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复旦大学主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赞助的“上海论坛”2012年5月26日-28日在上海召开。图为中国社科院教授牛建林演讲。

　　由复旦(微博)大学主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赞助的“上海论坛”2012年5月26日-28日在上海召开。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未来十年的战略。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会议。图为中国社科院教授牛建林演讲。

　　牛建林：大家好，我今天发言的主题是《我国各地区生育转变过程中的扩散效应——基于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县城级别从5.5降到3.5，作为城市是0.6到2.2左右，对我们来讲，这就出现了一个差异化。在我们更小的地区单位里面，标准惯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有相关的一些研究，为什么生育率在更小的地区变得更加低，而且有所不同。整体来讲，在中国是低于替代水平的。通过我们的调查，这是和我们的地区相关的，都是紧密相连的，希望通过我的报告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在20世纪，我们回顾一下县城的生育率变化，我们看到了很多在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对我们来讲，这是理解中国生育率变迁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的报告有几点要讲，首先是县城级别生育率下降地域方面的模式，以及相关的动力和驱动因素。我们来看看地区方面生育率组成和驱动因素，包括分散性的情况，还有我们要做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我们这里用的1990年到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有国家黄皮书当中摘录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20岁左右的女性应该是没有一个孩子，30多岁可能有三个以上的孩子，还有我们看看40岁以上有三个以上孩子的比例，我们做了大概的相关因素研究，看看可能导致情况的行为有可能是和地区相关的。我们借鉴了一些人口发展数据的变化，包括出生年龄，从户口的角度来讲，城镇人口和县城人口，包括少数民族的百分比，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些经济和结构方面的一些变量，这些都是根据统计局的黄皮书来的。比如说人均GDP，还有包括1万人当中，它的病床，包括1万人当中能够拥有几个医生，还有就是关于我们的妇女的平均年龄，还有电台、电视对人口的覆盖率，还有地理位置。

　　我们进行了集群分析，把国家分成几块，根据生育政策来分的，我们通过回顾，检查出生育率变化的地区模式。第二个方式，我们是用多级别的模式，通过不同的组合来进行分解分析生育率的变量，我们通过不同的模型来找出不同文化和结构方面的因素，导致生育率变量的决定因素。报告的主要发现，首先我们看看集群分析的结果，三个时期当中，所有的国家都可以被总和在四个集群当中，我们可以看看，在每一个时段当中，我们觉得从1982年到2000年，在跨集群的生育率转变都是有一个一致性的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20岁的女性都没有生育过，30岁以后的女性有三个以上的孩子，40岁以上可能有三个以上的孩子，当时都是这样。如果和这个集群相比的话，大概30岁或者40岁能够有三个以上孩子的比率不断下降。如果说在1982年第四集群当中的国家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生育行为在之前可能是做得比较早，但是在这之后并没有转化为生育。集群之后，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驱动力、组成和构成，而且是从县城上来看的，生育率比较高的县城和比较低的县城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县城比较反对这样一个迁移和转变，而且在整个社会的转变当中是比较落后的，有一些县城在转变当中改变了出生率的情况，只有14%的县城是落后于生育率的转变，从1982年到1990年是归属于出生率比较高的，有32%的县城是落后于这个集群，所以从1990年到2000年是归于比较高的出生率人群当中。根据图表，我们用了一些早期的模型，TFR在省和市会比较高一点，在市以下的级别会比较低，在省的级别，生育率的变量可能要超过50%。

　　那么我们也是用多极化的分析模型来做，这里有几个不同的变量来进行相关的分析，然后我们来看出这些重要因素如何影响到生育率的变化。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的比例有很好的正面影响，影响的幅度是慢慢变大的，我们看到从1982年的0.01%变到1989年的0.04%，对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他们对种族的构成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女性的SMA对于县城级别来讲是非常有正面影响的。20岁左右的育龄女性没有孩子，负面地影响了县城级别的Period TFR，县城有三个孩子以上的妇女是有正面影响的，在计划生育之后的影响还是显得比较小。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可以发觉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对于我们县城级别的生育率转变是越来越明显。事实上我们说了，我们来看看病床，每万人病床的拥有率也有一定的影响，影响的程度也随着时间的变迁而不同。我们猜测这可能会意味着生育率如果出现转移，就不会受到影响。贫困地区的TFR要明显高很多，也就意味着在生育率转移过程中是很不一样的。还有收入水平也会明显的影响到TFR的周期，特别是在转型的晚期，可以看到经济实力的确对生育率的转变是有影响的。最后，我讨论一下文化和社会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和周期性的TFR有明显的关系，可以看到它的作用在下降。也就是说，现在那些比较高教育的人口首先出现了这些转变，后来这些趋势在其它的人口中也出现了，这对周期性的TFR是有影响的，影响是很大的，而这种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越来越大的。还有电视的覆盖率在人口当中也对TFR有负面的影响。这些作用就意味着大众媒体和教育能够促进知识的传播，它会从而抑制生育率。当然还有一些地区因为受到地理条件的影响，比如说在那些和外国、外省接壤的县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受到一些复杂因素的影响，可能我们还需要一些特别的数据才能发现其中特别的影响机制。

　　现在说一下结论，我们的这个研究分析了中国县级单位在20世纪过去20年的生育率转变情况，有一些很重要的地方性变量是会影响到当地各个县级生育率水平的。虽然总体的生育率差异正在缩小，还有在一个省内，对当地TFR的影响占到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然后我们这种生育率的转变情况是多方面的。像地区性的、地方性的，会受到当地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重大影响。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公共卫生条件，还有大众媒体，比如说电视机等，它也会对生育率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而其他的一些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因素，应该得到更具体、更系统化的细致分析。我们还可以去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就是我报告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