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复旦大学主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赞助的“上海论坛”2012年5月26日-28日在上海召开。图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演讲。

　　由复旦(微博)大学主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赞助的“上海论坛”2012年5月26日-28日在上海召开。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未来十年的战略。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会议。图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演讲。

　　翟振武：大家早上好！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的生育率变化与发展模式转型。谈到生育率的下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时候，我们离不开人口红利的主题，无论是日本和亚洲的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东亚奇迹，还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高速增长，都得益于人口红利提供的发展机会，生育率下降、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相互作用推动了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但是，随着这一发展机会窗口的关闭，那些创造了东亚奇迹的国家和地区依然保持着经济体5%～8%的增长速度。但是在中国，我们在人口红利的后期，中国人口红利不是完全过去了，出现了大面积的，而且比较严重的“民工荒”局面。同时，我们又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都是年轻人，都是劳动力，一方面我们是民工荒，另一方面又是大学生就业难。

　　以前的研究都是从我们国家劳动力供求变化的角度来分析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矛盾现象，我们的研究主要是想参照亚洲其它国家的经验，从生育率变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解读。主要有这样两个看法，一个是劳动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和生育率下降不同步，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后，随着生育政策的放松之后，经济水平并不会进一步下降，去加剧这种生育率下降和经济发展的矛盾。

　　首先，我们来看看经济发展模式和生育率下降不同步、不协调的情况。这是亚洲的几个国家：日本、新加坡、韩国和香港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关系，在亚洲和其他国家地区，人均GDP的升高总是伴随着总和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这个图的解释度大概可以达到0.47%左右，拟合的程度还算不错，这也是一个大家共同了解的规律。

　　中国的实际状况就不太一样了，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由政策因素导致的，并非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的自然下降，比如说我们国家TFR小于1.8，不管TFR有多少的争论，整个的生育率水平在最近的十几年都小于1.8的水平。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816美元，还是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中国自己的统计是4000多美元，还不到新加坡、日本和香港1980年水平的一半，不到韩国198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现在的人均GDP水平只相当于日本、香港、新加坡的50%，但是总和水平率却达到了1.8左右。西方国家TFR在1.8左右时，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购买力平价后为26045美元，英国为17549美元，法国为23804美元，这是当初接触到1.8左右，大体是这样一个水平，就是在2万美元左右。那么城市化率，我们知道香港在1982年达到了92%，当然香港是一个城市，新加坡也是一个城市(国家)，所以城市化率比较高一点，但是日本和韩国在那个时候都已经达到了61%和65%，就是当他们的生育率达到1.8左右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水平。中国的城市化率直到今天才刚刚达到51%。

　　中国的年龄结构，由于生育率不是自然下降，是在一种政策作用机制下快速地下降。所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2000年的劳动力人口年龄金字塔，我们看到在这个劳动力年龄金字塔里面，年轻人其实是很多的，25～35岁的年轻人是主体。十年过去了，这样一个大的主体已经上升到35岁～50岁之间，这一块成了劳动力的主体。下半部分是越来越萎缩的，所以可以看到中国的劳动力年龄在迅速老化，我们的人口结构，特别是劳动力年龄的结构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劳动力的年龄中位数在2000年是32岁，2005年36岁，主要是50年代、60年代出生了一大批的人，现在进入40岁～60岁这样一个年龄段，所以我们的劳动力在迅速老化。

　　那么在劳动力的15岁～24岁，比例是在下降的，整个劳动年龄人口是大幅度下降的。40～50岁是大幅度上升的，大家可以看到未来是有这样一个趋势的，那么我们看在未来高年龄的劳动力比例是在上升，低年龄的劳动力比例在下降。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2000年，25岁～35岁年轻型劳动力人口极为丰富，2012年，这批劳动力人口波峰进入35岁至45岁的中年期，年轻型劳动力人口恰为波谷，现在中国是年轻劳动力少，40岁以上的劳动力数量却特别巨大的年龄结构当中。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供大于求，所以造成了支撑中国经济起飞的产业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过去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下，他们只使用劳动力最年轻时期的浪费型用工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东南沿海招工基本都招22岁以下的工人，因为在生产线下长时间工作还不生病，出勤率特别高。28岁以上，甚至包括40岁、50岁以上的下岗职工基本上在东南沿海找不到工作了。也就是说当时的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局面，造成了现在的企业走上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道路，而且还专门要去招年轻劳动力进工厂工作。

　　在座的中国人都知道，在广东打工的都叫“打工妹”、“打工仔”，很少听到说“打工嫂”或者“打工哥”，这是讲的生育率和企业的性质。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变迁主要要讲到教育变迁也不协调。201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金字塔底部20～25岁劳动力人口形成一个小波峰，但是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初次职业分流作用加剧了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口的减少，这是1985年～1990年出生的人口当中，是比较大的，1990年以后高等教育迅速发展，每年的招生人数在大幅度增加，使得本来就处于减少趋势的新劳动人口，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口比例大幅度降低，低技术、低成本的劳动力人口大幅度减少，劳动力企业的需求依旧，这就使得原本就饱受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更加难以维系。

　　这是中国三次人口出生的高峰，这是50年代、60年代，这是1985年～1990年，到了1998年～2000年，这批劳动力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上一批劳动力还没有退出来，所以中国的劳动力在那个时候供应非常充分。在1987年一年就出生了2500万人，现在我们一年只出生1600万人左右，所以从1990年以后出生人数在迅速下降。那么在当时2500万人进入到15岁、16岁的时候，有一批人要继续上高中和大学了，那时候大学的招生，在1998年每年只招收108万大学生，现在招收了662万大学生，就是说在不到10年的时间，我们的招生人数增加了6倍，相当于7倍，从100万增加到了将近700万的水平。在这一批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大概有100万被招到大学里面去了，大学是职业的第一次分流，就是上了大学的人，将来会从事技术工作、管理工作，但是不会再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大概有100多万进入大学里面，从事管理和技术的工作，但是还剩下大概2300万人会走向体力劳动市场，这就是民工那时候为什么供过于求的原因。1990年以后的大学生开始进入15岁的时候，我们的大学招生招到600多万人，1990年一年出生2000万人，比1987年少了500万，大学又招走了四五百万，所以这个时候进入体力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就比七八年前一下子少了将近1000万人，所以民工的短缺当然就成了一个你可以看得见遍布在东南沿海和全国的现实。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民工荒的同时，又出现了上千万大学生就业难的矛盾。一方面是民工短缺，被争抢；另一方面是几百、上千万的大学生在寻找工作，待业。亚洲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他们完成了经济转型以后，使得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生育水平下降、社会变迁相适应。经济在高速成长的过程当中，迅速地发生了转变，从一开始也是劳动密集型的这种，实现工业化以后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1980年到1993年，他们的经济增长已经主要依靠要素的增加转变为依靠要素产出率的提高。其要素产出率的提高最主要的就是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

　　1960年到2010年，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我们看到在亚洲几个国家起飞以后，他们的劳动成长率是大幅度上升的，唯独中国。中国在起飞以后，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速度非常慢，这是中国的情况，和它们差得很多。中国的劳动力是不是短缺？15～60岁的总量是9.3亿，比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7.7亿还要多，但是发达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民收入将近40万亿美元，中国大概8万亿美元，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但是劳动力还比他们多了1.6亿。所以，关键的症结在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在我们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得非常迅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的每十万大学生的比例也在提高，但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落后，这种低生产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形势，使得我国大量高水平、高学历、高能力的脑力劳动者无法“人尽器材”，不仅造成了人才培养的浪费，而且导致了近年来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高才低就的现象。实现的人力资本价值的年均增长率，我们国家只有5%，发达国家最高达到19%，中等及以上教育普及率年均增长率却和这些国家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生育率在短期内会不会降到极低的水平？我觉得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中国的生育率快速下降，是与我国特殊的剩余政策导致的，并非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若不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而将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随社会经济发展下降的速度应用到我国现在的情况，认为我国的生育水平将下降到极低水平是缺乏证据的，大部分高收入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8左右波动，你看英国、法国，包括日本一个完全的工业化国家，TFR约为1.4，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保障、教育的水平比日本还是差得很远，这是第一个理由，就是中国的生育率其实是政策导致的，如果没有政策，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一定比现在要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内在生育驱动不会走向一个极低的水平。

　　第二，中国各地的发展状况和生育观念差异较大，低生育率只是发生在个别地区，大部分地区居民的生育意愿依然不低。包括到北京，生育二胎的愿望可以达到60%～70%，如果没有政策，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即使到2008年也仍然在更替水平以上，一直高于中国的实际总和生育率。今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和调整，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和地区逐步扩大，会将依然束缚在政策下的生育意愿解放出来，避免极低生育率的出现。说他有强烈的生育意愿，现在的生育率也不是统计的这么低。我们看一个数字，2000年人口普查的时候TFR1.22，2010年大概也是1.2，低年龄组漏报严重，导致我们的生育率计算偏低。

　　我们看历年人口统计数据，2000年0～4岁，2001年1～5，等等，都是不同年代统计的，这是一批人，2000年统计的是6800万人，2011年抽样调查变成了7100万，2002年统计变成7200万，2007年统计的时候达到了8100万，原因很简单，就是低年龄组有大量的漏报。5个年龄组，多了将近一千一二百万人。

　　教育数据也能够看得出来，这是2000年统计的0岁的人口，这是2007年统计的中国7岁的小学生，多了240万人，这是2000年2岁的人口，到2007年教育统计的9岁小学生，多了280万人，1岁多的就更多了291万人。结论就是，独特的生育水平下降过程和社会发展过程造成我国出现了不同于亚洲其它国家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且对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还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滞后，与我国的生育水平下降、社会变迁不协调为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迫在眉睫是经济要适应人口变化。过去二三十年我们经常说经济要适应人口的变化，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经济劳动生产率非常低，我们的民工荒大量出现，一方面是人口供应在减少，另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特别低，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导致的。如果中国提高劳动生产力，民工荒会大大缓解，在劳动生产力很高的情况下，劳动力甚至会富余，劳动力就业会成为中国长期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结合实际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进行调整，避免在短时间内下降到极低水平。我们有生育的愿望，只是政策使然，使得生育率非常之低，比如说1.6，如果政策发生调整，生育水平一定会重新上升到很高的幅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将来的生育率不会下到极低的水平。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