休金。而且我们可以看，人民如果通过一定的方式，或者是通过有形资产或者无形资产来积累自己的财富，还有是通过社保的补助来进行养老。

　　有关积累的问题，如果说你有孩子，如果说你在积累方面有问题，如果说在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方面，当地政府给的政策不够的话，就会打击生孩子的意愿，相关环境允许的话，对于有意愿生孩子的，就有这样一个有利因素了。很早有这样一个观念，等到你做不动了，退休了，养老有保障。如果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讲，也有可能是一个非正式的联想，或者关联到以后养老的问题。从第十九章上面，中国《宪法》的第49条，家长是有义务支付孩子的学费，让他们得到教育的机会，还有赡养老人的问题，老人如果退休了，孩子也要进行相关的赡养。那么文化包括经济改变之后，相应的安排也会发生改变，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有相关的一些社保，也是社会养老的法律出台。对于那些支持父母的孩子们，有的时候如果他做得不够，社会会做一个很好的补充。

　　我们看到法律执法方面的问题，我们这边有一个鼓励，就是对于比较少养孩子的家长来讲，会有一些资助的方案。有的时候，如果他们的孩子比较少，在社保之前我们就给一些资助，等到父母退休之后有一些资助。但是，现在社保体系有了，那就不一样了，现在就是由社会来养老，而且呢，这边你养孩子，少养多养，但是在你退休之后，实际上我们是通过社保的体系来支持的，而且社保的话，我们是通过财政税务方面的体系来收集养老资金，支持我们的养老，而且这边是有一个法律，规定能够通过社会来养老。当然，孩子方面，人就是有一个经济的考量，孩子由父母一手养大的，他们也有义务来赡养父母。当然，这些可能就不是法律层面，这些就是道德方面的考量了。当然还会有相关的问题，主要的支持元素就是能够支持养老，或者是能够支持高生育率的话，鼓励大家多生孩子的话，就是整个社保的机制。社保的体制能够很好地支持《宪法》上面所赋予的义务，事实上我们这边还有支持多养孩子的政策，也是很好地支持、鼓励家庭多生一些孩子。

　　我们看了一下欧洲的表现，那些刺激生育率方面的政策有什么样的表现，比如说在俄罗斯，这些政策的方法其实并不是特别好，我就不去详细介绍欧洲那些项目的历史了。总之，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有这样一些例子和经验，我们在很多的文章当中都可以看到欧洲曾经采取过这样一些措施去刺激他们的出生率

　　，比如说在奥地利或者德国等都有这样一些措施，而在那些相对富裕的国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比如说德国和奥地利，但是也有一些国家，他们的生育率还是很低，比如说在一些亚洲国家。总之，有时候很多父母都是自主选择不要生孩子或者只生一两个孩子，因为他们自认的选择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的生育率很低，都是达到了2以下。我的发言就到这里，希望接下来有机会进行探讨，对养育儿童、养老方面有什么支持，这些政策怎么成功，希望大家能够再探讨。总之，有了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就可以用这些体系去重新分配资源，这样的话就不完全是依赖于儿童了。另一方面，我们的激励措施在于并不是去支持儿童数量的增长，而是要让儿童成为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纳税人能够直接参与到资源分配的过程当中，比如说高龄的父母，他们已经退休了，他们也能够参与进来，这样的话，很多年轻人的纳税负担就会轻一点，比如说他们的父母还在工作的话，这个转折就会明显一点，因为很多人的父母都已经达到了退休年纪，比如说已经达到了50岁、55岁的话，他们对社保的贡献就没有了，很多人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这就是我推出的四大支柱。我们应该把第一个分成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应该分到那些仍然活着，但是没有工作了的父母身上，但我们的主张是在这种支持生育的政策方面，现在是有人怀疑的，我们要多进行考虑，这些政策要是合理的，在伦理上也要合理，比如说让年轻人怎么去支持老年人。还有，人们也应该有权利去选择不生孩子或者只生一个孩子。总之，如果他们没法去做自由选择了，这个社会就会破产，老年人体系也就没法找到解决方案了。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建立起生产力和自由选择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社会保障体系能够良好地去保障老年人。并且要让社会尽量地公平、合理，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些重要的举措。当然，要在我们现有的体系下去做到并不容易，但是现在有很多国家现在都在考虑去推出一些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话很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帮助。因为如果自然的生育率趋势是像上海或者新加坡这么低的话，那么养老保障体系就很难有持续性了，在未来就很难持续下去，这会是很大的问题。我还会去分析这些体系带来的负面效应，现在时间不够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