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当地时间5月22日，纽约时报和财经杂志共同举办的“2012年纽约论坛特别会议”召开。新浪财经图文报道本次会议。以下为《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演讲发言。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与巨人共舞”。我记得在我的学生时代有部电影叫做《与狼共舞》。中美关系正有些这样的意味。至于将中美称作“两大巨人”的说法，我仍有所有保留。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就其人均收入而言还是个“侏儒”，在当前的210个国家中排名比一些非洲国家还落后。中国排在第93位，低于平均水平，遑论与美国相提并论。中国正处于工业初期的半途，而美国已迈入后工业化阶段。生产力方面，中国仅为美国的10%。目前，我们的13亿人口中仍有约8亿农民。因此，我对使用G2(两国集团)这一说法或称中国为巨人都敬谢不敏。

　　中美比较的话题就说这么多了，现在我想谈谈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在我看来，中国正进入国家建设、重塑国家和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键阶段。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从零开始。我们将吸取前车之鉴，分析现状，沿着法治和民主的道路向前推进中国。

　　我将通过回答以下四个问题来阐述我的观点：

　　第一，中国来自何处？

　　这一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厘清关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若干迷思。

　　30年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60个国家中排名140，人均收入不足100美元。当时我在一家工厂工作，年收入只有50美元。从食物到衣物等所有物品都是定量供应，中国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展开了经济改革，此后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千年以来，中国的总GDP(aggregate GDP)基本上是一个平滑增长直线，但在过去30年，我们看到了一个拔地而起的增长曲线。就如前IMF副常务董事(MD)所言，这30年的经济改革所创造的经济成就为人类发现火后所未见。

　　我将以几个数字来证明这一惊人的成就。

　　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约580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7万亿美元，增长了118倍。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9.3%。

　　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60美元增至2010年的4700美元，增幅近80倍。以定值美元(constant dollar)计算，增幅仍有30倍。

　　1980年，中国钢产量为2700万吨，现在则达到了8亿吨，为当时近30倍。

　　我不会一直拿数字做文章，不然我可以说个没完。我只是让你们能借此管中窥豹，有点概念。

　　第二，邓小平有何成就？

　　有些人看到这些惊人数字的时候可能会这样问。

　　在我看来，邓小平在过去30年基本上取得了三项成就：

　　1.将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2.通过建立民营企业确立了竞争机制。

　　3.实施开放政策，从而令中国告别了封闭，融入世界。

　　这些成就推动中国走出欠发达状态，走上了发展的康庄大道。

　　然而，中国的经济、社会仍在转型期。

　　第三，惊人的增长背后酝酿着什么危机？

　　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世界称羡，但我们在转型期已经积累了很多问题。比如，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制度建设不足，生产要素价格、汇率、利率还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问题名单可以拉得很长。但是，我想重点强调我们所面临的最困难、最复杂的三项挑战。

　　头号挑战：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中国2006年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96，而且一直在持续上升。今天的中国，41%的财富掌握在1%的家庭手中。这意味着我们的人民没有公平地享受到改革的红利。

　　二号挑战：腐败蔓延。我必须指出这是我们最严重的社会病之一。近年来，政商勾结、权力寻租令腐败问题愈演愈烈，它已经渗透到各级政府，买官卖官被当成一项投资，所牵涉金额巨大，动辄数千万美元。腐败破坏了道德风气，扩大了收入差距，并动摇了社会根基。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毒瘤必须清除。

　　三号挑战，政府太大，国民总收入(GNI)中个人收入所占份额急剧下降。经过30年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已经积累的巨大的财富。但这是以牺牲个人收入为代价的。从1992年到2008年，全国收入中政府所占份额从15%增至21%，而个人收入份额则从69%跌至57%。换言之，人民和政府并没能公平地分享增长红利，政府分掉了最大的一杯羹。

　　而且，政府占了整个经济的近一半。每年的增长驱动中，50%是由政府投资拉动的。社会和经济都过度依赖政府。大政府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必须变革。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经济增长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与许多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雷同。他们既有的增长模式阻碍了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在收入阶梯上继续爬升，超过4000美元。他们也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增长疲弱，社会冲突、对抗甚至是社会动荡加剧。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避免陷入在发展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中国走向何方？

　　关于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有很多激烈的争论。大家的共识是，中国在今后的30年必须展开超越狭义经济领域的彻底改革，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这一点我也认同。比起以“经济改革”为重心的前30年，未来30年的任务将更加艰巨和富有挑战，且风险巨大。在以下三个方面，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1.将一心致力于发展经济的政府转变为提供公共服务、建立公平市场规则的政府。政府必须停止继续同时扮演裁判和运动员的角色。应当将无所不能的政府削减至精简的规模。我始终认为，小的是美的。

　　应当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资产占整个经济的约50%。这一点必须改变，否则市场信号就会被扭曲，民营企业会被挤出，中国的可持续性也将成为悬念。

　　2.政治改革应纳入议事日程。缺少制衡导致中国今日的腐败丛生。与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向适应的透明机制和问责制必须建立。此外，需要加强人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度。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一些实验性的改革，并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些尝试。

　　3.法律制度改革需要深化。本质上，它要遏制公权保护私权。权力滋生腐败，而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中国的法律制度应当以保护社会上弱势、易受损害的群体为宗旨。社会缺少法治将使政府及其改革计划的合法性和可信性蒙受质疑。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我们再不能坐视等闲，现在是打击腐败的时刻，是完善法律制度的时刻，是削减政府规模的时刻。如果们现在行动，将展创造无限可能性，令中国在未来长时间持续发展，就如我们在之前30年所见到的那样。

　　在结束前，我想引用查尔斯·狄更斯的一句话：“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希望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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